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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新時代，需要「文化智商」】Q&A

中國人似乎並不缺少智商——中國學生在世界各地教育機構的考試中都是佼佼者。中國人似乎也越來越想要獲得情商，因為一些教育工作者擔心，缺乏對情感的洞察力和表達力，會成為中國學生人生道路上的阻礙。那文化智商呢？這個概念正在不斷發展。對於朱莉婭·米德爾頓(Julia Middleton)來說，文化智商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米德爾頓是倫敦非營利機構「共同目的」 (Common Purpose) 的創始人，該機構致力於培養領導力。在全球化的世界，人們正努力成為領導者並理解他人，基於對這一事實及其重要性的思考，米德爾頓撰寫了《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一書，副標題：「跨國領導者的競爭力」。該書已於5月出版。她在書中寫道，自己得到了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管理實踐教授威廉·W·喬治(William W. George)的啟發，「他跳過了對文化智商的傳統學術認識，給了它一個合理的全球視角。」

米德爾頓與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名人、共同目的香港分會主席夏佳理(Ronald Arculli)一起，在書面採訪中談到了文化智商、「飛屍」(flying dead)，只講英語的人為何錯過了很多東西，以及中國這個傳統上只關注自身的國家如何適應這樣的範式。除了標註為來自夏佳理的言論，其他所有的回答均來自米德爾頓。

問：你能給我們定義一下「文化智商」嗎？你如何產生了自己的觀點，文化智商會帶來什麼？

答：在我看來，文化智商在於跨越界限，在不同文化中茁壯發展的能力。

我是從父親的經歷中萌發出的這種想法。他是一名交易員，去過很多地方。他發現飛機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領導者。他曾經擔心，我們的世界就掌控在這些領導者手中。就因為到過很多地方，他們就自認為很國際化，但實際上，我父親把他們叫做「飛屍」——頻繁地出差、抵達世界各地，卻根本不了解自己所到的地方，只會用飛行里程來量化文化智商。而他們本來應該成為在這個世界搭建橋樑的人，讓世界更有凝聚力。

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就知道文化智商很重要。而當我完成此書時，我認為自己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我認為文化智商在未來將是成功的關鍵：成功的領導者；成功的文化；成功的城市，以及成功的國家。讓它們蓬勃發展並最終成功的，將不僅僅是應對各種各樣的組織和社會的能力，而是從中受益的能力。

歸根結底，我認為文化智商意味着開放；意味着拒絕在自己的文化中固步自封，拒絕推開你面前的大門；意味着相信其他文化會增強，而不是稀釋你自己的文化；意味着願意利用所有機遇——無論是有益的，還是不令人愉快的——來提高自己的文化智商。

問：在中國，人人都很熟悉智商這個概念。人們也開始逐漸了解情商。但是文化智商是什麼呢？你如何把自己的觀念傳播出去呢？

答：這個過程將是自然而然的，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領導者會到世界各地遊歷，領導國際團隊，在非洲那樣的地方工作；因為他們的孩子會有更高的志向，他們也不得不學會在團隊中激勵孩子們；因為大型城市（這些城市的吸引力會越來越強，世界上最有才能的青年會聚集到那裡）的管理更加需要合作；因為有國際抱負的企業會意識到他們需要有文化智商的僱員，並尋找這種人才。因為他們會意識到，要「像自己人一樣」領導別人，需要的不只是情商。

問：能講講你在上海和香港開展的和領導力有關的工作嗎？你認為從中國的教育制度走出來的人最大的優點是什麼？最大的缺點呢？

答：最大的優點是智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幾乎彷彿是天生具有頗高的智商，而教育制度無疑讓這一點得到了強化。這導致人們非常關注他們的領導力和生活方式。中國的教育制度充滿了極其激烈的競爭，塑造了大量實現目標的動力和志向。

最大的弱點——幾乎與上述情況相矛盾，最大的缺點是過於專註，有時缺少觀察背景的能力和願望。

問：在跨國環境下長大的人，尤其是孩子的文化智商會自然而然地得到練習嗎？還是說文化智商距離進入主流有着很長一段路？

答：或許孩子的確天生具備文化智商，但問題是，隨着他們接觸到更多的條條框框，並逐步認為不管自己降生到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個世界都是唯一或最好的，他們就會迅速忘記文化智商。遊歷大有幫助，儘管有時候會出現一種遊歷帶來的錯覺，東方人或西方人會去到新世界裡，他們自己世界的飛地。這種情況下就很危險了，他們會自以為擁有文化智商，但其實真正有的不過是護照上的印章。

比如，一些學生出國留學，為成為工程師或經濟學家付出了時間，但對他們學習和生活的地方，或與他們一起生活或學習的同學卻一無所知，而這些同學很可能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到2020年，全世界留學生人數將從每年400萬的水平上增加一倍，到每年800萬。（數據來源：聯合國科教文組織）

文化智商唯一的保障是，鼓勵好奇心、不壓制分歧的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僱主。

問：香港是典型的跨文化城市，而且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很長時間了。你或夏佳理能解釋一下，香港在文化智商版圖上處於什麼位置嗎？以及這個城市能向世界貢獻什麼？

答：（夏佳理）香港真的是一個全球化的城市。在歷史上，它的增長和演化讓這裡成了一個典型的代表文化智商的城市。這種文化智商不是一夜之間獲得的，而是經過了很多年。我們可以把香港比作一個在養父母的看護下，在自己家裡出生的孩子，這個孩子最終和親生父母團聚了。香港獲得了來回跨越界線，穿插於不同世界之間的能力。這是香港人生活必備的技能。

然而，在這種背景下，人們有一種強烈的「核心」和「靈活」感。周遭的環境現實往往會讓這種感覺增強。1997年，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回歸中國。在香港文化智商的旅程中，此事既十分單純，又極為複雜。全世界都能從香港的旅程中學到很多。

問：文化智商的世界觀面臨什麼樣的挑戰？挑戰又主要源自哪裡？

答：文化智商面臨的挑戰是，不用單純的說教，而是要讓下一代人信服文化智商的重要性。你會經常聽到人們談起「管教年輕人」。我建議反其道而行之。我們必須相信，他們會得出自己的結論。讓下一代人自己發現這一點的必要性從未如此之大。

（夏佳理）我讀法學院的第一天，導師就告訴我們，他會教給我們很多法律知識，但他無法教我們生活。他說，在生活方面，我們必須走出去，進入世界，和人交流；去分享經歷，而不僅僅是擁有經歷。

問：你們怎麼看待「最佳實踐」的概念？到了某個節點，人們是不是必須承認，某種方式比另一種更有效，或更好？

答：（夏佳理） 在我看來，最佳實踐是一種沒有意義的說法。相信這種概念會妨礙你發展文化智商。因為這個概念意味着，存在最佳實踐，存在最終狀態，而這會鼓勵領導人，一旦自認為已經做到了，就不再改進。文化智商是一段永遠沒有盡頭的旅程。

問：多語言對文化智商有多重要？在多語言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有優勢嗎？

答：語言是文化智商的一大障礙。想想代際之間的不同語言吧：新出現的和不再使用的表達，年輕人採用或上了年紀的人記憶中的說法，往往會讓這兩群人出現分歧。

想想不同領域的行話，它們的設計意圖就是為了讓各領域相互分離。而且，每種行話都會把外來者擋在門外。「贏贏贏」這種表達讓東方和西方分離開了，也把私營領域和非政府組織區別開來。我經常聽到非政府組織領導人低聲抱怨，私營領域的老闆「把什麼都能變成競爭」。我也常常聽到私營領域的領導人為「非政府組織的那些連篇廢話」心焦。有時，語言似乎被用來設置陷阱，為的就是讓人們出錯：讓他們誤會，或是說錯話。前不久，一個同事加入了警察隊伍。第一年，她把大部分時間用在了掌握一套新詞彙上。「有一大堆只會在警界出現的自造詞，」她告訴我。

我們都有自己的私密語言，不過，對於在何時使用、該如何使用（以及用到誰身上）的問題，尋找文化智商的領導人必須要極其謹慎。至少英語的廣泛使用，讓跨文化溝通變得更加容易了。目前，至少在75個國家，英語要麼是擁有特殊的地位，要麼就是官方語言；全球總共有20多億人口說英語。這一點無疑在許多方面是有益的。世界各地的人會越來越多地變得使用同一種語言來交流。這會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以及文化智商的發展程度產生巨大的影響。今天，全球許多國家的家長寧可忍飢挨餓，也要付錢讓他們的孩子學說英語，從而讓他們的前途獲得飛躍。

雖說這種「共同語言」能在某種意義上降低獲得文化智商的難度，但我卻真切地擔憂，它會在另一種意義上大大提高這種難度。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大部分人口都通過第二語言（首先是南非和印度）交流。這種交流的缺點是有時人們會詞不達意，誤解頻出而且持續不斷，人們的用詞越來越冗長，句子也相應地越來越長，意思卻被忽略了。

英語的統治地位還給第一語言是英語的領導者提出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因為英語極有可能是他們唯一會說的語言，這可能是一大弱點。今年夏天，我會見了一家志在全球的大公司的董事長。我問他，他的董事們一共會講幾種語言。他自信滿滿地微笑着說，「四種」。我思忖片刻，又去看了看名單。然後我問他，如果不把荷蘭人算在內，會是什麼情況（因為荷蘭人多半會說多種語言）。如果是那樣，董事們會說多少種語言？他停頓了一下說「一種」。

所以，許多第一語言是英語的領導者，沒有學過第二語言。可是，假如他們的語言是優勢語言，學不學又有什麼關係？我想是有關係的，而且關係很大。原因有幾點。

首先，他們從未親身體會過那種試圖讓別人理解你的意思，或是用第二種語言溝通時所產生的深深的挫敗感、尷尬感和舌頭打結的痛苦，因為你的思維在以每小時100英里的速度奔涌，而舌頭和可憐的大腦（以及所有把它們聯繫起來的器官）正在以每小時10英里的速度，磕磕絆絆、語無倫次地往外蹦詞。即使他們真的嘗試了，那也只是短短一瞬，他們很快就放棄了。只說英語的人從未真正地理解這一點，所以他們和全球大部分國家的溝通，都處在次優水平。如果你和只會講英語的大學生對話，他們會喋喋不休地告訴你，自己多麼渴望自己能「全球化」。可是如果問他們為什麼和留學生相處的時間這麼少，他們幾乎總會回答，「你知道的，他們的英語不太好。」

第二個問題是，只會說英語的人不明白翻譯有多複雜、多微妙，多麼容易造成誤解。我會講法語，所以有時候會被人問到翻譯問題。都是事務性的簡單翻譯。但實際上，那些甚至都不是翻譯，人們常常問我準確對應的語彙：「法語里和……準確對應的詞是什麼？」當你磕磕巴巴地琢磨答案時，顯得愚蠢的彷彿是你，而不是問出愚蠢問題的他們。幾年前，我曾在一個領導人會議上用法語發言。在我之前，是一位用英語發言的人。除了是在重複呼籲領導者開展更多合作外，他的演講頗為成功。在休息時，我塞給他了一張紙條，告訴他在法語中，「合作」(collaboration)這個詞的含義略微有些不同，合作的人是指二戰中的叛徒。他的反應是，在我給他的那張紙條上，潦草地寫下了一句：「他們應該學英語」。我一直保存着那張紙條。

第三個原因是，只會說英語的人時常認為，如果另外一個人也說英語，那麼他們共同擁有的就不僅僅是一門語言。但正如埃里克·托馬斯(Eric Thomas)所說，「英語只是一門語言：不是一種文化。」

問：在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中，你覺得領導力處於怎樣的地位？我們現在處於怎樣的時刻，怎樣讓它不那麼有威脅性，而是更有建設性？需要要從孩子開始嗎，成年人會不會因為年紀太大，而沒法學習文化智商？

答：成年人時時刻刻都在學習。而孩子實際上時時刻刻都在遺忘。

我發現，商業領域正在領導變革；大學開始認識到這種必要性，富有吸引力的大城市裡的學生，實際上有機會從全球化的經驗中學習，但不太知道應該怎麼做；全世界的人才都聚集在那些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城市，在這些城市裡，希望團隊和自己一模一樣的領導者會失望。我也看到政治很難跟上腳步，因為從本質上來說，政治是一種非常本地的活動。我發現，因為領導者能非常高效地利用互聯網尋找和發現跟自己一樣的其他人，所以互聯網即帶來了機會，也讓他們失去了機會。

問：在這種開放、合作的世界觀中，民族國家是一個主要障礙嗎？民族主義呢？我們需要朝着後民族的世界努力嗎？

答：作為一種基於「最佳實踐」的觀念，而且認為這種最佳實踐是「屬於我自己的」，這樣的民族主義肯定是個問題。然而，能夠讓今後的情況發生改變的，將是那些具有極大吸引力的城市。我認為，這些極為複雜的城市不會在意什麼規範。它們明白沒有一定之規，也明白持續不斷地革新才是至關重要的。

原文：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40714/c14middletonqa/zh-hant/
Julia Middleton 在 TEDxEastEnd的演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eiRjUMau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