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接到中國黨初選民調電話，很多文章都有論述該怎麼投，既然自己沒那麼大能耐分析，就多看看別人說的有沒有道理，我已經被說服了，尤其那頂粉紅色的國旗帽根本就是最後一根稻草。

非～韓～不～投！
非～韓～不～投！
非～韓～不～投！

#雖說此舉與本人氣質相差甚遠
#適逢今日回寶島拜託打給我

預測柯文哲未來的走向是很麻煩的一件事，因為柯陣營非常短視，其選舉戰略是「漁翁得利」，沒有中心思想、沒有核心價值，為此任何的搖擺、背信、說謊、咆哮、惺惺作態他都做得出來。但至少在 2019 年 7 月的這個當下，柯陣營的戰術目標非常清晰：讓郭台銘在初選打敗韓國瑜。
　
為了走向 2020 護國戰爭的勝利，現在進步台派必須堅定「非韓不投」，讓韓國瑜勝出，就能夠創造藍營分裂與柯家崩潰的勝機。這一波戰術推演，我認為不會有比 Emmy 寫得更清楚，請大家詳讀這篇：https://www.facebook.com/emmy.hu/posts/10219825514054231
　
國民黨初選期間，請想盡辦法守在市話旁邊，借助鋼鐵韓粉打敗郭台銘跟柯文哲。
　
國民黨初選期間，請想盡辦法守在市話旁邊，借助鋼鐵韓粉打敗郭台銘跟柯文哲。
　
國民黨初選期間，請想盡辦法守在市話旁邊，借助鋼鐵韓粉打敗郭台銘跟柯文哲。
　
明確的戰術目標說明完畢，筆者接下來要為大家說明，柯文哲陣營的推進簡史，以及下一波民調衝突之前各陣營的部署狀態，讓大家知道國家的局勢怎麼會走到這一步。首先大家要明白，政治人物的決策牽連太廣，不可能僅憑一人獨斷，所以幕僚團隊會強烈影響決策走向。本專頁前一篇已經舉例過台北菁英藍幕僚對柯文哲的影響。再者，政治的認識是有多層次的，但大多選民（尤其柯粉與昌粉）的問題在於現實認知極度淺碟，所以會採取去脈絡的單一詮釋角度。
　
一、柯文哲「漁翁得利」的野心戰法
　
理解到政治人物、幕僚團隊、所屬陣營是極端複雜的動態多邊賽局，就不該以簡單且靜態的模板去套用政局。限於篇幅，本段落摘要柯文哲近五年來的政治動向。先是在 2014 年樹立起乾淨透明的形象，是以洪仲丘「無黨派公民運動」加上反傾中「守護台灣主權」組成，柯文哲當上市長之初，受到綠營大力幫忙，市府內部多是民進黨幕僚，就連傲人的世大運也是高雄世運幹部支撐才順利落幕。
　
這過程中，柯文哲希望擴大自己的支持基礎，加上本身的保守性格，因此採取「進步形象的網路宣傳」與「保守穩健的施政主張」為雙重策略，以期在橫掃全台年輕選票的基礎上，爭取淺藍選票。可是 2018 的選舉結果顯示，丁守中得票率與連勝文完全相同，台北的人口社會結構（也請參考前篇新黨歷史）之強固，是柯文哲團隊無法撼動的。
　
這一點，柯陣營隱約在 2018 年中已經察覺。在此之前，柯陣營為了爭取淺藍選票，採取「捧韓打綠」的策略，成功利用民進黨在農業政策上與雲林張家衝突，將大眾的認知導向「民進黨新潮流為了權位卡韓」。其實根本關新潮流屁事，主線是農陣與張家農會的鬥爭，但因為林聰賢是新潮流，所以柯陣營利用大眾對派系政治的陌生，緊抓這點進行分化煽動。
　
結果柯文哲成功改變台灣，讓台灣被韓流席捲，面臨民主化以來最大的一次滅國危機。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韓流在 2018 年春季壯大之後，夏季時已令柯文哲明顯流失草根系選民的支持。原本柯文哲以高學歷、低水準的民粹語言，四年來在台灣政壇聲量第一，但他打造出的民粹潮流，卻被韓流整碗端走。最終柯文哲僅以 3000 票慘勝丁守中，柯陣營嚴重焦慮，徹底重新評估選總統的可能性。
　
由於柯陣營的本質就是短視傲慢無賴小聰明，因此很快就定調「按兵不動，越晚宣布選總統越好」，同時釋放綠白合作的風向球，希望挽回民進黨的善意。但民進黨在年末兵荒馬亂之際，成功由老將蘇貞昌接下院長進行整頓，蔡英文總統以國士無雙之姿，在年初打擊中南海「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關鍵戰役勝利，更是迅速重建了威信。即使黨機器的整頓至今仍千頭萬緒，府院已經加緊收拾殘局，扛起了 2020 戰場的重責大任。在這大勢之下，民進黨關閉取巧的小徑，斷絕柯陣營求和的念頭。
　
不僅一度向綠營求和，與藍營也如法炮製，年初國民黨太陽升起，韓國瑜狼顧其後，柯陣營選後多次想要「柯韓會」，卻被韓拒於門外。柯自知資源無法與兩大黨抗衡，但選後兩大黨的震驚慌亂，讓柯營始終不死心。3 月以後終於等到兩大黨初選分裂危機，柯營確認國民黨、民進黨有重大團結障礙，因此採取見縫插針的戰術（這本來就是賤嘴柯的拿手好戲），約莫從 3 月起，開始明確、用力地譏諷蔡總統與韓禿，就是為了聚攏游離票。
　
二、「投機押寶」造成的台灣民主危機
　
柯文哲的崛起，背後是多股力量加持而成。2014 年民進黨知道台北市社會結構的不可撼動，決定「禮讓」柯文哲，順利促成在野勢力大整合。不論選舉過程或選上之後，各黨各派都有金主接觸柯陣營，並且安插人馬進去。藍、綠、紅、浪人、素人、商人都有。有些綠營英黑把柯文哲崛起與變質全部怪罪給蔡英文，這是事後諸葛，而且見樹不見林。
　
藍綠插旗柯陣營，是為了多上一層保險，希望可以藉柯文哲拉攏中間選票。對某些派系頭人而言，更有多方押寶，讓自己保持政治影響力的意義在。前一篇文章已經談論過紅與藍這些投降主義與姑息主義者對柯陣營的影響，接下來我們會講更多「浪人」與「商人」的影響，尤其是商人。
　
或許我們可以從「雙城論壇」這個線索講起。
　
台北市與上海市的雙城論壇，除了兩市政府，背後還有中共對台單位、台北菁英藍集團、兩岸財團等勢力在穿針引線。旺中老闆蔡衍明自然也是重要的兩岸財團，為雙城論壇出力甚多，與柯文哲建立良好交情。之前筆者在評論反紅媒遊行時，曾經提起台北市兩岸小組成員有旺中高層胡志強、蔡衍榮，即是旺中集團與柯市府關係緊密的明證。台派都很清楚旺中集團是吹捧韓流的大本營，但卻往往沒有注意到，旺中集團對待柯文哲的態度也相當友善，這是商人多邊押寶之故。
　
一般讀者應該不知道，台灣絕大多數財團，會同時給予藍綠兩黨政治獻金，這是為了影響力，也是為了保險起見。但金額與支持力度有別。在各式各樣財團之中，蔡衍明的旺中集團，擁有首富級的財力，並且掌握大量媒體資源，左右政局的能力更是突出。即使蔡衍明的首選是韓國瑜，旺中也從未減少對柯陣營的支持往來。
　
（筆者曾遇過不少讀者質疑，蔡衍榮是民進黨派系「正國會」的重要金主，民進黨是否空穴來風抹紅柯文哲？蔡衍榮確實是民進黨金主，但他們不清楚旺中集團源於宜蘭食品的發家脈絡，也不明白商人長袖善舞的手腕，更忽視蔡家兄弟的個人選擇，所以未窺全豹。在此略作補充。）
　
商人自利押寶，政客亦逢源投機。柯文哲與其幕僚明白「中間位置」的戰略價值，四處招搖撞騙，前章已有說明。在商人與政客的算盤之下，原本難以上位的年輕政治浪人看見機會，在柯市府取得局處首長等位置。這些浪人，有的是為了打響個人品牌，有些則是代表自身所屬利益集團（通常是家族，家族再牽動黨派或財團）進入柯市府。後來蔡璧如鬥走大多數泛綠幕僚，留下來的人在擊潰丁守中之後也紛紛離去，僅存的綠營少爺無法主導局勢，柯文哲也就毫無拘束地傾向中國，而且無法避免參選總統。
　
主公必須爭奪大位，底下的人才有錢賺、有位置分。好的領袖會讓部下發揮長才，為組織與公益服務，壞的首腦（如柯文哲）卻會令組織往更加自私與極端的路線前進。這一次雙城論壇的「直播／錄影」醜聞，就是柯陣營動物幫小聰明決策機制失靈的後果。然而為什麼柯陣營要鋌而走險，蠻橫地爭奪兩岸話語權呢？這是因為柯陣營現在就必須奮力一搏，才能夠從詭譎的 6 月政局收割民意，否則將全盤皆輸。
　
三、「韓流的終局」是大選最大變因
　
筆者記不清是從今年初的哪個時間點開始，柯陣營的寫手開始論及韓流結束後的狀況。不僅柯陣營，民進黨與國民黨都有注意到這件事：「韓流結束的方式」會大大影響接下來的選情。
　
高雄市民進黨團出於悔恨與重振的心態，開始集結攻擊韓國瑜，除了高雄的顯例，其他地區也出現民進黨以黨團為核心發動系統攻勢。國民黨的各大候選人更明白，藍營眼下的障礙是韓流，傳統菁英藍喜歡出賣台灣誘騙中共，並不想笨到賠光身家，然而洪秀柱引紅統入室以後，國民黨菁英藍就陷入嚴重的滅頂危機。「換柱」耗損朱立倫氣力、王金平深陷血統囹圄，只有郭台銘持無限資金力戰韓流。
　
台派選民通常認為郭台銘是北京刺客，但郭台銘更像是菁英藍的反制王牌，他本身的動機則是美中賽局不得不轉彎。果凍身家全在中國沒錯，但富士康百萬工作機會，也讓果凍與中共互相綁架。郭董有非常多劇本，且戰且走，走到現在他只求初選擊敗韓流。如果不成，他（非常非常高機率）也不會退出，因為這場博弈他必須玩到底，所以他不惜在初選就砸下數以億計的重金。
　
柯陣營當然不會放過這麼棒的見縫插針機會。
　
民進黨希望韓流潰滅，從而摧毀藍營票倉；國民黨希望韓流冷卻，讓主導權回到菁英藍手中。韓流是從柯文哲民粹進（劣）化而來，如果韓初選輸掉，尋求民粹語言的韓粉選票將會大量灌入柯文哲票倉之中。韓流能量降低對各陣營意義不同，這就是現在三腳督（藍綠白）甚至四腳督（蔡郭韓柯）的賽局概觀。
　
對前面這 3000 字談論的內容有足夠瞭解，才能看懂現在柯幕僚動作的意義。雙城論壇急忙出手，是為了搶奪兩岸話語權，柯一回國李縉穎就發表自家民調（其實根本就是柯陣營民調），說不分黨派都要阻止韓國瑜變成總統，請大家支持郭台銘，這就是柯陣營混淆視聽亂兵突圍的戰術。
　
一旦郭勝出，憤怒的 5-7% 鋼鐵韓粉將會尋求報復的出口。他們不可能投郭、不可能投蔡，只可能投柯，大家也別忘記柯文哲是旺中集團的重要備案，別忘記妙天師傅、雲林張家都與柯牽連極深。首選的韓國瑜落馬之後，旺中＋妙天＋農會系統會全部改灌入柯票倉，屆時大家就等著 24 小時中天電視輪播柯語錄吧。
　
必須阻止徹底狂暴化的民粹，否則台灣的防禦機制將會癱瘓，中共會加速入侵，最終毀滅台灣的民主法治。郭韓分裂、柯撈失勢，大選才能回歸（相對）正常的運作。為了守護我們的民主法治，7 月這關鍵一役，我們必須贏下來。

忘記了是七還是八年前，有一次為朋友接待一個德國人，正好是在六四那一天。我就讀的浸大，有歐洲研究系，分法文和德文兩個專科，就讀的同學需要額外多一年時間畢業，那一年就是要到法國或德國實習，因此總會認識到一些德法的朋友。在大學我有緣認識一些讀歐研的朋友，那年六四，一位以前讀德研的同學忽然有事，臨時要我代為照顧一位路過香港探望他的一位十八九歲德國青年。我帶他去旺角廣東道的街市看紙紮舖和活雞檔，去油麻地果欄嘗試跟他解說香港的黑社會，再上金山郊野公園示範馬騮如何搶百佳膠袋。到了傍晚，我跟他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個集會，你自由活動吧。他問起原由，我話那是紀念北京天安門屠殺，而政治這回事，大部份人都不太有興趣，不能強迫你跟我去。他卻說他有興趣，而有點出奇地，我以為要為他解說一番，反而他主動對我說：六四對我們德國人很重要，正因為發生過六四，東德那邊才不敢在人群衝過柏林圍牆時開槍。就這樣我帶了他到維園，外國人好像不太耐熱，但也沒有嚷著要先走，一直留到晚會所有程序完結，之後還帶他到SOGO對面廿四小時的上海舖食粢飯豆漿。現在回想起這件微不足道的往事，發現對當下的討論有重大意義──這位德國青年沒有因為晚會高喊「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就認為他的參與已經妨礙了德國的民主進程或解決德國其他社會問題的進度，而且他反而認為一場離自身本土甚遠，自己與身邊的人都沒有親身經歷的屠殺，其實關係自身民族的興衰。

曾幾何時，我以為悼念六四的文章已經不必再寫，因為再寫也無法超越兩篇宏文的高度──分別是李怡2009年的蘋果日報社論〈香港人孤獨地延續六四記憶〉，以及梁文道也是在六四廿周年所撰的〈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李怡當日寫道：「我們曾有過一段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歷史，使我們可以在自由的空氣中，關注和支持中國向民主自由的體制奮進，我們有過楊衢雲、孫中山、黃花岡烈士，他們都在香港醞釀革命，我們為抗日戰爭輸血，為反對國民黨專政的共產黨人掩護，今天，我們也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內地的愛國民主運動，不管時間有多長，不管代價多大，我們也會讓支持民主的薪火相傳。這是香港人的人格。……有沒有勝算，有沒有利益，甚至有沒有效果，都不是香港人考慮的。從一百多年前楊衢雲時代至今，香港人就沒有考慮過這些。除了那幾個不是流着香港血的小丑。」梁文道則說：「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復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事實上這兩篇文章毫不過時，文章當中已經超越時空回應今天諸多「本土派」的所謂論點。只是，當今的學生領袖直言，他們已經有近年各次本土抗爭運動，作為他們的政治啟蒙，再不需要出席一個「行禮如儀」的維園晚會，作為他們參與政治的出發點。好。我即管談談大家一起經歷的「政治啟蒙」。

兩年前的雨傘運動，有兩個非常接近開槍鎮壓的關口。第一次是九二八當晚，第二次是十月二日群眾包圍特首辦，而警方已將橡膠子彈運往現場，形勢促使中大、港大兩位校長到現場呼籲學生及群眾冷靜。最後，林鄭陪同梁振英見記者，表示願意與學生對話，局勢才逐漸緩和。梁振英想不想開槍殺香港人？以他未當政之時已想出動防暴隊，我百分之一兆肯定他會竭盡所能實現這個宏願。但我們也很清楚，開槍殺人這個決定權，不會在他手上；他必須請示中共政治局七常委，甚至習近平本人。有什麼理由會令到習近平與一眾中央領導拒絕簽下開槍殺人的批文？第一，當然是因為香港人的和平抗爭。吃了八十七枚催淚彈，一個垃圾桶也沒有起火，一塊商戶的櫥窗玻璃也沒有打破，那有開槍「平暴」的藉口。而另一言之成理的原因，就是六四的教訓。習近平不是鄧小平，沒有指揮大軍殺敵千萬的經驗，不會像鄧小平一樣，認為殺千幾個學生沒有什麼大不了。「再次開槍殺學生」這個歷史責任，看來是因為前車可鑑，所以習近平還是不敢擔起。

另一方面，在九二八發射催淚彈後，甚至熱血公民謠傳警察已經開槍之後，在場的市民不單沒有退縮，而且有更多市民趕至灣仔地鐵站口，試圖突破防線湧向金鐘支援。十月二日晚，我其中一個whatsapp群組在討論金鐘現場的情況，我還記得當時有這樣的對話：

「情況不尋常，男的來，女的回去。」
「有細路的都回去。」
「已準備出橡膠子彈，射中唔死都可能殘廢。」
「能呼籲撤退嗎？」
「無人會肯撤。唯有像當年木樨地一樣，為學生頂得多少就多少。」

一說木樨地這個例子，我們這一輩八十後都很清楚當中含義。八九六四凌晨，天安門不是死傷最慘烈的地方，群眾為阻擋從長安街殺入廣場的屠城部隊，在木樨地堵截，為學生爭取時間撤離，所以木樨地那裏尤其死傷枕藉。2001年，我有位朋友到北京，經過木樨地，在街角的牆上，還能夠親手觸摸到那些子彈孔。說到這裏，大家應該很清楚我想說的結論，北京不敢下令開槍鎮壓雨傘運動，市民冒死上街支援佔領現場的同學，令當今自詡本土的年青人享有一番「屬於自己的抗爭經歷」作為政治啟蒙，這全是拜八九六四的亡魂所賜。否則，說得刻薄一點，如果年青人當日面對的是開槍鎮壓的畫面，那番體會就不再是政治啟蒙，而是給同伴收屍的經驗，或是背著滿身鮮血的同伴，跑去律敦治醫院的經驗，和嘗試將同伴的腸臟塞回腹腔的經驗。如果經歷過這些，還有多少人會在家歎著冷氣，上facebook悠閒地講「勇武」？

現在有人講「蝗蟲」，講「地獄鬼國」，講「支那人」無可救藥，但偏偏在八九年的時候，我們卻看到中國人良心的頂峰。當年大陸許多人不計成敗，全力支持學生，不計個人可能付上自由和生命的代價，結果遭到無情的鎮壓。我們還未知道幾多人像李旺陽一樣，只為嘗試挺直腰骨，而在黑獄中坐穿牢底，寂寂無聞。正正是因為良心沒有回報，還換來更痛苦的餘生，一般人旁觀李旺陽等六四英魂的苦難，心智稍有不堅者，就很容易搖到鐘擺的另一端：反正這是賞惡罰善的瘋狂世界，就把心一橫做衣冠禽獸好了──所以才逐漸演變成無廉恥、無底線、無原則的「強國支那」，來香港搶奶粉搶資源，構成本土派口中壓逼香港族群的生存空間、威脅「香港人」生存的大敵。但無獨有偶，雨傘運動過後，本土和勇武的興起，其實和「強國支那」的演化如出一轍。在所謂「勇武本土」口中，和平抗爭得不到即時的「回報」，竟然就等同於講良心就一定會「蝕底」，所以不擇手段也好，無底線抗爭也好，贏得不要臉也好過沒有任何「成果」。用最自利的態度看待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擁抱這些想法的人，其實與他們誓不兩立的「強國支那」，血管內根本流著相同的DNA。

更令人疑惑的，就是過去某些令人的尊敬的評論家，例如李怡先生和練乙錚先生，似是出於維護年青人的心態，將「本土、港獨和勇武」三者加以綑綁，講成一派「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思潮。首先，若然真正愛惜年青人，何以鼓勵他們為這個荒謬絕倫的時代、無恥之極的梁振英，而受到傷害，甚至犠牲性命？再者，莫說「民族國家」的理論已經是十九世紀的化石，港府無法維護港人的自主和尊嚴，港人對之失望頂透，大概也只與當年德國人對威瑪共和的失望相去不遠。部份德國人開始相信問題不是來自德國人本身，而選擇相信某個人所說，是因為「外來的」猶太人。身為飽學之士，歷盡世情，應知太陽底下無新事，這種以暴力排外與自私自利為綱的所謂「本土思潮」，已比亞視還要過氣，與「新」或「年青」絲亳沾不上邊。他們不僅沒有循循善誘，使年青人了解希特拉是如何興起，還為不斷製造似是而非的觀點，方便他們如鸚鵡學舌地指摘別人悼念六四，難道為了得到年輕人的認同，就是散播混亂、自相矛盾的價值也在所不惜？

正如一位我尊敬的網絡作家譚棨禧先生所言，「而這座城巿的族群仇恨語言，焦慮和絕望，正慢慢榨取了青年了解的耐性，輾碎了他們的好奇心。因此，我們要反對的不是青年代表，不是中港區隔，更不是港獨思潮。而是讓人短視，讓人急攻近利，失去同理心的焦躁感。我們要爭論的也不是悼念與否，或六四有甚麼意義，而是生者和死者能夠如何相處，香港人和中國人可以如何相處，人和人應該如何相處。」生而為人，後有家，再有國，楊照先生也說過，政治是建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如何做人、如何處世，應該就是那些前輩所應負上的指導責任。現在的勇武本土派，至今從沒有回應過一個問題：假設全香港人都要建國，香港人應不應該接受別國人民的援助？如果只得香港人孤軍奮戰，這些勇武本土派，尤其他們當中的幾位「教主」、「皇上」、「國師」，又做好了多少犠牲的決心和準備？如果你希望得到別人援手，你是否也應該在別人困頓的時候扶持一把？這就是做人處世最基本的道理。先不談當今香港人當中，會否出現一兩個勇者，能夠像丁子霖教授一般堅毅，王維林先生一般勇武，像胡佳、譚作人和浦志強一般，隨時準備好要付上失去自由、骨肉分離的代價，你不過一年當中只花一兩個小時到維園點點燭光，讀讀他們的新聞，給他們一個like, 精神上支持他們繼續與共產黨鬥，如何會對香港的「建國大業」構成致命的打擊？

莫說要策略地令到中共後庭失火、國內大亂，現在勇武本土派在網上到處樹敵，以攻擊六四悼念者和其他政見不同人士為樂，又如何團結全港與之一起「建國」？歷史不會說謊，但會冷笑，偏偏香港歷史上最團結的日子，正正是1989年的4、5、6月。根據浸大前輩許澤流老師的憶述，當年同學們到樂富的文具舖，購買大量紙筆用作書寫大字報，老闆一箱一箱的抬出來，堅拒收錢。同學為了突破內地的新聞封鎖，每日收集所有報章，運到啟德機場，在離境大堂到處尋找準備返回大陸的旅客，託他們把消息帶到大陸。每次同學抱著報紙前往啟德機場，的士司機接載往返，也是堅持分文不收。香港人就是曾經團結到這種地步，是一場正正式式的全民運動，而香港當年不過500萬人，卻幾乎可以改寫當時全球人口第一大國，以至是全世界的命運。香港人曾經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若我們再次擁有這種力量，自是無所不能、無堅不摧，要建國，當非難事。但偏偏終日在鍵盤上剔剔搭搭聒噪，嚷著要建國的人，卻只不斷叫香港人和年輕一代，遺忘這種力量，遺忘香港的偉大。究竟誰是賣港賊？

說到底，悼念六四就是彰顯香港自由的價值，今日已經有人要聲討我們去維園悼念六四，他朝這些人真的建立了「香港國」，又豈會忍得住不用比中共更兇暴的手段，打壓我們這些到維園悼念的人？今年的六四，已不是意識形態不同或學術論爭，當中也沒有客氣不客氣的問題，因為已是香港價值生死存亡的一戰。「六四，維園見」不單是過去式的悼念，而是在犬儒與沉淪中，拯救我城的最後一戰。

忘記了是七還是八年前，有一次為朋友接待一個德國人，正好是在六四那一天。我就讀的浸大，有歐洲研究系，分法文和德文兩個專科，就讀的同學需要額外多一年時間畢業，那一年就是要到法國或德國實習，因此總會認識到一些德法的朋友。在大學我有緣認識一些讀歐研的朋友，那年六四，一位以前讀德研的同學忽然有事，臨時要我代為照顧一位路過香港探望他的一位十八九歲德國青年。我帶他去旺角廣東道的街市看紙紮舖和活雞檔，去油麻地果欄嘗試跟他解說香港的黑社會，再上金山郊野公園示範馬騮如何搶百佳膠袋。到了傍晚，我跟他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個集會，你自由活動吧。他問起原由，我話那是紀念北京天安門屠殺，而政治這回事，大部份人都不太有興趣，不能強迫你跟我去。他卻說他有興趣，而有點出奇地，我以為要為他解說一番，反而他主動對我說：六四對我們德國人很重要，正因為發生過六四，東德那邊才不敢在人群衝過柏林圍牆時開槍。就這樣我帶了他到維園，外國人好像不太耐熱，但也沒有嚷著要先走，一直留到晚會所有程序完結，之後還帶他到SOGO對面廿四小時的上海舖食粢飯豆漿。現在回想起這件微不足道的往事，發現對當下的討論有重大意義──這位德國青年沒有因為晚會高喊「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就認為他的參與已經妨礙了德國的民主進程或解決德國其他社會問題的進度，而且他反而認為一場離自身本土甚遠，自己與身邊的人都沒有親身經歷的屠殺，其實關係自身民族的興衰。

曾幾何時，我以為悼念六四的文章已經不必再寫，因為再寫也無法超越兩篇宏文的高度──分別是李怡2009年的蘋果日報社論〈香港人孤獨地延續六四記憶〉，以及梁文道也是在六四廿周年所撰的〈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李怡當日寫道：「我們曾有過一段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歷史，使我們可以在自由的空氣中，關注和支持中國向民主自由的體制奮進，我們有過楊衢雲、孫中山、黃花岡烈士，他們都在香港醞釀革命，我們為抗日戰爭輸血，為反對國民黨專政的共產黨人掩護，今天，我們也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內地的愛國民主運動，不管時間有多長，不管代價多大，我們也會讓支持民主的薪火相傳。這是香港人的人格。……有沒有勝算，有沒有利益，甚至有沒有效果，都不是香港人考慮的。從一百多年前楊衢雲時代至今，香港人就沒有考慮過這些。除了那幾個不是流着香港血的小丑。」梁文道則說：「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復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事實上這兩篇文章毫不過時，文章當中已經超越時空回應今天諸多「本土派」的所謂論點。只是，當今的學生領袖直言，他們已經有近年各次本土抗爭運動，作為他們的政治啟蒙，再不需要出席一個「行禮如儀」的維園晚會，作為他們參與政治的出發點。好。我即管談談大家一起經歷的「政治啟蒙」。

兩年前的雨傘運動，有兩個非常接近開槍鎮壓的關口。第一次是九二八當晚，第二次是十月二日群眾包圍特首辦，而警方已將橡膠子彈運往現場，形勢促使中大、港大兩位校長到現場呼籲學生及群眾冷靜。最後，林鄭陪同梁振英見記者，表示願意與學生對話，局勢才逐漸緩和。梁振英想不想開槍殺香港人？以他未當政之時已想出動防暴隊，我百分之一兆肯定他會竭盡所能實現這個宏願。但我們也很清楚，開槍殺人這個決定權，不會在他手上；他必須請示中共政治局七常委，甚至習近平本人。有什麼理由會令到習近平與一眾中央領導拒絕簽下開槍殺人的批文？第一，當然是因為香港人的和平抗爭。吃了八十七枚催淚彈，一個垃圾桶也沒有起火，一塊商戶的櫥窗玻璃也沒有打破，那有開槍「平暴」的藉口。而另一言之成理的原因，就是六四的教訓。習近平不是鄧小平，沒有指揮大軍殺敵千萬的經驗，不會像鄧小平一樣，認為殺千幾個學生沒有什麼大不了。「再次開槍殺學生」這個歷史責任，看來是因為前車可鑑，所以習近平還是不敢擔起。

另一方面，在九二八發射催淚彈後，甚至熱血公民謠傳警察已經開槍之後，在場的市民不單沒有退縮，而且有更多市民趕至灣仔地鐵站口，試圖突破防線湧向金鐘支援。十月二日晚，我其中一個whatsapp群組在討論金鐘現場的情況，我還記得當時有這樣的對話：

「情況不尋常，男的來，女的回去。」
「有細路的都回去。」
「已準備出橡膠子彈，射中唔死都可能殘廢。」
「能呼籲撤退嗎？」
「無人會肯撤。唯有像當年木樨地一樣，為學生頂得多少就多少。」

一說木樨地這個例子，我們這一輩八十後都很清楚當中含義。八九六四凌晨，天安門不是死傷最慘烈的地方，群眾為阻擋從長安街殺入廣場的屠城部隊，在木樨地堵截，為學生爭取時間撤離，所以木樨地那裏尤其死傷枕藉。2001年，我有位朋友到北京，經過木樨地，在街角的牆上，還能夠親手觸摸到那些子彈孔。說到這裏，大家應該很清楚我想說的結論，北京不敢下令開槍鎮壓雨傘運動，市民冒死上街支援佔領現場的同學，令當今自詡本土的年青人享有一番「屬於自己的抗爭經歷」作為政治啟蒙，這全是拜八九六四的亡魂所賜。否則，說得刻薄一點，如果年青人當日面對的是開槍鎮壓的畫面，那番體會就不再是政治啟蒙，而是給同伴收屍的經驗，或是背著滿身鮮血的同伴，跑去律敦治醫院的經驗，和嘗試將同伴的腸臟塞回腹腔的經驗。如果經歷過這些，還有多少人會在家歎著冷氣，上facebook悠閒地講「勇武」？

現在有人講「蝗蟲」，講「地獄鬼國」，講「支那人」無可救藥，但偏偏在八九年的時候，我們卻看到中國人良心的頂峰。當年大陸許多人不計成敗，全力支持學生，不計個人可能付上自由和生命的代價，結果遭到無情的鎮壓。我們還未知道幾多人像李旺陽一樣，只為嘗試挺直腰骨，而在黑獄中坐穿牢底，寂寂無聞。正正是因為良心沒有回報，還換來更痛苦的餘生，一般人旁觀李旺陽等六四英魂的苦難，心智稍有不堅者，就很容易搖到鐘擺的另一端：反正這是賞惡罰善的瘋狂世界，就把心一橫做衣冠禽獸好了──所以才逐漸演變成無廉恥、無底線、無原則的「強國支那」，來香港搶奶粉搶資源，構成本土派口中壓逼香港族群的生存空間、威脅「香港人」生存的大敵。但無獨有偶，雨傘運動過後，本土和勇武的興起，其實和「強國支那」的演化如出一轍。在所謂「勇武本土」口中，和平抗爭得不到即時的「回報」，竟然就等同於講良心就一定會「蝕底」，所以不擇手段也好，無底線抗爭也好，贏得不要臉也好過沒有任何「成果」。用最自利的態度看待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擁抱這些想法的人，其實與他們誓不兩立的「強國支那」，血管內根本流著相同的DNA。

更令人疑惑的，就是過去某些令人的尊敬的評論家，例如李怡先生和練乙錚先生，似是出於維護年青人的心態，將「本土、港獨和勇武」三者加以綑綁，講成一派「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思潮。首先，若然真正愛惜年青人，何以鼓勵他們為這個荒謬絕倫的時代、無恥之極的梁振英，而受到傷害，甚至犠牲性命？再者，莫說「民族國家」的理論已經是十九世紀的化石，港府無法維護港人的自主和尊嚴，港人對之失望頂透，大概也只與當年德國人對威瑪共和的失望相去不遠。部份德國人開始相信問題不是來自德國人本身，而選擇相信某個人所說，是因為「外來的」猶太人。身為飽學之士，歷盡世情，應知太陽底下無新事，這種以暴力排外與自私自利為綱的所謂「本土思潮」，已比亞視還要過氣，與「新」或「年青」絲亳沾不上邊。他們不僅沒有循循善誘，使年青人了解希特拉是如何興起，還為不斷製造似是而非的觀點，方便他們如鸚鵡學舌地指摘別人悼念六四，難道為了得到年輕人的認同，就是散播混亂、自相矛盾的價值也在所不惜？

正如一位我尊敬的網絡作家譚棨禧先生所言，「而這座城巿的族群仇恨語言，焦慮和絕望，正慢慢榨取了青年了解的耐性，輾碎了他們的好奇心。因此，我們要反對的不是青年代表，不是中港區隔，更不是港獨思潮。而是讓人短視，讓人急攻近利，失去同理心的焦躁感。我們要爭論的也不是悼念與否，或六四有甚麼意義，而是生者和死者能夠如何相處，香港人和中國人可以如何相處，人和人應該如何相處。」生而為人，後有家，再有國，楊照先生也說過，政治是建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如何做人、如何處世，應該就是那些前輩所應負上的指導責任。現在的勇武本土派，至今從沒有回應過一個問題：假設全香港人都要建國，香港人應不應該接受別國人民的援助？如果只得香港人孤軍奮戰，這些勇武本土派，尤其他們當中的幾位「教主」、「皇上」、「國師」，又做好了多少犠牲的決心和準備？如果你希望得到別人援手，你是否也應該在別人困頓的時候扶持一把？這就是做人處世最基本的道理。先不談當今香港人當中，會否出現一兩個勇者，能夠像丁子霖教授一般堅毅，王維林先生一般勇武，像胡佳、譚作人和浦志強一般，隨時準備好要付上失去自由、骨肉分離的代價，你不過一年當中只花一兩個小時到維園點點燭光，讀讀他們的新聞，給他們一個like, 精神上支持他們繼續與共產黨鬥，如何會對香港的「建國大業」構成致命的打擊？

莫說要策略地令到中共後庭失火、國內大亂，現在勇武本土派在網上到處樹敵，以攻擊六四悼念者和其他政見不同人士為樂，又如何團結全港與之一起「建國」？歷史不會說謊，但會冷笑，偏偏香港歷史上最團結的日子，正正是1989年的4、5、6月。根據浸大前輩許澤流老師的憶述，當年同學們到樂富的文具舖，購買大量紙筆用作書寫大字報，老闆一箱一箱的抬出來，堅拒收錢。同學為了突破內地的新聞封鎖，每日收集所有報章，運到啟德機場，在離境大堂到處尋找準備返回大陸的旅客，託他們把消息帶到大陸。每次同學抱著報紙前往啟德機場，的士司機接載往返，也是堅持分文不收。香港人就是曾經團結到這種地步，是一場正正式式的全民運動，而香港當年不過500萬人，卻幾乎可以改寫當時全球人口第一大國，以至是全世界的命運。香港人曾經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若我們再次擁有這種力量，自是無所不能、無堅不摧，要建國，當非難事。但偏偏終日在鍵盤上剔剔搭搭聒噪，嚷著要建國的人，卻只不斷叫香港人和年輕一代，遺忘這種力量，遺忘香港的偉大。究竟誰是賣港賊？

說到底，悼念六四就是彰顯香港自由的價值，今日已經有人要聲討我們去維園悼念六四，他朝這些人真的建立了「香港國」，又豈會忍得住不用比中共更兇暴的手段，打壓我們這些到維園悼念的人？今年的六四，已不是意識形態不同或學術論爭，當中也沒有客氣不客氣的問題，因為已是香港價值生死存亡的一戰。「六四，維園見」不單是過去式的悼念，而是在犬儒與沉淪中，拯救我城的最後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