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天主教小學成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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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做不到的大愛》

*義大利疫情持續擴散。北部倫巴底貝爾加莫省卡斯尼戈（Casnigo），一位72歲神父貝拉德利（Giuseppe Berardelli）感染新冠病毒。教區的教友特別為他添購了維生呼吸器治療：但貝拉德利在醫院裡拒絕堂區教友的呼吸器，堅持轉讓給另一名素未謀面的入院年輕人。因為年輕的陌生人年齡身體，都比神父自己更有活下來的機會。

最終神父在沒有呼吸器治療的情況下，病情急速惡化，數日後於洛韋雷（Lovere）醫院病逝。

*這不只是了不起的捨身救人，因為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前意識大體清楚，人幾乎不能呼吸，如溺水般的粘液沾滿上呼吸道。貝拉德利捨棄呼吸器，等於明白地慢慢地看著自己愈來愈吸不到空氣，他不只是接受自己的死亡，而是接受痛苦地死去。

*我們這一生這麼貪欲，貪生，貪名，貪利，貪愛⋯⋯有時候做到一些小捨，施予他人一些關懷、捐助、濟弱扶貧，已錯覺自己算是良善修為之人。

凡人那麼自私，惶論大捨。大捨出自己的生命，在孤單中痛苦死去。

*看到這則報導，我不禁對自己很失望，悲從中來。

人們太喜歡矯情使用「悲」這個辭彙，但一個人心中若非想要擁有太多，何來的悲？心若空寂，不戀棧外在，不過度戀眷生命，人怎麼可能做到捨身取義？人又怎樣做得到把自己已經可以擁有的呼吸器，只為了交給比你更值得活下來的年輕生命？人如果永遠把自己看得那麼重，如何做到貝拉德利神父的境界？

*我們活著的時候，該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重一點，讓「活」這件事更有意義。真的面臨死亡邊緣，學習大捨大愛的態度吧！此時死亡，不是恐懼，而是成全他者：有人因為你的抉擇，有機會活下來。那是生命最後，最美的句點。

此時的死亡，是靈魂輕輕的飄離，或許生理上的溺苦在所難免，但它沒有了恐懼，沒有了傷悲。

它是一個神父，生命完整的歸途。

神父完成了上帝使者的角色，此世生命已結束，歸於塵土，歸於他所信仰的經文，字字句句。

那些字字句句，不是宣教，而是以一生寫就了一本聖經。

棺木遺體離開醫院時，當地居民感動貝拉德利神父的殉道，紛紛站在陽台上鼓掌，沿途掌聲、哭泣聲⋯⋯直到遺體下葬。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曾多次呼籲神父應該多花時間探望新冠肺炎患者。雖然義大利當局禁止探病，但仍有不少神父穿戴防護眼鏡、手套、長袍以及護目鏡，進入重症病房、陪伴患者，希望給予患者精神上的支持與安慰。

這樣神聖的行為已導致50位神父逝世，而其中疫情最嚴重的貝爾加莫教區，就有20名神父死亡，他們的年齡45歲至104歲之間。

方濟各教宗為那些失去生命的神父、醫生、護理人員祈禱：「感謝神，讓他們成為幫助人的烈士。」

〈不割蓆的神學反省〉

作者：陳韋安

#五千字長文慎入

「不割蓆」，乃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重要口號。

汲取了2014年佔領運動「和理非」與「勇武」之間內鬥的慘痛教訓，香港人明白同盟合作對整體運動的重要性。因此，反送中運動出現「不割蓆」的口號。或者，我們當中不少人也曾經歷過香港人團結的力量：一百萬人大遊行、二百萬人大遊行、圍城人鏈等等。

本文不是要為「不割蓆」寫上任何神學根據。相反，我嘗試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分析「不割蓆」這概念，從而反思它的政治效能，並提出一個更值得推崇的神學政治社會學概念。

I. 「盟友」與「不割蓆」

先從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說起。德國政治思想家卡爾·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一文定義「政治」一詞：「政治的特殊區分，就是政治行動與動機指向的，是一種「明辨敵友」的過程」（Die spezifisch politisch Unterscheidung, auf welche sich die politischen Handlungen und Motive zurückführen lassen, ist die Unterscheidung von Freund und Feind）。這政治概念清楚明顯反映在過去半年香港的政治運動之中——無論是警察或抗爭者、政府與羣衆、藍店與黃店，敵人與盟友之間的界線是非常明顯的。

因此，在這「明辨敵友」的過程中，「不割蓆」成了政治運動的重要基礎。因為它有助穩固政治陣營的力量，也是政治過程（die Politische）的根本。不過，隨着抗爭運動的發展，意見分歧是無可避免的——分歧可以是對暴力的認受程度、可以是抗爭路線的不同、可以是對黃色經濟圈的理解。任何議題都可以出現分歧。雖然有人提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多元說法，但隨着抗爭運動失去了它的動力（momentum），起初的團結力量開始逐漸減退，再而衰，三而竭——政治盟友之間也開始出現分歧。「割，還是不割？」This is the question。

誠然，「盟友」與「不割蓆」似乎是雞與蛋的問題。在政治過程中，究竟兩個人是基於「盟友」而「不割蓆」，還是因着「不割蓆」而成為「盟友」呢？我的看法是前者。「不割蓆」從來都是一個盟友間的政治共識。假若施米特的看法正確——政治就是「反對敵人」與「支持盟友」的過程的話，「不割蓆」其實是「支持盟友」的取向。「不割蓆」成為了政治共同體的嚴守原則：無條件，也無需理據，總之就是不割。「核爆都唔割」正是這道理：因為我們是「手足」，因此「核爆都唔割」。

不過，我認為，這種建基於政治盟友的「不割蓆」仍然是脆弱的——因為它完全建基於「盟友」的概念。當「不割蓆」建基於盟友身份，它的成效也完全建基於盟友身份。一旦彼此不再是政治盟友，「不割蓆」就不再是必然的政治選項：「黃絲」與「熱狗」之間就是如此。只要辨清彼此不是政治盟友，「不割蓆」就不存在。借用新約中文和合本聖經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結黨」。派系分裂重新定義「敵人」與「盟友」的身份，黨爭更催化「反對敵人」與「黨友團結」的力量。

寫到這裏，心裡有點感嘆——記起「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句話。我想，假若香港人不太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話，我們就需要在「團結」這事情上，不太像中國人。在此，我認為，香港人的政治團結，只靠「不割蓆」是撐不住的。

為甚麼？「不割蓆」是一個否定概念。 不割蓆是「無為」。沒有行動。然而，基督教倫理從來都不是沒有行動。好比孔子《論語》與耶穌登山寶訓之間的差距。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種無為倫理。無為倫理最好的結果只是沒有任何（不好的）行動。不過，耶穌的教導卻不只如此：「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太7:12）。耶穌教導門徒要主動的締造善行。因此，前者是被動的否定，後者卻是主動的愛。

II. Solidarity

所以，基督教倫理要求的團結超越被動的「不割蓆」，而是擁有更深層次的 Solidarity（容讓我先不給予中文翻譯）。從字義的角度來看，solidarity 源於法文 solidarité，以及拉丁語的 solidum 或 solidus，有堅固之意。不過，solidarity 卻比較難找到中文的對應詞彙，雖然大部分人將 solidarity 翻譯為「團結」。

不過，中國人的「團結」概念與 solidarity 所描述的不太一樣。中國人的團結是怎樣的意思？或許我們小時候耳熟能詳的比喻給予我們暗示：一雙筷子易折，十雙筷子就不易斷。這是中國人對「團結」的理解。筷子的比喻告訴我們怎樣的團結觀呢？它強調羣衆的聚集、羣衆的總和、羣衆的巨大。不過，這比喻卻似乎忽略了羣體的內在關係，也沒有闡明羣體內在的相互行動。事實上，無論是中文詞彙的「團」或「結」，它都只強調一種比較靜態的羣體狀況，彼此之間可以沒有任何實質瓜葛——極其量只是「不割蓆」的無為，或「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分工。

西方社會所提倡的 solidarity 卻不僅如此。事實上，solidarity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學用詞，solidarity 的團結精神可以翻譯為「社會連帶」、「社會團結」、或「休戚相關」。它強調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守望與幫助。或者，我們可以從法國猶太裔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說起。涂爾幹於十九世紀末寫了一部社會學的經典《社會分工論》（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solidarité 在他的論述中是一個描述性概念，它描述社會不同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精神——機械團結（Solidarité mécanique）與有機團結（Solidarité organique）：

A. 機械團結是基於社會的同質性（homogeneity）。機械團結傾向出現於古代社會或小型社會。由於傳統社會中個人意識與社會意識不可分割，社會上的個體離不開社會的整體，導致個人的宗教、生活方式、思維都比較一致，因此比較容易導致「機械連帶」。

B. 有機團結卻描述較大規模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集體意識。涂爾幹認為，當社會發展到某個規模，機械團結就會被有機團結所取代，人在社會上不可能獨自生存，社會上的人需要藉着社會上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r）來，從而發展出像人體器官一般的團結性。

因此，西方社會的團結觀非常強調社會羣體內的互動與互助。不過，正如先前所說，涂爾幹對社會團結的概念只是一種描述性概念。問題是：如何促使社會導致如此美好的團結精神呢？這卻是問題的核心。回看過去香港的抗爭運動，甚至香港社會的政治撕裂，究竟社會如何孕育出一種政治性或社會性的連帶精神？正如前文強調，基督教的倫理從來都不是被動、無為的。因此，如何能夠超越被動、空泛、無為的「不割蓆」，從而實踐出一套有力、有效、主動的社會團結——這正是基督教倫理必要思考的政治神學課題。

III. 羣體的自私

承上文，西方社會學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強調彼此連帶、互相守望、互補不足的羣體力量。這團結精神在政治上往往產生巨大的力量——它可以叫某政治選舉候選人獲勝、柏林圍牆倒下、二百萬人上街、促成黃色經濟圈等等；不過，它也可以醞釀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滅絕猶太人、或者 721事件。

因此，俗世的政治團結成為了威權政治首要操控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推翻政權，也能維護政權。因此，無論是政治個人崇拜還是政治宣傳（propaganda），政權通過各種不同手段，操控人民的力量成為一種維護政權的團結力量。誠然，人民力量（power of people）一直都在，只需要政治團結把它釋放出來——能夠被操控的政治團結成了維護政權穩定的最大支持；相反，被釋放的政治團結卻能導致革命！

其中，最能夠促進政治團結的手段，乃是共同的敵人（common enemy）。這是不變的政治格言：「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所以，俗世的政治團結，往往是一種內聚性的團結力量——與其說是「團結」，倒不如說是「共敵」。民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民族主義本來強調民族內在的團結精神，不過，當它成為仇恨其他民族的排外力量時，它的團結就成為了可怕、無處不在的毀滅勢力。因此，為了維護國家穩定，威權政治不斷在社會製造敵人（無論是外國勢力抑或批鬥對象），或者建立羣體的民族或國家榮耀與自豪感。

正如開首所提及，政治（die Politische）乃分辨友敵的過程。因此，俗世的政治團結——無論是不割蓆精神、黃色經濟圈、罷買國產貨等等——其實都是不斷鞏固內在政治團結，不斷製造政治敵人的過程。兩者不斷循環。

一個很有趣的發現：中文和合本所翻譯的「結黨」（ἐριθεία），原文其實解作「自私」。譬如說，保羅在腓立比書中勸勉腓立比羣體「凡事不可結黨」，經文本來應譯作「不可自私自利」。不過，和合本的翻譯卻巧妙地強調了整個羣體的自私現象。因此，無論是結黨、黨爭、派系鬥爭抑或民族主義——各種類型的政治團結，其實都成為了保羅批判的對象——我稱之為「羣體的自私」（ἐριθεία）。

「羣體的自私」也是「羣體的團結」。

任何俗世的政治團結，假如它的力量只是基於對外敵的仇恨，抑或建基於羣體某種內在的同一性，這種團結精神最終只會導致出兩個後果：一、要麼這團結力量因羣體內成員間的意見不一遭到瓦解；二、要麼它演變成為一種極度可怕的排外力量——羣體團結所產生的彼此連帶、互相守望、互補不足，最後成為基於羣體利益的「羣體自私」。 我強調，羣體自私乃人類最可怕的自私！因它不只是欠缺愛心的無為，它更可造成極具破壞力的毀滅力量——卻以「團結互助」的虛假外貌來造成極度可怕的惡果。

IV. 基督教的團結精神

其實，與其說西方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是社會學概念，倒不如說它源自植根西方社會的基督教精神。或者，我們可以先從「天主教社會訓導」（Catholic social teaching）說起。所謂「天主教社會訓導」，就是天主教會在這一百年來，從1891年歷任教宗針對各時代社會問題而頒佈的通諭及公函的統稱（例如資本主義、消費主義、世界大戰、軍備競賽等等）。

簡單來說，天主教社會訓導有四大原則：人權原則、公益原則、團結原則以及互補原則。其中「團結原則」就是我們所講的社會團結。不過，有時候天主教的 Solidarity 被翻譯做「共濟」。但是，共濟的「濟」會讓我們產生錯覺，讓人以為它只是與賙濟或慈善有關。其實，天主教的社會團結不只強調對貧窮人的幫助，它更深層次地表達出基督信仰最重要的社會觀念——人人皆兄弟。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87年頒佈《社會事務關懷》通諭（Sollicitudo rei socialis）如此寫道：「當每個社會中的社會成員視對方為真正的人時，『團結』才能有效的實現。」因此，基督教團結的起始點乃是人類最根本的共同點——人的價值。作為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忽視另一人的價值。這是基督教團結精神的核心。

從創造的角度來看，人的本質已經包含了人類的一體性以及人類的「共人性」（Mitmenschlichkeit）。所謂「共人性」，就是人作為受造物最根本的狀態——人從來都不是獨自一人，而是互相合作、互相補足的「人們」。作為「上帝的形象」（imago Dei），人類成為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的主體，但主體性卻不導致個人主義，而是相反，它暗示了人類在社會多元處境下互相合作、互相補足、互相連結的狀態。正如《社會事務關懷》通諭寫道：「全球『團結』的基本條件是自主和自由的自我抉擇......但是，『團結』同時也要求隨時準備接受為整個世界的團體的益處而作的必要犧牲。」

這正點出了基督教團結精神與世俗政治團結的不同之處。

基督教的團結精神不是建基於任何意識形態——無論是民族主義、共產主義、黃絲、藍絲、共同假想敵，甚至基督教本身，都不是人與人連結的基礎。不過，無疑，以上所列舉的意識形態都容易地把人團結在一起：因為我們是「黃絲」，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因為我們有共同敵人，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所以我們要團結。但是，這其實是世俗的團結精神。它雖然是團結，卻同時破壞了人類整體的一體性，破壞人類最根本、基礎的團結。正如我在前文章所說，俗世意識形態下的團結精神只會生出仇恨的排他主義——民族的排他主義、政見的排他主義、宗教的排他主義等。

相反，基督教團結精神回到人類最普遍的共同點——人類本身。「人人皆兄弟」。作為上帝的創造，我們，人類，在社會上必需與另一個人連結，彼此補足、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共同生活、休慼相關。明顯地，如此的團結精神與俗世政治的團結非常不同，甚至，它遠超我們對「團結」的理解，因它提倡社會羣體的仁愛（love）、手足情（brotherhood）、寬容（Tolerenz）、階級消除等等。它是一種動態、主動的團結精神。它沒有被世上任何意識形態所支配，相反，卻是世上任何社會美善的基礎。

因此，沒有基督教的團結精神，任何團結只會淪為另一種政治鬥爭。

#約櫃 #考古 #傳說中的約櫃

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HenHenTV的奇異世界，我是Tommy
約櫃，是個在舊約裡面出現過的神聖櫃子，是以色列人按照上帝的指示和設計打造出來，用來放聖諭板，也就是兩塊寫著十誡的石板，長2.5肘尺，寬1.5肘尺，高1.5肘尺，用金合歡木打造而成，內外都包上純金，還有優雅的修邊，櫃蓋是純金打造的，兩端各有一個基路伯天使像（Cherub）也就是智天使像，也是用純金打造的。兩個天使的臉朝向櫃蓋，翅膀向上張開蓋著櫃蓋，約櫃的櫃腳上方有四個金環，兩個包金的合歡木穿過這四個金環，方便抬起約櫃。
在希伯來書9章1-28節裡面有講到，
裡面有燒香的金盤+和整個包金的約櫃+，櫃裡有裝著嗎哪*的金罐+、亞倫那根發過芽的杖+，還有兩塊約版+
但是在列王記上8章9節，卻不見了這幾樣東西。裡面寫著：
約櫃裡只有兩塊石版，是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後，耶和華跟他們立約時，摩西在西奈山放進去的。
那麼究竟現在約櫃在那裡呢？今天我們來找傳說中的約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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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出發尋找約櫃吧！
聖經裡面的記載
我們剛才大概形容了約櫃的樣子，那麼它真的擁有神奇的力量嗎？在舊約裡面，它主要的用途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上帝和他們在西奈山上面的誓約，而這個約櫃本身是在贖罪日裡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並不是任何人都能碰這個約櫃，在利未記裡面16章，1節開始有講到：
亞倫的兩個兒子走到耶和華面前來，結果死了+。這件事以後，耶和華對摩西說話。 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告訴你哥哥亞倫，不可任意進入帷幔內+的至聖所+，來到約櫃蓋前，免得他死亡+，因為我要在約櫃蓋上方+的雲中顯現+。
所以這個約櫃就是上帝耶和華出現的寶座，在沙姆爾記的4章4節裡面有說到：
於是他們派人去示羅，把約櫃抬來。這個約櫃屬於天軍的統帥耶和華，他坐在兩個基路伯天使上面。
因此兩個基路伯天使就等於是上帝的戰車，如果上帝臨在，雲彩會停在聖殿上面，也就是以色列營地的正中央，等下會和你們解釋什麼是聖殿。由於約櫃是等於上帝的出現，因此大衛王把約櫃移到耶路撒冷時，就說耶和華住在錫安（zion）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個稱呼。
搬運約櫃的人只可以是利未人，雖然可以抬，但是還是不可以接觸這個櫃子。
必勝的武器？
那麼這個約櫃是不是有著神奇的力量，可以讓以色列人百戰百勝？非也！
如果以色列人對於上帝不忠，上帝會降罪於他們身上，好像他們在對抗費利人時，把約櫃也搬到了戰場，但是卻還是不敵費利人，是因為以色列的祭司何弗尼和非尼哈肆意作惡，所以上帝不和他們同在，而費利人更殺了他們三萬多人，把約櫃也搶走了。但是費利人搶了約櫃過後，就一直發生災難，最後七個月後歸還了約櫃給以色列人，災難才停止。
最後的記載
過後就到了大衛王的時候，約櫃就被運到了耶路撒冷，在還沒有到曠野之前，約櫃是放在流動的至聖所裡面，直到所羅門王的時候，第一座聖殿就建造在摩利亞山上，所以最後約櫃就放在這座聖殿裡面。而在聖經最後一次記載的就是這段經文：
歷代志下35章3節：他又對以色列人的導師a，就是那些在耶和華眼中聖潔的利未族人，說：「你們要把神聖的約櫃放回以色列王大衛的兒子所羅門建造的聖殿裡，不用再扛抬，現在要敬奉耶和華你們的上帝，為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服務。
這句話是在約西亞王18年，大概就是公元前622年
巴比倫之囚
在公元前597和586年，新巴比倫王國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兩次帥兵攻打以色列王國，滅了猶太王國，把裡面的所有貴族，祭司，商人等都抓到巴比倫裡面做奴隸，剩下一些窮人就留在耶路撒冷種葡萄，聖殿被燒，裡面的金銀珠寶都被搶光，也聖殿裡面的約櫃也不翼而飛。
而過了幾十年後，巴比倫就被波斯帝國滅了，而波斯國王居魯士大帝就解放了以色列人，把他們放回耶路撒冷。
而所羅巴伯，就是流放在巴比倫的猶太國王的孫子，他負責帶領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們的家園，而那個時候，重建的聖殿裡面已經沒有約櫃了。
那麼約櫃究竟去了哪裡呢？是被巴比倫人搶了，還是以色列人藏起來了？
這些資料並不可以在聖經裡面找到，而收錄在次經，也就是在馬加比二書裡面可以找到，這個次經在天主教和東正教都被認為是聖經的其中一部分，但是新教卻不大相信裡面所說的內容。但是我們可以在裡面找到約櫃的線索。
在馬加比二書裡面，先知耶利米收到上帝的諭令，命令他帶著一班勇敢的祭司，將約櫃和帳幕等聖物運出聖殿，藏在一個石窟當中。而記載中的是說登上摩西遙望神的產業所登的山，那究竟是哪裡呢？應該不是摩西領受十誡的西奈山，因為西奈山是在埃及。相隔太遠了。
這裡記載耶利米到了那個山洞，把約櫃，金香壇，帳幕放在裡面，然後堵住洞口。那麼他們是如何把約櫃從聖殿運出去呢？
隱藏的機關
耶路撒冷的第一座聖殿是所羅門王建造的，巴比倫入侵過後就被燒毀了，而第二座聖殿是希律王在第一座聖殿的舊址上面建造的，但是羅馬帝國入侵耶路撒冷過後，就燒毀了第二座聖殿，在上面建造朱比特神廟，是羅馬神話裡面的眾神之王，好像是希臘神話的宙斯一樣，羅馬王也把猶太省改名為巴勒斯坦。
到了公元637年，伊斯蘭王國佔領了巴勒斯坦，又再同一個地方上面建造奧瑪清真寺，也就是現在的園頂清真寺。而原本的約櫃的位置是在聖殿的東邊。但是由於太多次拆了重建，燒毀又重建，因此他們並不清楚舊址的東邊是哪裡？但是估計是這個清真寺北面的碑與靈石碑亭才對。
而這個石碑亭的四邊剛好都有一顆四方形的鍵石，這可能是原本至聖所秘道的開關，大家來看看聖殿的平面圖，左邊的四個鍵石就是機關的開關，而右手邊的圓柱也是機關的一部分，有什麼證據推測這個圓柱也是機關的一部分呢？
在聖經裡面記載，在建殿的時候，兩個圓柱分別高18肘尺，上面有5肘的圓頂，但是巴比倫王入侵耶路撒冷時，要把圓柱拆掉拿回去巴比倫的時候，卻變短了，上面原本5肘的園頂變成了3肘。難道他量錯了？
但是過後以色列人被擄走後，圓柱的圓頂長度又變回5肘，這究竟是什麼回事，他們研究人員就預測這是所羅門王從埃及皇朝裡面學到的沙液體壓升降系統。在所羅門建造聖殿的時候，已經設計好約櫃秘密運出聖殿的秘道，而至聖所的四個鍵石就是啟動機關的開關，而圓頂就會壓下來變短了，而至聖所裡面的秘道就會打開，而他們就用這個秘道把它秘密運出聖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