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杰論｜餐桌上的禁忌話題🙊： 讓優雅的法國人皺起眉頭的「工時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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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如果在咖啡店和朋友聊天，哪些議題，是你會比較避免討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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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觀察到，在台灣，兩岸議題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如果是跟不熟的朋友聊天，大家可能不太會輕易提起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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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是因為，兩岸議題，把一個社會切成兩個完全相對的陣營，這是一個讓台灣人傷感情的話題，可能上一秒還在輕聲細語、愉悅的交談，下一秒馬上因為意識形態不同而大吵。不過這種情景，似乎只會發生在討論兩岸議題的時候，台灣人討論其他議題的時候，似乎比較理性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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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起來，對於法國人來說，他們無法冷靜討論的社會議題，就是「工時爭議」。我在瑞士法語區長大，家裡都會看法國媒體，對於法國的事實與政治一點都不陌生。不過，有時候會覺得很好奇。我們平常在瑞士關心的議題，跟法國媒體上電視吵架的政治人物、名嘴，怎麼差這麼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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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比較特別，因為我的繼父是法國人，他來瑞士之前在法國一段時候有加入政黨，想要從政，所以我們家還蠻關注法國的，天天會聊到法國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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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國中的時候，週三下午學校沒有課，可以回家吃飯，會邊吃飯邊看電視。週三法國 France 3 會直播「問政府問題」« les questions au gouvernment »（直播法國的國會質詢法國政府，他們的口才都很好，很有戲劇性，非常精彩）我記得他們吵得很兇的一個議題，就是工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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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歲的我，問我的法國爸爸：「那些人為什麼要那麼生氣？」我爸就回我一句：「法國人是一個很特別民族，他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認為只要工作少國家就會好的民族！」（我爸講話很法式，都講反話，很酸很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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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完這一句就生氣了，把電視關掉。我那一刻就隱約發現，法國人對於「工時」是相當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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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你可以先猜一下，法國一週法定工時是多少個小時呢？在1998年及2002年，法國政府分階段推出勞動改革「降低工時法案」« Les lois Aubry de réduction du temps du travail »，將法定工時從每週39小時，降到每週35小時，並從2002年陸續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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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總統是席哈克（Jacques Chirac），但法國政府「左右共治」，法國國會多數黨不是右派共和黨，而是左派社會黨，所以這其實是左派總理喬斯班（Lionel Joseplin）推出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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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制度被稱為「35小時」 « les 35 heures »，至今已經實施20年了，但是，這20年來，爭議從來沒有停止！加長工時或縮減工時，這兩件事的背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而且他們都用不同的數據來討論自己的立場。不用說普通的法國人，就連法國的學者、專家，碰到這個議題也往往會愈吵愈大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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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十年來讓法國社會兩極化的議題，使馬克宏飽受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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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4日，法國總統馬克宏，針對法國「解封」發表談話，表示將會用五千億歐元（相當於台幣16.6兆）來刺激經濟。媒體質問他：「國債都累積這麼多了，這次的錢要從哪裡出？」馬克宏首先回答：「絕對不會提高稅率」（因為法國的稅率在全世界數一數二高，甚至已經超過瑞典跟丹麥了！［註1］），接著他說：「人們將必須要工作更多、生產更多」« travailler et produire davant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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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似乎是指：法國人要花更多時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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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觸動了法國人心中那條不能被跨越的線 ——工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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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法國媒體跟政治人物開始批評，認為馬克宏之前為了拉攏左右派的選民，好像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形態，現在看來根本是個右派！6月16號法國左派媒體「解放報」« Libération » 還用一張馬克宏的合成照片作為封面，把他的臉跟前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的臉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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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了嘲諷馬克宏充滿爭議的發言，因為薩科奇競選法國總統時，他的競選口號是：「為了賺更多錢，人民要工作更多」 « travailler plus pour gagner plus »，而現在馬克宏似乎有意為了刺激經濟，增長人民的工時，所以才被影射跟薩科奇是同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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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陣混亂的討論中，也有政府官員出來澄清，說總統指的是：「法國要有更多工作機會，以減少失業率」，這個說法並沒有讓那些左派媒體安靜下來，媒體進一步譴責馬克宏，有意放寬對於工作條件的限制 ​ « libéraliser le marché du trav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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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像一塊大餅，工時愈短失業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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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法國從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開始，逐漸面臨到嚴重的失業問題。這30年來法國的平均失業率高達9%，從1983年以來從未低於7%［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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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一直面臨嚴重的「結構性失業」« le chômage structurel »，所以政府就想出了幾個辦法出來。其中一個是前面提到的「35小時」法定工時，再加上「加班費」的強制規定：如果一週上班超出35小時，就算加班，加班8小時以內，雇主要多付25%的加班費，如果超過8小時，這筆加班費會高達50%。這項規定適用於大部分行業，不過有某些行業屬於例外，可以自己調整加班費、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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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法國國會左派多數議員 « la majorité » 認為：這樣的法律會鼓勵雇主多聘僱一些員工。他們把工作想成是一塊大餅，只要把工時縮短、把加班費提高，企業就會需要更多人手來工作，因而製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當時用這樣的方式解釋，多數法國人也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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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這個做法無助於解決失業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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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這項政策的人說，法國政府當時的做法，是針對現有的工作機會去做「分配」，而不是「創造」更多工作機會。反對者認為，工作並不是一塊大餅！用「分配」工作的做法，不符合市場機制，也無法解決失業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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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者認為：如果工時減少，勞工薪水就會跟著減少➡️消費者拿到的薪水變少，就會減少開銷➡️消費力減少，企業的利潤也減少➡️企業開始縮減開銷，裁減員工➡️有人失業➡️消費力減少➡️更多人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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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們的角度來看，「35小時」是一個惡性循環，只會讓失業問題惡化，並拖垮法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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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放大鏡來看看，「35小時」到底是蜜糖還是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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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很多法國人支持「35小時」，即使它在經濟上的效益有爭議，不過法國人的工時因此減少了17%［註3］，能夠擁有更多自己的時間，生活品質也有所提升。這項法律在這方面有顯著的成果。2019年有個調查顯示，多數法國人「反對」 Macron 去年提過的「工作更多」« travailler plus » ［註4］，這表示多數的法國勞工，對「工時短」這件事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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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國老百姓之外，左派的人也很支持「35小時」，如同上面所提到的，他們深信「縮短工時，可以帶來工作機會」。從數字上來看，「35小時」的效果卻不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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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法國政府預期，「35小時」的法定工時，可以在3年內帶來70萬份工作機會，但最終的統計數字只有35萬［註5］。2000年到2003年這段期間，全球的景氣原本就很好，所以35萬份新工作機會，其實不算多，所以有人懷疑，工作機會的增加根本不是「35小時」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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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認為，法國的勞動法改革，導致企業很難賺錢，許多雇主看到德國不斷放寬勞工規範，就把工廠外移到隔壁國家去了［註5］！法國本土產業，也因為人才不足，而長期面臨「缺乏競爭力」的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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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經濟表現，再來看看勞工的工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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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的工時真的只有「35小時」嗎？根據統計，法國人加班是常態，平均工時長達39小時［註5］！這代表，老闆不會因為這項規定，而去多找幾個人來上班，反而願意讓員工加班，支付他們政府規定的加班費！這個現象部分也是上一段提到的「人才短缺」、「缺乏競爭力」的問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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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因為實際工時不符合35小時的規定，支持「35小時」的人認為，這個法律沒有確實落實，必須祭出更嚴格的法律（減少法律漏洞、提升加班費、再次減少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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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2007年前總統薩科奇開始「鼓勵加班」，取消原本規定的加班費所得稅和社會分攤金，導致「35小時」法定工時似乎完全沒有達到原本預期的目標，法國失業率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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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有一個單字 ：« détricoter une loi »（把一個訂好的法律「拆掉」），意思是，讓法律有愈來愈多的漏洞，而且漏洞愈來愈大，導致該法律失去效果。這個做法經常是因為民意，政府不想要把法律撤回，所以只能用 « détricoter » 的方式。支持法定工時35小時的人，認為右派政黨再執政的話，就會想要放寬35小時的限制 « détricoter les 35 heures »。所以這一次 Macron 說要工作更多 « travailler davantage » 讓他們火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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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35小時」是個大失敗，這點大家都認同。不過左右派的人對於背後的原因，有不同的想法。右派認為這條法律減緩了整體經濟的發展；左派認為，這個法律後來出現太多漏洞，有心者可以用不同方法規避，因此失去了法律原本的意義，也無法起作用。所以工時議題一直有很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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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支持者跟反對者都沒有很滿意現狀，為什麼沒有人實際出來，改掉這個政策呢？大家猜得到為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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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只要有人主張要增加法定工時，法國人就動員大罷工，想辦法阻止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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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顧忌民意，所以就不太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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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太多，人生就是黑白的？這個心態造成了工時改革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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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法國人對「工時」為什麼這麼敏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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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原因是，法國人認為「低工時」是他們既有的權利，這項權利是他們長期抗爭換來的，是人民的爭取的「社會福利權益」 « les acquis sociaux »，所以政府不能動「35小時」法定工時的規定，這已經成為法國人的象徵了。因此一遇到工時的討論，有些人就不分青紅皂白的開始吵架、開始罷工（比方說，馬克宏2016年起草工作法 « la loi travail El Khomri » 之後，法國社會出現謠傳，以為政府要廢除「35小時」的規定，這個傳聞就引起了許多大罷工［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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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家應該看得出來，「35小時」的工時規定，主要是來自1998年的改革，目的在於解決失業率的問題，而不完全屬於人民抗爭的結果。所以還有第二個原因：法國人民對「工作」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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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35小時」改革的過程中，法國政府曾經向人民保證：「工作得少，生活品質就會好，失業的人也會變少。」以我個人來說，我會擔心這樣的思考方式，長期下來，有可能造成法國人對「工作」這個字浮現一些負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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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喜歡自己的工作嗎？對於自己目前的工時滿意嗎？現在看著這篇文章的你，這禮拜需不需要加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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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在下方分享台灣的工作環境或是工時規定，讓我們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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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6月16日解放報 « Libération » 封面圖片​
TRAVAILLER PLUS （要工作更多）​
MACRON DECONFINE SARKOZY（馬克宏的「薩科奇魂」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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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宇的法文邂逅​
#有意思杰論​
#工時爭議​
#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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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註1：​https://www.bfmtv.com/economie/impots-et-taxes-la-france-toujours-championne-d-europe-de-la-fiscalite_AN-201910300047.html​

註2：www.lefigaro.fr › Scan Eco › Eco-graphie​

註3：​https://www.lefigaro.fr/conjoncture/35-heures-les-reponses-aux-dix-questions-que-se-posent-les-francais-20200130​

註4：​https://www.20minutes.fr/politique/2501439-20190421-sondage-plus-moitie-francais-opposes-fait-travailler-plus​

註5：https://sfrpresse.sfr.fr/article/669cdff9-d95a-4b3c-967e-f3b868545d90​

註6：https://www.capital.fr/economie-politique/reforme-du-travail-ou-en-est-on-de-la-tres-controversee-loi-el-khomri-1111556

《文茜的世界財經周報》歐洲危機系列報導：馬克洪”共和前進黨”國民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

【馬克洪”拿走政治”從右派擷取市場經濟精髓 從左派吸取重要部門國家應扮演角色 新人.新概念與新政黨完全顛覆第五共和】

超級強震，海嘯，土石流，龍捲風，大浪來襲，海水倒灌，嫻熟於巴黎協定，全球暖化議題報導的法國媒體，找不到法文裡更多的字彙，來形容這一場史無前例的國會改選，馬克洪14個月之前所創立的"前進運動"，在總統大選後改組為"共和前進黨"，在577個選區所提名的468位國會候選人，只有10位沒有進入第二輪，有400位在他們各自的選區獲得最高票，58位獲得第二高票，就連選前弊案纏身的部長級候選人菲宏Ferrand，也以其選區最高票34%順利過關。

剛滿月的"共和前進黨"，以32.8%得票率竄升為全國最大黨，甚至超過馬克洪在總統大選第一輪的得票率，加上他就職第一個月亮眼的外交表現，使"共和前進黨"得以乘勝追擊，讓半數名不經傳的政治素人參選，終結了124位在位議員的連任夢想，結束了一個以特權自肥，把民意公職視為終身職的封建時代，顛覆了左右兩黨輪替的共生環境，打破了代表左右兩派紅色和藍色的光譜藩籬。

"共和前進黨"晉升成一個，集氣吸睛 紅得發紫的品牌 ，啟動了一場排山倒海的紫色革命。

您想在法國花都巴黎投資房地產嗎，千載難逢的機會來了，巴黎河左岸的黃金地段，一棟有名的歷史建築，是法國社會黨的總部，在6月11號晚間，國會大選第一輪開票結果公佈之後，恐怕要面臨被抵押或是拍賣的命運，卸任的執政黨從國會577席次中的294席，潰不成軍，以9%得票率僅剩下15-30席，第一輪就被淘汰出局的，包括現任黨主席，和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哈蒙，依據法國選罷法，對政黨每張選票一年1.42歐元的補助金，確定失去的264個國會席次，將導致9500萬歐元的損失，這不只是社會黨在法國第五共和歷史上，最慘烈的滑鐵盧，更是一場使社會黨瀕臨破產的金融海嘯。

歐蘭德五年跛腳的政績，不但讓他自己主動放棄競選連任，也拖垮了社會黨，但受到重創的不只社會黨 ，原來在國會佔有196席次的保守黨，也暴跌至70-110席，選前野心勃勃希望能在國會，逼近半數造成共治局面，現在只希望第二輪能夠止血停損。

總統大選進入第二輪的極右派瑪琳勒朋，雖然她個人獲得46%選票，得以順利進入第二輪，但是國民陣線整體只獲得13%的投票率，大概只能有1到5個席次。

由梅隆雄領導，希望終結第五共和的極左派，除了他自己空降馬賽參選成功之外，估計可以拿下8-18席，以11%的得票率，成為取代社會黨的左派霸主，但是不見得能達到，至少15需要席次的國會黨團門檻。

雖然第五共和每一位當選的新總統，都能在緊接著的國會大選中獲得多數，但是"共和前進黨"預期可以，超過400個席次的紫色浪潮，幅度之大前所未見。

「基於政治原因，他們黨員不會主動投靠，我們很清楚，因為我們很早就作出的診斷 ，所以我不會鼓動他們倒戈或是脫黨，我要的是讓他們鬆動，亂了陣腳，讓他們來承，擔分裂的成本，」法國總統馬克洪。

這是馬克洪在總統大選前就佈好的局，選擇了右派保守黨裡一名實力大於名氣 ，而且每週在左派指標性的"解放報" ，撰寫選情分析專欄的菲利普來出任閣揆 ，還有在保守黨候選人費雍弊案被起訴之後，第一位公開表示不支持費雍繼續參選，精通德文的勒梅爾出任經濟部長，這正是馬克洪創黨參選之前的職位。

兩步好棋，有效安撫了總統大選後失落的保守派選民，成功地讓期待改革的右派選民，放棄對新內閣投下反對票，讓原本訴求政黨輪替，來進行改革的保守黨毫無招架之力，不僅如此，對於沒有脫黨參選但是公開表示，在國會願意合作的保守派大將，例如負責主持右派初選的總幹事Thierry Solere，更獲得新任閣揆菲利普的親自站台助選，徹底粉碎所有左右黨派的標籤認證。

對於不攻自破的社會黨，少數早早繳械示好，希望能夠爭取到馬克洪品牌加持的，社會黨候選人，"共和前進黨" 為了劃清，和歐蘭德政府的界線，拒絕認養，但不提名任何候選人在同一選區競選，前任閣揆瓦爾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是碩果僅存的幾位社會黨遺孤，沒有被淘汰出局的主要原因。

馬克洪的中間路線，不但徹底瓦解了法國傳統兩大政黨，兩輪投票之間不同黨派結盟，爭取過半數的選舉制度，本來就有利於左右選民向中間路線靠攏，更嚴重削弱了光譜兩端的極左派和極右派，原來個人魅力遠遠超越政黨實力的，瑪琳勒朋和梅隆雄，將會成為紫色國會裡知名度最高，卻毫無任何部隊的個體戶。

分裂破碎，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四個反對黨，在第一輪開票之後，破天荒地找到了交集，防止一黨獨大，搶救國會民主制衡，成為他們一致的競選政見，槍口一致批評"共和前進黨"，以品牌號召團購沒有任何經驗的素人，希望能夠圍堵這股勢如破竹，惟馬克洪是從的紫色兵團，歐洲媒體認為，400席起跳的絕對多數國會，讓馬克洪可以放手一搏進行改革，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在第一時間，公開祝賀馬克洪，認為這是法國選民對於改革的支持，比利時法文晚報，更以"王道"來形容紫袍加身的馬克洪，當選之後拒媒體與千里之外的馬克洪，拒絕對第一輪結果做任何評論。

馬克洪：我不會作任何評論 就算是我讓您辛苦的追著腳踏車跑
記者：您要騎好幾個小時
馬克洪：我沒有問題 我慢慢騎 但是您會很辛苦
記者：您就任一個月以來的感想
馬克洪：我不會作任何評論
記者：好吧 反正我跑不動了

因為458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的漂亮成績單之後，有一個更驚人的數字，是高達51.3%的選民，沒有出席投票的事實，雖然1993年以來國會大選的投票率，持續的下降，但是超過半數的選民缺席，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新低，讓馬克洪沒有任何驕傲自滿的餘地。

「儘管棄權，法國數百萬人民仍然毫無猶豫的，連續第三次，重申了追隨馬克洪總統，團結進行改革的意願，」法國總理菲利普。

超過半數的棄權，是第二輪選舉不分左右黨派最大的威脅，新生"共和前進黨"，總統大選之後持續動員的能力，不但遠遠超過其他傳統政黨，也同時說明了，法國選民對於傳統政黨的失望，他們並非積極的支持馬克洪的新政改革，只是暫時將權力託付予馬克洪，一個卑微而認命的期待，但是他們的消極，絕不是一張空白支票。

聰明如馬克洪比誰都清楚，他只准成功不容失敗的壓力，因為他的失敗，可能會把法國的答案推向選擇極左派，而且那些放棄投票的選民，可以選擇罷工抗爭來癱瘓馬克洪政府，紫色的國會只是馬克洪新政，漫漫長路挑戰的起點，不是最終的答案。

為什麼要憲改？憲法如何影響我？講授於李登輝基金會主辦「憲改青獅營」，淡水，台灣綜合研究院，2017/3/11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及發展學系教授

憲政改造的正當性及必要性
不管是從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還是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面對的課題有三，也就是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國家肇建涉及如何確立國家主權的獨立，民族塑造關心如何凝聚住民的民族認同，而國家打造所進行的是政治制度的擘建。一般而言，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政黨體系、以及選舉制度；除了說政黨體系大致會反映社會結構以外，憲政體制、以及選舉制度是比較可以直接透過社會工程的方式來建構。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於戰後移入台灣所帶來的，並非台灣人自己加以選擇的。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先後進行六次憲改，重點在如何從事民主轉型特別是國會的全面改選（1991）、以及總統直接選舉（1992），真正牽涉到中央政府體制調整的部份，是將憲法文本中的內閣制特色逐一割除，包括取消閣揆（行政院長）對於總統人事令的副署權（1994）、以及廢除立法院對於閣揆的人事同意權（1997）。民進黨執政後所主導的第七次憲改（2005），重點在國會減半（由225席減為113席）、區域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廢除國大、以及公投復決（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不過，由於目前的「九七修憲體制」仍有尚未割除的盲腸，也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由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造成民選的總統不能享有充分的權力、卻必須負所有的政治責任，有違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權責相當／課責」的精神。
有關於台灣制定新憲法，大致可以從其正當性、以及必要性（可欲性）兩個層面來看。就正當性而言，『中華民國憲法』是戰後前來的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硬塞給台灣人的，因此，不管實質內涵是否適合當前台灣民主體制運作，總是不符Westphalia 條約（1648）以來的普世價值，國家主權屬於老百姓、必須經過「人民同意」，也就是「人民主權／主權在民」，是將人民由君王的臣民提昇為國家的公民，用來掙脫決對王朝加在百姓身上的枷鎖，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先聲。
不過，人民主權雖然也有對外宣示的作用，也就是主權國家平等的意思，出發點是挑戰君主王朝對於國家主權的所有權。一直要等到「民族自決權」的理念在19世紀出現，也就是所有民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安排，以擺脫外族的殖民、統治、或是支配。在過去，移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個無法回去祖國的失根政權；現在，雖然經過前總統李登輝的本土化、以及意欲將中華民國體制馴化的民進黨的陳水扁政府，畢竟還是借殼上市，而制定台灣新憲法就是台灣人向世人展現行使自決權決心的最便捷的指標。
再來，就新憲的必要性而言，如果我們要將人民主權、以及民族自決權具體實現，必須透過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構，將憲法作為台灣所有住民團結的象徵，也就是以憲法來凝聚我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此時，制憲必須超越對外宣示的階段，還必須兼顧對內多元族群的整合，因此，要同時考量制憲的程序、以及內容能否被大家接受。如此以來，除了傳統的「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原則以外，也就是以憲法來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不被國家／政府壓制，還必須強調「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精神如何具體反映在憲法裡頭，也就是承認彼此在認同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揭櫫「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也就是在制定新憲的過程，作為公民的每一個人，應該有義務參與新憲法的制定，如此進行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才能避免民主淪為投票主義、或是讓少數族群擔憂多數暴力。真正能把上述制定新憲的正當性（人民主權、民族自決權）、以及必要性（憲政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共和主義）結合的（圖1），就是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住民是否想要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之下？台灣新憲將是回答這個問題的試金石。

憲政體制的分類
憲政體制主要分為中央政府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定位，也就是聯邦制、以及單一制的分野，而中央政府體制又可以分為總統制、內閣制、以及所謂的雙首長制三大類別；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憲政體制，就是政治人物所謂的中央政府體制。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最大差別，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究竟是分、還是合。
在總統制之下（圖2），選民有兩張選票，分別選出總統、以及國會議員；總統、以及國會議員有固定的任期，總統不能解散國會，而國會即使再怎麼不滿意總統，也不能進行倒閣，因為，總統是直接對選民負責、而非對國會負責；為了確保彼此的人員分離，國會議員不能擔任部會首長，除非先辭去議員身分。為了要讓避免權力集中，總統除了擁有行政權，也有一些立法權（否決權）、以及司法權（提名權），同樣地，國會除了擁有立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同意權、罷免權）、以及司法權（同意權），最高法院除了擁有司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彈劾權）、以及立法權（違憲審查權）；總之，除了說是要維持司法部門的獨立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透過彼此之間的相互牽制，以便達到相互平衡的目的。

在內閣制之下（圖3），選民只有一張票來選國會議員，再由國會議員推舉總理／首相；經過虛尊的國家元首（君王、或是總統）任命之後，最為最高行政首長的總理銜命組閣。此時，總理以兩種方式對國會負責：就形式上而言，總理所領導的政黨必須在國會獲得過半以上的席次，要不然，就必須籌組聯合內閣；就程序上而言，如果國會對於政府不滿意，可以發動不信任案，要求總理下台；不過，總理也可以訴之民意，動手解散桀傲不馴的國會，要求重新舉行國會議員改選。由於是權力合一，國會的主導權在於執政黨所操控的內閣，在野黨只能祈求下回大選增加席次；為了要確保行政權與立法權合一，部會首長必須先具備有國會議員的身分，否則，必須透過補選取得。
在雙首長制之下（圖4），選民有兩張票，除了可以選舉國會議員，另一方面，又可以選舉總統；比較特別的是總理的產生方式，除了說是由國會議員推舉，還必須由總統來任命。雙首長制在學術上稱為「半總統制」，意思是說比較傾向於總統制；端賴各國的憲政傳統、以及總統所署的政黨在國會席次，雙首長制的總統在運作上可能是具有強勢的支配性（法、俄）、必須與總理分享權力（芬、葡）、或是淪為弱勢的虛尊元首（奧、愛）（圖5）。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總統制與內閣制有「雙元正當性」、以及「單元正當性」的差別，不過，兩者至少還有一個共同點，也就是「單一行政權」；然而，在雙首長制之下，在制度設計的精神上就有「雙元行政」的本質，也就是說，政黨體系、以及政黨組織會影響行政權的分配。以目前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憲政體制來看（圖5），首先，總統權力的多寡端賴執政黨是否能掌有國會的優勢，如果是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到目前為止的做法，是由總統任命國會最大黨的黨魁為總理，也就是所為的「左右共治」，也有人稱之為「自動換軌制」。即使執政黨是國會最大的黨、卻沒有取得過半席次，此時，總統必須找自己的人馬組聯合內閣：如果執政聯盟的夥伴勢均力敵，也就是所謂的「對稱結盟」，總統對於內閣中的友黨比較能言聽計從；相對地，如果聯合內閣的小老弟只有少許席次，也就是「不對稱結盟」，總統比較膽敢強勢主導。即使總統能因為衣尾效果而讓執政黨取得國會過半席次，他的實質權力還要看黨內是否派系傾軋、還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由此可見，雙首長制的最大特色是雙元行政的權力歸屬不確定，還必須決定於外在的非制度性因素，不像總統制的行政權歸總統、或是內閣制的行政權歸總理，沒有一點模糊的空間。

憲政體制的選擇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似乎是內閣制比較適合民主發展，而總統制則比較容易走向威權、或是獨裁政權。乍看之下，這樣的印象式論斷好像言之成理，特別是由國人熟悉的民主國家來看，採取總統制的國家只有美國，採取內閣制的國家至少有英國、德國、以及日本，而採取雙首長制的國家只有法國。儘管如此，實證上未必獲得同樣的支持，以三波民主化的憲政發展軌跡來看，三種憲政體制被青睞的機率幾乎是不相上下；我們甚至於可以說，除了君主立憲國家（西歐、北歐）、以及前英國的殖民地（非、亞、加勒比海）以外，選擇總統制、或是雙首長制的國家遠超過內閣制，特別是在東歐民主化的過程，至少有一半的國家採行不同形式的雙首長制；在這節骨眼，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學理上的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的憲政體制選擇。
在政治學裡頭有關民主化的文獻，對於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優劣，有過兩波激烈的辯論。Linz與Valenzuela（1994）認為，總統制除了有「雙元民主正當性」、以及「贏者全拿」的特色以外，由於任期固定而造成體制僵硬，如果總統因為政黨體系零碎而無法掌控國會的情況下，尤其是出現所謂的「分裂政府」之際，朝野之間的角力反映在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拉鋸戰、甚至於總統動彈不得，在相互推諉下，選民不知要找誰負責，又因為缺乏解散國會／倒閣等機制作為解套的安全閥只有訴諸於體制外的力量來打破政治僵局，譬如軍事政變；而拉丁美洲國家在1970年代的民主政權崩潰，往往被視為總統制運作失敗的例子，特別是阿葉徳（Salvador Allende）擔任總統之下的智利。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則認為，由於除了貝里斯是前英國屬地以外，拉丁美洲國家並沒有其他採取內閣制的例子，因此，沒有辦法證明究竟是總統制的制度性缺陷，導致這些國家在1960、1970年代的動亂；事實上，在同一時期，採取內閣制的國家也有希臘、以及土耳其的民主崩潰，而西班牙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回復民主，更不用說民主政治曇花一現的緬甸、肯亞、以及索馬利亞在獨立後都採行內閣制；如果把考察的時間往前推移，在1920、1930年代出現民主崩潰的歐洲國家，除了德國以外，諸如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都是採行內閣制。他們懷疑，即使當年智利採取內閣制，聯合政府也未必能幫阿葉徳逃過一劫。再者，他們認為研究者如果沒有辦法抽離其他「背景條件」對民主的影響，譬如所得水準、人口多少／族群組成單純、以及英國殖民傳統（憲政體制以外的政治制度、文官體制、以及地主是否掌控國家機器），那麼，所謂內閣制比較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因果關係是假性的。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甚至於認為這些所謂總統制的缺陷，其實就是總統制的優點。首先，他們認為在總統制之下，選民有兩張票，分別選總統、以及國會議員，可以說有多一種選擇的機會，尤其是萬一擔心行政權獨大之際，可以進行分裂投票。再來，由於選民直接票選總統，由根據政績來決定是否賦予連任，責任清楚，不像在內閣制之下，選民只選國會議員，對於總理沒有約束力，尤其是在選後組成聯合政府，政策妥協未必符合支持者的授權。此外，由於國會議員選舉並不完全決定於總統的母雞帶小雞效應，國會議員在立法上可以有較大的自由度，國會才有可能制衡總統。儘管總統制因為總統任期固定、總統無法像總理可以解散國會、可能造成政治僵局，或是因為總統無法順利取得多數立法聯盟、容易出現弱勢行政，然而，即使面對在野黨在國會的牽制，政局至少還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尤其是民心寄望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領導者之際，不用擔心因為政府更替頻仍而造成人去政亡。至於「整碗捧去」的指控，其實，在內閣制之下，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佔有優勢、不用仰賴友黨的奧援，根本就不用作任何妥協性的分配，特別是在黨紀堅強之際；相對地，一個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他可以壓制黨內的異議，以超越黨派的人事、或是資源分享來形成執政聯盟。
總之，決定民主制度出現、以及其維持、或是崩潰的因素，包含制度性、以及非制度性因素（Frye, 2002）`；而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之間，彼此也有可能相互影響（圖6）。因此，當我們在從事憲政體制選擇之際，必須考察，究竟民主體制的出現，是否完全決定於憲政體制的差別；同時，民主體制的崩解，是否肇因於結構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進一步考察，究竟憲政體制的選擇，是否有助於其他目標的追求，特別是國家定位的確立、以及族群分歧的化解，也就是說，在思考如何進行國家制度打造之際，必須同時考慮是否能有助於國家的肇建、以及民族的塑造。

憲改的展望
由1980年代到在二十世紀，海外到島內興起第一波制憲運動，應該有二十部上下台灣憲法草案，百花齊放，包括總統制、及內閣制都有；鄭南榕就是因為刊登許世楷的台灣憲草，最後引火自焚。民進黨執政期間，陳水扁總統在2003年誓言2006年催生台灣新憲，連任後積極推動，相關部會配合研議專章，民進黨政策會銜命推出總統制、及內閣制兩個版本，號稱中華民國「第三共和」。另外，民間的二十一世紀憲改聯盟，經過一年半的研議，也提出兩個版本供選擇，代表由下而上的參與。
如果暫且不提憲改的方式，我們有三項基本課題。首先是菁英們必須相互說服，到底目前的憲法出在哪裡，特別是窒礙難行到必須通盤翻修、而非補破網就好。對於本土派而言，制訂新憲的最大共識是中華民國憲法並非我們自己定的，這樣的理由畢竟不夠充分，畢竟，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民主化過程，已經透過七次增修條文的方式進行漸進式的調整，當時一定有其特定的時空、以及政治角力及結盟。此番，昨是今非，到底是要擘劃一部可以適合民主鞏固、還是民主轉型的憲法，恐怕還是必須經過一番辯證。
換句話說，到底是車子不好（憲政體制）、駕駛技術太菜（新手上路）、路況顛簸（國民黨黨產）、還是天候不佳（政治素養），必須先有正確的問診，接著是合理的病理分析，最後才有可能提出有效的藥方。坦誠而言，我們目前看到的改革不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於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沒有藥到命除，已屬萬幸。或許，政治菁英爾虞我詐，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然而，學界未能本著專業良心、投懷送抱，把自己當作熱炒一百店的炒手，也是不可原諒的幫兇。總之，果真老車破舊不堪，我們也要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究竟這部新車是市區上下班、跑新竹科學園區通勤、還是週末家人出去遊山玩水用的？
接著是憲法的文本，基本上包括憲政體制、以及人民權利兩大部分。就憲政體制而言，除了中央政府體制，我們多年來只著重行政區域重劃，拼拼湊湊，往往忽略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就是到底現有的單一體制就好、還是有採取聯邦制的必要性？透天厝、公寓、大廈、還是別墅，功能不同，把大方向決定了，接下來才知道要用鋼樑、還是傳統的鋼筋就好。如果不能先釐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只是籠統的宣示地方自治，當然會頭重腳輕、諸侯爭霸，大家為統籌款吵半天，只看到「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馬太效應肆虐，更不用談合理的國土規劃。
就中央政府體制而言，由於1997年的增修條款，閣揆的任命不再需要國會同意，因此遠離雙首長制。儘管如此，由於國會缺乏調查權，加上預算及立法功能不彰，根本無力制衡總統，因此，與其說目前憲政安排為所謂的超級大總統制，倒不如說國會過於積弱，不算是真正的總統制；表面上，立法院被譏為令人生厭的憲政大怪獸，其實，只不過是藉著質詢權修理政務官的紙老虎，很容易被肉桶法案收買。我們必須指出，朝野政黨對於究竟要採取怎麼樣的憲政體制，卻又相當程度的共通點，就是執政的時候贊成總統制、在野之際支持內閣制，都是本位主義，未能替國家的長治久安著想。
如前所述，自從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國際上對於憲政體制至少有兩波實踐，先是1980年代的南歐、及中南美洲，再來是1990年代的中、東歐，學界已經累積相當的文獻，可惜，不管是閉門討論、還是公開的辯論，國內的爭辯多半停留在常識性層次，不能汲取他山之石、也未能作有意義的對話，當然就不會有整合。我們以為，憲法應當是為當代所用、而不是要交給後代子孫，因此，政治菁英此刻應該決定總統制、內閣制、還是雙首長制；如果本身都沒有辦法相互說服，把責任丟給一般的老百姓，那是問道於盲，也是不負責任的作法。這時候，我們也必須同步思考選舉制度、以及相關的政黨體系，看要如何與中央政府體制搭配，學理及實務的文獻相當豐富，必須找專家來幫忙整理分享，不是用常識作想當然爾的思考。在三月太陽花學運結束後，公民團體喊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為這回的憲政改造現出第一道曙光。
如果暫且不提制憲，目前各種憲改的看法包括國家定位、憲政體制、選舉制度、以及人民權利。就憲政體制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議是九七體制把行政院長當作幕僚長，國會對於總統莫可奈何，因此有不少人主張恢復閣揆的同意權，也就是所謂的「權責相符」，實質上回到雙首長制。姑且不論雙首長的優缺點，當年就有人以這樣的安排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內閣制，必須有更多的辯論輿論述。
中華民國把舉選制度置於憲法規範，莫可奈何。由於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的2005年修憲，區域選舉由複數選區改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並讓選民自行投政黨票（單一選區兩票制），實質的影響就是壓縮小黨的參政空間，特別是台聯、以及親民黨。近年來，包括公民團體在內，主流的看法是將目前的日本式並立制調整為德國式的聯立制、同時將分配政黨比例的門檻由5%降為3%。就目前的社會氛圍來看，大黨為了取得小黨的背書，應該會釋出善意。
相關的配套是適度增加國會的席次。上回修憲將國會席次由225減為113席，經過將近十年的實際經驗，不管是委員會的運作、還是選民服務，大家應該都有立委粥少僧多、疲於奔命的感覺。然而，由於民間普遍對於立委的表現不好，直覺上反對增加席次；同樣地思維也出現在監察權併入國會，似乎未能獲得民意支持。其實，如果國會職權不變，增加席次是降低每個立委的權力；同樣地，如果要讓國會有效制衡總統，監察權是應該放在立法院，至於立委的素質，應該是把重點在選前提名、以及選後監督，而非削弱國會的職權。
可惜，我們目前看到的說法是為了配合走向內閣制、一些立委必須同時入閣擔任部會首長，因此必須增加酌予增加國會席次。人家是買菜送蔥，現在卻是為了送蔥只好買菜，本末倒置。其實，不管是何種憲政體制，國會的席次不外考慮運作效率、以及選民代表，政治學者的實證歸納是人口數的三次方根，以台灣2,300萬人口來看，應該是可以有285席。只不過，當年「國會減半運動」轟轟烈烈，敗腎割腰子，昨是今非，好像沒有人拉得下這個臉。
一般而言，憲政變遷要能成功，關鍵在於朝野政黨聯手。國民黨在潰敗之際高喊內閣制，是真是假？士氣正旺的民進黨沒有必要接招，「憲改會議」是虛與委蛇；只不過，萬一弄假成真，人民能接受沒有實權的民選總統嗎？至於由公民團體主張「兩步到位」、在2018年完成「全面憲改」，應該是著眼國會搶灘。整體來看，即使這次修憲有成果，大體還是「白牌車趴趴走」的憲政體制，且戰且走。
我們以為，如果只是純粹站在制憲運動的立場來看，為了要突顯對外的國家定位立場、強調人民主權，也就是以新憲的制定來展現來灣人實踐民族自決權的決心，或許可以不去關心憲政體制的選擇。然而，如果大費周章所獲得的新憲只是舊酒新瓶、未能跳脫現有體制的窠臼，既不能處理當前的治理困境、又不能有助於族群分歧的管理，作為社會運動者，豈不是淪為欺騙社會大眾的廉價代理商？如果政治菁英、以及專家學者都認為老百姓對於憲政體制的選擇缺乏興趣、或是無力判斷，那麼，又如何透過討論來培養負責的公民、以及彼此休戚與共的意識？
自來，台灣人民制憲運動主張總統制，其實，就是認為民選總統可以向世人彰顯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意志力；此外，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可以抵制黨同伐異、族群分歧、或是階級鬥爭。在摸索民主鞏固的階段，如果讓行政權決定於國會內部的政治結盟，也就是採行內閣制，那麼，缺乏總統與國會之間的制衡，政治運作不過反應如何收買國會議員，也就是以國家資源來交換議員選區服務的業績，此時，總理將只不過是廉價的零售商罷了，不會有領導群倫的政治家出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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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z, Juan J.,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1994.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hugart, Matthew Soberg, and Scott Mainwaring. 1997.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Rethinking the Terms of the Debate,” in 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eds.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p. 12-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