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中小劇場　第63場　《幻愛》 我不介意，你呢？】
　　　　
女人開始脫衣服。
　　
在大街上，一件一件地脫。
　　　　
不是情傷負氣，也不是酒後脫序，而是某種更糟糕的狀況。眾人見狀後紛紛掏出手機，但我們都知道，沒人會按下通話鍵。
　　　　
畢竟，錄影發動態比報警重要多了。
　　　　
此時有個女孩突圍人牆，脫下自己的灰色罩衫，緊緊裹住女人。阿樂路過現場，驚覺女人正是阿玲，隨即喝令眾人停止錄影。未幾救護車趕到現場，女孩向警方還原事發經過，阿樂隨阿玲上車，手上留著女孩的罩衫。透過車窗，他望著女孩的側臉，通常在這種時刻，人的側臉最容易走進記憶。
　　
阿樂與阿玲同屬一個團體，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病友團體。
　　
阿樂是小學體育老師，母親不久前過世，幸運的是阿樂穩定服藥，正走向復原的緩解狀態（remission），目前還有些殘餘症狀，但不影響生活機能。影響他的，是女孩的側臉。
　　
幾天之後，女孩出現了。
　　
女孩走進阿樂家的社區電梯，兩人閃躲著彼此的眼神，卻又不禁露出笑意，這種傳接，通常是一場戀情的暗示。
　　
原來女孩一直都住在阿樂樓上，從阿樂上門將罩衫還給她開始，兩人便注定成為一對。他們倚著公屋的圍欄，望著飄進天井的雲，聊著過去的人生，想像著未來的光景。這是母親過世之後，阿樂再度感受到愛。
　　
一直到那天晚上。
　　
「你不准再跟那個神經病見面，他腦袋有問題，萬一殺人怎麼辦！」
　　
叫罵聲、傢俱碰撞聲、女孩尖叫聲依序往下穿透天花板，阿樂隨即衝上樓，只見女孩被父親趕出家門。阿樂帶女孩回家，兩人徹夜未眠，他知道這可能是女孩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進他家門，因為情況似乎要開始變糟了。
　　
阿樂和孩子踢球時，彷彿又聽到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樓上的家暴實況每天送進他的耳裡，他登門拍喊，卻只換來男人一頓毒打。這世界似乎抹去了女孩的痕跡，阿樂心神不寧，周圍的聲音都往他身上砸。站在車廂裡，電車劃過了屯門的黑夜，卻沒能把女孩送回月台，結果一個過彎，他又看見女孩在車窗上的倒影，這次他沒有猶豫。
　　
兩人在月台重逢，女孩訴說著這段時間的經歷，阿樂望著對方，決定做一件殘忍的事。
　　
他打開了手機的錄音裝置，錄下女孩說的每句話，然後按下回放鍵，來確認自己是否幻聽。
　　
結果一片空白。
　　
那段雜訊正在殺死一個女孩，把阿樂推向夢的邊界，女孩緊緊抱住他，試著不讓他墜落，最後兩人相擁而泣。遺憾的是，這段畫面只存在阿樂的腦中，事實上他正站在月台旁發呆，軌道應聲振動，電車呼嘯而過。至於那件罩衫，還躺在床下的紙盒裡。
　　
全世界都陷入夢境，唯一清醒的，只有那段錄音。
　　
「像我們這種人，哪有資格談戀愛？」
　　
這是電影裡某個病友的台詞，然而現實生活中，我已經被這句台詞洗禮了幾萬次，但每次聽到都還是只有無奈。
　　
我曾看過九十歲的榮民，帶著四十多歲的精障兒子來申請身障證明，每次見到他，我都不確定他的陪伴還有沒有下次。他說結婚時就知道對方有問題，但傳宗接代對他來說，不是想做，而是「不得不做」。但如果再來一次，他會讓血脈停在自己身上，原因很簡單，「因為孩子是無辜的」。
　　
電影畫面停在月台的燦爛光斑上，影片開演二十五分鐘之後，片頭字幕才緩緩浮現。
　　
前二十五分鐘的劇情，取材自導演周冠威2006年的短片《樓上傳來的歌聲》，成了本片《幻愛》的序幕。電影進入中段後，女孩換上另一個身分出場，同一張臉孔，心思卻大相逕庭，女孩究竟有何目的？劇情會如何開展？懸念蔓生，人心難測，電影在短片基礎上，做了更加寬闊的延伸。藉由一個愛情故事，一段心理療程，將「精神病汙名化」、「思覺失調病程」、「情愛妄想」，以及「醫病倫理」等重大議題，悉數串聯起來。
　　　　
情愛妄想（Erotomania），早先被翻成「色情狂」（魯思翁等，1988），又稱「克雷宏波症候群」（De Clerambault's syndrome）。本片主角阿樂除了患有思覺失調，亦有類似症狀，這是一種「被愛妄想」的型態，也就是患者深信自己正與某人戀愛，以各種方式維繫關聯，然而現實生活中兩人可能根本沒有任何交集。
　　
「你不是說要照顧我一輩子嗎？」某個女病患也曾這樣對我說過，告白當下百感交集，既有一股被認證的悸動，亦有被糾纏的擔憂，但事後證明一切都是幻覺！她之所以叫我罩她一輩子，純粹是她欠了一屁股卡債，而且在所有被她告白的對象裡，我得到的台詞還算少的。
　　
除此之外，這也是一部和「臨床心理師」（Clinical Psychologist）有關的電影，香港稱「臨床心理學家」，簡稱C.P，因此片中出現了幾次會談場景。電影將會談過程稱為輔導（Counseling，原意為「諮商」），然而在台灣，根據心理師法規定，針對精神病人，臨床心理師進行的會談稱為心理治療（Therapy），諮商無法用於精神病患。
　　
但無論治療或諮商，編導確實對會談歷程進行了嚴謹的田調，症狀設定也符合邏輯，包括阿樂之所以患有情愛妄想，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缺乏愛」（本身戀愛經驗匱乏，又恰逢案母過世），因此才幻想出一個能夠愛他的對象。其中有段治療對話讓人印象深刻，場景是實習心理師在會談過程中，直接挑戰了阿樂的妄想，目的是希望他能「回到現實」。指導教授當時看著監控螢幕，不動聲色，直到事後督導時才說了下列這段話：
　　
「我們的責任是釐清病人的想法，而不是點破他的妄想，在他還沒找到能夠依賴的對象之前，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
　　
十多年前，我的老師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然而一旦走進會談室，打開錄音筆，情勢一緊張，這些理解就會被拋諸腦後，只剩下教條留在對話中。
　　
有時候，妄想能摧毀一個人，卻也能支撐一個人。
　　
影片後半段，女孩的身世逐漸揭露，互動模糊了倫理界線，走向無法預測的結尾，然而比結尾更重要的，是兩人的關係演變。男孩不一定病態，女孩不一定純潔，但他們都觸碰到了彼此的疤痕，當女孩的歷史被一層層掀開時，阿樂只說了一句：「我不介意，你呢？」
　　
即便如履薄冰，兩人也義無反顧地靠近彼此。
　　
《幻愛》是我今年為止最推薦的劇情片，並入圍了三項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音效、新演員），此片很容易被拿來和港片《一念無明》對照，雖然後者更厲害一些（畢竟導演黃進是個奇才），但《幻愛》的製作精良（司徒一雷的攝影讓屯門變身打卡熱點，杜篤之的音效讓幻聽感同身受），劇本更是優秀，懸疑開場，夢境收尾，連結兩個端點的，是豐盈的人情關照。外加兩個優秀的年輕演員（說實話，劉俊謙和蔡思韵絕對是男女主角兩大遺珠），引領觀眾投入一段精神患者的戀愛歷程，不，應該是歷險。
　　
旁人的目光、聲音的迴盪、無法信賴的影像，一般人可能無法想像，精神患者談一場戀愛，需要付出多少代價。自始至終，劉俊謙都保持著一種「擔心症狀會再度復發」的不安感，猶疑的眼神、時隱時現的黑眼圈，甚至額邊的汗珠都讓人心疼，尤其結尾那場崩潰戲難度極高。
　　
蔡思韵則是一次扮演兩個角色（類似《神探》中林熙蕾的設定），但挑戰在於兩個角色會逐漸融合，女孩身世揭露之後，心境轉折必須要能說服觀眾，而她執行得很認真，才讓角色最後的決定顯得合理。
　　
其實，我們離妄想並不遙遠，有時一閉上眼，我們的人生就會陷進妄想八個鐘頭。畢竟對某些人而言，做夢本身就是一種被允許，又有時間限制的妄想形式。一旦妄想變得隱密又節制，我們與症狀的距離，或許就在眼皮的開闔之間而已。
　　
同樣面對妄想，我們總在夢境流連忘返，佇立人間的阿樂卻開啟了錄音裝置。
　
　　　
不知道誰比較勇敢？
　　
　　
參考文獻：
　　
● 魯思翁，龍佛衛，陸汝斌：De Clerambault氏症候羣：一例報告。中華精醫1988；2：305-13

● 孫藝文，劉秋平：雙極性情感性疾患之色情狂表現：一例報告。中華精醫1992；6：208-13
　　
＃幻愛
＃思覺失調
＃情愛妄想

【長姊的憂愁】給長女與心理上的長女一封情書

今日的月亮星座即將走進巨蟹，雖然巨蟹回到了自己的家，但因與太陽天秤、火星牡羊、木星土星與冥王星魔羯星群產生頗具有壓力的開創型大十字相位。最近這兩天將會是有更多家庭與國家的責任、以及角色權責之間的拉扯與紛爭、權益分配等問題將會更加凸顯。

月亮巨蟹本來就是一個照顧自己家庭的形象，為了保護家庭也是可以傷人的，但看起來堅硬的殼裡頭卻是柔軟的肉質（現在正好是大閘蟹的季節啊！已餓）這也象徵著具有柔軟心特質的女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庭而不得不讓自己堅硬起外在。

－－－－－－所以今天要來談談長姊－－－－－－

話說從頭，前些日子在中秋節烤肉的時候，我姊就問我說，你會不會覺得我不找大家一起烤肉，有點說不過去？在這裡的大家指的是我們邱家家族，包含除了叔伯之外還有堂兄弟姊妹，畢竟爺爺也91歲高齡了，喜歡看到大家都在。

我真正困惑的是，為何她會有這樣的想法？畢竟她已經出嫁為人妻，重心就算放在夫家，人家也不會說甚麼。

她說：不知道耶，畢竟我們是同輩中比較年長的，總覺得應該要負責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像是小叔最年長的女兒，也跟我說過，當時我到澳洲打工的時候，她就覺得換她應該要擔任這個把大家凝聚起來的角色。

我看著我姊也想著比我年長的另一個堂姊，我想起在我實務經歷裡頭以及學習諮商的過程中，確實在家族中的長姊都會承受著莫名的責任感與壓力，往往都讓她們喘不過氣來而不自知。

有好幾次在命理諮詢的時候，我看著個案的命盤跟桌上的牌卡，看著她們壓力山大的模樣，鼓勵她們為自己的人生做些改變的時候，她們就會瞻前顧後地說可是怎樣、可是那樣，這時就會直接詢問她們說：你是不是家中的長女？這時候她們的身軀就會猛然一震，瞪大眼睛地問我說：你怎麼知道？！

其實我姊嚴格來說，不是家中最大的姐姐，只是因為我的大姊在高中時期就患有思覺失調症，我姊就這樣被迫坐上＂長姊＂的位置。因為後來父母的重心也都在照顧大姊上，小時候我二姊怕弟妹感覺到被忽略、不被寵愛，所以她打工一有錢就會想要為我們添購些新衣物，我們也因為她這些舉動知道自己是被惦記著、被在乎著，多一份愛放在心中，因此長成了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大人。這或許也是所謂的＂長姊如母＂吧！

#長女
#長姐如母

前些日子，翻起＂勇氣的力量＂一書時，書中的作者Brene Brown提及，她也是一家六口中的長姊，看到下面這段話我真是心有戚戚焉：＂身為長女，我想盡可能保護弟妹不受前線的戰火波及，結果就是我在最前排目睹了大部分的風暴，而我看到的盡是暴怒與互相指責。但如今重新思考，我體認到的爸媽當時在盛怒與交相指責底下必然感受到的大量痛苦、傷害、恐懼與羞辱等。＂

當我姊提及中秋節烤肉的聚會時，才真正意識到她長期以來背負的長女責任仍在她的肩頭上。即便她已經是人妻、已經是兩個小孩的媽，已經在婆家吃過了兩次的烤肉，被婆家的長輩跟先生好生疼愛著，她依舊沒有忘記她是長姊。

Brene Brown是如何看見自己的生命故事，然後解套的呢？她在＂勇氣的力量＂一書提及：＂在當時，我爸媽可以說是求助無門，面對負面情緒也無計可施。他們的處境在當時還不是一個會有人討論的課題。我很難想像爸媽當時孤立無援，又不覺得自己有資格害怕或脆弱，但同時卻得在可能落得一無所有的威脅下，想辦法維持住一個六口之家，那種壓力有多大。我的雙親都成長在「百無一用是談心」的實際家庭裡，抒發心情的空間等於零。他們僅有的選擇或觀念就是硬著頭皮往前進．．．

#英雄之旅

父母、師長與貴人的完美形象幻滅是「英雄之旅」當中的一個階段，這一定會讓人害怕，因為那代表我們必須開始把學習跟成長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這樣的一種「死亡」也有其美麗的地方，因為親師與權威的完美形象必須死亡，空間才能騰出來接納新的人際關係，認真努力的成年人之間才能產生更多真誠的連結。當然新的連結必須要有情感與生理上的安全作為前提。＂

#悲傷像衝浪

當然，在內心當中放下對於完美權威的形象，終於理解到無條件的愛與呵護是沒有辦法從別人身上求來的時候，內心中總有許多悲傷，Brene Brown在書中用了一個很好的比喻：悲傷就像衝浪。有時候你覺得自己很穩，你覺得自己可以踏浪而去，但又有些時候浪會突然打下來把你壓到水底下，你彷彿覺得自己幾乎要溺水了。

透過於理解當時候的雙親是遭受到甚麼樣的苦痛，卻又沒有任何幫助與情境協助他們面對眼下的困境與負面情緒。抱持著理解對方的情緒就能夠產生連結，但不是代表他們感受情緒。同時體認到普世人性的光明面與黑暗面，便能夠更接納自我與他人的此時此刻、美好與限制。當我們能夠體認到自己也是不完美的個體，有時候也有不得不的時候，我們跟這個世界自然能夠產生出真實的連結，而逐漸褪去＂應該與不應該＂的身分角色之中。

以上文章獻給所有的長女與心理上的長姊們，願我們都能夠在這個世界中都能夠找到讓自己安在舒適且放心飛翔的位置。

#勇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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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醫學體系改革1：從疾病到犯罪，如何超前攔截？】

今天，高雄市楠梓分局加昌所4名員警，協助精神病患強制就醫時，遭受病患持刀攻擊，所幸無生命危險，嫌犯亦被警方開槍還擊制伏，送醫戒護治療。此一案件，以及前陣子勇警李承翰殉職事件的一審判決，以及近日父親在失望中不幸往生的悲劇，都讓社會大眾再次的要求司法與衛生體系作出改革與回應。


在這個會期中，我和團隊非常關心這個議題，也特別提出了三次質詢，主題分別是：「監護處分制度增設置專責醫院並有妥善之預防與加強防護制度以保護醫事人員」，「精神障礙犯罪者應針對刑後處分與社區治療之整體計畫修正以及資源充分投入」，以及「衛福部與法務部將合作設立之司法精神病院，應釐清場地、人力、經費來源，其定位與服務項目」。


儘管立法院進入休會期，本辦公室，都還在與相關部會溝通質詢回應，以及後續修法或行政執行的細節，我們團隊也特別整理了一系列司法精神醫學體系的現況以及國內外實證，希望來向各位報告，以及討論後續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幾年震驚社會的幾個精神障礙犯罪者案例，儘管媒體往往把焦點放在兇手如何兇殘，但我們看一下第一張表格，扣掉鑑定結論為「正常」的鄭捷先不提，其餘案件的病患，在犯案前，都有明顯的症狀，大多曾接受治療，但在犯案時，都是「沒有病識感、沒有規則回診、沒有服藥」的狀態。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沒有病識感」本身，就是思覺失調症患者的一個特性，根據不同流病學統計，沒病識感的病患比率可能達到一半，而病患接受治療康復但又停藥的狀況下，據統計，超過90%患者會在1年內再次發病。


那麼，大家接著會問，精神疾病就等於暴力、等於犯罪、等於危險嗎？


這個問題要分為兩個面向，我們分別用兩個知名的研究來回答，根據1980年代，美國全國性的ECP研究，和正常組相比，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患」這組（如思覺失調症、雙向情感疾患等），確實暴力的終身盛行率較高，但「物質濫用」這組盛行率又更高。而根據110篇研究的統合分析，共病物質濫用，可以再讓精神障礙患者的暴力發生勝算比（Odds ratio）上升1.8~2.8倍。而根據另一項收案量也很大的MacArthur研究，在從精神科病房出院的個案中，有物質濫用的個案，確實暴力風險較高；但若沒有物質濫用者，暴力風險和一般人無顯著差異。


如果你覺得統計很煩，簡而言之，嚴重精神疾病患者不治療暴力可能性高，治療後跟一般人一樣。但真正可怕的是物質濫用（酒、毒）。


有了這一大堆研究資料，我們的公衛體系應該做的，其實是「提前攔截」這些可能會導致疾病的個案，所以我們就要來看看兩種模型，分別是預防醫學模型，以及結合犯罪學概念，用來處理精神障礙犯罪的「#系統化攔截模型（Sequential Intercept Model）」，這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在國內的立法與政策討論中較少被廣泛提及，因此這邊就野人獻曝一番。


在最早期，系統化攔截模型的「攔截點0」與預防醫學的「初級預防」，都是要在社區就降低精神疾病盛行率，我們知道，精神疾病全是多重因素疾病，其致病原因包含遺傳因子與環境影響，在發展早期，父母的教養方式、照顧者時常更換與否、家庭的社經地位、是否曾遭受兒童虐待，都會影響未來罹患精神疾病乃至出現暴力的風險，因此，這方面的社區心理健康促進投資就相當重要。


再接下來，系統化攔截模型的「攔截點1」，指得是精神障礙犯罪者初次遭遇執法人員，此時可能已出現一些亞臨床症狀，或是已經因精神症狀行為脫序而就醫，要做的就是將患者留在醫療體系內。根據統計，所有犯罪者中，15%的人在過去一年內，27%在犯罪之前的人生中曾經使用過精神醫療服務，這雖不一定和他的犯罪有關，但若能在此時確實施予治療，則未來的暴力危險便能大大降低，這也是針對高風險族群「特殊防護」的目的。


系統化攔截模型的「攔截點2」則是精神障礙犯罪者已經被拘留，例如鬧事被強制送醫，緊急安置強制住院等狀況，那麼，能否做好出院準備服務，改善病情控制就很重要，這也是病患因精神狀況惡化而犯罪前的最後一道防線，已經算是次級預防中的「早期介入」。


到了「攔截點3」，患者已經因某些罪行需要上法庭，判斷其責任能力，是否需要監護處分等治療模式，這樣的「評估」、「分流」就是重點。而到了「攔截點4與5」，就是病犯要從司法精神體系再過渡到強度較弱的司法社區治療或一般醫療的過程，如何維持穩定避免再犯，同時協助復歸社會就是重點，我們也就需要例如積極性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強制社區治療等等模式，這算是三級預防中的復健。


講了這邊，要跟大家報告的：

第一點：精神障礙者，沒治療時終身暴力風險升高，但治療後與常人無異，問題是沒病識感就是病徵一環，需要從社區裡去攔截。



第二點：若我們不從系統的層面看，不從研究的證據去看，只想重罰伸張正義，大概無法嚇阻、更無法減少犯罪，特別是精神障礙者的犯罪。


第三點：要做系統性的改革，特別是前期投資，成本很大，但你不做，社會的代價更大。


第四點：台灣的社安網，光是在司法精神醫學這塊，就缺了「很多很多東西」，不只是司法精神病院，不只是延長監護處分可以解決。那麼什麼是證據告訴我們應該要有，但台灣沒有的？ 什麼又是我們團隊要推動的修法？ 明天會繼續和大家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