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位學者，他在演講時被問及：「請問，水族的易經是不是遺失的易經呢？」

這位學者平穩的説：「我不知道，因為我看不懂裡面的文字…」

同樣的問題，有人問另一位中國的作家，這位作家卻很溫和説：「…（刪減了前面的推論）都說明是失傳的經典了，怎麼可能是真的…」

二人沒有火藥味，平穩「對壘」溫和的「針鋒相對」。

中國學者説：「我不走“輕易否定”的路線，但我包容懷疑的路線，我們是可以懷疑的，但，不是草率否定（省略刪減後文）……」

「馬上否定」對我而言是太快下判斷了，跟「馬上肯定」一樣的，都是太快下判斷了。

我現在「虛擬」三個案例給大家參考，互相比較，到底那種「懷疑的學習」是有機會走得比較深入。

（1）中國的作家，沒有證據即否定，流行打假；
（2）中國的學者，雖然懷疑，但，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来否定，也沒有足夠的「證據」来肯定，就要懸掛著懷疑，既不是相信，也不是否定，繼續考據，互相對敲；
（3）這是我看古書，看到內修派儒家的「懷疑」態度。
他們的「懷疑」態度可以分內外二層，如：
《大學》可以是曾子述說子思記之的作品，也可以是子夏所作…如是類推，這就是「外層」的懷疑考證。
這些「外層的懷疑」，他們都會下功夫做思考的；
但是，他們也有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內層」懷疑，就是針對核心內容做詳盡的「好問」與「好察」：
而我就取中庸的「只是」其中兩種態度說明之：
（a）當問的，不知道，就要問出究竟，不能放手，審問到至善為止（可見怎樣提問是何等重要／而且問對關鍵要點尤為重要）…
（b）當需要辨別的，辨別到不夠清晰，就不要放手，明辨出一個究竟，直到至善為止…

他們這兩面的懷疑態度（內層懷疑與外層懷疑），是可以平行而不相悖的。

所以，我試一試用虛構例子演繹模仿之（其中是模仿了他們的口吻）。

如，我聽到程子説，有人讀《論語》——「有的人，讀了其中一句話終生修習之；有的人讀了，悟了之後，手舞足蹈；有的人讀論語之後，變成了另一個人……」
——你很懷疑這句話是不是真的？
我先示範第一條路線：「《論語》第一句話説，學而時習之，學一樣東西就要不斷練習……」
「所以，你看看，學而篇，一開章就跟你説學習之後要不斷溫習和練習，然後第一章第二段就突然變成講孝悌，到了第三段，就是巧言令色，跟學習沒有關係了…第一章第一段，跟第二段，還有第三段都沒有直接關係，很突兀，很像是合成品…」

他的結論，這是「合成品」，但這個「合成品」是東講一點西講一點的合成語錄。

如果用這種懷疑態度，對《論語》的理解「可能」就到這裡為止。

因而認為《論語》集注説的，有的人讀了一句，終生修習之；有的人讀了有悟，開心的手舞足蹈；有的人讀了之後變成了另一個人…就可以直接否定了！

我再示範第二條懷疑路線，也是「虛擬」的例子：
到底那些人是悟了那一句？
那些人是悟到了什麼需要終生修習？
到底是從那個部分悟了之後，然後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據此，你就需要找證據做考據了，可能需要看先秦諸子百家有提過相關概念的文本來對照…然後是兩漢…魏晉…唐宋元明清是不是也有相同的說法，還是程子一個人説罷了。
結果你每一個字都從那個時代的「慣用語」，還有那個時代的「慣用文筆」來考據，到底那段話是讓我們變成另一個人？變成另外一個人又是什麼意思？
那些人到底是悟了什麼？
宋之前的時代，用「悟」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們終生修習的又是什麼意思？
那個時代的人終生是什麼意思，然後修習又是什麼意思？
結果他「有可能」變成用其他的邊緣角度來研究《論語》，將這個邊緣角度變成浩大的學問。

至於第三條路線的懷疑，先搞清楚內層的懷疑，再探討外層的懷疑：程子那些話，那些人到底是參透了什麼「內容」？
故此，切入內容，層層剝開來看個究竟，到底裡面是有什麼可以悟的，可以樂得手舞足蹈，什麼內容可以將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

如讀學而篇：到底孔子説的學而時習之，是泛指，還是另有所指（專門指定的修習之「道」）？

如果是泛指，這種精神如何一道而貫他後面的話呢？

因為按照孔子反復強調的一句話，他的「道」是可以串聯貫通的，學而習之，是不是其中的一句關鍵話語？

《論語》雖然是門人弟子合集，為什麼這麽多事蹟 ，他們專門收集這些部分？

為什麼某些部分內容是有一正一反，兩面的故事，如救人收錢對比不收錢…有不少內容是一正一反說明的，這樣的編排目的何在？

是隨意的，還是刻意的？
如果是刻意的，學而時習之，會不會是説，這是專門的指定修習，而不是泛指的態度？
（泛指的是指，你學什麼都好，都要不斷練習溫習的…）

（儒家喜歡談心性／身心／性命的內在修養，這學而習之，會不會在「指定」跟這個有關？）

如果這就是專門指定的修習，那麼，孔子所謂的學，到底是要「學」個什麼呢？

「學」了這個什麼的，是需要時刻修習呢？

然後，又如何用「學」得這個來貫穿整部論語呢？

儒門道統不是常常説讀書不要散錢無串嗎？

於是乎，他會上窮碧落下黃泉，不斷挖掘找資料…

最後，可能看到愛新覺羅毓鋆，毓老説：「學」字是指覺悟，是覺悟後的道，能時刻修習……

然後你也找到張岱用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來詮釋…
然後又在尚書挖到儒家十六字真言…
不斷順藤摸瓜挖料下去時，從新時代的白話文，到清朝，再到明，一直推前……積博推廣，又參考其時代背景，覺得四書皆是修身之道，而傳統說法，又挖到四書離不開用中庸和大學貫穿…
最後，你連民間的儒家修行都找來看和閱讀…

結果你大小材料都看，你發現到儒家很重視修煉心性，是要走「內聖外王」之路的…

於是乎，你又發現到原來如果用中庸來貫通的話，是可以合成毓老和張岱的說法的。

甚至乎可以從學而時習之這麽簡單的一句話，竟然可以貫通了後面的各種案例與說法。

所謂的學而時習之是指「中庸」功夫！
所以，學習中庸功夫，就是需要時刻修習的。
在一靜一動中修習，靜中動修習，動中靜修習（第一段貫通了）

中庸要發揮到人倫上就離不開夫妻父子…，
父對子是「仁及孝」之發揮（所以第二段貫通了，因為仁是庸和的心地功夫）……

同時也要言顧行，行顧言……
（所以第三段又貫通了）

雖然到最後，他未必考據出程子所説的有力證據，不過，這個人也許可能在汲取論語內容上有所新的發現或深的體悟。

三個不同汲取資訊的態度，就有三個不一樣的收穫。

（備註：從上述所論，大家也許開始察覺到，如果要我推薦四書，為什麼我都是喜歡先推薦南老，所以，我會在明天或者後天，或者再過幾天，談一談「學壞師」的小故事）

（此文是承接之前這篇文章的，鏈接在這裡）：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222339763261194&id=1180458461

【戰國名將生死錄】馬陵之戰：一個強權的殞落

作為戰國歷史往事的開篇(雖然在粉絲團的朋友，你們應該是從末期的起翦頗牧、中期的濟西之戰，看到如今的初期文章，所以觀看順序反而是顛倒狀態。其實這不是失誤，這個觀看順序是為了致敬諾蘭導演的「天能」，我佈這個局很久了，大家有注意到嗎......好吧，以上都是我垃圾話，我純粹是因為初期文章最晚完成，所以現在才貼上)，我們有必要先好好了解：何謂戰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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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開端？

首先，不同史家對戰國時代的開端都有各自的看法，老ㄕ則採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版本，也就是以「三家分晉」作為開始。那何為三家分晉？這又要從「晉國」的歷史背景開始說起。
話說周朝建立時，由於自身實力不足，所以將土地分給諸侯，讓諸侯去管理基礎不穩的地區。晉國就是封建的諸侯國之一，他的首任君主是周成王的弟弟，與周王室關係相當親密。時間來到東周時代的前期，也就是大家較熟悉的「春秋」，此時周天子的權威一落千丈，許多強大的諸侯國在實際地位開始凌駕於周王室之上；不過，此時因為外族入侵嚴重，諸侯們會公推一個「霸主」，透過尊崇周王室的表面行為去團結諸侯，之後領導各國對抗外族的威脅。而晉國在春秋時代長期居霸主地位，其中最著名的事蹟，莫過於晉文公擊敗挑戰周王室權威的楚國。
可到了春秋中後期，許多國家的「大夫」開始凌駕「諸侯」。
所謂大夫，本來是諸侯的臣子，但隨著大夫深耕地方並長期執政，他們的影響力開始超越上司，甚至是上司的上司，也就是周天子。
例如：孔子有一次看到魯國的大夫─季孫氏，在自家庭院擺出「八佾舞」，讓重視禮制的孔子憤怒大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原來按《周禮》規定，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也就是8X8，共64人舞蹈)、諸侯為六佾、卿大夫四佾、士用二佾。結果身為大夫的季孫氏用周天子禮儀(這概念可以想像成市議員擺出總統級國宴)，可見他超級藐視禮制。
昔日強大的晉國也沒躲過大勢所趨，最終被原本侍奉的韓、趙、魏三家大夫瓜分了土地及人民。隨後，周天子追認三家分晉的合理性。
為何老ㄕ以三家分晉作為戰國開端？因為此事代表周朝禮樂制度的進一步崩壞。
春秋時代，雖然諸侯國已經藐視周天子，但仍會把作為立國基礎的禮儀拿出來做樣子。比如做為春秋首霸的齊桓公，當年他率領各國聯軍對抗楚國，楚國派人去問：「老兄，你幹嘛派大軍逼近我國？」齊桓公回答：「我要打你，原因之一是你竟然沒給周天子貢品！」這話看實際層面其實非常搞笑，因為齊桓公跟周天子並不親密，這很像一個學校孩子王，領著一大群同伴去堵其他學校的熊孩子，然後說原因是：「因為你沒還我隔壁班阿明的橡皮擦！」
但從齊桓公凡事都要使用周天子的名義，就知道這人多少是講規矩的。所以有次，齊桓公跟魯國談判，結果一個叫曹沫的魯國將領突然就在會議上脅持齊桓公：「把你侵占魯國還來，不然我要你命。」齊桓公無奈之下，只能接受。結果等到曹沫放走了齊桓公，齊桓公立刻跟他手下表示：「把曹沫給我抓過來剁了！」此時，輔佐齊桓公的超級政治家─管仲，立刻說：「算了吧，與其出爾反爾，不如就守信用的歸還魯國土地，各國看您這麼守規矩，一定聽您的號令，這樣能獲得的好處一定更多。」之後形勢的發展果然如管仲所料，可見春秋時代，大家還講表面文章也有基本底線。
但三家分晉，卻是直接把上下尊卑的規矩打破，重點是：身為規矩的名義老大─周天子，對此卻是一點異議都沒有。可見此時是真正的禮崩樂壞，凡事只講拳頭而不講道理。如果說戰國時代是以背叛、霸凌、壞規矩做為開端，那用一個字就可以定調這個時代的氛圍，那就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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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認知的誤區

再來，戰國時代何時結束？我採用司馬遷的說法，也就是西元前221年，秦滅六國。這時我們就要提到一個名詞：戰國七雄。
拜舊課綱的教科書內容所賜，不少人對秦、楚、韓、趙、魏、齊、燕，這七個戰國強權有些記憶，而教科書通常還附贈一張戰國七雄的形勢圖去強化心心學子們的印象。但其實教科書提供的，通常是戰國晚期的形勢圖，雖然沒錯，但容易造成兩個錯覺。
第一就是：國家數目很少。
實際上，戰國初期仍有不少中小型國家，像是老牌諸侯國：魯、衛、宋，或是邊疆民族建立的國家：越、中山、巴、蜀，甚至是一些有功之臣的私有土地也可成為一個國家，代表有：戰國四公子的孟嘗君領地─薛國、商鞅因改革有功而獲得的封地─商。這些名不經傳的國家，有些實力不容小覷，像是越國曾屢敗楚國及齊國，所以當時的天下大勢其實尚未明朗化，戰國七雄更是尚未成形。
第二就是：用土地面積衡量國家實力。
乍看戰國七雄地圖，楚最大、秦次之，接下來是燕、趙兩國，而韓國土地小的可憐。這一方面容易讓人覺得土地越大的國家實力就越強，另一方面也會讓人疑惑：就韓國這個份量，怎麼也能被稱為七雄之一？
實際上，對於古代國家，國土面積並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因素有二……地力及人口。
試想你擁有一望無際的土地，可卻是一片荒漠，那有價值嗎？就算土地資源很多，但沒半個人居住，那這塊土地能夠有效開發嗎？所以燕、趙、秦三國看起來土地雖大，但很多地區土地貧脊又靠近邊疆民族，對國家的GDP貢獻也就難以期待，而生活條件這麼惡劣的地方，自然無法期待有大量人口定居。
韓國雖小，但它的國土全是高度開發地區，人口密集且經濟上量小質精的搭配，甚至讓韓國在科技表現上居於各國的前段班，像是遠程武器的弩，當時人有「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的評價，近戰武器的劍也是「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所以韓國在初期還是擁有一定競爭力。
而燕國雖大，但位置偏僻又大多土地資源匱乏，導致這個國家的國力長時間處於弱勢。史記紀錄燕國，提到該國的第一代君主是燕召公，然後是「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啥意思？就是開國第一代君主掛掉後，接下來有好幾代君主連名字都不知道，簡直邊緣到了極點，若是強國，又豈會淪落到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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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強權的崛起

那有沒有土地大、資源好、人口多的國家呢？其實是有的，那就是魏國與齊國。
先說齊國，背靠大海擁有漁鹽之力，尤其是鹽，這是人生活的必需品，甚至在漢朝以後還被列為國家專賣品好斂財，可見齊國佔有不小的天然優勢。另外齊國的開發歷史很早，是西周最初建立幾個諸侯國之一，歷經數百年的經營，此地的人口發展極具規模，當時人形容齊國首都臨淄「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白話翻譯：人多到展開衣袖可以遮住太陽，每人揮一把汗就像下雨，走路時彼此會肩碰肩、腳挨腳)。」
相比之下，魏國是個年輕的國家。魏國本屬於春秋大國─晉國的一部分，後來三家分晉，魏國就以今日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陝西、河北的部分地區立足，而這些地區很多是周朝時代高度開發的蛋黃區，按電玩術語，魏國就是開局即土豪的優勢狀態。

不過凡事有一好無兩好，齊、魏兩國也有各自的毛病。
先說齊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軍事能力很菜。生活在戰國時代的荀子曾這麼評價：「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就是齊軍比魏軍爛，魏軍又打不贏秦軍。就連在齊國訓練部隊的軍事家─孫臏，都曾說：「齊軍以怯戰聞名。」
再說魏國，翻看地圖，不難發現該國位處中央地帶。好處是：四通八達的交通，壞處是：四面都是敵人，而且有方便的通交隨時來胖揍你！

或許是位處四戰之地的危機，魏國在所有國家當中最先做出革新的行動。
魏國的開國君主─魏文侯聘起李悝為相，按《法經》的內容治國。法經的具體內容可以先不用理會，因為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核心意義─使用成文法。
前面提到，周朝的統治基礎是禮樂制度，也就是規矩。但很弔詭的，《禮記》卻又提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也就是平民老百姓是不知道規矩怎麼玩的。之所以如此，其實是周初的統治者很刻意的要做初社會階級的差別，這本來沒毛病，因為平民跟貴族的資源不一樣，自然無法讓兩者享受相同待遇。可隨著時間發展，上層人士已經不遵守禮樂制度，這時如果還不置定新規矩將平民階級動員起來，那整個國家將毫無動力，更無法在亂世中競爭。
所以李悝用《法經》，就是告訴極具潛力的平民老百姓以後怎麼跟著國家玩。同時，也制定出升遷制度，認有新發展的人才看到具體清楚的努力方向。所以在魏文侯時代，武有吳起、樂羊，文有孔子的弟子─子夏、技術官員有治水達人─西門豹，堪稱是面面俱到的豪華人才團隊。
另外魏文侯本人也十分聰明的運用外交手段，減少自己四面受敵的處境。曾經韓、趙兩國發生戰爭，然後兩國都派使者拉攏魏國，結果魏文侯沒有趁人之危或坐地起價，反而調解兩國紛爭。此舉讓韓、趙兩國與魏國組成同盟，魏文侯得以解除南北兩面的軍事壓力。
隨後魏文侯憑藉著改革的國力，加上韓趙聯軍的支持；東破齊國，甚至把齊國君主都給俘虜；西攻秦國，取得河西之地，讓秦國只能龜縮一隅；南敗楚國，攻掠下不少土地；另外由異族建立的中山國，也被魏文侯消滅，魏國自此成為率先崛起的戰國首強。

但這一切在魏惠王的時代，完全變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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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無信義

魏惠王的名字叫魏罃，是魏文侯的接班人─魏武侯的兒子。當初武侯死前並未確立繼承人，結果造成魏罃與魏緩互相爭奪領導權，起初魏罃佔優勢，魏緩於是逃到趙國，結果韓國君主卻覺得：「現在魏罃只掌握一半的國土，所趁這時候侵略一地能撈到好處。」於是慫恿趙國，聯合進攻魏國。
根基不穩的魏罃很快被聯軍擊敗並被包圍，眼看就是等死的局面，沒想到韓趙兩國卻起了內鬨，因為趙國主張「殺死魏罃、擁立魏緩後，就讓魏國割地，我們就退兵吧」，韓國卻認為「乾脆分裂魏國，魏罃、魏緩個治理一半，如此就永遠消除魏國的威脅」，在各持己見的狀況下，兩國都選擇退兵，魏罃這才殺了魏緩，成為新的魏國君主。
回想文侯時代，魏國對韓趙的矛盾盡心調解，可韓趙兩國卻在多年後趁魏國內亂興風作浪，搞的魏國差點滅亡。如此恩將仇報的舉動完全證明：「戰國是亂世，沒有什麼仁義道德，更沒有永遠的盟友。」這也徹底點燃魏惠王向韓、趙兩國報復的念頭。
西元前354年，趙國攻打魏國的附庸衛國，魏國因此攻趙，並在隔年攻破趙國首都─邯鄲。這次的進攻，可以視為魏惠王復仇的成功，問題是有那麼一句話：「出來混，遲早要還。」韓趙兩國攻魏因此種下仇恨，那魏國以前就沒有攻打過其他國家而結下樑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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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業崩壞

在魏國大肆擴張時，齊、秦兩國正在蓄力改革並等待反擊的時刻。
如今魏國因攻趙，造成國內多個地區防務空虛。齊國以救趙的名義，派軍攻打魏國，而齊軍在田忌、孫臏的領導下速攻魏國首都─大梁，造成魏軍回救本國時，被齊軍在桂陵打埋伏。同時間的秦國，則趁魏國注意力被東方齊國吸引時，攻取河西地區的城市，甚至還進一步打下魏國核心重鎮─安邑。就連楚國都趁機攻打魏國南部，造成魏國被三面圍毆的窘境。
但戰國首強的實力非同小可，在重整態勢後，魏惠王先在東線戰場重挫齊軍，使齊國趕緊聯合楚國向魏請求和休兵。然後魏惠王在調動大軍，並聯合12個小諸侯國兵臨西方的秦國，嚇得秦孝公認聳求和。

從桂陵之戰後的一系列操作，可以看出魏惠王頗有手腕，而魏國依舊生猛。對此，其他諸侯國表示：「一次不成功，還可以來第二次呀。」
公元前343年，魏國攻打韓國，然後就是一樣的劇本發展，齊國以救韓的名義攻打魏國，結果在馬陵打埋伏，殲滅10萬魏軍。同一時間，秦國又搞背刺，並且一口氣打下大部份河西地區。
馬陵之戰後，魏國因為損失相當比例的青壯年人口，開始走向衰弱而難以挽救，這當中最悲情的，莫過於魏惠王。除了他葬送父輩們建立的優勢，另一個折磨人的，是他遠超同時代平均的長壽。惠王一直活到81歲，統治魏國50年，是戰國史上統治期第二長的君主(第一名是統治56年的秦昭王)，但在他統治中後期，眼睜睜看著各國相繼崛起，自己還必須一再承認他國的權威，比如：統治的第36年尊稱齊國君主為王、統治第47年一口氣承認韓、趙、燕、中山為王(是的，連曾經被打到滅國的中山，魏國都必須和它平起平坐，可見當時的魏國已經是多麼無力)，這日薄西山的趨勢，對一生都在奮戰的人來說，那是何等的悲涼。

本來我想就魏惠王喪失霸業的往事總結出一些道理，可我寫到最後卻發現：魏惠王大致上也沒犯什麼致命性錯誤呀。
你若說他窮兵黷武，在亂世中又怎能不大動干戈？你若說他四處結怨，可是有很多敵人不是他主動招惹，而是主動趁火打劫。身處一個隨時變動、充滿背叛、人才流動極大的領導位置，我自認絕對做不來，那我有什麼資格評論魏惠王？真要我說，那就是：不是惠王不努力，也不是惠王沒實力，只是他的競爭者做的比他更好。

經由惠王以及魏國的興衰，我們大致了解戰國的形勢轉變以及時代氛圍，此後，透過不同時期、地區、出身的名將，去更多了解個人在時代下究竟會活出什麼樣的際遇了。所以接下來，歡迎踏進入金老ㄕ建構的戰國歷史，也請大家踏出戰國時代思考模式的第一步吧。

圖片：馬陵之戰示意圖

春秋時期的社會輿論監督｜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年），齊、晉、楚、秦、吳、越六個大國互相爭鋒，攻城略地，此消彼長。夾在大國之間的一百多個二三等小國，又怕得罪這個大國，又怕得罪那個大國，成天惴惴不安。

子產就出生在一個小國——夾在晉國和楚國之間的鄭國。鄭國一直是晉國和楚國拉鋸爭奪的對象。

公元前565年，鄭國的司馬（軍隊統帥）子國率領軍隊進犯楚國的附庸小國蔡國，獲得大勝，把蔡國軍隊的主帥也俘虜了。

鄭國人非常高興，張燈結綵，大肆慶祝。子國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這時，有一個人提醒子國：不要高興得太早了。

這個提醒者，就是子國的兒子，年僅十七八歲的子產（名公孫僑，字子產。約公元前583－前522年）。

子產對他爸爸說：「我們鄭國是個小國，國家的內政一團亂麻，沒有搞好，卻熱衷於討伐別的國家，搶立戰功，恐怕要帶來災禍。如果楚國人為蔡國報仇打我們，我們能夠不順從楚國嗎？假如我們順從了楚國，晉國肯定不高興，也會發兵來打我們。楚國、晉國交替發兵來打我們，我們還有好日子過嗎？」

一席話，把熱昏了頭的子國噎在那裡。可是，堂堂軍隊統帥哪能在孩子面前丟了面子？子國說不出理，只得擺架子訓斥：「國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執政長官）子駟先生做主，哪能聽你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說，要砍頭的！」

子駟當然和子國是一頭的，但他們的好夢不長。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國晉國及其他諸侯小國都找理由攻打鄭國。鄭國只得分別向兩大國討饒求和，吃了不少虧。

更糟糕的還在後頭。由於子駟在分配土地、戰車等國家資源時有偏有向，得罪了國內五個大族，國內政治力量分裂了。結果五大族的頭頭在公元前563年鋌而走險，糾集起來發動叛亂，衝入朝廷，殺死了子駟和子國等大臣，只有擔任司寇（司法部長）的子孔事先聽到風聲逃走。鄭國出現巨大的政治危機。

鄭國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產言中了。

子駟的兒子子西聽到噩耗，帶著少數人冒冒失失地闖出家門，收斂了父親屍體就去追趕叛軍。叛軍已然挾持著鄭國國君跑到北宮死守。子西見狀，又折回家中調兵。但是，出了這麼大的亂子，家中的臣屬、武士和奴婢見勢不妙，已經逃走大半，兵也調不成了，子西無奈，只得嘆息。

子產卻臨危不亂。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門，再聚齊了家臣屬吏和武士，指揮他們封閉府庫，佈置防守，然後率領17輛戰車列隊出發，收斂了父親屍體，就去攻打叛軍。別的貴族這時也聞風出動支援，很快就把叛軍全部消滅。

這之後，子產又歷經幾番大難，終於在公元前543年上台執政。這時他40歲左右。

子產改革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５３６年的「鑄刑鼎」——把懲治犯罪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佈。這是中國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舉措。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說，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這當然是一種古老專制時代的遺蹟。

子產決心打破這種矇昧，他根據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把刑法公諸於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子產這個做法，遭到很多貴族反對。

晉國大臣叔向專門為此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信中說，本來民眾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把法律公佈了，民眾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爭相琢磨怎麼做壞事而不至於被制裁，這樣就不怕長官了，反而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到處氾濫，鄭國也會因此而完蛋！

子產給叔向回了一封信，頂著晉國壓力說：「我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堅定不移公佈法律。結果呢？效果不錯，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眾歡迎，犯罪案件減少了。

在潮流推動之下，晉國在子產「鑄刑鼎」之後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佈了。

可是孔子認為這樣做不對。在晉國公佈了法律之後，孔子說，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還怎麼顯出貴族的尊貴？

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處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並不奇怪。孔子認為，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麼人們就專注於法律，只求免於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做到的是天下為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才對。

因此，孔子認為，在一個社會中，有事要鬧到訴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會沒有一件訴訟發生。

從這兩次波折可以看出，在當時公佈法律，實在要面對巨大壓力。

周谷城的《中國政治史》一書不讚成叔向和孔子。他評論此事說：「反對自反對，批評自批評，而時代的迫切需要，終於把禮治演變而為法治。」雖然周谷城樂觀了一點，但他高度肯定了子產的「鑄刑鼎」。

在現代社會，大眾見慣了公佈的法令，以為從來如此，那就錯了。這是子產冒了極大風險，帶頭開創的新制度。

改革使國家安康發展

子產知道，因循守舊的鄭國，如果不經一番革新，萬難應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產不迴避爭議，不壓制爭議，也不怕爭議。他認為改革就是要迎著爭議往前走。比如他改革軍賦制度，增加稅收，充實軍餉，以增強鄭國自衛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罵。有人說：「子產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蠍子尾巴了！」子產還主持全國農業普查，整頓三農。他採取的具體措施，一是釐清混亂的土地所有權狀況，重新劃分全國田地和溝渠。那些非法侵佔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歸還所有者。在這個過程中，子產承認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興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並向他們徵收賦稅，以增加國防開支。二是把農民組織起來，若干家為一個互助單位合作生產，並共用一口井等等。這些措施也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煩。

一時間，全國廣為流傳一個凶險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劃界，取了我的衣冠給藏起來，誰能夠殺了子產？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這個地步，子產怎麼辦？他的回答是：不要緊，只要從長遠來看對國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實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縮，堅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決心不改變了！

子產說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寧肯撒手，也不迷戀高位。有一回，鄭國大夫豐卷為了祭祀要求進行狩獵，未得子產批准。豐卷大怒，立刻徵調忠於他的勢力有所動作。子產得知，為了避免國家陷入分裂，馬上辭職，並聲明要離開鄭國，以此表示他並非要通過排擠別人來為自己謀利。幸虧當時鄭國最有實力的罕氏子皮經過考慮，表態支持子產，把豐卷驅逐，子產才復職。復職之後，子產卻下令保存豐卷的田產，過了三年召豐捲回國，又把田產還給豐卷，連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給豐卷。子產並沒有因為豐卷企圖造反而沒收他的田產。這是子產的寬容，也是他得到鄭國人心的關鍵因素之一。

經過綜合改革，過了三年，鄭國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產給他們以教誨。我有田地，子產想辦法讓地裡豐收。子產死了，誰來繼承他的德政呢？

鄭國處於晉楚兩大霸之間，不得不講究外交。在這方面，子產不拘一格，大膽啟用了一批才華之士。公孫揮熟悉外國情況，善於措辭；裨諶最富謀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馮簡子思維周密果斷，最善決策；游吉是個大帥哥，舉止溫文善於交際。子產每逢遇到國際大事，先向公孫揮諮詢情況，並請他起草文件和講話，充分準備在各種場合的措辭；然後和裨諶一起找個郊區安靜的地方住下來，仔細籌劃；籌劃所得的方案請馮簡子做個決斷；最後委託游吉執行。

子產代表鄭國參加國際會議，言辭慎重得體，既維護了鄭國利益，又不輕易開罪別的國家，並且總能給自己留有餘地。孔子曾稱讚子產的外交，說子產的言論傳播遠近，無人不曉，這是因為子產經過充分的準備。

子產在鄭國執政並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５４３－前５２２年），內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鄭國在複雜艱難的情況下，保持了安定，經濟得到很大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產也是命蹇時乖的中國改革家中少有的幸運者，他雖然也經歷幾番磨難，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際，還手握大權，並在臨終之際將改革大任委託給他的繼任者，隆重有如國家遺訓。子產去世的消息傳到魯國，孔子含淚嘆道：「子產啊，你是古之遺愛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如果說，以上強國富民的改革措施在歷朝歷代並不鮮見的話，那麼，作為改革家的子產對中國歷史獨特的貢獻，是他以罕見的魄力和胸懷，支持社會輿論監督，不干涉社會輿論對朝廷的批評。在野蠻殘暴的春秋時期，僅此一例，千古流芳。

鄭國人有個習慣，父老鄉親們常常到鄉鎮裡的學校扎堆聊天，議論國家大事。這就好像北京「的哥」開車時喜歡和乘客議論國家大事一樣。北京「的哥」是在小車裡議論，範圍很小。鄭國很多人聚在學校裡議論，影響就大了。這些鄭國父老議論什麼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以論執政」，就是議論國家大事。當然，有讚揚有批評。

在春秋時期的國情條件下，子產此舉引來的爭議可想而知。《左傳》記載，有個叫然明的官員聽到鄉校裡的批評意見，很是惱怒，就向子產提出建議說：把鄉校封閉或是毀了吧，怎麼樣？

為什麼然明向子產提出這樣的建議呢？然明知道，子產曾說過，只有德高望重的聖人執政，才能靠寬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則應實行猛政。因為火性猛烈，人見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燒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歡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覺得子產既然要實行猛政，對於反對自己的人，當然不會客氣。

子產的回答卻大出然明意外。子產說：「為什麼？老百姓早晚到那裡逛逛，談談國家大事的長短，這是他們關心國家啊。他們稱讚的事情，我就實行；他們惱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們實際上是我的老師，怎麼能毀掉呢？我聽說，真心鍾愛自己的人民，就可以減少怨恨，沒聽說靠強硬手段威嚇可以防止怨恨的。毀掉鄉校，當然能把批評的聲音堵住，可是你想過沒有，民怨像大河一樣，修築堤壩可以阻擋一陣，一旦決口，不知要傷害多少人，那時候搶救也來不及了。不如開出一些小渠道，因勢利導。我的意思是說，把鄉校裡的議論當作藥來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現在才認識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這樣的小人實在沒出息。要是照您的辦法搞下去，鄭國就有了依靠了！」

既實行猛政，又容納人們的反對，這看似對立的寬嚴兩個方面，在子產那裡統一起來了。子產在春秋時期首創了多元局面。

這件事，孔子倒非常贊成。比子產小三十歲左右的孔子在魯國聽說子產不毀鄉校，極力稱讚說：「從這一點來看，如果有人說子產不仁，我是不會相信的！」孔子這樣稱讚子產，說明儒家有贊成輿論監督的一面。孔子雖然輕視法律，可他是主張仁愛百姓的，因此贊成讓老百姓說話。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上，面對諸多君主閉目塞聽的弊政，子產不毀鄉校成了人們往復談論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韓愈狂妄自大，很少說人家好話。比如他的朋友劉禹錫、柳宗元參與永貞革新，韓愈就口出惡言，咒罵劉、柳是「小人」，刻薄之極。可韓愈在《左傳》中讀了子產的事蹟，心嚮往之，特地寫了一篇名文《子產不毀鄉校頌》。

大概韓愈被感動得可以，這位以衛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筆竟如梁啟超一般情溢筆端：

我好思念子產啊！要知道，輿論是很難用勢力徹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聽不到批評，就很難檢點自己的過失，這不就好像變聾了一樣嗎？執政地位也就危險了。子產不毀鄉校，鄭國的政治就理順了。想當初，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咒罵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說話的人殺掉，結果怎麼樣呢？民眾起來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產，生不逢時，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鄭國這樣一個小國裡推行。假如把子產的施政理念推廣到全天下，那該多好！像子產這樣賢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誰能夠繼承並且光大子產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筆者參加一個輿論監督座談會。會上，一位大學教授發言說，他的苦惱是，輿論監督這個東西是舶來品，缺乏本土資源。面對我們的傳統，提倡輿論監督，似乎不怎麼理直氣壯，缺乏說服力。

誰說輿論監督只是西方的產物呢？子產的政績，孔子的支持，韓愈的讚頌，充分說明輿論監督有著悠久的本土資源，這也是我們建設政治文明的重要資源。

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產對中國政治發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輝煌政績。僅此一端，就值得寫一篇大文章。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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