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中小劇場　第63場　《幻愛》 我不介意，你呢？】
　　　　
女人開始脫衣服。
　　
在大街上，一件一件地脫。
　　　　
不是情傷負氣，也不是酒後脫序，而是某種更糟糕的狀況。眾人見狀後紛紛掏出手機，但我們都知道，沒人會按下通話鍵。
　　　　
畢竟，錄影發動態比報警重要多了。
　　　　
此時有個女孩突圍人牆，脫下自己的灰色罩衫，緊緊裹住女人。阿樂路過現場，驚覺女人正是阿玲，隨即喝令眾人停止錄影。未幾救護車趕到現場，女孩向警方還原事發經過，阿樂隨阿玲上車，手上留著女孩的罩衫。透過車窗，他望著女孩的側臉，通常在這種時刻，人的側臉最容易走進記憶。
　　
阿樂與阿玲同屬一個團體，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病友團體。
　　
阿樂是小學體育老師，母親不久前過世，幸運的是阿樂穩定服藥，正走向復原的緩解狀態（remission），目前還有些殘餘症狀，但不影響生活機能。影響他的，是女孩的側臉。
　　
幾天之後，女孩出現了。
　　
女孩走進阿樂家的社區電梯，兩人閃躲著彼此的眼神，卻又不禁露出笑意，這種傳接，通常是一場戀情的暗示。
　　
原來女孩一直都住在阿樂樓上，從阿樂上門將罩衫還給她開始，兩人便注定成為一對。他們倚著公屋的圍欄，望著飄進天井的雲，聊著過去的人生，想像著未來的光景。這是母親過世之後，阿樂再度感受到愛。
　　
一直到那天晚上。
　　
「你不准再跟那個神經病見面，他腦袋有問題，萬一殺人怎麼辦！」
　　
叫罵聲、傢俱碰撞聲、女孩尖叫聲依序往下穿透天花板，阿樂隨即衝上樓，只見女孩被父親趕出家門。阿樂帶女孩回家，兩人徹夜未眠，他知道這可能是女孩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進他家門，因為情況似乎要開始變糟了。
　　
阿樂和孩子踢球時，彷彿又聽到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樓上的家暴實況每天送進他的耳裡，他登門拍喊，卻只換來男人一頓毒打。這世界似乎抹去了女孩的痕跡，阿樂心神不寧，周圍的聲音都往他身上砸。站在車廂裡，電車劃過了屯門的黑夜，卻沒能把女孩送回月台，結果一個過彎，他又看見女孩在車窗上的倒影，這次他沒有猶豫。
　　
兩人在月台重逢，女孩訴說著這段時間的經歷，阿樂望著對方，決定做一件殘忍的事。
　　
他打開了手機的錄音裝置，錄下女孩說的每句話，然後按下回放鍵，來確認自己是否幻聽。
　　
結果一片空白。
　　
那段雜訊正在殺死一個女孩，把阿樂推向夢的邊界，女孩緊緊抱住他，試著不讓他墜落，最後兩人相擁而泣。遺憾的是，這段畫面只存在阿樂的腦中，事實上他正站在月台旁發呆，軌道應聲振動，電車呼嘯而過。至於那件罩衫，還躺在床下的紙盒裡。
　　
全世界都陷入夢境，唯一清醒的，只有那段錄音。
　　
「像我們這種人，哪有資格談戀愛？」
　　
這是電影裡某個病友的台詞，然而現實生活中，我已經被這句台詞洗禮了幾萬次，但每次聽到都還是只有無奈。
　　
我曾看過九十歲的榮民，帶著四十多歲的精障兒子來申請身障證明，每次見到他，我都不確定他的陪伴還有沒有下次。他說結婚時就知道對方有問題，但傳宗接代對他來說，不是想做，而是「不得不做」。但如果再來一次，他會讓血脈停在自己身上，原因很簡單，「因為孩子是無辜的」。
　　
電影畫面停在月台的燦爛光斑上，影片開演二十五分鐘之後，片頭字幕才緩緩浮現。
　　
前二十五分鐘的劇情，取材自導演周冠威2006年的短片《樓上傳來的歌聲》，成了本片《幻愛》的序幕。電影進入中段後，女孩換上另一個身分出場，同一張臉孔，心思卻大相逕庭，女孩究竟有何目的？劇情會如何開展？懸念蔓生，人心難測，電影在短片基礎上，做了更加寬闊的延伸。藉由一個愛情故事，一段心理療程，將「精神病汙名化」、「思覺失調病程」、「情愛妄想」，以及「醫病倫理」等重大議題，悉數串聯起來。
　　　　
情愛妄想（Erotomania），早先被翻成「色情狂」（魯思翁等，1988），又稱「克雷宏波症候群」（De Clerambault's syndrome）。本片主角阿樂除了患有思覺失調，亦有類似症狀，這是一種「被愛妄想」的型態，也就是患者深信自己正與某人戀愛，以各種方式維繫關聯，然而現實生活中兩人可能根本沒有任何交集。
　　
「你不是說要照顧我一輩子嗎？」某個女病患也曾這樣對我說過，告白當下百感交集，既有一股被認證的悸動，亦有被糾纏的擔憂，但事後證明一切都是幻覺！她之所以叫我罩她一輩子，純粹是她欠了一屁股卡債，而且在所有被她告白的對象裡，我得到的台詞還算少的。
　　
除此之外，這也是一部和「臨床心理師」（Clinical Psychologist）有關的電影，香港稱「臨床心理學家」，簡稱C.P，因此片中出現了幾次會談場景。電影將會談過程稱為輔導（Counseling，原意為「諮商」），然而在台灣，根據心理師法規定，針對精神病人，臨床心理師進行的會談稱為心理治療（Therapy），諮商無法用於精神病患。
　　
但無論治療或諮商，編導確實對會談歷程進行了嚴謹的田調，症狀設定也符合邏輯，包括阿樂之所以患有情愛妄想，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缺乏愛」（本身戀愛經驗匱乏，又恰逢案母過世），因此才幻想出一個能夠愛他的對象。其中有段治療對話讓人印象深刻，場景是實習心理師在會談過程中，直接挑戰了阿樂的妄想，目的是希望他能「回到現實」。指導教授當時看著監控螢幕，不動聲色，直到事後督導時才說了下列這段話：
　　
「我們的責任是釐清病人的想法，而不是點破他的妄想，在他還沒找到能夠依賴的對象之前，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
　　
十多年前，我的老師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然而一旦走進會談室，打開錄音筆，情勢一緊張，這些理解就會被拋諸腦後，只剩下教條留在對話中。
　　
有時候，妄想能摧毀一個人，卻也能支撐一個人。
　　
影片後半段，女孩的身世逐漸揭露，互動模糊了倫理界線，走向無法預測的結尾，然而比結尾更重要的，是兩人的關係演變。男孩不一定病態，女孩不一定純潔，但他們都觸碰到了彼此的疤痕，當女孩的歷史被一層層掀開時，阿樂只說了一句：「我不介意，你呢？」
　　
即便如履薄冰，兩人也義無反顧地靠近彼此。
　　
《幻愛》是我今年為止最推薦的劇情片，並入圍了三項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音效、新演員），此片很容易被拿來和港片《一念無明》對照，雖然後者更厲害一些（畢竟導演黃進是個奇才），但《幻愛》的製作精良（司徒一雷的攝影讓屯門變身打卡熱點，杜篤之的音效讓幻聽感同身受），劇本更是優秀，懸疑開場，夢境收尾，連結兩個端點的，是豐盈的人情關照。外加兩個優秀的年輕演員（說實話，劉俊謙和蔡思韵絕對是男女主角兩大遺珠），引領觀眾投入一段精神患者的戀愛歷程，不，應該是歷險。
　　
旁人的目光、聲音的迴盪、無法信賴的影像，一般人可能無法想像，精神患者談一場戀愛，需要付出多少代價。自始至終，劉俊謙都保持著一種「擔心症狀會再度復發」的不安感，猶疑的眼神、時隱時現的黑眼圈，甚至額邊的汗珠都讓人心疼，尤其結尾那場崩潰戲難度極高。
　　
蔡思韵則是一次扮演兩個角色（類似《神探》中林熙蕾的設定），但挑戰在於兩個角色會逐漸融合，女孩身世揭露之後，心境轉折必須要能說服觀眾，而她執行得很認真，才讓角色最後的決定顯得合理。
　　
其實，我們離妄想並不遙遠，有時一閉上眼，我們的人生就會陷進妄想八個鐘頭。畢竟對某些人而言，做夢本身就是一種被允許，又有時間限制的妄想形式。一旦妄想變得隱密又節制，我們與症狀的距離，或許就在眼皮的開闔之間而已。
　　
同樣面對妄想，我們總在夢境流連忘返，佇立人間的阿樂卻開啟了錄音裝置。
　
　　　
不知道誰比較勇敢？
　　
　　
參考文獻：
　　
● 魯思翁，龍佛衛，陸汝斌：De Clerambault氏症候羣：一例報告。中華精醫1988；2：305-13

● 孫藝文，劉秋平：雙極性情感性疾患之色情狂表現：一例報告。中華精醫1992；6：208-13
　　
＃幻愛
＃思覺失調
＃情愛妄想

[小樹文化—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 第五章]
第五章 精神疾病的基本結構

雖然透過分析實際衝突，就可以完整解釋和說明焦慮，但若是在性格精神病中發現產生焦慮的情境，就必須考慮在此之前已經存在的焦慮，藉此解釋為何病人恰巧在那個時刻產生焦慮並壓抑焦慮。接著，我們就會發現先存的焦慮，是由早已存在的敵意所引發——這是一個無止盡的循環。

為了理解整個發展過程，必須追溯到童年時代，然而荷妮很少提及童年經驗，這是因為本書要討論的不是激發精神疾病的個人經驗，而是精神病患者實際的人格結構。

考察了許多精神病患者的童年之後，荷妮發現，他們的共同點是「處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中」，這種環境會因其所佔的比例差異，顯示出幾種特徵：

1.最初的邪惡完全來自於缺乏真正的溫暖和愛所引起的。事實上，兒童內心深處若是覺得自己是被愛和被需要的，在極大的程度上，他可以忍受所謂的一般創傷。順帶一提，兒童是可以分辨真情的愛和虛情假意的愛。

重要的是，當父母患有精神疾病時，就難以給予子女溫暖和愛，這也是兒童沒有得到充足的溫暖和愛的主因。荷妮宣稱，缺乏愛的情況通常會被隱藏，因為父母會宣稱自己心中想的都是對子女有利的事情，而這種情況非常常見。

然而，在多數情況下，父母的行動或態度只能喚起子女心中的敵意，例如，只偏愛眾多子女中的某個孩子，又不公平的責罰其他孩子；或是時而過分關心孩子，時而忽視孩子；或是父母情緒不穩定、喜怒無常；也可能是父母未能兌現自己的諾言等等。

面對子女的許多願望，父母的態度會從暫時不予考慮發展到不斷加以干涉，例如干涉子女與他人的友誼、嘲笑他們的想法、損害他們的興趣或喜好，如藝術、體育。儘管父母無意，但孩子的意志卻被徹底粉碎。

過去討論引發兒童敵對的心理因素時，精神分析文獻總會強調兒童的願望受挫(尤其是性方面)，以及兒童的嫉妒心理。但是，叛逆性的敵對心理，並不只源於願望受挫。

在很大程度上，兒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樣，接受挫折和剝奪，只要他們認為這種剝奪是公平的、公正的、必需的、帶有目的性的。例如，只要父母不過分要求、避免使用欺騙或暴力手段來強迫孩子的衛生習慣，孩子並不會反抗教導。孩子也不會反對父母偶爾進行懲罰，只要他能確定自己是被愛的、受到的懲罰是公正的，懲罰並非要傷害他或侮辱他，就會接受懲罰。

事實上，對於激發敵意來說，挫折本身並不是重要因素，荷妮認為，許多父母過分注重挫折造成的影響，幾乎不敢干涉孩子，生怕傷害他們。

但事實上，無論是兒童或是成人，嫉妒都是滋生內心仇恨的牢固根源。兄弟姊妹之間的嫉妒情緒，以及對父母任何一方的嫉妒情緒，都會對神經質的孩童產生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會在他往後的生活中持續作用。

然而，我們仍然得問：是什麼樣子的內在環境導致嫉妒心理？

確實，在我們的文化中，兄弟姊妹之間以及父母子女間確實容易產生、存在嫉妒心理。同樣的，在任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社會團體中，也會發現這種嫉妒心理。這些嫉妒心理固然屬於人類反應，但也只有在兒童成長時期，經歷了產生嫉妒心理的文化氛圍，才能經由人為而產生。

在後面，荷妮會仔細討論「究竟是哪一種因素對產生嫉妒發揮了主要作用」，並對病態嫉妒的一般內涵進行分析，這裡只要先提到缺乏溫暖和鼓勵競爭會導致這種嫉妒心理就足夠了。

另外，荷妮指出，這種環境氣氛的製造者——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通常都對自己的生活充滿失望；而在情感關係和性關係極度缺失的情況下，他們通常會把子女視為愛的對象，然後把自己對愛的需求釋放到子女身上。

就荷妮所知的病例來說，罹患精神疾病的父母，都是以恐嚇和溫柔兼施，迫使子女對自己產生熱烈的依戀，從而使子女對父母的情感，帶有佛洛伊德式的佔有慾和嫉妒心。

而就子女而言，如果他們的反抗具有充分理由，這段過程中影響兒童性格形成的危險，主要並不是來自感受或表示抗議，而是對於這種抗議的壓抑。

壓抑敵意1：因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孩子在與父母互動的過程中，可能會把引起反抗的原因都歸咎於自己，並譴責自己，繼而覺得自己不配被愛：受到壓抑的敵意可能會引發焦慮，而先前已經提到關於這方面的心理發展。

為什麼孩子會壓抑自己的敵對心理呢？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覺得自己無能為力，感覺到恐懼、愛和罪惡感等等。對一般人的認知而言，小孩子在生理上是需要依賴父母的，但是在2～3歲左右，孩子生物上的依賴，其實會逐漸轉變為對心理、智力、精神生活等方面的依賴。這個變化過程會一直持續到青春期，直到孩子能夠獨立生活為止。

在不良環境下成長的兒童，由於父母恐嚇、溺愛，以及在情感上，父母始終處於依賴狀態，孩子孤立無援的感受變被強化了。孩子越是無能為力，越不敢感覺到和表現出任何反抗，這種反抗心理就會延續得越久，使得孩子內心奉行著「因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壓抑敵意2：因為我怕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兒童的恐懼可以由威脅、懲罰等直接的方式引起，也可能由間接恐嚇所引起，如父母總是說病菌、陌生人、路上的車子很可怕。孩子越是憂心，越不敢表現出來，甚至不敢感覺到任何敵意。

壓抑敵意3：我必須壓抑自己的敵意，否則我就會失去愛

父母若是缺乏對孩子真誠的愛時，他們往往會在口頭上強調自己是多麼愛孩子，使得孩子同時在口頭的愛與恐嚇之間掙扎，可能會抓著這些言語，做為愛的替代品不放，因此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心理，唯恐因為反抗而失去做為乖孩子得到的獎賞。

壓抑敵意4：我必須壓抑敵意，否則那我就是個壞孩子

根據上述討論可以看出，正是因為擔心會破壞與父母之間的關係，孩子才不敢表現出任何敵意。除此之外，文化的因素也是重要的，文化把孩子教育成，如果對父母表現敵對感，那自己就是個壞孩子，因此孩子更不敢對父母有所怨恨與責難。

更進一步的探討，在文化中，性的意涵是一個禁令，對性活動感到好奇是被禁止的，如果沉浸其中，他就是一個壞孩子。如果他的心中有涉及到任何關於父母的性幻想或願望，即便受到一般的禁慾態度而沒有公開表露，仍然可以使孩子產生強烈的罪惡感。

以上這些因素，都是壓抑自己敵意而導致焦慮的例子，但是，童年時期的種種焦慮，似乎不必然會導致精神病，荷妮認為，這不是致病的充分理由。

透過創造有利的環境，例如及早改變不利的環境，或是透過其他方式消除不利因素的影響，都可能防止精神疾病，但若生活未能削減焦慮，將持續推動構成精神疾病的內在過程。

荷妮特別關注幼年焦慮發展因素中的敵意與焦慮反應——這種反應會不會發展成對所有人的敵意與焦慮呢？如果一個孩子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如慈祥的父母、善解人意的老師、要好的朋友，那麼這些經驗將有助於中和家中的負面經驗；相反的，如果家中的處境越是艱困，使得孩子無法拓展經驗，就越有可能發展成對所有人的焦慮與敵意。最後，如果孩子順從父母，掩蓋自己的焦慮與敵意，就越有可能把焦慮投射給外部世界，進而認為整個世界都充滿危險與敵意。

若是這種情形持續加重，可能會導致孩子在與其他孩子接觸時，不敢表現出其他孩子那樣爭強好勝、富進取的心態。他會失去被他人需要的自信心，甚至把沒有惡意的玩笑，看作是對自己的排擠。

上述這些個人對環境因素的強烈反應，會形成一種性格態度，這種態度本身並不構成疾病，但卻會成為精神疾病的溫床，使得一些特定疾病隨時有可能長出來，因此，荷妮把這種性格命名為基本焦慮，它和基本敵意交織在一起，無法分離。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基本焦慮不存在於情境精神病中，而是存在於性格精神病中。所謂的情境精神病，乃是個體對實際情境中的衝突產生的病態反應，當個人處於情境精神病中時，他們無法正視衝突存在，因而無法做出明確的決定。但情境精神病的治療是相對容易的，性格精神病則困難重重且耗時。

在情境精神病中，衝突和精神病存在著恰如其分的關係，但性格精神病則否，因為後者存在著基本焦慮，即便是最輕微的誘發因素，也可能引起性格精神病最強烈的反應。

儘管基本焦慮的外在表現和對抗焦慮的防禦措施有千百種，但是基本焦慮的內在都是類似的：自覺渺小、無足輕重、束手無策、被拋棄、受威脅，彷彿身處一心謾罵、欺騙、攻擊、侮辱、背叛、嫉恨自己的世界中。

在各種精神變態中，患者往往能夠高度到這種焦慮病人往往只把焦慮限定在存在，偏執狂病人只會把這種焦慮限定在某個或某幾個特定的人身上，而思覺失調症的人則往往對周遭世界中潛在的敵意過分敏感，甚至將他人的善意視為笑裡藏刀。

然而，患者通常很少意識到這種基本焦慮或基本敵意存在，至少，病人不會意識到焦慮和敵意對自己人生的影響和意義。例如某個病人膚淺的相信所有人都十分可愛，但同時用一種膚淺而友好的態度與他人相處；而另一種蔑視所有人的基本敵意，又可以藉由隨時稱讚別人的方式來加以隱藏。

在這邊，荷妮特別區分何謂正常的焦慮。如果所謂的正常指的是一種普遍人類的態度，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在基本焦慮與德國哲學、宗教中所提及的生之苦惱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正常的聯繫，也就是在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災害、政治事件、偶然事故之前，我們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在童年時期就會認識到這些，並伴隨著我們一生，但卻不會認為這些力量含有敵意。

但如果正常，指的是文化認同的正常，我們就會發現，如果缺乏足夠的生活保障，那麼在他成熟後，這份經驗通常會致使他更加提防他人、更有所保留、更懂得人們實際上並不總是依正道而行、往往會受懦弱和隨機應變支配。

成熟健康的人，不會因為這些人類缺陷而感到無能為力，也不會像精神病患那樣不分青紅皂白，仍然能夠與他人建立真誠的友誼和信任。

人對自己和他人的焦慮中，基本焦慮還有特定的意涵，意味著情感的隔離和孤獨，如果此時人們內心還有軟弱感，這種情感上的孤獨會更令人難以忍受。它意味著脆弱不堪的自信心基礎，在人們的內心播下了潛在的衝突種子，讓人們既想依賴他人，又因懷疑和敵意而難以依賴他人。

當焦慮越是難以忍受，保護的手段就會越徹底。在我們的文化中，人們企圖藉助四種手段來保護自己、對抗基本焦慮，這四種手段分別是：獲得愛、表示順從、攫取權力、時時退縮。

手段1：如果你愛我，你就不會傷害我
獲得任何形式的愛，是對抗焦慮強而有力的手段。

手段2：如果放棄了自己的願望，就不會受到傷害
順從這點，一般人也會順從制度，但是如果是順從任何的人、不分好壞，即便受到攻擊也不還擊，即便偶爾意識到自己行為背後隱藏著焦慮，但是大多數時候他們認為自己是大公無私的，完全忽略了自己的願望，他們相信：如果我放棄了自己的願望，我就不會受到傷害。

這種順從態度，同樣也可以用於「藉由獲得愛來得到安全感」的目的。如果愛對某人來說非常重要，他願意付出任何的代價，也就意味著他會為此順從他人的願望，但是他又同時對愛保持著懷疑的態度，因此表現順從不是為了贏得愛，而是為了贏得安全感。事實上，有些人只有透過徹底順從，才能獲得安全感。

手段3：如果擁有權力，就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企圖透過獲得實質的權力、成就、所有物、尊崇和優越的智力來贏得安全感，他們帶著這樣的信念：如果我擁有權力，就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手段4：如果後退，就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傷害我
前面三種手段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願意透過某種方式和世界周旋。但自我保護則是選擇從世界中退縮出來、脫離他人，避免自己的內部或外部受到影響。

就外部而言，人們可能會透過佔有財富，擺脫自己受到他人的影響、獲得獨立，但是他們在享受佔有物的時候，往往存在著大量的焦慮，因為他們佔有的目的，乃是預防天災人禍。另一種擺脫外部需要的方式，則是將自己的需求降至最小。

就內部需求而言，讓自己擺脫與他人情感的聯繫，從而避免被任何事情傷害、避免感到失望，透過抑制自己的需求，對任何事情都不在乎，包括他自己。

退縮與順從的差別在於，順從是為了透過聽命他人來獲得安全感，但退縮則是不存在聽命的概念，他們透過放棄自己的慾望，來擺脫他人的影響、獲得獨立。他們帶著：「如果我後退，就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傷害我」的信念。

以上的手段並非由渴望滿足快樂慾望的本能推動，而是由想要獲得安全感所推動，且這樣的驅力可能與性本能同樣強大，甚至更強大。

然而，這四種手段可能帶來的代價是人格萎縮。且人們通常不會只採取一種手段，而是同時透過數種手段來獲得安全感，例如一方面順從他人，一方面又希望控制他人；一方面疏遠他人，一方面又希望得到他人的愛。這些根本未解的內在衝突，構成了精神疾病最常見的驅離核心，其中對愛的追求和對權力的追求，將在後面兩章更詳細的描述。

荷妮認為，他對精神疾病的論述，與佛洛伊德的理論——精神疾病本質上是本能驅力和社會要求(超我)相互衝突的結果並不違背，但荷妮並不認為這是精神疾病的充分條件，僅是必要條件：只有當這種衝突產生了焦慮，且當企圖減輕焦慮反而導致種種不可抗拒，卻不相容的防禦傾向時，才會產生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