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一直都是流變的，各地從北京官話所發展出來的語言體系，勢必都會在地的特色，也從各面向與在地方言交融與相互影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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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安排這個窗口給我的？」她雙手捧臉，雙頰緋紅：「台灣男生，普通話說起來那麼溫柔，噓寒問暖的，吃飽了沒有啊？會累嗎？要幫忙嗎？成天軟綿綿，我快受不了了！」
北京東單的咖啡店，午後陽光灑落，對桌的女伴顯然習慣了她的戲劇化人格和愛心化的雙眼。「照片你見過嗎？」女伴若無其事：「說不定是個彪形大漢呢？不覺得不搭嘎嗎？」
我不會承認我先想到的是駱以軍的。我想到的是另一件神奇的事，關於我們台灣人的「台灣腔」──在中國，各種場合遇到福建人，我會忍不住分心辨別他們的口音；儘管仍有不小的個體差異，但若屬於閩南地區，確實口音與我們是類似的。這其實很奇怪，因為我自小從祖母處習得的「台語」，在我聽來根本一點軟綿綿的成分都沒有。如同許多方言，台語有入聲字，有頗多滯重的腔口轉折，語速快時聽來並不溫柔，反而相當急切。這點和許多人說「廣東話講快了像在吵架」並無二致。為何當我們的國語（中國的普通話）混入了以閩南方言為基底的台灣腔後，會讓國語變得軟綿綿起來？

嚴格說來我是擁有兩套母語的人──台語和國語都算是我的母語；而我對中文的語感其實更像是這對雙親的孩子。關於台語，我早期所有的記憶都帶着懷舊的昏黃光暈：阿嬤的懷抱，阿公的斗笠，電視上晚間六點半的台語連續劇（女主角是狄鶯，可惡的日本軍官強暴了她，正直的日本警察愛上了她），黑色塑膠方盒子上的旋鈕，拉吉歐裏塵灰飛揚的歌仔戲樂聲。至於國語，那必然正式得多。這重合了國民黨在昔時台灣所戮力進行的文化政治工程。也因此在上小學後，因為環境變化我較少使用台語，是以變得對台語較為生疏；但在台灣的日常生活中，庶民台語的印痕始終是處處皆在的。這使我不會遺忘我的第一種母語。在我意外地從事寫作這項與語言高度相關的工作之後，兩種有親戚關係的母語都成為我的資產，而我也把這些關於母語的特性化入我的寫作當中：


火已經燒起來了。我的阿妗跟着四界信眾們跪了落去。她看着彼些信眾的額面。她看見火香在漆烏無光的暗暝天空下似是大水般漫淹。她看見那火焰愈來愈大，吞噬了彼些雕畫水麗的器物羅幛。（註生娘娘我妻後與我結婚幾落年冬了我阿母想欲抱孫望你賜阮一個健康伶俐的幼嬰仔……）吞噬了彼些紙糊木架的人偶神像。（觀世音菩薩我厝內開豆奶店拜託你保庇我生意順利全家皆平安……）吞噬了彼些鏤刻了八仙渡海桃花女鬥法故事的，一間連着一間的艙房。（池王爺我姓陳名罔市今年五十八歲住後壁鄉山仔腳，你着保庇阮媳婦生一個水後生我子在台北做土水順適無誌事……）吞噬了彼些蒼白漂流若是戲服水車藏一般的，雲水淹漫內底的三桅船帆布。（釋迦佛祖我阿嬤中風整日倒在着眠床頂上希望你保庇伊寬心輕鬆莫憂愁……）彼些，彼些在火光中飄飛的，若是許願一般細小卑微的煙塵……

這是收錄於個人首本著作《甕中人》中的短篇小說〈祭〉。有的批評家樂於以「古雅台語」稱之（尤其是在縱觀《甕中人》中的其他短篇之後）。我不反對這種說法，因為除了隨處可見的台語詞彙之外，許多時候它確實顯得古雅，情調溫柔。但我真正的意見是，我更傾向於認定那是「另一種語言」：我不是在寫國語，但我也不是在寫準確的台語；那確實就是另一種，為了題材，為了小說主題，為了更適切地逼近那樣幽微感傷的心緒而擬造的另一種語言。女媧造人。這屬於文學裏異種的自由，而如同愛情，小說原本就是一種化學變化。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