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宣布自2/1起，中國出版品需先送審才能取代書號和免稅資格，引來出版業界一片譁然。

事實上，這條法令早在1999年就備而不用了

大陸地區出版品之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進入臺灣地區：
一、宣揚共產主義或從事統戰者。
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四、凸顯中共標誌者。但因內容需要，不在此限。

嘛，其實台灣一堆書籍都在宣揚共產主義了，甚至很多政黨或社運團體平常打著的主張也和共產主義沒啥差別。善良風俗根本難以定義。再者，以台灣如今出版業興盛的樣貌來看，我也不信政府有行政資源能逐一審核出版品，更何況台灣是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限制他國出版品，著實有些不倫不類，尤其當這些規定還是服務於幾十年前的意識形態時，更是顯得荒謬。

雖然不知道政府為啥決定如此，畢竟真執行起來也只是個行政程序，走個過場罷了，但我倒覺得能反過來思考思考。

現在台灣的許多新書，也都是仰賴中國學者翻譯。畢竟同樣都是中文，除了簡轉繁之外，現在還有一套用語、詞彙和對照表，能輕易透過程式將簡體出版品，轉換成繁體樣貌。

齋主認為政府提高中國出版品的門檻，用意非是擔憂中國文宣攻擊，其隱隱然的用意是為了繁體中文別全被簡體中文給消滅。

十年前要買個簡體書，還得到簡體書店購買。現在不管是三民還是誠品，書架上都有著簡體書能購買。並且我的某些朋友還特別喜愛買簡體書來看。簡體書市場有所增長，是不爭的事實。雖然目前簡體書的銷售佔比仍小，但我想未來這數字應該有機會成長。

台灣簡體中文的閱讀者，有好一部分是知識分子，因為某些經典書籍的翻譯並沒有繁體中文，只好退而求其次選簡體中文。隨著讀越來越多簡體中文，雖然我並不相信會這樣輕易的被統戰，但我卻認為這對於繁體中文書籍的市場和閱讀習慣有所影響。

有買過中國簡體書的齋友，應該很有同感。簡體書可能有著還不錯的翻譯，畢竟都是由學者為了KPI而翻譯，但書本的其他價值是極低。紙質、修訂、裝幀、編排等項目，是遠不及台灣所出版的繁體書品質。幾年觀察下來，簡體書若不是昂貴的精裝本，就是粗製濫造、品質堪憂的破書。

但我心中也有些疑問，大量簡體書進入台灣，在簡體書售價明顯低過繁體書的狀況下，許多經典書籍因而失去在台灣重新出版的機會，甚至簡體書市場必定會影響到繁體書市場。因此，我也想問這法條的執行後，會不會因為簡體書發行的門檻變高，讓更多出版業者乾脆出版繁體書?

還是國內業者都普遍將成本較低的簡體書，當作試水溫的實驗品? 看到有哪本簡體書的銷售不錯，有著市場的銷售背書，自然會更敢於出版台灣繁體版本?

當然我並不熟悉出版業，但心中確實有此疑問。

「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全都要！」變成一句很流行的用語，講的好像人人都是鰲拜一樣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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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以後，雖然我們獲得了很多選擇的權利，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當你有了更多選擇，你不一定會更快樂，反而，更多時候你會期待起小時候那種天真無邪，一張貼紙或者是一個糖果就可以滿足很久的那種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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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出的題目這麼難，到處都是正確答案》這本書，是大陸的一個專攻經濟學的作者所寫的，我很少推薦經濟學的書籍，難得有一本寫的我覺得非常淺顯易懂又鞭辟入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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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特別適合給：
1.想要找到人生正確答案的人
2.內心常常打架面臨矛盾的人
3.求好心切，什麼都想做的人
4.因為擔心別人會怎麼看待你，而猶豫不決的人
5.選擇困難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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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談的主題看起來是「選擇」，但實際上是「貪心」，這更具體的說，其實談的就是 #如何在貪心的世界裡保持清醒。例如伴侶的選擇、工作跟家庭的兩難、媽媽角色的「千手觀音」⋯⋯凡此種種，我們的人生沒有一刻不是在做選擇，而所有的選擇，都意味著可能的錯誤和失敗——當然，也有可能帶領我們走向快樂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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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很多人，在這之前就被困住了。無法接受不確定感、無法接受這種「不曉得以後到底會是什麼樣結果」的焦慮，所以一直在原地踏步、一直在等待、一直以被動的姿態，希望別人給他們建議、期待能夠有那種「只會有獲利，不會有損失」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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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該怎麼辦呢？其實換個角度想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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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天說，人生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容許錯誤」，我的觀點是，容許錯誤至少包含三個重要的事情
—對自己慈悲（self compassion）
—對別人善良（loving kindness）
—看見自己所有的選擇和錯誤，都是有正面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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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人活在過去，焦慮的人活在未來，快樂的人，活在當下」我忘記從哪裡看到上面這句很流行的話，我覺得剛好可以當成這本書最好的註解，它在你工作、生涯、感情、婚姻、與長輩間、與同事間，相處有許多抉擇和兩難的時候，提供你各種不同的觀點和看法——並且跟你說，並沒有最好的選擇，只有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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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所有的選擇都是最好的選擇，既然每一個選擇都會面臨可能的錯誤，那麼這個錯誤的反面，也可能帶來一些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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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離婚」被大量的變成負面的標籤，但另外一個角度來想，何嘗不是放彼此一條自由？像是被資遣後降職，看起來像是一場災難，但或許也是轉換職業跑道的另外一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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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童話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每一個故事的角色必將經歷磨難，小紅帽必須進入森林被大野狼吃掉、白雪公主必須吃下毒蘋果、灰姑娘必須飽受折磨、美人魚必須犧牲她的聲音⋯⋯沒有一個公主的命運是順利的，但也因為這樣，才開啟了她們不一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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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經常是成長的開始，而「選擇」則是通往痛苦的鑰匙。這是一條必經的路，如果你願意，帶上這本書和你一起前進， #它不會給你什麼有效的建議 ，但至少這一路上，在你徬徨猶豫、躊躇不前的時候，它會給你勇氣，讓你繼續往你選擇的路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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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弟閒聊時，他突然問我「是否支持台灣獨立」。我回答說「是」，表弟立即向我比了個中指，指責我「被台灣教壞了」。
　
我壓抑怒氣，問表弟「為什麼這麼認為？」
　
表弟非常自信地說：「網路報章都有寫啊」，那語氣彷彿我沒在看報紙。
　
我追問他都看哪些報章媒體，他舉了「人民網」、「鳳凰衛視」、「央視」等等。當時，我們眼前的電視正好停在「CCTV4」，一個中國中央電視台針對國際華人社群設置的頻道。」

#季風帶｢故事｣系列講堂後話篇—關於中國紅色力量與馬來西亞中華膠

▍「紅色認同」：淺談馬來西亞「中華膠」現象

作者：馮垂華

先從兩個個人案例說起。

案例1.
去年的農曆新年回到外婆家，和表弟閒聊時，他突然問我「是否支持台灣獨立」。我回答說「是」，表弟立即向我比了個中指，指責我「被台灣教壞了」。

我壓抑怒氣，問表弟「為什麼這麼認為？」

表弟非常自信地說：「網路報章都有寫啊」，那語氣彷彿我沒在看報紙。

我追問他都看哪些報章媒體，他舉了「人民網」、「鳳凰衛視」、「央視」等等。當時，我們眼前的電視正好停在「CCTV4」，一個中國中央電視台針對國際華人社群設置的頻道。

案例2.
一位非常敬佩的馬來西亞友人到台灣來旅行，我們在午後的酒吧討論香港反送中運動。友人持反對態度，我們為此花了不少時間討論這場運動的發生、過程以及後繼影響。

友人在討論過程中突然反問我：「難道你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嗎？」

我愕然，然後搖頭否認，並且試著解釋「族群」、「種族」以及「民族」之間的差異：我們並不是中國人。我們在族群類別上屬於「華人」，並且是「馬來西亞」公民，但絕對不是中國人。

一般上，如上述抱持大中華主義，認為所有華人同屬「中華民族」，並嚮往中國治理文化的人，常被戲稱為「大中華膠」。實際上，「中華膠」是相當貶義的詞彙，「膠」為粵語「硬膠」（「戇鳩」的諧音）的縮寫，泛指愚蠢、思維守舊僵化之意（維基百科，n.d.），因此「中華膠」通常旨在嘲笑或諷刺那些主張大中華主義的群眾。近來香港反送中運動引起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在網路上辯論、謾罵，「中華膠」即被大量使用。然而，這樣的現象目前僅在網路上發酵，並未引起當地學界的興趣，也還沒產出足夠的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對「中華膠」有全面的理解，也容易將這種貶義身份標籤化。

對任何一個集體的提問，我們首先應該理解它是如何組成、產生認同，或者被建構的。問題核心包括：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或社會關係有助於這種集體的生成？其認同建構的文化依據為何？又有哪些制度性條件支持這種認同？又為什麼「華人」特別容易被賦予甚至接受這樣的身份分類？唯有試著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對「中華膠」有初步的理解。

一、華人的種族建構
安煥然（2019）在〈什麼「中華膠」〉一文中認為「中華膠」其實是一種「中華情結」。他尤其指出早期接受華文教育，或參與左翼運動的前輩對所謂「中華文化」滿懷熱情，因此難免對中國懷抱強烈的認同。作為族群的華人，文化即為其中一種重要的認同依據，但族群認同的邊界其實是雜糅、模糊、易變的，不同世代、社會、教育、工作經驗等等都可能對認同產生影響。但也正因為這種易變的特質，我們才有可能轉換傳統的「中華情結」，將之本土化或在地化。因此，安煥然在文末感慨：「一個缺乏文化主體性的在地族群，注定是離地的」；「當馬華文化就只等同於中國文化的時候，不管老左還是年輕人，你的『馬』已脫韁」。不過，安煥然沒有討論到的是，為什麼一部分的馬來西亞華人認同會如此僵化、不易流動？

華人其實是複雜的文化群體，作為移民社會，馬來西亞華人其實涵蓋不同籍貫的社群。在殖民時代，籍貫社群彼此往往會因為經濟或政治利益而發生械鬥，釀成嚴重的流血衝突。這些彼此差異的社群在英殖民時代被建構為一支「種族」（race），相對的，歐洲人、馬來人、印度人也都被視為不同的「種族」。「種族」的知識建構首先從人口普查開始（如1891年後的人口普查），然後藉由分而治之以及「種族分區」的政策加以制度性強化。

在被視為「種族」的情況下，不同籍貫的華人社群產生極大的涵容性，開始將彼此視為「同種同屬」的群體；相對的，它也具備強烈的排他性，將被歸類於其他「種族」的群體視為絕對的他者。「種族」論述的建構背後暗含兩種意義：首先，「種族」是一種生物性的類屬，在接納這種認同時，人們往往會認知彼此之間的差異是「與生俱來」，並且不能改變的；其二，「種族」知識由歐洲殖民勢力引入時就被賦予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義，他們認為不同種族之間存在著優劣之分，而這也合理化了優勢「種族」對他者的歧視、壓迫、剝削、暴力。

「種族」雖然作為一種殖民帝國引入的知識，但馬來（西）亞人民也不全然是被動接受這種歸類的。當「種族」作為政治治理的策略以及經濟活動的單位時，不同族群為了捍衛自身的政治及經濟利益，往往會輕易挪用「種族」身份來區分彼此，以強調我群/他群的絕對差異來獨占特定的政治權力及社會資源。這種以「種族」為知識基準形構出來的國家、政治及社會關係可以被稱作「種族典範」（race paradigm），並且成為馬來西亞最成功的一種知識建構。時至今日，「種族」依舊是馬來西亞媒體及大眾的普遍用語，同時也是政治決策及實踐的主要依準。例如 Nakamura（2015）對馬來西亞大學學生廣泛使用「種族」一詞的現象進行研究，發現使用生物科學定義下的「種族」，其實暗示了馬來西亞各族群在身理及心理上存在著根本差異，繼而認定彼此之間的差異難以消除。

在「種族典範」的影響下，「華人」自認為一種「種族」，並且對自身的「歸屬」有一種本質的想像（nature of belonging）。這種歸屬的想像無可避免地連接到其祖輩的移民母國——中國，並認為彼此作為「種族」的情況下是本質上近似的。不過，類似的討論可能高估「種族典範」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關係及歷史文化的影響，畢竟當代族群關係是繁複互動與衝突下的產物，因此要思考華人對中國的認同，至少要回到獨立時代的政治局勢進行觀察。

二、民族之爭：華裔族群虛幻的民族認同
民族指的是現代主權國家中的人民集合的稱謂，他常藉著想像共享特定文化、歷史以及社會生活來形成一個共同體。由於「國家」是這一群體的主要行動單位和想像依據，因此民族通常也稱作「國族」，民族主義者常強調自身民族對於國家有行使主權的權力，有強烈的政治治理的意涵（紀駿傑，2014）。和民族不同，公民則是法律賦予的政治身份，並且合理地享有法律規定之權力與義務的群體。在很多時候，這兩種身份看似平等，但在建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社會成員會藉著強調「我族」的共同性來訴求其民族地位，這時候往往會對社會裡的其他弱勢族群造成排除的結果，甚至剝奪其公民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許多殖民地開始追尋殖民母國的政治經驗，試圖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社會，當時的政治團體、知識分子曾就一個「民族」的定義進行過數次爭辯。1946 年，左翼的政治聯合組織（PUTERA-AMCJA）草擬了一份開放而包容的《人民憲法草案》。《人民憲法草案》第二節中，嘗試將「馬來人」界定為一個高度包容性的國族身份，其中沒有任何宗教上的義務，公民僅需要學習一些簡單的馬來語作為對話工具，因此「所有馬來亞公民都會受到平等的待遇，因為『馬來人』（Malay）一詞是一個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並不帶任何族群或宗教的含義」。

PUTERA-AMCJA的左翼政治背景很快就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憂慮，而他將「馬來人」視為一種「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實際上是在嘗試建構一個「民族」身份）則導致以巫統為首的馬來人民族主義菁英的憤怒。1948年，英殖民政府以反共為由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並將PUTERA-AMCJA視為非法組織，《人民憲法草案》才遭到廢置，從此（尤其官方歷史中）無人聞問。

相對的，英殖民政府與巫統提出的《馬來亞聯合邦憲制》則成功取得憲制地位，成為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的憲法。這部憲制除了強調蘇丹及馬來人的特殊地位之外，也大大提高了其他族群公民身份的限制。雖然在往後的歷史中公民身份的限制被稍稍放寬，但仍無阻這部憲制強調馬來亞作為「馬來人的國家」的企圖。《聯合邦憲制》也成為未來馬來西亞憲法的基礎，正當化了馬來人的「國族」身份。

Suryadinata（2013）認為，馬來西亞在建構國族身份時，就將特定的族群文化（即「馬來人穆斯林文化」）視為其國族核心，任何抵觸核心者，其國族身份將遭受質疑。換句話說，這種被建構的國族身份保障了馬來人的優勢地位，其他族群的國族身份則隨著政治局勢擺盪，時而獲得認同，時而遭受質疑。此外，國族身份也常與公民權力發生衝突。雖然國族與公民所依據的建構核心並不相同，但若國族身份遭到質疑，公民在一國之內所行使的政治權力也將受到挑戰。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馬來西亞華人雖然在「公民」身份上受到承認，但始終被排除在「國族」（民族）核心之外。在此情況下，華人很容易就將缺失的「民族」想像勾連到中國因統戰需求，以及回堵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威脅而建構出的「大中華民族」概念。這樣一來，華人社群在認同上很容易產生同時是「馬來西亞人」又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詭異又矛盾的認同。

除此之外，華人在馬來西亞政治場域遭剝削的現象也導致華人期待中國的崛起能為他們賦權。誠然，中國崛起了，而華人或許從中獲得些許政治及經濟資本，但其中的管道及方式是相當可議，並且有違民主的。追根究底，這是建構「中華膠」的關鍵因素——紅色滲透。

三、中華膠與紅色滲透
Hamilton（2019）以澳洲的局勢發展為例，討論了中國因素如何破壞澳洲的民主社會。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點，即是利用「僑務」及海外華人來進行滲透。他描繪了澳洲當地華裔商人、政治人物以及中國移民運用金權政治、貿易與投資、「銳文化」來突破民主防線，很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在馬來西亞，這些滲透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使得「中華膠」的討論一直局限在上述我們提到的種族、文化情結，以及政治剝奪感等層面。

2018年，馬來西亞最大中文報刊《星洲日報》在其背頁刊載了一整版的「廣告」。廣告主為「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新聞與公共外交處」登出的廣告，標題為「真實的新疆」。

廣告內文很長，大致分成六小節：一、新疆的歷史；二、中國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國政府尊重伊斯蘭文化；三、新疆實行民族自治、多民族和諧共處；四、新疆穆斯林族群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得到尊重和保護；五、新疆面臨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重大現實威脅；六、中國充分尊重伊斯蘭宗教信仰，同穆斯林國家傳統友好。

這無疑是回應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新疆集中營事件的指責，並且尋求其他國家華人社群的支持所「製造」出來的廣告。不僅如此，2019年，當BBC深入新疆集中營採訪，並批評中國政府的不人道政策時，數家中文媒體也同時獲准進入新疆報導，其中亦有《星洲日報》。7月7日，《星洲日報》以「新疆教培中心曙光：助維吾爾族重融入社會」為題，正面報導了集中營，寫下令人戰栗的詭異故事：

2019年7月11日，中國公佈「中國大陸以外華文媒體網站影響力榜單」，馬來西亞《中國報》、《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分別名列第4、5以及12名。這份榜單的第一名為台灣《中時電子報》，其調查公正性十分可疑。換言之，馬來西亞媒體已遭中國勢力滲透，其獨立、自主的地位岌岌可危。

不僅如此，中國對教育機構的影響也十分令人擔憂。在海外，其手段往往是透過金錢及物質利誘，最終達到滲透的效果。在馬來西亞，我並沒實質證據證明教育機構正成為中國政府的傳聲筒，但中國大手筆資助華校已是不爭的事實。以我的母校寬柔中學為例，中國駐馬大使白天就在2018年捐贈了獎助金、贊助龍獅隊1萬5600令吉，以及提供校董會成員中國簽證便利等配套。另一個經驗是，馬英九在2016年前往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演講時，校方展示的海報、文宣上對馬英九的稱號竟然更改了數次，（印象中）從「台灣總統」或「中華民國總統」改成不倫不類的「世界華人前領袖」，令人疑心背後的政治角力。

企業方面，中國在一帶一路策略下的海外投資已有許多研究。不過，馬來西亞華人企業主一般上常被視為文化或政治意見領袖，因此中國對華人企業的影響不可不查。以馬來西亞海鷗集團為例，其業務主要以經營中國藥材、藥酒、美容及保健產品為主，與中國官方及市場往來密切。在今年的「海鷗與媒體大團拜晚宴」中，其董事經理就引用中馬建交45週年推出的歌曲《左肩》歌詞，比喻彼此之間的關係：「左肩位於心臟上方位置，而海鷗就如同右手般，可以放在左肩上，為其遮風擋雨。」

這段談話雖然僅僅暗示了兩者之間的親密關係，但董事經理提到的《左肩》其實是中馬建交45週年微電影《時間的眼淚》之主題曲。實際上，過去中馬建交週年紀念在華人社群與報章常常博得許多關注及版位，中國政府更不惜透過許多廣告、藝文創作、社團活動等來「凝聚」華人的「中國認同」，將建交週年構築得如慶典一般。這樣的盛況不會出現在馬美建交週年，不會出現在馬英建交週年，也不會出現在馬新建交週年等場合，「中國」是難得的特例。

最後，常常令人難以察覺，甚至認為無關緊要的，也許是中國對日常生活的細微滲透。那些出現在城市與小鎮中心、寫滿中國式標語與賀詞的掛簾與海報；那些在日常生活裡被認為政治意味並不濃厚的綜藝節目；又或者生活空間中一些微不足道的日用品或小小裝飾，都可能對我們的認同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友人Z的家庭在7月1日撕下農民曆的那一天，發現日曆上標著大大的「建黨節」字樣，畫面中還展示著共產黨標誌，彷彿時空的哪個節點出了差錯。Z翻了翻日曆，發現8月31日（馬來西亞獨立日）以及9月16日（馬來西亞成立日）兩頁在右上角部分標上了小小的馬來西亞國旗，象徵這兩天與馬來西亞有關。這樣一來，即確定他並未拿錯其他國家的農民曆，也並未生錯國家。但令人困惑的是，「建黨節」究竟與我們有何關係？

而那每一戶擁有這本農民曆的家庭，每一年7月1日望著那顯著的共產黨標誌，以及強而有力的「建黨節」粗體，他們還會記得那兩面被標識在8月及9月的小國旗嗎？

結語
「中華膠」確實是一個具有貶義的詞彙，但實際上非常值得進行深入討論。我認為，「中華膠」的建構不僅僅是「中華情結」或「政治剝奪感」下的產物，同時也應該關注中國「紅色滲透」的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歷史特殊性也許使得中國的「紅色滲透」更容易成功，甚至能輕易建構其「中國」認同，但這種認同並不純然是文化面向的。對中國的威權意圖而言，這種認同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並利於中國面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批評時進行動員。與其稱之為具有貶義的「中華膠」或一般意義上的「中華情結」，我認為「紅色認同」更能帶出其「中國因素」的影響。

當然，這篇文章不過是過去研究的心得，以及胡亂的資料整理。要進行中國對馬來西亞滲透的研究，還需要更嚴謹的實證方法，而且具有其迫切性。也許，未來會好好來寫寫吧。

▍作者簡介：

馮垂華，1990年生。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研究興趣為族群關係、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偶爾寫小說。

#季風帶—帶給你不一樣的跨域視野
#Read a different world. Read the world differently.

▍Reference

Hamilton C.著，江南英譯， 2019,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新北：左岸

Nakamura R., 2015, ―Race or Ethnic Group?‖ Politics of Race in Malaysia.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 389-398.
Suryadinata. L, 2013,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tate, Ethnicity, Indigenism and Citizenship.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安煥然，2019，<什麼“中華膠”>，《星洲日報》網頁內容：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072192.html

紀駿傑，2014，＜族群關係＞，頁181-207，收錄於《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延伸閱讀：

1. 關於季風帶「故事」系列講堂—Season 1
http://bit.ly/2NozRNr

2. 關於季風帶「電影月」系列講堂
http://bit.ly/2XdnrfI

3. 關於季風帶8月講堂
http://bit.ly/2M0JK2r

圖: http://bit.ly/2HcAHaw

【 季風帶文化網店：http://bit.ly/31NH4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