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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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與名嘴朱學恆、資深媒體人黃暐瀚合唱「塔綠班之歌」嘲諷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歌詞為「塔綠班，塔綠班，綠畜生氣有夠讚，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以「綠畜、塔綠班」羞辱選民，遭批評後，回應「我為什麼整個晚上不說話，因為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會對號入座」，並稱「塔綠班」此詞引起大眾共鳴，是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高虹安並拜託國防部趕快徵召她，讓她潛入敵國唱歌撕裂他們，並再度重申真正撕裂族群製造對立的，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高虹安質疑，批評她的人為什麼在疫情導致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卻只檢討她唱歌． 高虹安認為，批評她的言論的是一種霸凌行為，她說霸凌她的都是塔綠班，塔綠班將會深深的刻化在民眾的心中，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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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ｗｉ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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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立委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選民罵成是綠畜，我認為這樣的行為已經令國會殿堂蒙羞，而且正在拉低民意代表的水準－人民最基本的要求，一個立委不要出口成髒，沒想到，台民黨的立委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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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任何一個民意代表都必須對此提出譴責，這不但是踐踏立委的專業，也是破壞民意代表的名譽，人民也會提出質疑，是否花費稅金，付出選票，只是為了養出一個立委，登台演唱「塔綠班之歌」，怒罵綠畜，並說，她是在反映公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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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想像的立委，是跟民眾站在一起罵髒話，詛咒其他黨派支持者，其實，這不用立委來勝任，隨便找一個升斗小民，在路上潑婦罵街即可，或者找一個三歲小孩，沒有行為與自主能力，也無法判斷是非，給她張歪歌歌詞，叫她照著稿唱．這也是她辯解之詞，她只是應別人的要求唱一首歌，歌詞皆非她創作，她不懂歌詞意思，看不懂中文，還在學ㄅㄆㄇ，只是覺得這個怪叔叔對她很好，給她一顆糖吃，所以她就聽他的話，別人叫他幹什麼就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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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一個民意代表，當成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來做，這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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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就算一個小女孩做出這種事，回家也會被爸媽教育，加以訓斥不能隨便罵髒話，不要收陌生人給的歌單，但她的行為似乎沒有人能制止他，彷彿缺乏監護人的看護，使她失去教養．唯一像是監護人的東西，是她的上司，台北市長柯文哲，而他正是滿嘴「塔綠班、聖蟑士」的起頭者，不免讓人懷疑，她是否耳濡目染，有樣學樣，或者這就是市長教她這麼做的，在高虹安罵人了以後，市長還站在她身旁，稱讚她做得很好，稱她出口成蟑的舉動，贏得了龐大的網路聲量，這下子她的蟑話路人皆知了，就連彰化人都知道這個看似成年的小女孩，當眾罵人髒話，不免令人感嘆，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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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塔綠班這個詞是怎麼在網路上瞬間爆紅成為熱門關鍵字、引起大眾共鳴嗎？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豈是我一人可以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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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這個大樹鋸專家，是怎麼把網路聲量看成是對自身行為的認同，網路聲量，有正面，也有負面，也可以經由少數一群極端的人，不斷刷洗歧視性的話語，而躍上版面，現在，「高虹安」這個詞，也成為網路上瞬間爆紅的關鍵字了，它是否意味著大眾的共鳴、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在我看來，它比較接近負面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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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塔綠班和聖蟑士，是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在網路上恣意出征不合黨意的公民意見，意圖引發寒蟬效應的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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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的理解，透露出常識的缺乏，短短幾個句子，卻有諸多謬誤，令人不知如何吐槽起，為了自己咒罵與羞辱別人，創造出這麼一大串歪理，也真是令人佩服起人類的本能，一種自利取向的自我防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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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事件發生之初，不就是高虹安莫名的唱起一首歌，羞辱起不相干的民眾？歌詞中，毫無道理的指涉泛綠本土派支持者，是塔綠班，並以激怒他們得到自己的歡愉「綠畜生氣有夠讚」，並且糾眾和她一起發出暴言，塑造大家都厭惡的氛圍，要其他人跟隨他們一起進行集體嘲弄，「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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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其說是一種反諷，不如說是惡意的嘲笑，而且是沒有目的，也沒有原因的，並沒有人冒犯她，此前，大家並不特別關注這個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而她藉由戲謔一群人，討好一群人，為自己博得優越感，吸取其他人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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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諷，還要有一個諷刺你，你加以反擊的對象，講白了，高虹安這種行為，就是單方面的網路霸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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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己進行網路霸凌的行為，被看不下去的人批判，卻稱自己遭受到網路霸凌，加害者反倒變成被害者，這邏輯的弔詭，也令人瞠目結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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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作為一個民意代表，妳千不該，萬不該，去謾罵選民，就算他們是別的黨派的支持者，這是從政者的大忌，民意代表，你監督的對象，是政府，不是人民，人民反倒是要監督你的對象，確保你是否有正確的反應民意，立法、審查預算、質詢、召開公聽會，監督你是否有完成自己的工作，你要質詢的是各部會，而不是質詢人民是否偏激，是否是塔綠班．代議士（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指人民賦權與民意代表，代替自己行使權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實行間接民主，這個代替並非出賣或者轉讓，誠如人民並沒有將自身之權利無條件賦予主權者，在人民與政府之間，代議士作為一個中介者，是人民的辦事員，換言之，和政府一樣，都是人民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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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在民，誠如盧梭所說，「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政府與人民與代議士的關係，便是基於社會契約，人們放棄天然自由，獲取契約自由，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從本能邁入道德和公義，這就是社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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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一個人倡導的絕對自由，就意味著剝奪另一個人自由，當個人尋求自己的利益至上，彼此的利益就會產生衝突，社會契約的產生的前提便是基於公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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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共意志在於接納每一個成員，以群體的福祉作為發想，而非單一個人或一個小群體，是所有個體結合而成的公共人格，是主權者，而人們參與其中，換言之，無論是人民／政府／代議士，都必須遵守這樣的社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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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像高虹安一樣，身為代議士，卻指控她的主權者是塔綠班，是「另一群人」，「是極端份子」，而將這群人排除在命運共同體之外，並要她的另一群主權者去嘲笑他們，貼標籤，進行仇恨動員，獵巫，與霸凌，這比較符合她口中的部分激進支持者，而這就是毀壞契約的行為，她應該自行辭職，或由人民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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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制裁並不會是另一種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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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立委的薪水來自於全體人民的納稅金，這是不分政黨色彩的人所貢獻；該立委的權柄來自於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架構，而這是基於２３００萬人的公共意志，所賦予，要求他進行質詢與立法代議士的義務，這些人無論政治立場為何，政治選擇為何，支持哪一個政黨，贊成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是他們自由的選擇，來自於他們的自由意志，並不能由代議士決定，或者干涉，甚至將之作為一種攻擊性的理由，攻擊自己理當付出責任的對象，純粹是因為人民不選擇她或她的政黨，或者不遵從她的個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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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檢討政府的防疫，應該提出你的論述和客觀依據，與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凸顯其不足之處，但絕非檢討選民是綠畜或是塔綠班，這不會對防疫有任何幫助，只是單純地進行惡意攻擊和羞辱，根本是搞錯對象．立委就職都必須宣誓效忠人民與憲法，憲法即規定，議會必須具有有自治、自律之權責，議案之討論、質詢等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為限，始有免責之權，如與會議事項無關，而為妨害名譽或其他顯然違法之言論，則係濫用言論免責權；而權利不得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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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此舉，是在違背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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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委之議事攻防、辯論、溝通的過程，其判斷標準為「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白話來說，你可以向民眾陳述利害關係，爭取他們認同，而不是強制人民遵從自己的意見，反對者的意見都打成對立群體，進行抹黑和汙衊，比起黨意，極端的個人主義更令人無法苟同，前者仍符合民主的範疇，後者傾近於將自己當成一個暴君或奴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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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汙衊人民是塔綠班或者綠畜，並不屬於「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相反的，它屬於侵害公民存在的負面成分，壓制人們表達自己的主張，才有可能製造所謂「寒蟬效應」，當人民表達自身的主張時，隨時會被代議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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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最荒謬之處，那就是代議士拿人民因染疫而逝去８００條人命，合理化自己對人民羞辱和歧視的行為，她似乎忘了，她才有質詢權以及代議的職權，而人民並沒有，她說「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事實上，這是她的工作，她不去做，要人民自己去做，而這發生在她被檢討唱歌的情境，只要人們質疑她為何罵人是塔綠班，就必須代替自己去質詢政府，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能質疑她，要接受她的羞辱．一個代議士，主動拋棄了自己的工作並對著自己主僱惡意的謾罵，並拿他人的悲痛，來為自身歧視言論進行背書，可以說，符合亞里斯多德所稱的「惡行」（ａｄｉｋｅ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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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說，羞辱與歧視是一種民意，霸凌與嘲笑是公民的行為，「塔綠班」是一種惡意的標籤，框架在無辜的人身上，對於他人進行莫須有的指控，用意在於報復與逼迫他人服從他們權威，如同盧梭所說的自爽之愛（Ｉ’ａｍｏｕｒ　ｐｒｏｐｅｒ），把民主社會當成一種複雜的人際關係，為了經營這種人際關係，試圖與他人比較並進行貶低，他們想從他人的目光中確認自我存在的價值，藉由反覆激怒與刺激他人，引起別人不悅，討好極端的對象，取得他們的認同，他們越生氣，我越高興，越將他們非人化，越能建構自身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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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映的是它自身的脆弱性，必須依賴他人的認同才能生存，必須試著去忌妒和怨恨，他們的戲碼才能繼續演下去，在這個螺旋之中，它是在服膺另一群主權者嗎？我想不是的，它像是在爭奪獲得支配自己的權力者的寵愛，一種怨婦式的忌妒，奴隸般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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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綠班之所以是歧視的字眼，是因為它遭致了台灣本土伊斯蘭教信徒的反對，他們屬於客觀的第三者，就像柯文哲當初說「希特勒屠殺６００萬人的歷史悲劇，是猶太人對國際上最大宣傳」，而遭到猶太協會所杯葛一般，台灣伊斯蘭協會對於ｐｔｔ上「塔綠班、聖蟑士」的戲謔用語，認為是一種謾罵並且像是一杯毒藥，牽連無辜穆斯林，並認為使他們遭受到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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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羞辱與歧視的詞彙，它所指涉的對象，以及加諸的語境，並不是由加害者所定義，那只會淪為二次傷害，加害者出於自利取向，必然會合理化自己的羞辱行為，認為他們十分合理，如此，就會出現「我所指稱的就是一群可恨的人他們應該被憎恨」，或者「塔綠班當然不是塔利班就如同塔利班早已不只是字面上的神學士」，這樣虛構的謊言，將原本人們欲脫離的傷害字詞，再度烙印在被害者身上，使惡意成為一種平常，將錯誤變成一種正確，原本應該被遏制的行為，變成強迫別人接受，而不許抗拒的日常，明明感受到了惡意，也確實被傷害，他們要其他人裝作沒這回事，掏洗人們的認知，只能默默的忍受，把他們惡意當成善良來解讀，為了少數人的慾望，施暴於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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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與羞辱字詞，應該由受指涉的對象，他們的感受為主，以普世價值審視他造成的傷害性，塔綠班不是塔利班但卻將塔利班與之連結，如高虹安想指涉的對象是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她就直接說「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就好了，犯不著使用塔綠班，她也可以使用傷害較小的網軍或１４５０，但是否，從她本身的意圖來看，她故意使用塔綠班標籤他人，就是要讓觀者往塔利班神學士的惡行進行聯想，ｓａｙ，「他們就是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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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進黨支持者來說好了，或者她所謂「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他們可曾去強暴婦女，或是殺害平民？他們可曾對公共設施進行恐怖攻擊？他們可曾解釋一部律法，剝奪女孩子的受教權力？他們可曾說，「女生不能養寵物」而在飼主前面槍殺他們的毛小孩？他們可曾毆打或殺死記者，阻止人們說出真相？或入侵電視台，用槍逼迫主播說出他們想令她說出的口不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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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而高虹安，作為一個代議士，說他們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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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人想起黃士修，曾經攻擊立委王婉諭為「小綠燈媽媽」，他們慣性以「綠」作為一種原罪，並拿他人的創痛，使他人無法忍受，難以反駁，讓人陷入退無可退的境地，而諷刺的是，當神學士把女性當成羔羊那樣宰割，身為一位女性，卻把兇手的暴行嫁接在不相干的人身上，這是在利用太平洋一端的受害者，拿著她們的吶喊聲，來為自己取暖，尋求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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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士不是神學士，淪為負面的詞彙，塔綠班卻不是塔利班，是一種無害的歌頌，這理科出身的中文造詣，實在令人不忍卒睹，既要罵人，展現自身的惡意，又想要免於責難，掩飾自身的意圖，要其他人當這股惡意都不存在，不准別人批評，可以看見其中極度自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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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塔綠班一詞的發源地與推波助瀾者，ｐｔｔ八卦版與成衣商人，他們明確的使用這個詞，用來指涉所有泛綠的支持者，只要遇見泛綠支持者的存在，無論他們說什麼，贊同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來上一句「好的，塔綠班」，高虹安既然稱歌詞皆非她所創作，但又認為歌詞不是他們所定義的那樣，而是自己所獨創的那一種，「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這是沒有邏輯的，她獨創這樣的概念，又加以違反，對於這個詞彙有反應的「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是自己「對號入座」，凡看不下去她出口成髒，羞辱他人行為的人，都是一種霸凌，而霸凌她的人又會將自己的言行舉止，刻在人民心底，塔綠班將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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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已將所有具有正常道德與價值判斷的人，看不下去她惡行的人，都當作是塔綠班，「只要批評我的，都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我說你是，你就是」，只要我爽，我就能將塔綠班貼在不合我意的人身上，而對我有利的人，就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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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點像是當初母豬教徒的「仇母豬不仇女生」，將女生分為好女孩、壞女孩，被我仇視的，就是母豬，遵從我的女孩，就是好女孩，不是母豬．在這邊，高虹安把她不同政治傾向的朋友，以及她認可的，就事論事的民進黨員和非民眾黨支持者，定義為「聰明溫暖的活人」，她「永遠也不會用塔綠班來稱呼他們」，至於她稱呼塔綠班的人，都是一群愚笨冰冷的屍體，她不需要在意他們的感受，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簡單的劃分成對我好的和對我不好的，孩童般的世界，我想，在她的朋友中，也必然存在不認同她羞辱他人行為的人，在她認可的非民眾黨支持者中，也有看不下她罵人綠畜的人存在，是說，正常人都會這麼認為，不過，在她眼中，就會突然被歸類成「不能就事論事」，哪怕，是針對她辱罵別人的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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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我意的，就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證據就在於，她的定義不斷地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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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不是理科的人，都容易產生這樣自我掏洗腦袋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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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Ｔ八卦版早前，在塔利班攻進首都喀布爾時，改版標「賀阿富汗酋長國成立」，成衣商人則在此時直播中表示，「塔利班以前就是一個政權，是後來美國人來，把塔利班政權趕走，這才是整件事的開端．」，並稱「美國人說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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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他們濫用這詞彙的前提，和其他人不同，是肯定塔利班的行為，並對他們展開奇異的同情，透露出他們隱約的反美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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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又將「塔綠班」標籤在任何他們認為是本土派支持者的人身上，他們某種程度贊同塔利班的行為，又將他們的暴行轉嫁給其他人，無的放屎，這樣的行為，就是在認同惡意，轉移加害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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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看一個強暴犯在強暴凌虐另一個女孩，他們一面大聲叫好，一面對加害者抱以同情，並大聲嚷嚷著，無辜的路人，你們是強暴犯，對著所有想幫助被害者的幫助者，說，你們就是那個強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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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思維，無疑是一種共犯的思想，我們周遭的人們，出現了一群強暴犯預備軍，而高虹安唱起他們的語彙，並說，不是她創作的，是應觀眾要求，話鋒一轉，又直接指控「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不正是坐實了民眾痛恨的塔綠班？」、「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直接將塔綠班說成是刻畫在民眾心裡的你的名字，噢，我想她真正想說的，是已經刻畫在自己的心中，成為永遠的名字，她已經命定了，所有批判她的人，你們就是一群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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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不敢說，說成是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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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的人正在受苦，他們被用鞭子鞭撻著，被蓋上罩袍，遮住了眼睛和嘴巴，而一群人不同理他們的處境，不正視他們的痛苦，甚至捨不得別開眼睛，當作事不關己，看著一群人被奪去了自己的名字，被另一群人奴役，你不為他們發聲，反倒是把加害者的名字，當作是鞭子，試圖鞭撻另一群人，活在你身旁的人，也奪去他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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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很痛苦，而他們卻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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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緒，這樣的剝奪，和兇手又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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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虹安為了保護自己，而將自己周遭的人，都刻化成兇手的名字，那麼，神父必須為那些被削去自己臉孔的人，找回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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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為和她同樣活在這座島嶼上的人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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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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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為同樣活在島上的人，她必須意識到，她和其他人不同，她不是一個鄉民，或是名嘴，她是一個代議士，具有公職的身分，她具有著權勢，立法權，質詢權，要代替人民上國會殿堂，理所當然，具有較多的社會責任，必須以較高的道德標準加以省視，何況，她還任職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教育、文化政策的議案，難道她要用謾罵綠畜的眼光，去制定民眾教育的規準？用唱「塔綠班之歌」的方式，去審視族群的文化？而她犯了錯，不肯道歉的態度，難道不會有家長問「我要怎麼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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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鄭太吉所說的，「過高屏溪，殺人無罪」，如果他不是一個代議士，他只是一個罪犯而已，他說的話不具備影響力，但他選上了議長，這就表示，他不同於一般人，他的話語，不可避免的會對公民社會造成極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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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隨口說出「塔綠班、綠畜」的代議士，是不是認同「只要是綠的，辱罵無罪」，如果是，他擁有立法權，不知道會提出什麼樣的法案，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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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她必須具有基本的常識認知，自己的話語，對照自己的職權，是如何的撕裂這個族群和社會，她絕非只是隨意唱歪歌的小女孩，如果她認為她是，請辭職，辭去自己的職務，想要罵什麼樣的髒話或是羞辱特定族群，沒人會理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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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伊斯蘭信徒，並不認同塔利班的行為，認為少數人曲解伊斯蘭後還自詡為穆斯林，使得他們受到了牽連，而這份心情，轉化成同理，使他們精確的辨明了，那些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正在消費他們的信仰，將罪加在冤枉的人身上，正如其他人用塔利班的行為，對他們進行歧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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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感同身受，發出不平之鳴，人之所以為人，乃因對其他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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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能，我們希望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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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那些謾罵塔綠班和嘲笑綠畜的人，能使自己的心靈早日得到平靜，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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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人慈》部落格文末抽書兩本
想像一下，如果有兩個星球，你認為自己住在哪一個？星球A：飛機墜機後，生存者禮讓最需要救援的人。星球B：事故發生後，生存者爭先恐後地往出口擠，不惜將他人踩在腳下。這個問題被用來問過許多學生，幾乎所有人都選了星球B。但事實是，我們住在星球A。這個世界真正面臨的威脅在於我們對人性太過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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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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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慈》這本書的作者是歐洲最著名的年輕思想家之一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他是同時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作家、記者。有鑑於報章媒體、政治宣傳、普羅大眾對於「人性」的偏誤解讀，他想透過這本書傳達一個核心訊息：「大部分的人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

作者在書中旁徵博引，以詳盡的事實和深入的查證，說明了人類無論是出於天性、身為孩童時、在無人島上、當戰爭爆發、當危機來襲，對於自己「好」的一面，有著強烈偏好。如果你至今仍然認為，人類就是天生自私、貪得無厭、陰險狡詐，那麼這本書絕對會讓你大為改觀。

這本書讓我感到大為驚喜的，是作者既大膽、又謹慎的考證態度，他勇於對歷史上知名的眾多案例（例如《蒼蠅王》、《史丹佛監獄實驗》、《米倫格爾電擊器實驗》）提出反面看法，而且其證據令人信服。在媒體慣用人性「惡」的一面吸引眼球的世界裡，這是一本思想激進的書，只不過是偏向人性「善」的那面光譜。這種書很罕見，卻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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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惡？三個精彩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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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考據的數萬年歷史以來，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衝突和鬥爭，我們也從故事裡看到領導人無論為了私利、國家的經濟、民族的情節而發動戰爭。難道，人類不就是天性好鬥嗎？只要有誘因存在，人們就會甘願殺得你死我活嗎？從歷史的考據裡面，我們會發現人性跟我們想得很不一樣：絕大部分的人不願意傷害另一個人。讓我們先從書中三個精彩的翻案來找到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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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蒼蠅王小說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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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蠅王》是一本膾炙人口的小說，在我國中的時候，老師也放過翻拍的影片當作社會科學的教材。內容大意是在說，因為飛機墜機，六個英國男孩漂流到一座無人島上，在沒有大人的情況得自立求生。過程發生了許多權力爭執、失去理智、弱肉強食的情節，最後只剩下兩個孩童倖存的故事。這個虛構故事在感嘆「人心的黑暗」，也被列為標準的社會教材讀物。

作者把持著一個懷疑的態度，他深入瞭解了虛構的《蒼蠅王》小說作者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的生平。作者發現高汀是一名有憂鬱傾向的酗酒者，他還會打小孩，他也曾說過：「我瞭解納粹，因為本質上來說我也是那一類」，這才讓作者明白，原來寫出《蒼蠅王》的作家是一個多麼不快樂的人。

因此，作者根據事實為主，追尋了一條實際發生過的類似案例，六名少年在太平洋落難，漂流到阿塔島（`Ata）的真實故事。這則故事跟小說大相逕庭，六名少年在荒島上發揮團結的本領，協調出遇到衝突的處理方式，還彼此在受傷時互相照顧。受困15個月後，六人獲救時仍氣色飽滿，而且士氣高漲地不可置信。真實版的《蒼蠅王》，其實是一個友情和忠誠的故事。

發現阿塔島生存的船長彼得．華納（Peter Warner）：「人生教了我許多事，其中包括了一個經驗，就是你永遠要尋找人的善良光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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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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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過許多談到心理學的書籍，都喜歡引用一個知名的案例，那就是《史丹佛監獄實驗》。實驗主持人飛利浦．金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把24名參加的學生隨機分成兩組，12人當囚犯，12人當獄卒，觀察人類當囚犯的反應，以及擔任獄卒的人施加權力的表現。整個實驗因為囚犯精神狀態快速崩潰、獄卒施加的處罰越來越過火，結果實驗到第六天就被迫中止。

這個實驗的結論彷彿要告訴我們：「當你給予人們權力，他們就會開始為惡，發展出一些不人道的規則」。作者深入考察之後發現，這簡直是一場天大的騙局。實驗並不是任憑12名獄卒自己決定如何處以，而是金巴多本人直接給獄卒灌輸思想：「你們要創造一種挫折感，製造恐懼，要剝奪他們的個體性…」，最後獄卒定的17條規則裡，有11條根本是實驗團隊給予的意見。這簡直是引導式的邪惡。

你或許也會好奇，那如果是實驗團隊「完全不介入」的狀況會怎樣？兩個英國心理學家2002年在電視節目上複製了一次同樣的實驗，但這次沒有告訴獄卒該怎麼管理、該怎麼懲罰。結果呢？節目無聊到不行。第二天，獄卒把食物分給囚犯。第五天，一名囚犯提議設立民主制度。第六天，獄卒跟囚犯一起抽菸。最後一集，大部分人一起坐在沙發上消磨時間。這麼無聊的故事，難怪我們都沒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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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電擊器實驗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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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更出名的《米倫格爾電擊器實驗》，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受測者身為「老師」，當隔壁房間的「學生」答錯題目時，就要按下電擊器，懲罰坐在電椅上面的學生。「學生」是由實驗人員假冒的，受電擊所發出的哭喊也是演出來的，但受測的「老師」並不知道，他們會「以為」這些電擊都是真的。

每一次學生答錯，懲罰的電壓伏特數就要提高，實驗主持人史丹利．米倫格爾（Stanley Milgram）教授會要求老師繼續施罰。120伏特時學生會開始喊痛，150伏特時尖叫並喊著退出實驗，200伏特時大叫大叫血管裡的血都凍住了！超過320伏特時開始撞牆並失去聲音。結果，有65%的受測者一路聽從指揮，開到了450伏特，幾乎是把學生電死的程度。實驗的結論幾乎告訴我們，只要有權威要求，連普通人都願意電死一個路人甲？

作者考核過後的翻案顯示了另一種事實。幾乎所有受測者都曾抗命，想要停手，但實驗方會加強壓力逼迫就範，從錄音檔聽起來更像是霸凌和脅迫。事後調查，只有一半的受測者認為隔壁的學生是真的在受苦，其他人覺得只是實驗效果。許多受試者也表示，因為他們真心「信任」米倫格爾教授的實驗對人類一定有幫助，所以即使當下不忍心，也願意咬著牙繼續做下去。

綜合以上三個翻案結果，大部分的人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但引用作者所說的：「如果你催促地夠用力，給予足夠刺激、又拐又騙，許多人確實是有能力做惡。但是邪惡通常不是在表面之下，它是需要費盡功夫才能扯出來的。」邪惡得要披上善良的外衣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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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麼會互相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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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真的是天性好鬥、殺得你死我活的物種嗎？綜觀歷史大小戰爭，這個說法似乎成立，但是當我們把尺度放到人與人面對面的相處，就是另一種樣貌。舉戰爭為例，兩軍人馬大動干戈的時候，所有人一定都是拔刀互砍、舉槍互射吧？在那種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是敵死，就是我亡了，不是嗎？

真實的戰爭傷亡統計很有意思，例如二戰英國陣亡的軍人死因中，10%是子彈和反坦克地雷；15%是詭雷、爆破和其他；75%是手榴彈、迫擊砲和空投炸彈。大部分的士兵都是隔個一定「距離」被殲滅的。真正喊著敵人是「害蟲」，一旦碰面就格殺毋論的，通常是離戰場最「遙遠」的政客和領導人。

根據研究，二戰的生存老兵超過一半從未殺過人，只有20%的軍人曾經擊發過武器。美國南北戰爭最激烈的蓋茨堡戰役中，回收的27,000把火槍，還裝有彈藥的比例達到90%。12,000把裝有兩顆彈藥，其中6000把超過三顆。但火槍設計成那樣，就是一次只能射出一顆子彈，那幹嘛裝那麼多顆子彈？因為大部分的士兵都『沒有』在試圖殺敵。人，打從心底不喜歡傷害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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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三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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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的下半部，作者有一則引述徹底震撼了我的思想。這句引言來自英國哲學家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伯蘭特．羅素（Bertrand Russell），他給未來世代這個建議：「當你學習任何東西或者思考任何哲學問題時，只該問自己事實有哪些，那些事實證明什麼是真實。永遠別被自己希望相信的事、或者自以為如果別人信了就對社會有益的事所分心，只要專心一意去看事實是什麼。」

這個非常理性的觀念，一開始相當很吸引我，但作者及時把我拉了回來。他提到除了探究事實之外，你本身「相信」什麼，才是以改善世界的動力來源。

第一種相信的力量，叫做「畢馬龍效應」。科學家做過一種實驗，把兩群同樣普通的老鼠，分別標示聰明和愚笨。請不知情的學生照顧老鼠，然後進行迷宮遊戲，看哪一組比較快逃出迷宮。結果聰明的那組獲勝，事後發現學生「相信」這些老鼠比較聰明，給予比較好也溫柔的待遇。同樣的實驗在一群小學生上進行，不知情的老師對聰明組的學生更關注、更鼓勵，事後結算成績，聰明組的孩子其智力表現提高了最多。

第二種相信的力量，叫做「魔像效應」。曾經有科學家在美國做過一個不道德的實驗，他把二十個孤兒分成兩組，跟其中一組說他們是善於表達的人，跟另外一組說他們注定要變成口吃者。這個實驗結果害得許多口吃組的受測孩童，一輩子患有語言障礙。這種效應常導致貧窮學生更加落後、無家可歸者失去希望、已經被孤立的青年人更加極端。

一如正面的期待能夠引發好的結果，負面的期待也能夠讓惡夢成真。接下來介紹書中三個真實世界的例子，來看看如何運用「相信」的力量，來改善我們的工作、教育和民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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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論工作的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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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外在誘因例如紅利會減低員工的內在動機和道德標準。給予外在誘因會獲得相等的回報：按照工時給付，就會增加更多的工時（無論是否裝忙）。按照發表數目給予稿費，就會得到更多的發表文章（無論品質優劣）。按照手術量來給付，手術就會更多（無論是否必要）。

荷蘭的最大的鄰里照護平台「博祖克」（Buurtzorg）採取逆向而行的策略，這個組織沒有業績目標或分紅，沒有管理階層，沒有客服中心。運作的自主權下放給每一個十二人的團隊，團隊自己定行程表，自行雇用同事。省去的營運費用和會議時間都回歸到團隊本身。

執行長喬斯．德．柏洛克（Jos de Blok）是從最基層出身的人，他相信員工內心會選擇做「正確」的事。他說傳統的管理階層「喜歡憑空想像一些計畫給那群工蜂做」，還說「拿掉管理階層，工作還是照常進行」，他認為讓團隊自我導向、動手執行腦中想法，是最實際的做法。博祖克沒有人資部，被評為最佳雇主；沒有行銷部，卻獲得最佳行銷獎。

（延伸資源：在台灣有「台灣居護」引進了這套照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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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論教育的玩耍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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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愈是聰明的動物愈會玩耍，玩耍更深植於人類天性當中。創造力和學習力來自於自由地玩耍，孩子會自然地渴望探索這個世界。當社會工業化之後，學校的體制越來越制式化，學生的課表被排滿，家長連下課的時間也不放過。最近針對十個國家的民調顯示，監獄囚犯待在戶外的時間比孩子還要多。研究也發現一個趨勢，孩子愈來愈覺得「自己的生命被他人所決定」。這是一個快要忘記怎麼「玩耍」的世代。

荷蘭的「阿哥拉」（Agora，希臘語「市集」的意思）是一個沒有年級、班級、教室的學校，也沒有功課和成績，一組學生團隊就只有配一位「輔導員」，但自主權在學生身上，他們自己決定要學什麼。整個學校就像一個主題樂園，學生透過玩耍和探索，找到自己當下有興趣的題目攻讀，學校提供對應的資源給他們學習。相較於傳統教育把孩童當植物灌溉，這所學校將孩童當「人」看待。

在這裡，與眾不同是常態，一千個學生就有一千種學習路徑。這裡幾乎找不到霸凌的蹤影，因為不以年齡和能力區隔孩童，沒有誰的進度會落後，沒有誰的表現太過突出，每個人都在綻放當下最好的自己。作者引述道：「玩耍的相反不是工作，玩耍的相反是抑鬱。」問題不是孩子能不能掌控自由，而是大人有沒有勇氣給他們自由？我們是否問過自己，教育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延伸閱讀：Agora: Meet the school with no classes, no classrooms and no curriculum，英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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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論民主政體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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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到，世界上愈來愈多的民主政體正遭受七種瘟疫侵襲：政黨持續腐化、公民不再信任彼此、少數人遭排除、選民失去興趣、貪贓枉法的政客、有錢人逃稅、人們發現當代民主充滿貧富不均（怎麼跟我住的地方這麼像！？）。但世界上有地方嘗試了解法，簡單到令人難以置信，卻很少上新聞（你應該猜得到為什麼）。

委內瑞拉的托雷斯市（Torres）的民選首長胡立歐．查維茲（Julio Chávez）選擇一種嶄新的信念，他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位積極認真的公民」。他的競選政見只有一個，下放權力給所有托雷斯市民，而且他遵守了承諾。所有的政府集會邀請全體居民參加，不只是討論，還要決議城市所有預算的使用。

結果人們空前踴躍參與政治，在最需要的地方蓋起了住宅和學校，有效地鋪整馬路清掃街區。因為預算透明，大幅削減了貪污和權威的弊病。市民們還一起要求提高稅收，並且說道：「過去我們不瞭解市政稅要用來支付那麼多東西。」這個被稱為「參與式民主」的方式，深受民眾喜愛，卻鮮少在新聞上被提及。

（在台灣我還沒聽過類似的試營運模式，有人聽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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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相信善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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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慈》是我今年讀過最意猶未盡的一本書，作者的大膽思想，配上嚴謹的查證，讓人讀來格外痛快。從這本書中，我也慢慢體認到，問題不是二元化的「人性本惡或本善」選擇題。反而，透過這些精采的正反論述，猶如偵探小說抽絲剝繭般的分析，我理解到的是人性真正的「複雜」。

如同現在人工智慧和大數據這麼發達，如果只讓電腦演算法來判決，那麼歷久不衰的《蒼蠅王》人心黑暗論肯定佔據上風；《史丹佛監獄實驗》和《米倫格爾電擊器實驗》無以計數的論文和書籍引用，肯定讓演算法覺得這才是人性的真理。無數對人性帶有扭曲和偏誤的描寫佔據了媒體的版面。然而，事實呢？

這本書中段的畢馬龍和魔像效應教我們的就是，人們「相信」的事情往往會發展成「事實」，更是一個令人驚醒的提點。無論是書中獄卒和囚犯的故事、老師和學生的故事、老闆和員工的故事、父母和子女的故事，一再說明了：「當你把一個人當人看，他就會表現得像一個人。」反之。讀完這本書後，你可以踏實地選擇自己相信的那一面。

瞭解事實，讓我們得以明辨是非。擁有信念，才能以行動改變世界。原來，關於人性，我讀過的許多論點幾乎都是錯的。永遠別被自己希望相信的事所分心。只管去看，事實是什麼。然後在事實背後，找出值得相信的事情，讓它成為新的事實。這絕對是一本必讀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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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美國撕裂了自己，因為它搞不清自己可以實現什麼目標？》
文/季辛吉(原文刊載於Economist 經濟學人雜誌）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帶給我們的近憂，只是如何解救滯留阿富汗的數萬美國人、盟國人和阿富汗人：如何營救他們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長期的影響。

美國應反思自己的決策過程：美國的盟友和相關人員，在過去20年間，在阿富汗戰爭上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而美國卻未發出足夠的警告，也未與他們進行充分協商，已於前年起擅自做出全部撤軍的決定。

美國更應思考，為什麼阿富汗問題會被以一種非此即彼的零和策略呈現給公眾，使大眾以為美國只能在完全控制阿富汗和全面撤軍之間，做出選擇。

從深陷越南戰爭到開打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美國介入他國的根本問題，困擾了數代美國人。美國必須首先將戰略目標和政治目標結合起來，然後再派出軍人冒險血戰，賭上國家的信譽並將其他國家牽拉入戰爭中。

在戰略上，美國要搞清楚戰爭的形勢；在政治上，美國要明確的制定目標，以便在相關國家內部和國際上維持戰爭成果。

在開打阿富汗、尤其伊拉克戰爭過程中，美國撕裂了自己。

因為美國搞不清為何而戰，以及可以實現什麼目標？美國人也無法在美國政策過程中，將這些目標結合起來。

當一個軍事目標過於絕對且難以實現時，政治目標便會變成過於抽象且難以捉摸。

這樣的戰爭註定失敗。

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戰爭中，美國領袖們無法將這些目標結合在一起，這一直困擾著美國，並導致美國深陷國內紛爭的泥沼中，自己無法團結一致。

基地組織從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出發向美國發動襲擊：於是作為報復回應，美國在獲得廣泛民意支持的情況下進軍了阿富汗。

最初進行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但當塔利班崩潰之後，我們除了斬首追捕賓拉登外，已經失去了戰略重點。

塔利班基本上靠巴基斯坦的庇護才苟活下來，後來在巴基斯坦個別部門的協助下，十年後，他們又重返阿富汗展開了游擊戰。

於是我們告訴自己，甚至深信只有將阿富汗變成一個擁有民主體制和憲政政府的現代國家，才能最終避免阿富汗重新變成恐怖主義的溫床。

這樣「宏偉的計劃」，不可能成功！

2010年，在一篇評論阿富汗增兵的文章中，我便警告不要貿然延長這場戰爭：否則即使是那些不贊成塔利班聖戰的阿富汗人，也會站到我們的對立面。

因為阿富汗從來就不是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它的國家建立在共同體的宗教意識和中央集權的基礎上。

貧窮的阿富汗，恰恰缺少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元素。要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政令通行全國的現代民主國家，這意味著要制定一張時長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表；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努力與該國的地理環境和民族宗教本質信仰，完全背道而馳。

正是因為阿富汗倔強、閉塞和缺乏中央權威，才使其成為恐怖組織首選的基地。

一個獨特的阿富汗實體早在18世紀就已形成，但組成這個實體的各個民族卻一直強烈反對中央集權。

阿富汗的政治統合，尤其是軍事統合，一直是沿著種族和部族的脈絡發展，它基本上處於一種封建結構中，發生主導作用的權力代理人就是部落武裝的領導人。

這些軍閥通常在開戰時，才會結成廣泛的聯盟，這主要發生在外部勢力試圖破壞阿富汗時。例如1839年英軍入侵阿富汗，和1979年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

正是各個部族從鬆散改變為聯合，才導致英國人於1842年倉皇撤離喀布爾，最後只有一名歐洲人逃脫了被殺或被俘的命運。

接下來便是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大規模撤退。

現在所謂阿富汗人民不願意為自己而戰的說法；並沒有歷史依據。當為自己的部族和部落為自治而戰時，他們都是英勇無畏的戰士。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富汗戰爭呈現出以往美國開戰漫無盡頭的特徵，美國國內對戰爭的支持也逐漸減弱。

摧毀塔利班基地的目標基本早已經實現，但重建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卻佔用了太多太大量的軍事力量。塔利班可以被遏制，但不能被消滅。而從外部引入陌生的政府形式，則削弱了美國的政治承諾，並加劇了業已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

因此，美國國內原有的爭論模式又在阿富汗問題上重現了。

在這場辯論中，平亂一方被定義為進步派，而政治解決派則被視為災難製造者。在兩黨交替執政期間，這兩派人總都想搞垮對方。例如，美國政府在2009年決定增兵阿富汗的同時，也宣佈將在18個月後開始撤軍。

被忽視的是一個本可想得到的、兩全其美的替代方案。戰爭的目標可縮小為遏制而非摧毀塔利班。而政治-外交途徑則可能探索了阿富汗現實的一個特殊層面：該國的鄰國，即使在相互敵對時和偶爾與我為敵時，也會感受到阿富汗恐怖主義的可能威脅。

這有沒有可能會促使我們聯合展開反恐行動？

印度、中國、俄羅斯和巴基斯坦常常存在利益分歧。但展開創造性的外交活動，有可能提煉出戰勝阿富汗恐怖主義的一致的外交聯合措施。

英國就曾採用這一戰略。

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在沒有永久基地的情況下，與臨時的本地支持者一道，保護其經過中東到達印度的陸上通道。

但這一替代方案從未被仔細研究過。

川普和拜登總統在競選總統時反對這場戰爭，在就任後與塔利班展開了和平談判，而正是這個塔利班，是我們在20年前曾發誓要鏟除它，並勸誘盟友出手相助。

如今，拜登政府的無條件撤軍，使這齣戲達到了失敗的高潮。

大談形勢發展並不能抹除政府撤軍決定的粗疏和突兀。

由於美國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歷史價值，美國無可避免地要在國際秩序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無法通過撤退來逃避這一個命運。

能夠自主研發且掌握更多先進技術的國家，將是一項全球性挑戰。要想抵制恐怖主義，我們必須把國際戰略利益和國際合作相互結合，我們可以通過展開相應的外交努力，來創建合適的國際框架。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近些時候，沒有任何重大戰略舉措可以抵消這一次自作自受的失敗，比如在其他地區作出新的鄭重承諾。

美國的魯莽會加重盟國的失望情緒，鼓勵對手，並使觀察家們迷惑不解。

拜登政府才剛剛執政，它還有機會制定和維持一項符合國內和國際需要的全面戰略。

民主就是在各界衝突意見中發展而來的，透過和解，民主可以實現偉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