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金融時報】塑造後疫情時代的五大力量

在一個民粹主義和大國衝突的時代，維持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經濟、維護和平、管理全球公域，將更加困難。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加速了世界走向未來的進程。以下是新冠疫情爆發前就已發揮作用的五股強大力量，它們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加強，並將對2025年及以後的世界產生影響。

首先是技術。計算和通訊技術的進步將繼續重塑人們的生活和經濟。如今，寬帶通訊，連同Zoom及類似的視頻會議軟體，使大量人士居家辦公成為可能。

到2025年，這種辦公場所從辦公室轉移到其他地方的趨勢很可能會部分、甚至大部分發生逆轉。但不會完全逆轉。人們將能夠（並被允許）在辦公室以外的地方辦公。不可避免的是，這不僅將包括身居母國的工作者，還包括來自國外、通常工資較低的工作者。其結果很可能是所謂的「虛擬移民」出現爆炸式增長。

第二是不平等。許多薪水較高的辦公室職員能夠居家辦公，其他大多數人則不能。在西方國家，許多受影響最嚴重的群體都屬於少數族群。與此同時，許多本來就有權勢的成功人士變得更加成功。

到2025年，疫情期間加劇的不平等程度很可能將不會降低。使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各種力量太過強大。人們最多能期待出現些許改善。這反過來意味著，近些年興起的民粹主義政治將繼續在2025年塑造政治格局。

第三是債務。過去40年，幾乎所有地方的債務總額都在增長。每當危機中斷私營部門的借貸能力時，各國政府就會出來填補空缺。這種情況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出現過，在新冠疫情期間再次出現。

新冠疫情大大增加了私營和公共部門的借貸。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數據顯示，全球總債務與全球產出之比已從2019年底本就很高的321%，躍升至2020年6月底的362%。如此巨大且突然的躍升此前從未在和平時期出現過。

幸運的是，政府債務目前非常便宜，高收入經濟體主權債務的名義和實際利率都處於低位。但它們的債務負擔可能在未來數年裡拖累部分私營部門。

第四是去全球化。一個合乎情理的推斷是，未來國際交流將不會消亡。但它很可能變得更加區域化和虛擬化。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貿易增速不再像過去幾十年那樣超過全球產出增速，而是與全球產出增速大致保持一致。放緩的原因包括機會枯竭、全球貿易自由化缺位以及保護主義抬頭。新冠疫情加劇了這些趨勢。一個顯著的結果是，各國希望將供應鏈轉移回國內，或者至少轉出中國。

新冠危機還強化了區域主義，尤其是在亞洲。近期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東盟(ASEAN)十國及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紐西蘭和韓國達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最後是政治緊張。一方面是自由民主的可信度下降，煽動性的威權主義在許多國家崛起，以及中國官僚專制的力量越來越大。另一方面是民粹主義在西方核心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崛起。雖然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勝選代表著民粹主義遭受挫敗，但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獲得的大量選票表明，民粹主義並未消失。

然而，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動向或許是美中之間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這種對峙正在迫使各國選邊站。新冠疫情加速了這一分化。特朗普將這場大流行病歸咎於中國。即使他卸任，美國國內很多人也認同這一觀點。

那麼，考慮到這一切，2025年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幸運的話，各經濟體將在很大程度上從疫情中復甦。但大多數人會比原本沒有疫情時更窮。

然而，應對最大的挑戰或許需要一種將不會存在的全球合作。維持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經濟、維護和平、管理全球公域向來都非易事。而在一個民粹主義和大國衝突的時代，實現這些目標將困難得多。

我們正處於一個動蕩的時代。新冠疫情突出了這種動蕩，但疫情並非始作俑者。我們需要迎面應對這種動蕩。唐納德•特朗普敗選給了世界喘息的空間。但挑戰依然巨大。到2025年，許多挑戰將依舊存在，而且很可能更具挑戰性。

#經濟 #衛生

譚新強：對拜登政策綱領的建議（一）

文章日期：2020年11月27日 Share


【明報專訊】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仍拒絕正式承認在大選落敗，但最少已批准啟動最基本的權力移交步驟。這3周延遲已浪費寶貴抗疫時間，以及無謂犧牲數以萬計美國人性命。雖然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已呼籲國民不應在感恩節期間旅遊，以防病毒散播得更厲害，但特朗普毫不關心，絕口不提疫情，反而只仍病態式不停作出各種無根據選舉舞弊指控，和吹噓道指到了「神聖」（sacred）的3萬點！股票比人命更「神聖」，大概這就是美國今天的寫照！

股票比人命更「神聖」 美國今天寫照

無論如何，拜登已開始組閣，準備在1月20日宣誓就職，接手這個爛攤子，真不知應否恭喜他。我曾自詡為現代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十九世紀法國思想家），經常提出一些對美國的觀察，在此我又再嘗試作出10個拜登上任後的首要政策建議。部分拜登已提及過，部分則連他或許仍未意會到其重要性。有些人可能認為我何必為拜登費神，提出為美國好的意見，他們甚至黑心希望特朗普連任，錯誤以為這就對中國最有利。這想法當然是錯的，仍困於過時的修昔底德陷阱思維。我們全人類活在同一個渺小的「Blue Marble」小星球上，現在最需要的是全球各國同心合力去抗疫，更重要的長期任務是逆轉足以滅絕人類的氣候變化問題。除此之外，如何繼續防止絕對沒有贏家的核戰（另一帶來世界末日的方法），亦當然是中美共同面對的重要問題。

犧牲短期經濟利益 抗疫必需代價

以下為對拜登上任後的首要政策建議：

（1）美國人錯誤地認為特朗普處理經濟較佳，加上拜登有機會加稅，所以今次是選民罕有跟自己荷包作對的一次。拜登知道國民已有嚴重疫症疲勞（我也有），亦擔心經濟，所以暫時答應不會封閉全國經濟。不過，我建議他抗疫政策仍必須傾向嚴謹，原因有三。第一，拜登當選的最大，甚至唯一原因當然就是為了抗疫，所以如抗疫手段仍然拖泥帶水，成效不能立竿見影，那麼國民將非常失望，加上國會仍極大機會續處於僵局（Gridlock），必令拜登往後4年施政更困難。

第二，中國的經驗亦已證明其實犧牲短期經濟（甚至短期人民自由權），是抗疫的必須代價，亦是逐步健康地恢復實體經濟的必經之路。西方無知地以為抗疫與經濟是一個不能並存的二選一抉擇，根本就是個偽命題！

第三，既然多種有效疫苗已成功在望，只需數月已能為很多人注射，所以現時更應盡力抗疫，減少傷亡，因為在此最後階段染病和去世的人，是最無謂和不值的犧牲！

拜登已成立治疫工作小組，其中一位成員為奧巴馬年代、前醫務總監（Surgeon General）默西（Vivek Murthy），歷史上最年輕的一位耶魯醫學院和管理學院的雙畢業生。我認識多名他的同屆同學，對他讚不絕口，既聰明勤奮，EQ亦非常高，跟同學合作和相處得極好。耶魯管理學院擅長訓練公共與私人機構管理能力兼備人才，鼓勵「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的公共服務精神，我對師弟的治疫能力，很有信心！

（2）拜登已多次說明他認為美國以至全人類面對的最大挑戰為氣候變化，我當然贊同。他並非空談，已馬上委派前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為氣候變遷總統特使（Special Presidential Envoy for Climate），並將列席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此外，據聞拜登亦將設立白宮氣候變化總監（Director）一職。近年克里致力環保，早前曾在《紐約時報》撰文鼓勵中國與全球合作，答應禁止在南極洋範圍進行任何商業活動，包括捕魚和勘探石油資源等，以防南極面臨類似北極冰川完全融化的巨大災難。我相信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地球持份者，必將遵守一切相關條約，甚至可能扮演帶頭保護南極角色。

拜登已宣布將重返非常重要的《巴黎氣候協定》，亦將停止脫離世衛（WHO）。當然是好事，但脫離和加入如此重要國際組織，並非兒戲小事，對全球能否成功防止暖化，有關鍵影響。雖然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碳排放國家，但人均排放量僅為美國人的一半不到。當然美國的累積總碳排放量仍是全球最多，每年排放量仍高佔第二位。

疫情仍肆虐 多國碳排放已反彈

根據專家預測，如要避免達到提高攝氏1.5度的危險暖化臨界點，需要連續10年、每年全球碳排放量遞減7%。今年因疫情肆虐（地球反擊戰？），有望達標；然而，雖然疫情仍然嚴重，但多國的碳排放已有反彈，印度首都新德里，兩周前霧霾嚴重，PM2.5水平升至700以上，能見度跌至0，為今年2月以來首次。感恩節期間，美國飛行旅客雖同比大跌60%，但航班數量仍高近7000班次，只比去年微跌8%，竟仍比前年略多！中國經濟復蘇得比絕大部分國家早且好，預計今年GDP仍有正增長，所以估計全年碳排放量將只跌約4%。

如要成功避免氣候變化的更嚴重災難，全球必須衷誠長期合作，絕不可再出現美國的政策無常反覆情况。中國已作出2060年或之前達到「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承諾，對發展中國家來講，是件極不容易的事。反過來，全球最發達的美國，又願否作出同樣或更進取的減排承諾呢？

我有另一建議，如要說服冥頑不靈的美國和其他對氣候變化有懷疑，或認為後果未必太嚴重的人（即為數不少，感染右翼思想病毒那些人），可能最好的方法是找出COVID疫情與氣候和環境變化的關係和證據。此學術研究工作非常重要，既需要理論、電腦模式，亦需要實驗證據。

我認為疫情跟氣候和環境變化，極可能有關。愈來愈頻密的超級風暴和巨型山林大火，為氣候變化的直接後果，已是幾乎不爭的事實，只需懂得一點基本物理和物理化學（physical chemistry）就能明白。情况猶如燒熱水，即使未到沸點，水煲內的水流和氣流都必加強和起變化，同樣地，地球暖化，海洋水位、水流和大氣層氣流，也必然加強和出現變化。

這些變化也必導致動物遷徙和生態環境變化，加上人類城市擴張，縮減人類與蝙蝠之類的生活距離，因此接觸頻繁，較容易出現病毒由動物跳到人類的種類跳躍（species jump）。再次，氣候暖化亦可能直接導致病毒基因變異加速，亦有證據顯示冰川融化已釋放本被冷藏的遠古病毒。

美經濟結構問題 非刺激方案能解決

（3）美國人對經濟當然着急。雖然股市不斷創新高，但主要受惠者只是top 1%、0.1%，甚至只是最富有的0.01%。股市只代表整體經濟的20%，且FAAMNNG加上T（facebook、Apple蘋果、Amazon亞馬遜、Microsoft微軟、Nvidia、Netflix、Google和Tesla）等數家科技巨頭，已佔標普指數高達25%以上，突顯在缺乏監管的互聯網年代，贏家通吃的特有現象，亦即蓋掩其餘80%以上的實體經濟所面臨的困境。

美國10月失業率雖已跌回至6.9%，但仍比疫情爆發前升近倍，且隨時可跟隨疫情反彈。再者這些重新增加的就業機會，主要只是低工資、沒有前途的前線服務行業崗位。

美國政客和投資者，仍只追求短視答案，最想國會通過另1萬億美元短期經濟刺激方案，以為這就是萬能解藥。我不否認有此需要，但美國有深遠的經濟結構問題，包括過度消費，基建投資過少，政府債務增長太快，和貧富過度懸殊等問題，都絕非一個簡單刺激方案所能解決的。其實再增加過萬億財赤，接近飲鴆止渴，只會令財政狀况更危險，前天美匯指數已曾跌破今年低位92水平，Bitcoin則似將挑戰歷史高位。

中美關係沒更緊張已算不錯

（4）大家當然極關心中美關係，相信對拜登亦是一個重要外交範疇。傳統上，民主黨較注重民生和內政，包括種族關係、性別和性取向歧視問題、醫療制度和社會福利及環保議題等，這亦是正確的政策重要性次序和方向。但經過4年的所謂民粹主義抬頭，即使特朗普落敗，這股充滿不理性仇恨、國家主義，和種族歧視的邪惡勢力，亦不會如此容易消失。中國的急速崛起，加上COVID疫情最先在中國大規模爆發，令美國人對中國更加猜忌和仇視，在此背景下，即使拜登本人較理性與溫和，但針對中國的貿易、科技和外交政策，實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逆轉，變得太溫和。只要雙方關係沒變得更緊張，已算不錯。

我對中美關係仍有不少觀察和建議，另外，美國亦面對其他重要難題，但編輯已催促交稿，只可暫此擱筆，下期待續。

（中環資產持有facebook、蘋果、亞馬遜、微軟、Nvidia、Netflix、Google母公司Alphabet及Tesla的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2.php?col=1463481132098&node=1606416988448&issue=2020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