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網】黎巴嫩：中東「異類」和它一言難盡的歷史包袱

黎巴嫩貝魯特港區2020年8月4日大爆炸，承擔著全國60%海運的港口癱瘓。170多人死亡，6千多人受傷，30多萬人無家可歸，20多家醫院診所和120所學校被毀。

黎巴嫩總統奧恩15日接受法國電視台採訪時表示，貝魯特港爆炸案調查需要時間，所有假設依然存在，法國和美國調查人員參與了黎巴嫩最高司法機構主持的調查行動。他說，刑事財務調查將聚焦是否存在財務違法，而這是腐敗的起點。他希望新一屆政府首先推進改革。

次日，黎巴嫩基督教最高神職人員，馬龍派宗主教拉伊在周日禮拜時警告說，黎巴嫩處境極其險惡，面臨「最大的危險」，可能成為某些國家的籌碼。他呼籲議會提前選舉。馬龍尼禮教派歸屬天主教，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

總理迪亞卜10日引咎辭職，臨走前留言：災禍的根源在於政治腐敗，教派領袖和寡頭家族操控政壇， 積重難返。

總之，太多歷史遺留的包袱，冰凍三尺非易日之寒。

黎巴嫩是個什麼樣的國家？有著怎樣的歷史，留下了怎樣的包袱？

中東奇葩

黎巴嫩位於地中海東岸，扼守歐亞非戰略要道，三面陸地，西臨地中海，與敘利亞和以色列/巴勒斯坦接壤，國土面積1萬多平方公里，比天津略小。

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歷史上一直是各個帝國王朝擴張、征戰途中的要塞，進入20世紀後則夾在中東兩大宿敵的中間，難以獨善其身，終究懷璧其罪，成為別人相互廝殺的戰場。

當今世人對這個面積一萬平方公里的中東小國如果有印象，那麼最主要的有兩點：戰亂不斷，以及曾經的繁榮輝煌。

黎巴嫩鼎盛時期雖然不是中東首富，卻因經濟發達、社會多元開放、宗教分權共治架構等特點，在阿拉伯世界獨樹一幟。世人稱它是中東明珠、中東瑞士、中東小巴黎（首都貝魯特）。

黎巴嫩政治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分權共治，經濟以旅遊、金融等服務業為主，三分之二勞動力從事服務業；運輸以海運和空運為主，貝魯特港承擔了全國60%的海運業務；社會開放與保守並存，沙灘上有比基尼美女，也有長袍遮身的穆斯林女性。

「中東小巴黎」的前世

黎巴嫩境內山地為主，沒有沙漠，有高山、峽谷、沃土、沙灘，屬於冬暖夏涼、陽光雨水充沛的地中海氣候，谷地土壤肥沃，迥異於中東其他地方的沙漠氣候和環境。它還有良港和悠久的航海、經商傳統。

人類古代四大文明有兩支起源於它所在的地中海東岸地區，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地也在那片被歐洲人稱為中東的地方。文明在那裏交匯、碰撞。

聖經《舊約》裏有一些關於黎巴嫩的零散記述。

上下5千年，黎巴嫩這片土地上曾經飄揚過大約10面不同的大王旗，而每一個統治者都在那裏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從宮殿、神廟、宗教到城市、傳統和文化。

黎巴嫩是腓尼基文明的搖籃。

腓尼基人最擅長航海和經商，曾經幾乎壟斷了地中海地區的商貿。他們還發明了腓尼基22個字母，這些字母是後來希伯來字母、阿拉伯字母、希臘字母和拉丁字母共同的根。

腓尼基人公元前9世紀遠征非洲，在北非的突尼斯建立迦太基國，然後依靠航海業與商業迅速崛起，成為地中海地區最強大的國家。

羅馬帝國崛起後，兩強爭霸，打了100年的仗，最後以迦太基被消滅，黎巴嫩也被劃入羅馬帝國版圖。

羅馬人之前，統治過黎巴嫩的先後有古埃及帝國、亞述帝國、新巴比倫王國、波斯帝國，和亞歷山大帝國。

羅馬人之後，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先後統治黎巴嫩，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3年，黎巴嫩宣佈成立共和國。

中國宋朝與世界通商，史料記載中就有這個地區，還有經由這個交通樞紐與中國做貿易的歐洲和非洲商人。

宗教並存共處

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發源於中東地區。幾經盛衰，伊斯蘭教成為中東地區主宰，但黎巴嫩卻是阿拉伯世界裏唯一一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以及各自內部主要教派）並存、分權共治的國家。

這是歷史的遺產，也可以說是伏筆。

基督教發源於黎巴嫩毗鄰的巴勒斯坦地區，先是受到羅馬帝國殘酷鎮壓，最後卻成為羅馬帝國國教，隨著帝國軍隊的鐵騎到處傳播，也傳到黎巴嫩。

公元7世紀上半葉，阿拉伯帝國崛起，伊斯蘭教迅速傳遍中東，黎巴嫩被阿拉伯帝國征服後，伊斯蘭教傳入。因為各種原因，征服者未能將基督教信徒趕盡殺絶。

阿拉伯帝國攻陷基督教聖城耶路撒冷，歐洲教會和基督徒發起前後9次十字軍東征。黎巴嫩正處於進軍耶路撒冷的必經之地。

十字軍東征過程，也是黎巴嫩基督教不斷得到外力輸血的過程。同時，伊斯蘭教征服的其他基督教地區的信徒為了躲避迫害，逃到黎巴嫩山區。

這樣，黎巴嫩雖然被阿拉伯帝國統治，境內基督教卻信眾龐大，教派也很多，天主教、東正教、新教、馬龍派都有；伊斯蘭教的遜尼派、什葉派和德魯茲派也在此共存。

這就為日後的宗教文化多元社會和分權共治政體打下了基礎。

同時，也為日後宗教衝突和內戰埋下了伏筆。有歷史學者曾說，這裏可以是人間天堂，也可以是人間地獄，就取決於宗教之間是否發生衝突。

兩次世界大戰

奧斯曼帝國1516年征服黎巴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匈帝國戰敗。

1860年，黎巴嫩發生基督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激烈衝突，法國派兵干涉，最後將黎巴嫩變成自治區，立下規矩，黎巴嫩行政長官須由基督教派人士擔任。這個規矩得以延續，黎巴嫩本身的基督教歷史積澱也起了作用。

一戰結束後，英法簽約，規定約旦、伊拉克、巴勒斯坦歸英國委任統治，黎巴嫩和敘利亞成為法國的委任統治地。

又過了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43年11月22日黎巴嫩共和國宣告成立，1944年元旦法國移交權力，1946年英、法軍隊撤出黎巴嫩。

分權共治原則

黎巴嫩獨立時人口130萬，基督教徒佔60%，穆斯林佔40%，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差不多各佔一半。

當時各教派就國家權力分配達成了協議，基督教馬龍派和伊斯蘭教遜尼、什葉兩派分權共治，相互制約。

根據協議，總統和軍隊總司令由基督教徒擔任，議長由伊斯蘭教什葉派穆斯林擔任，總理由伊斯蘭教遜尼派穆斯林擔任，議員和部長的席位按各教派的人口比例分配。

二戰後十多年，黎巴嫩經歷了和平發展的繁榮時期，社會文化多元，在阿拉伯世界獨樹一幟。

不過，曾經在黎巴嫩生活過的人注意到，民間各宗教和教派平時相安無事，你穿你的比基尼，我裹我的罩袍頭巾，但通婚很少。

現在黎巴嫩政治改革舉步維艱，如果說教派和寡頭家族各謀其利的積弊難逃其責，部分也是歷史的折射。

以色列和中東戰爭

世上沒有不散的盛宴。二戰結束後，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人的地方劃出一片給猶太人建以色列國。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

1948年以色列宣佈建國第二天，七個阿拉伯國家聯手向以色列宣戰，結果慘敗，巴勒斯坦100萬難民出逃，其中40萬人湧入黎巴嫩。

本來並不牢固的平衡被打破。黎巴嫩權力分享機制建立在人口比例基礎上，而穆斯林人口驟增，導致權力分配的變數加大，要求調整的呼聲增強。

基督教派不讓步，穆斯林強烈要求，矛盾明朗化。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武力抵抗以色列，總部設在約旦。

約旦是阿拉伯聯盟成員，與以色列為敵，第一次中東戰爭後百萬巴勒斯坦難民中的60萬進入約旦，並允許巴解組織客居約旦。但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徹底改變了局勢。

內戰爆發

1970年9月，巴解組織成員"人民陣線"劫持英國、德國和瑞士的共3架民航客機，將300多名乘客囚禁在約旦的沙漠，逼迫以色列釋放巴勒斯坦囚犯，遭以色列拒絶後當眾炸毀飛機，舉世震驚，一致譴責。

約旦國王決定約旦不再歡迎巴解組織，武力驅逐。巴解組織總部迫遷到黎巴嫩南部，在那裏安營扎寨，訓練武裝力量，不斷襲擊以色列。以色列報復，炮彈打向黎巴嫩。

黎巴嫩鄰國敘利亞是穆斯林國家，與以色列是宿敵。巴解在黎巴嫩南部安家後，敘利亞進入黎巴嫩北部。

1975年，黎巴嫩內戰爆發，持續15年。"中東瑞士"變成了敘利亞和以色列角力的戰場。

1982年，以色列出動9萬大軍進攻黎巴嫩，決意徹底摧毀敘利亞和巴解組織在黎巴嫩的基地。第五次中東戰爭打響，敘利亞和巴解幾遭滅頂之災。最後經美蘇和聯合國調停之下停戰。

海灣戰爭

停戰後，衝突和矛盾還在延續。

戰爭期間黎巴嫩南部被以色列佔領地區的40萬什葉派穆斯林難民湧入貝魯特，在伊朗支持下成立了真主黨武裝，目標是以色列。

敘利亞軍隊停戰後繼續留在黎巴嫩，直到2005年聯合國通過決議後才撤軍。

黎巴嫩國內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派勢力的平衡被打破之後很難恢復。

不過，經濟得到復蘇，重建也頗有起色，貝魯特布滿彈孔的牆垣在霓虹燈和夜生活的喧囂中也不顯得突兀。

繁華開始重現，但不安定的潛流和各種摩擦、衝突從未真正消停。受別國宗教衝突和戰爭的影響，黎巴嫩國內各教派之間的齟齬和矛盾加深。

這種狀況持續到1990年，伊拉克佔領科威特，海灣戰爭爆發。

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無暇顧及黎巴嫩，敘利亞及其支持的伊斯蘭教派力量趁機出兵， 擊敗基督教武裝，黎巴嫩內戰結束。

戰後重建分權共治架構，伊斯蘭教勢力佔了上風，雖然議會中兩大教派席位均分，但跟1943年相比，基督教派的地位略有下降。

脆弱的和平只是暫時遮掩了眾多不安定因素。

2006年7月黎巴嫩真主黨和以色列爆發衝突，戰爭持續了34天，仍是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後停火。

拉菲克·哈里里遇刺

那次衝突爆發前黎巴嫩發生了一樁震驚世界的暗殺事件，至今尚未結案，又因為今年貝魯特港區大爆炸重新引起人們注意。

2005年2月，已經辭職的遜尼派穆斯林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在貝魯特遭汽車炸彈襲擊身亡。經國際團隊調查鎖定4名黎巴嫩真主黨成員。聯合國為此在海牙設立黎巴嫩特別法庭。

經過幾年調查，聯合國黎巴嫩特別法庭 2011年向黎巴嫩檢察機關遞交哈里里遇刺案起訴書，對4名嫌疑人提出起訴。

黎巴嫩特別法庭原定2020年8月5日開庭，因4日貝魯特港區大爆炸推遲到8月18日。

圍繞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背後的動機和元兇，至今仍無定論。因為開庭和爆炸的日期巧合，各種猜測和陰謀論鵲起。

路透社8月16日引述黎巴嫩真主黨表態說，將等待官方調查結果，但如果最後發現以色列與此事有關，將採取相應報復行動。真主黨得到伊朗的支持。

美國媒體報道稱美國國務院官員到黎巴嫩港口爆炸現場察看後表示，必須展開透明、可信的調查。

聯合國呼籲國際社會提供5.65億美元的援助資金，用於穩定穀物供應和重建被炸毀的醫院。

黎巴嫩媒體16日稱，初步調查顯示儲存硝酸銨的港口倉庫事發前存在重大隱患，附近還存放著大量煙花爆竹。

其他

由於獨特的歷史，海外的黎巴嫩裔僑民為數龐大。聯合國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全球"黎僑"超過1500萬人，主要分佈在美洲、歐洲、非洲及海灣國家，國內戶籍人口450萬左右。

海外黎僑中不乏世界名人，比如美國影星喬治·克魯尼的夫人阿邁勒·克魯尼（Amal Clooney），再比如中國人熟悉的馬海德醫生。

馬海德二戰期間以醫生的身份到延安參加中國抗戰，1949年後又是第一位加入中國籍的外國人，2019年9月被授予中國"最美奮鬥者"榮譽稱號。

#國際 #政治 #宗教 #歷史

【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