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8日完成
《千年一問》的文化版面時
渾然不知
人生會有大變動
記者生涯一個月後
就要畫下句點

一切來得突然
但我慶幸自己在看完
《千年一問》的第一版本時
就完成了這次採訪

將近半年後
再次看了 《千年一問》
我很驕傲
自己即時做出歷史見證

以下是專訪全文
文化週報》女導演的千年一問—王婉柔用魅影召喚鄭問博物館
2020/04/18 專訪◎藍祖蔚

鄭問畫作在故宮展出時，號稱《千年一問》。鄭問過世三年後，導演王婉柔拍攝的《千年一問》紀錄片也完成定剪。 認識他的朋友，會讚嘆電影中雖然無法訪到鄭問，從頭到尾鄭問彷彿就在身旁；不認識他的粉絲，也可以在看過兩個多小時繁花似錦的影像後，明白何以大家要稱他千年一問，因為前無古人，後也難有來者了。

藍：傳主已經過世的紀錄片容易變成導演自說自話，加上傳主低調，生前留下的影音資料有限，艱難指數更高，而且拍攝之前，妳並不認識鄭問，怎麼會對這個題材感興趣？又怎麼敢接下這個工程？

王：或許就因為初生之犢不畏虎吧，兩年多前，監製王師問我有沒有看過鄭問，我回答說沒有，他就要我趕快Google一下，我找來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東周英雄傳》，翻著看著，耳旁就響起了馬叫的聲音，那是以前從來沒有的經驗。

鄭問吸引我的地方不只是畫好，更在於他的古典取材，我念的是中文系，鄭問又擅長古典故事，從史記到戰國策到東周，共鳴感本來就高，接下來我又去找時裝的《深邃美麗亞細亞》，應該是我看過最怪的漫畫了，當下的反應就是天啊，究竟鄭問是個什麼樣的人？怎麼可以畫出這麼怪又這麼迷人的東西？就想來挑戰。

鄭問2D銀幕現身 故宮看展魂兮歸來

藍：不管認識不認識，看過《千年一問》的人很容易產生一種好像進入鄭問博物館的讚嘆，視覺華麗，凸凹陰陽的刻痕鮮明，有如看到了鄭問的立體雕像。更有趣的是妳創造了一種魅影般的意象與敘事詩意，到處都是意外與驚喜。

王：我的上一部作品《擬音》，討論的是電影中的聲音，這部《千年一問》念茲在茲的就是想在畫面上有突破。攝影師韓允中看到鄭問的畫作原稿時，就立志這部片要拍到讓觀眾目不暇給，要跟鄭問的畫拚了，有鄭問畫作在前，視覺風格不能遜色。

鄭一生經歷崎嶇起伏，再加上人已過世，只能靠眾人回憶來拼湊身影，難免會陷入孰真孰假的困惑，還好，眾人口中的鄭問滿一致的，只是我會自不量力地想：要不要談到台灣漫畫史？要不要把1980年代的氛圍著墨多一點？最難的是在還沒有理出頭緒之前，鄭問故宮展就要開展了，錯過了，就沒能再補拍，所以我逼問自己：要拍什麼？要怎麼拍？當下的念頭就是要做2D動畫，而且找鄭問的兒子來演鄭問，要他模擬鄭問也來到故宮看自己的畫展，因此才能拍出鄭問也在現場看展的律動。

藍：採用2D動畫，讓鄭問重現銀幕，這款美學選擇很「鄭問」，因為很多漫畫主角的長相根本就是鄭問本人的翻版，畫中有他，電影中也有他的動畫身影，鄭問在天之靈應該也會對妳的巧思露齒一笑！

王：我要求這個2D人物，要一看就知道是畫像，是很虛的影像，就貼在實景上，我透過這個方式表現鄭問，透過2D動畫比對他的畫作，請教大家一部沒有傳主的紀錄片究竟能掌握多少真實？我看的到底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受訪者描述的鄭問都是真的嗎？回憶有過濾或誇大嗎？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有答案，因為我沒有真的見過他本人。

電影的第一顆鏡頭就是從鄭問心肌梗塞倒下的那個書桌開始，樓下有工作人員正在拍攝訪問鄭師母，但是另外有架攝影機就從那個位置站了起來，你看見了一位外型有點像鄭問的2D人物沿著樓梯走了下來，我從未點明他是誰，或許是鄭問的魂魄，也或許只是想像中的鄭問，想要看看我們在做什麼。

我用了超廣角的鏡頭來拍攝這個有點魔幻的時刻，鏡頭走經狹小的樓梯間有點快要撞牆的近視感，再神秘又優雅地悠悠繞行工作團隊身後，開門走出戶外，希望真能創造一種魅影流動的感覺。而且，不只開場，凡走過，必有鄭問，從香港到故宮，都有同樣的律動。

藍：2D動畫出現時提供了一種換口氣，深呼吸，繼續看下去的能量，這種魂魄猶在的拍法很奇特，很迷人，而且是一以貫之，最初怎麼想到魂魄依舊在的這個點子？

王：我看過一部法國動畫片《魔術師（The Illusionist）》，主角闖進一間電影院，銀幕正放映著法國導演賈克．大地的電影《我的舅舅》，也就是真人和動畫同步存在，鄭問的作品就適合這樣子的做法，因為這個2D版鄭問，有如一位畫中人正看著我們在拍片，這一切或許也是因為我們在現場一直感覺到鄭問跟我們同在……

說話寫信找大師 有如鄭問降臨現場

藍：真的同在嗎？

王：現場沒有發生什麼靈異事件啦，只是特殊體質的人三番兩次都感覺到鄭問就在現場，所以我們會試圖跟他講話，我則是不時寫信給鄭問，把我的感覺或疑問逐一寫下來，那是一種抒發，一種反芻，也是一種治療，寫完信，既無法投遞，也得不到回信，然而冥冥之間你就比較能夠走下去。

藍：信件內容能分享一二嗎？

王：每封信都會以敬愛的鄭老師開場，輕聲問著我是否不停在對鬼魂說話？投石於井，一切需要我自己找答案。問他你是否在圖書館內，今日，與我們同在，看著聽著我們如何用攝影機和錄音機建構你……我該傳遞什麼剪輯什麼建構什麼，給世人什麼你的樣貌？我相信你與我們同在，一如你現在很可能坐在我的身後……還是，我自始至終都駛錯了方向？如何輕鬆一點？ 我不知道。我只能掌握當下。

我也會喃喃自語似地寫下……關於紀錄片種種，關於電影理論，甚至過去很多經驗，這次幾乎不適用了。很濃烈的情感主宰了一切……也會試著想問他：電影會長怎樣，你是否也好奇呢？

畫中人都是鄭問 英雄映照人生哲學

藍：《千年一問》拍攝工程浩大，先後走訪了日本、香港和中國，逐一重現鄭問曾經風光、逐夢及夢碎的場址，這種認真與堅持，很接近鄭問本人？

王： 電影其實是無數淚水換來的，一開始，日本人不太開心，因為我們從故宮展開幕時就把握機會先做訪問，架好攝影機就要搶拍，然而日本人講究細節與禮數，事先不但要擬好題綱，層層送審，還要說清楚受訪影片未來要怎麼用……剛起步的我們有點手足無措，場面一度僵住了，幾度懇談，我和監製更不時泣訴心聲，表達我們希望讓更多人認識鄭問，以及日後映演若有盈餘，一定會回饋鄭家人……日本人才打開心房。

有過這次文化碰撞後，我選擇做預訪做足功課。開拍前，先到日本探勘可以拍攝的場景，更逐一拜會預定的受訪者聽他們細述鄭問，熟讀翻譯逐字稿擬定拍攝重點，才二度前往日本正式拍攝。講堂社新泰幸先生看到了我們的用心，一路陪著看著，主動幫我們打點大小事，不但拍到了很有大正風格的舊辦公大樓，原本日本漫畫家受訪時都有行情價，而且價格不菲，也因為他的協調，輕快達陣。尤其看到講談社編集長栗原良幸拿出厚厚一疊有關與鄭問合作的歷史檔案時，你就能感受到日本人的認真。

藍：《千年一問》揭露了很多鄭問的創作秘辛，妳不但找出《三少爺的劍》說明他的素描源頭，更點出不少角色依稀都可以辨認出鄭問的影像，都藏有他本尊，所以片中出現的動畫身影，剛好也呼應著鄭問無所不在的小自戀？而且第一場戲是鄭問高中同學在講他的自畫，片尾也是鄭問的自畫像，自畫像顯然是個很有趣的題目？

王：鄭問說過，畫中的每個角色都是他自己，他會把他的悲憤或厭憎都畫進畫中，他就是這麼奔放地把自己投射進作品的每個角落，才會給人無所不在的感覺。

鄭問的面相一直在變。高中期的鄭問，若不做箭頭標示，誰都認不出來。自畫像代表著畫家怎麼看自己，是對著鏡子畫？還是拿著照片描？不同的呈現方式，是否反映著他的成長？片子以自畫像始，又以自畫像終，我的想法是不管怎麼解釋，受訪者怎麼推崇，都遠遠不如從自畫像來認識，真正的鄭問就在他的自畫像之中。

藍：其實，片尾還有一幅自畫像，精準一點說是張照片，是鄭問在畫室中作畫，持筆含笑回眸的照片，放在故宮展的出口處，粉絲、好友、夥伴參觀完後，都會從照片前走過，形成有趣的生死對話，大家是來看鄭問，照片中的鄭問同樣也在看著這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尤其是鄭問的眼神那麼神采奕奕，散發著想和大家對話的火光，非常立體。

王：讓電影活起來，讓鄭問的作品也能活起來，就是我最希望達到的目標。我特別感謝剪接師陳曉東，他從巨大的影像素材中撈到了這顆鏡頭，其實畫面很短，只拍到了日本友人匆匆走過的一瞬，因此還特別放慢速度，經過這麼特殊的處理，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鄭問的笑容，達到了畫家與觀眾的對話目的。

認真研究過鄭問後，我發覺他的畫技可能花俏，編劇與敘事卻很古典，不會玩那種時空錯置的穿越戲，他堅持只要好好地說好一個故事，就夠動人了。鄭問受儒家思想影響很大，很在乎道德或禮貌，有道理的事情就會堅持做下去，作品中對英雄的定義也會變成自我要求的準則。

章回手法有巧思 重現大師文學氣質

藍：提到古典，你把電影分成九個章節，從《冰中的火焰》開始，一路還有《八眼醒來》、《驕傲的蜘蛛》、《好善良的蛤蟆精》到終話的《花開了》，帶有古典章回小說的欄目趣味，只是用字遣詞又非常新潮另類？為什麼？

王：鄭問是文學性很高的創作者，所謂的文學性不只是他擅長改編古籍經典，以《深邃美麗亞細亞》為例，這本漫畫的結構是先有話名欄目，翻頁之後才會看見漫畫，欄目文字容易勾起聯想，例如《好善良的蛤蟆精》會讓人去想蛤蟆精到底長什麼樣子？又如何善良？他在文字和圖像的搭配上顯然有過深思熟慮，角色的對白台詞，也都是他親筆寫下的，很有鄭問風格：乍看直白，卻又富含有趣的隱喻，很吸引人一路看下去，加上這個文字特色以前沒有人討論過，所以就成為我的表現重點了。只是後來的欄目名稱擴大取材範圍，不再局限《亞細亞》，還包括《戰士黑豹》與《大霹靂》。篇名來自他的創作，卻由我選擇放在哪一話，就有一種我跟鄭問錯身而過的感覺。

藍：《千年一問》一共採訪了54人，有獨訪，有聯訪，然而受訪人物出現方式都不一樣，鏡位既不重複，光影也不刻板，獨訪莊重，聯訪有趣，鬆緊參差之間很有巧思，很有漫畫格式任意伸縮的自由彈性，妳怎麼想出這種風格？

王：攝影師韓允中會先問我想怎麼拍，然後提出可以加分的拍法。既然受訪者這麼多，畫面上不求變化，看過幾回就一定會膩了，所以即使是同一個人，我至少拆成兩個地方拍攝，不同議題就要找出對位場景，創造不同的視覺感，找到對的氣氛，讓觀眾更有感受。但要這樣操作，前置準備就要大費周章，現場要找場景還兼打燈，時間又緊迫，這麼高密度的作業要求折殺了我的團隊。

藍：鄭問進故宮開展是漫畫界的大事，然而藝術界卻出現一些雜音，妳的紀錄片略過了這個議題，呈現的都是讓人感動的盛況，是不想碰，還是另有考量？

王：主要是怕離題太遠。我請教過故宮的三個單位，青銅器和甲骨文的研究員都對鄭問的用功與用力給予高度肯定，只有書畫組認為鄭問雖然擅用毛筆，然而畫風與傳統水墨無關，不願多談。

故宮的青銅器專家一輩子都鑽研其中，一看見「東周英雄傳」的封面，立刻就可以指出主角頭上戴的帽子其實是鄭問借用了哪個朝代的文物，但是鄭問厲害的地方在於他不是只會複製或重畫，例如他可以把傳統的壅不落痕跡地轉化成為帽子，而且古文物上的花紋經過鄭問拆解轉化，組合排列出新貌，讓他們佩服又感動，鄭問不是抄襲，而是把這些死文物都活化了。因為你不會活用國寶，它就只能硬邦邦地晾在那兒發呆，鄭問不是瞎用亂用，而是理解消化吸收之後，賦予這些古典多重意義或象徵，讓文物得到了新生活力，鄭問的活用或許可以帶動更多人願意再來從骨董中找尋更多東方元素的靈感，年輕人透過漫畫看到了青銅之美，在美的召喚下願意去認知青銅時代，不是更有意義嗎？

有位甲骨文研究員還指著《鐵血三國志》的圖告訴我，鄭問花了不少力氣去鑽研甲骨文，除了會變造新字，還會偷偷在其中藏進一個「問」字，用得既巧又妙，讓人會心一笑，近來歐美流行的中國元素都還在紅色或者龍鳳的表象層次上打轉，鄭問早就超越了他們。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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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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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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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沈旭暉隨緣家書 🇺🇸】華盛頓，那些心痛香港的舊朋友們
—美國參議院《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通過前夕隨筆

香港社會進一步動盪撕裂，政府一如過去數月無視Root Cause，警隊強攻香港中文大學之際，直播畫面令人徹夜難眠。那一刻，我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百感交集。多年前，在這裏的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認識了不少華盛頓學界、智庫、政界友人，那時候，北京還對香港（相對）客客氣氣，中美關係同樣和和諧諧，同時和雙方朋友交往，一切自自然然。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事實上，到了法案第一次在2014年被提出，國會處理外交的某資深大老，依然說「不要浪費時間，100%不可能」。到了今天，中港兩地劍拔弩張，中美新冷戰如箭在弦，看見同樣的面孔，彷如隔世。

布魯金斯元老與香港泛民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外交智庫，屬自由派，不少專家是國務院常客，旋轉門十分成熟，它的東北亞研究中心，是少數研究香港的基地。我在Brookings時，代表香港到哪裏訪問工作，當時香港人有一個單獨名額，但後來被裁掉，據說因為大家覺得「香港已是中國一部份很久，沒有甚麼好研究」；想不到今天，隨著運動發展，香港研究在海外，忽然成為顯學。

當時的上司是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Richard Bush），他是台灣問題專家，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實質上的美國駐台大使），著作等身，氣度雍容。月前他接受訪問，談及香港反送中運動，認為抗爭者應「見好就收」、中國很強大、美國很現實、沒有甚麼可做，不幸被斷章取義，成為藍絲群組廣傳的維穩內容，觀點也被葉劉淑儀、梁文道等引述，令一些不認識他的青年感到不滿，就像這一代青年提起民主黨、司徒華，反感程度有時比提起建制派更大。卜睿哲是不是有點保守呢？大概是的，起碼是很傳統的現實主義路線；但他是否不希望幫助香港呢？自然絕對不是。

他和香港淵源甚深，童年在香港的國際學校英皇佐治五世渡過，經常緬懷香港過去。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據說本來版本比終極版辣很多，有更多美國承認香港不同內地地位的條件，卻被現在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減辣」掉（外間以為麥康內爾提出法案，理應心繫香港，而不知這只是他避免法案太刺激北京的權宜）。卜睿哲不看好香港抗爭，一來他嚮往中美和好，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美只能合作，而在一個和諧世界，香港沒有太大戰略價值；二來他常參照歷史，害怕給予虛假希望，例如對我舉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例子，當時美國政府說「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反抗蘇聯」，結果蘇聯鎮壓，美國除了打嘴炮就毫無動作。其實卜睿哲依然深愛香港，只是認為無力挽回，對可見的悲劇，深深嘆息。

尼克遜翻譯到疆藏港研究：Freeman家族兩代人的丕變

同期曾對香港事務發出保守言論的美國外交元老，還有一位傅立民（Charles Freeman）。他在尼克遜訪華時，擔任總統和毛澤東的翻譯，也是海灣戰爭時的美國駐沙特大使，負責處理前線，一直主張尊重中國獨特國情，但難免停留在那個年代。上個月，他曾說「香港激進抗爭者不值得西方同情」，卻對宏觀背景缺乏理解，然後又是受到藍絲群組加油添醋的轉載。

傅立民我並不認識，但和他的女兒Carla是好友。Carla Freeman是貼地得多的中國問題專家，目前在Johns Hopkins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當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我也曾在那裏工作，和Carla曾合作出版，這天她請我到課堂上分享香港最新情況，想不到我把她和一些學生、包括中國內地留學生說得熱淚盈眶。她對我說，也是從網上看見父親對香港的評論，「嚇了一跳」，笑說父親不代表她，保證美國還有很多明白抗爭者的友人，很同情這些香港朋友面對的大陸高牆。

她家學淵源，小時候就到過香港，及後不時在香港的大學交流，看見中大被香港警察以催淚彈狂攻，感到揪心的痛。她對北京主導的「止暴制亂」言論一笑置之，因為她的研究專長就是新疆、西藏、中國公民社會等議題，對「一國」框架下，少數民族、地方自治、維權議題有何下場，知之甚詳。

但其實她也曾是「大中華膠」，只是近年和一批著名美國漢學家一樣「覺醒」，坦承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時，給予太多浪漫化想像，以為中國強大了，就會和美國共建美麗新世界，對種種問題刻意按下不表，殊不知今天中國強大了，圖窮卻匕見。這天她剛從中國回來，說官方招待她看的、住的，都是最宏偉的外觀，但她研究的新疆、西藏、香港，卻是另一回事，反差得很不平衡，乃至感到內疚。這種情結，近年反映在頗多中國權威身上，例如一度被北京捧為上賓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年立場大變，最終推出「中國崩潰論」，令北京目定口呆。

蘭德公司研究員五年前的預言

在維珍尼亞（而不是「弗吉尼亞」）邊境，座落國防部智庫蘭德公司（RAND），北京經常渲染蘭德的神秘，其實也不外是一家右翼智庫而已，只是進行了類似「中美終有一戰」沙盤推演一類研究，被北京視為不友好名單。蘭德有一位香港問題專家Scott Harold，曾長期在港工作，和不少香港學者相熟，這次拜訪他，察覺他對「香港之死」除了痛心，也有先知的無奈。

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的觀點就和接受中國人大「831框架」是合適妥協的卜睿哲不同，認為深層次的Root Cause根本不是普選問題，而是中港矛盾。他從親身觀察發現，香港人擔心一國兩制只是虛言，憂慮逐漸強化的中港融合，會在「831」框架被通過後無限加速，因此才有「佔領中環」出現，這恐怕連戴耀廷、陳健文等當事人也當局者迷，五年後的今天，論證了他先知先覺。他慨嘆香港人不幸運，碰上美國外交大轉型，而最應負道義責任的是英國，但此刻碰到的英美最高領袖，都不是價值主導的人。

Scott在香港有不少愉快回憶，問他甚麼時候再來，他卻苦笑，說察覺不少曾在香港的國際友人，近來都在中國境內出了事，其中一位是曾任加拿大駐港副領事、後來被內地以間諜罪名捉為人質，來報復孟晚舟案的Michael Kovrig，這也是《逃犯條例》為何刺激世界各國神經的原因之一，令他不禁擔心入境會否「被洗頭艇」。坦白說，這種新冷戰氣氛是雙向的，我也認識不少中國的美國研究權威，近年不獲美國發簽證，美國大學也開始對華裔學者「另眼相看」，似乎1992年冷戰終結—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蜜月期，不過是兩次大戰之間那段休戰期罷了。

盧比奧參議員身邊的智囊，與香港本土派

美國新生代中國研究學者的研判，和上一代完全不同，與香港的年輕學者、本土派思維，反而先天有血緣的相近。在北京眼中，一切人類行為，「自然只能以「收買」、「權力」一類唯物角度解釋，因為這個政權是不相信價值觀的。然而正是全球科技變革、網絡社群興起、令社會結構重整的「時代革命」，令全球新生代一方面大大加強了對理念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勇於打破常規，發掘了不少前人忽略的盲點，知識變得非脈絡化。解構再重構的學風不容於上一代，在新世代卻成主流，逐漸產生了像劉仲敬、Harari那樣的鬼才，他們眼中的世界，天翻地覆。

Peter Mattis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外交的年輕學者，多年前，曾在台灣一個學術會議發表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文章，當時我是評稿人，早已忘懷，他卻惦記至今。年輕可畏，轉眼間，他剛成為對北京高度批判的CECC（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副幕僚長（Deputy Staff Director），目前在盧比奧參議員辦公室工作，而這位盧比奧參議員，正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推手。Peter和卜睿哲一代的中國通有完全不同的成長背景，及早正視中美已完全是競爭對手這現實，也認為上一代對香港不負責任，對中國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真香港」為「新香港」，有道德使命式的批判。上一代中國通跟隨北京口吻，說「香港對中國已沒有大價值」，他卻強調香港回歸時只佔全國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40%、現在卻高達七成，反映中國越富有，對香港的依賴越多，加上箇中「貿易」涉及不少敏感技術和材料，北京不可能不知……這些數據，在我面前，他如數家珍。

一些美國政界前輩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潑冷水，他卻懷著傳教士式熱情，協助盧比奧草擬法案所有細節。須知美國國會一向是《紙牌屋》式現實，這條法案對盧比奧而言，一無選票（他的佛羅里達州沒有多少人對香港有興趣）、二無捐獻（不像中國遊說團能給予大量利益）、三不為總統所喜，他卻視之為baby，不惜用盡一切私人關係力推法案，前後五年，最後甚至使出殺手鐧，對推延排期表決的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也就是剛談及在1992年對《香港政策法》減辣那位元老）攤牌逼宮，才有如今極速表決「hotline」這招。這都是很耗費社會網絡和人情牌的事，可謂all-in，要是沒有堅定信念，怎會如此？

成就解鎖：我城危如累卵，國際關係卻終成香港顯學

Peter不過「打份工」，卻是以完成博士論文的吹毛求疵態度，去完善這條法案，背後反映的全球新生代connected思維，不但中國學者、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永不能明白，就是卜睿哲、傅立民那樣的美國前輩，也難以理喻。世界是前進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依歸，《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重要性，除了上月在這裏分析過的外交、經濟部份，還縮影了世代交替：盧比奧三年前提出法案時，只有45歲，屬新生代參議員；法案一位co-sponsor、上月到訪香港後高調聲援抗爭者的Josh Hawley參議員，今年更只有39歲，是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Peter Mattis大概也在三十多歲這範圍；在幕後穿針引線、成立HKDC向國會游說的lobbyist Samuel是香港出生的同齡人，朱耀明牧師的公子。當何韻詩、黃之鋒，張崑陽等到訪華府，自然啱嘴型；反而李柱銘、陳方安生等造訪，雖然英語無疑更勝一籌，但對口畢竟是上一代人，新世代卻可能格格不入。

昔日大家對國際線多有顧慮，畢竟在北京動輒都是「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下，強行自我克制，這也是昔日一國兩制僅存的互信之一。但事到如今，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顯示，居然有超過一半香港人認為，當自身問題不能由特區政府、北京解決時，就應該訴諸國際社會，反映北京昔日多少還有點阻嚇力的「漢奸走狗賣國賊」標籤，已被不屑一顧。香港新生代反正已不能回頭，被美心集團創辦人千金為代表的上一代權貴「放棄」，上綱上線的批鬥文宣正排山倒海湧現，卻因此突破了思想局限。我們也如夢初醒，恍然大悟，一旦每四人就有一人具有緊密國際聯繫的香港人，投身真正的國際關係，足以令世界從此不一樣。

假如他們能利用這機遇，建立屬於自己世代的全球網絡，和各國up-and-coming一代識於微時，配合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綻放的無限潛能和榮光，或能令香港人成就解鎖。即使是不同意這條法案的朋友，當串連到背後成事的全方位立體圖像，相信也很難否定：萬物盈虧，自有其道，物極必反，當中國要打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有微妙平衡，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公道自在國際人心，蝴蝶效應下，看，這卻真是催生了一場全球範圍的「時代革命」。

星期日明報，2019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