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問到李光龍的家世淵源，他解釋自己雖然持有台灣護照，但不是在台灣出生，爸爸也不是台灣出生，甚至爺爺也不在台灣出生。人家聽了一頭霧水，他只好忍不住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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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狗 Jang-Gae: The Foreigner》（2020）被媒體稱為「混血國片」，畢竟作品也取得了國片輔導金，所以起先我以為電影會有更強烈的台灣性。結果事實不然，整部作品99%的場景都在韓國，華語對白甚少，而「台灣」則像是一個主角一直有意逃避的所在。雖然那是李光龍的父親所認同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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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選材上，《醬狗》確實令人激賞，因為旅外華人的身分認同────技術上來說────是國籍認同，實在太少有討論。最有名的例子或許是有世界全壘打王之稱的王貞治，他不諳華語，只是因為父親原籍浙江，使得他擁有中華民國身分。理論上王桑可以輕易選擇取得日本國籍，但他卻遵從父志，直到現在都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甚至三個女兒也都擁有中華民國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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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為例來看，我們還能將所有中華民國國民都視為「台灣人」嗎？或許不行。至於這些人又為何堅持要保有台灣身分呢？是不是將之視為一種象徵性的根源？又或者這個身分可以帶來實質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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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認同問題也同樣困擾著李光龍，他出生韓國，韓語與華語皆通，他的父親就是要他不要忘記他的根。問題是，他父親所謂的根，不是台灣，而是中國（中華民國），而如今台灣最中國的地方可能只剩下故宮和餐館，一般年輕人也不再將台灣視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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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狗》也點出另一個問題，從同學、老師乃至警察的口吻，皆可清楚可見韓國人的排外色彩，對華人的歧視尤然。片名「醬狗」所指，就是韓國人早期對華人的貶稱（音近掌櫃）。真心想融入韓國社會的李光龍，想著要淡化自己的外國人色彩，但他父親要求他保有的身分，卻像是個緊箍咒一般，使他動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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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讓故事一面倒的變成議題導向之作，導演張智瑋也在家庭線與愛情線多有著力。李光龍在身分認同的焦慮上，也展現在他在社交表現上的畏縮。而他的家庭則像是由重重騙局所構成，不僅要他堅持一個虛幻的身分認同，還隱瞞父親重病的事實，甚至連他的韓國母親也有難言之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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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線交錯之下，似乎成功交代了李光龍是如何被形塑，以及這個養成對他的影響。飾演李光龍的賀業文厥功至偉，無論是性情上壓抑與爆發力，都有著幾乎完美的演技展示，深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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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醬狗》雖然成功點出不少海外華人的處境，在後續嘗試解決的部分，卻有些淪為導演的一廂情願。透過報導得知，本片是台韓混血的張智瑋透過個人與親友的經歷改編而成，或許也是因為這樣，自己框住了故事發展的可能性。即主人翁最後還是遵循父親的遺志，繼續對虛幻的祖國「中華民國／台灣」表示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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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解決方案，依然讓角色落入一個父權的框架之下。不只是姓氏的繼承，甚至在身分認同上，李光龍最後依然走不出父輩的情感寄託。而母親的韓國身分與家庭背景卻是被省略討論的（要是父母國籍相反，故事可能不會是這個走向）。可說本片坐實了一個事實，無論是韓國還是台灣，還是由父權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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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電影在討論的是一個來自父執輩的緊箍咒，其實可以試著讓故事推得更遠一點。例如嘗試讓角色去打破這個框架，自己找到認同，而不是讓其他人來為自己決定認同。事實上，按著前面的種種鋪陳，看似李光龍這個角色看來要取得的成長，應當是「更相信自己、更做自己」，但結局卻往背道而馳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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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是一個可以讓台灣政府、台灣人看到的時候，會覺得可愛也浪漫的結局。但這真的是角色想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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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依然期待導演張智瑋未來的發展，撇出收尾不論，本片整體節奏甚佳，對演員的雕琢也有下工夫，亮點依然不少，是一個不容小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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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醬狗》劇照）
#醬狗 佳映娛樂 Joint Entertainment

▍思考框架是創造力背後的推手

我們心中，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思考框架，我們思考的方式就是如此。這些思考框架有的簡單、有的複雜，有的精確、有的粗略，有的美麗、也有的邪惡。但不論如何，都會呈現現實的某些面向，協助我們提出解釋、抓住重點，做出決定。

例如，民主制度是一種思考框架，而君主制度也是一種思考框架。在商業產業上，精實生產（lean manufacturing）是一種思考框架，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即「目標與關鍵結果」，因英特爾與谷歌的先後採用而聲名大噪）也是一種思考框架。宗教是一種思考框架，世俗人文主義（也就是不信神的道德觀）也是一種思考框架。法治是一種思考框架，「強權即公理」也是一種思考框架。種族平等是一種思考框架，種族主義也是一種思考框架。

在我們的種種推理上，思考框架不但是重要基礎，而且應用極為廣泛。近幾十年間，從哲學到神經科學，各式各樣的領域都曾研究人類的思考框架，只是用來描述的術語有所不同，包括：模板、抽象概念、再現（representation）、基模等等。

時至今日，不論是硬科學或社會科學領域，多半都已經接受「人類透過心智模型來思考」的概念。只不過，這其實是相對晚近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初，多半還只有哲學家在思考「人類如何思考」的問題。佛洛伊德對大腦的奧祕深感興趣，但他是當時的例外，而非常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像是卡西勒和維根斯坦等哲學家，則是以心智所操縱的符號與語詞為基礎，以此來認識心智。這確實是邁出了一步，讓人以更理性的方式來瞭解「認知」，但一切仍然只是理論，沒有實證。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有實證科學家研究人類的心智—心理學家接手哲學家的研究，特別是開始思考大腦內部的認知過程。一開始，學者認為認知過程就像是嚴格的邏輯運算，但實證研究並無法支持這種論點。大約在1970 年代，「心智模型」的概念開始流行，眾人也開始認為人類的推理並非邏輯形式的運作，而更像是在模擬現實：我們評估各種選項的方式，是去想像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

如今，這種觀點已經由許多心理學家與認知科學家經過眾多實驗得到證明。近年來，由於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能夠即時視覺化呈現受試者的腦部活動，就連神經科學也踏入了這項研究領域。舉例來說，研究顯示，人類構思未來的時候，會啟動那些和空間認知與3D 思考相關的大腦區域。可以說，其實就是在有目的、刻意的做夢。

這項研究成果，讓我們對人類如何思考的理解，開始默默改變，瞭解了心智模型是人類認知的基本構件。不論我們任何的所見、所知、所感、所信，都始於我們對宇宙萬物的思考方式。我們如何理解世界，會受到我們「相信」世界如何運作所影響，包括：事情為何會發生、未來會如何發展，以及如果我們採取行動之後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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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帶來的好處

因果框架要求一切必須有說得通的解釋，這點除了讓我們得以歸納類推，也讓我們得以學習。這是一項重要特點，而且也是一項相對較新的發現。一般來說，學習是發生在得到資訊的時候—聽到老師講課、看到書上的描述、或是學徒動手修修補補的時候。但在做因果解釋的時候，那位提供資訊和解釋的人其實也在學習。這項觀點是由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倫布羅佐（TaniaLombrozo）提出，她是這個學術領域的熠熠新星，引領著一套關於「解釋」機制的新科學。

倫布羅佐從大學時期開始，就發現不論在心理學、社會學、哲學，處處可見關於解釋的想法。雖然這似乎就明擺在眼前，但事實證明，關於「解釋」這件事本身，科學界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入。舉例來說，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某些事值得解釋、又有某些事不值得解釋？解釋能讓我們如何有所成就，或者如何讓人誤入歧途？倫布羅佐的研究從心理學和哲學出發，填補了一些我們關於解釋的知識空白。

倫布羅佐對於「透過解釋而學習」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實驗中，倫布羅佐請成年受試者看看兩群來自外星的機器人，分別名為glorp 和drent。兩群機器人各有不同的顏色、體型、腳部形狀的特徵，但受試者並不知道真正的重要區別是哪一項。實驗人員請一半的受試者去描述glorp 和drent 各有何特徵，而另一半則是要解釋glorp 和drent 各有何特徵。（兩群機器人都很可愛，但是真正區分的重點並不在於顏色或體型，而在於腳部的形狀。）

結果如何？比起那些只需要描述而不需要解釋的人，那些必須提出解釋的受試者，在找出真正區別之處的表現，明顯高出一截。倫布羅佐做了很多次實驗，結果都類似。她甚至也對小孩做了實驗，結果一樣：如果要小孩提出因果解釋，他們的表現就會更棒。

讓我們把這點再拉回來討論思考框架：我們用因果框架來解釋這個世界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學習，因此我們會更瞭解這個世界，我們也能產生更深入、更準確的見解。而且，向別人解釋這個世界，也能讓自己更瞭解這個世界。這項發現對教育和育兒來說，具有直接的意義：記得要小孩解釋他們推論的過程，而不只是要他們給答案。（這或許也有演化上的意義：比起其他不去解釋這個世界的動物，人類透過解釋的機制，也就學得更快、學得更多。）

這件事能帶來的好處，絕不只是知道怎麼區分glorp 和drent而已。人類從最早的時候，就開始想像出各種秩序的概念，在群星當中勾勒眾神的身形，將各種物種加以分類。小孩會花上幾小時，分類排列著自己的小車車、小布偶、樂高積木，還有萬聖節糖果（直到爸媽半夜偷偷來吃掉）。這種分類和重新分類的動作，靠的就是我們取得抽象概念、進行歸納類推的能力。

要是少了取得抽象概念的能力，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碰到的一切都是完全陌生，沒有任何一般法則能夠告訴我們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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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自
《#造局者》
思考框架的威力
Framers: Human Advantage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and Turm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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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庫基耶, 麥爾荀伯格, 德菲爾利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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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好：

昨天在贈書直播中，談到用過去經驗類比現在或未來未知的處境，是大腦很重要的工作。說真的，這項能力對我們活下來真的幫助很大。

然而，我們昨天也提到，這種思考慣性同時也造成了某些限制。尤其過去經驗本來就比較偏頗，這種慣性要調整，就必須經過有意識的自我教育。

「思考特定議題的時候，我腦海裡如果浮現越多人的立場，最後得到的結論就越讓人信服。」～漢娜鄂蘭

版面上的朋友們，因為常閱讀不同作者的智慧，所以特別能進行討論。這其實更有利於我們看到不同人的觀點，並且選擇適合我們的思考方式，而不只是因循故舊。

今天晚上沒有直播，明天晚上的直播，會再談談傳統教養跟自我傷害的關係。這實在是一種沉重的話題，錯用思考框架，讓我們代代相傳著創傷。

祝願您，能充實我們的思考框架庫，這是能有多元選擇的基礎之一！

昨晚拜讀翁達瑞教授的文章，說句實話，高虹安立委的學歷並沒有什麼太值得爭議的地方。我瀏覽了一下高虹安的公開學術資料，頂多就是U Cincinnati的排名確實比較普通，而她的學術著作表現也不是頂尖而已。畢論有文法錯誤的地方，也不是什麼致命傷。至於她和指導教授處得好不好，這更是無跡可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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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翁達瑞教授並沒有這個本意，但有些人用彭文正式的「假博士」指控來質疑高虹安，我個人覺得是太過火了。當然，博士學歷造假或論文抄襲，那是牽涉到學術倫理與誠信的問題，是一開始就不可以犯的錯誤，跟學術能力無關。但「博士學歷是真的，只是學術能力馬馬虎虎」，我不認為這構成什麼大問題，一直追打下去只是模糊焦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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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歷對於政治，本來就不是什麼必需品。就拿美國來說，從總統到參眾兩院到五十州州長，落落長一大串民選政治人物裡面，有研究型博士學位（PhD、MD-PhD、PhD in Law，請注意JD和MD不是研究型博士學位）的人，大概十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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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都不奇怪。研究型博士，本來就是培養皓首窮經，旨在把事物之道格式化、理論化的學術研究人才。而民選政治人物講求的是人與人的實際接觸，不講太多高深的政治理論，而是在實踐中不斷適應成長。這兩條職涯路線本就搭不在一起，甚至可以說是互相矛盾的。陳建仁、李遠哲、翁啟惠來當區域立委，表現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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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或許是儒家士大夫觀念使然，「博士學歷」這樣的人設，在台灣的選舉當中還是相當吃香。高虹安就很大程度受益於這個「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的人物設定。事實上民眾黨也很想把自己定位在這種「小清新知識藍」的路線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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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沒什麼不可以的。雖說民進黨已經取代國民黨、整個攻佔了「執政菁英」的生態位，但台灣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界還是偏藍底的；「知識藍／姿勢藍」光環雖已褪色，不足以執政但還有一定的市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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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也因為如此，高虹安跟朱學恆的「塔綠班」事件，才更令人感到哭笑不得。「塔綠班」事件發生到現在好幾天了，我個人都沒辦法評論什麼，因為整件事情瞎到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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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綠班」事件是嚴重破壞高虹安與民眾黨的人設的。即便我那些滿滿黃白藍工程師粉的新竹同學圈，對高虹安此舉也很難吞下去。如果高虹安真的覺得自己的博士學歷，是重要的政治資產的話，她應該做的事情，是怎麼樣讓自己的見識配得上自己的學術頭銜。但一段時間看下來，高虹安常在立院質詢台上擺出知識份子的架子，深入看她的質詢卻往往失準而謬誤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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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是有點可憐高虹安的。她在立院的表現，配不上她「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的人設；而她糟糕的表現與議題掌握能力，也讓老東家郭董對她有點敬而遠之。情急之下，她會想要從鄉民的聲量裡面尋找出路，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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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來看，跟朱學恆合作可以給自己低迷的聲量打雞血。但是這種廉價聲量就像吸毒一樣，可以帶來一時的興奮度，但也宰制了你往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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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說話，但人也會被自己說出來的話制約。「塔綠班」「聖蟑士」，我們姑且不談這些詞眼審不審美，這樣的語言其實反映出來的是一種陰暗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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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在講「塔綠班」的時候，其實是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框在了一個受害者哭哭的心態裡。當你在講「聖蟑士」的時候，就像上報主筆李濠仲先生所憂心的那樣，你已經不把對方當人看；而政治是人與人的溝通，當你把對方「非人化」的時候，等於是自己斬斷了溝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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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會拿著槍押著你不准提出異議嗎？顯然不是。民進黨還是一個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政黨，甚至很多時候，是拘泥民主到一種優柔寡斷、軟弱退讓的程度，藻礁議題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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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想要戰勝民進黨，大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跟民進黨不同的見解，民進黨是封不了你的口的。但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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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說得很好：「政治上成熟的人首先就是要講替代品。我要反對什麽，我一定要拿出一個比它更好的東西，這就叫做政治上的成熟，否則你一定會越鬧越糟。你鬧掉了原來的東西，多半就會得到一個比原來更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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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嬰的哭鬧是最大聲的，但它除了能把所有人鬧到心浮氣躁以外，無法給台灣這個大家庭帶來任何的建設性。當你用「塔綠班」的語言來把自己框限在受害者心態，再用「聖蟑士」的語言來把對方非人化、非溝通化的時候，你所呈現出來的形象，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巨嬰。而無法長大的巨嬰，是扛不起執政的重責大任的，甚至連一個合格的在野黨都當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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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明白，我講了這麼多只是徒勞。現在檯面上看起來，也只有民進黨、台灣基進的心態比較成熟可期待而已。藍白黃等黨已經自己把自己陷入了「巨嬰化」的路線，救不回來了。這條死路走到最後，就會像劉仲敬講的：「傳統的忠誠維持不了一代人的時間…很快就要變成影響力跟現在的新黨差不多，活動方式跟清末的同盟會差不多，要依靠類似天安社這樣的黑社會組織到處刷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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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為從一個「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立委身上，可以看到更多政治上的成熟度。但現在看起來，我們恐怕再一次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