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知道為何蔡政府拒絕佛光山捐贈疫苗因爲他們不認為星雲大師是台灣人，a joke!

真愛台灣 哭一次吧！
作者：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我李國深，民國十六年生於中國江蘇江都縣，12歲時，因為父親在日本 發動的南京大屠殺失蹤，尋父不着，就在棲霞山出家。我在出生地揚州住了12年，在南京和鎮江住了12年，在台灣住了66年了，我90歲了。

回想民國38年春天，我率領僧侶救護隊，在太平輪沉船失事後幾天，飄洋過海抵達台灣基隆港。60多年來，我在台灣，承受台灣同胞的照顧，台灣米水的滋養，讓我能夠弘揚佛法，完成我發展佛教的願望。對於寶島台灣，我的感恩是無窮的。

儘管如此，我在台灣住了六十多年，台灣並未承認我是台灣人，反而我周遊世界弘法如美國、澳洲，短暫居住過的城市給了我十多個“榮譽公民”。一直到這幾年，我住過數十年的宜蘭市公所才賞賜給我“榮譽市民”的認可。於此，我也非常感謝了。

時至今日，我仍不禁遺憾，在台灣超過一甲子，甚至馬英九、陳水扁，他們都比我遲到台灣，但他們能做“總統”，我卻連做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國人”。

記得1989年，我回到闊別四十年的故鄉探親，家鄉的父老也不認識我了，都説：“這是台灣來的和尚。”我不免慨想我究竟是哪裏人呢？後來我只好説，只要地球不捨棄我，就做個“地球人”吧！

當我跟移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説“我是地球人”時，馬上得到熱烈的共鳴。或許同樣遠離家鄉，客居異域，都有一段顛沛流離的悲情故事，既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和中國又距離那麼遙遠，在血源、種族上，大家是改不了的中華民族，於是就一致認同我，跟隨我做地球人了。

正如先賢 唐朝 鑑真大師，在旅居日本十餘年後，自知老邁無法還鄉而説的遺偈：
“山川異域，日月同天，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我對手足同胞也是一樣，
大家今生有這樣的因緣，
希望來生再結炎黃子孫的緣

66年漫長歲月，我隨着台灣經歷了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刻苦艱辛；從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時代，當然也經歷篳路藍縷的十大建設時期，我為台灣的百花齊放，創造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感到與有榮焉。乃至第一次政黨輪替後，見證了自由民主帶給台灣的美麗與哀愁。你們66歲以下的人，能解我跟台灣成長的心情？

我嘗過白色恐怖的迫害，也曾因不實的密告坐過牢獄，在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活中，僥倖地延長了生命歲月。尤其來台初期，我受過警察不止百次以上的調查，謠言、耳語、省籍問題，以致我投宿無門、衣食無着，可以説，我在台灣也有過一段辛酸的歷程。
所幸，出家人一向有“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性格，我曾經數度環島，走過台灣兩、三百個鄉鎮；我跋涉過溪水河川，也曾在農村睡過豬舍牛房；我翻越高山峻嶺，行腳過八仙山、太平山；我也多次在南北台灣的神廟前，或農家的曬穀場上佈教宣講；我領略寶島各地的人文風光、自然景觀。

我曾在半夜上阿里山頂看日出，也曾徒步到日月潭，與原住民好友“毛王爺”談心，還與他讀國民小學的女兒“三公主”合影。對於阿里山、日月潭，我也和現在的大陸人一樣充滿嚮往。
鄭成功管理過的新營、下營、柳營、左營、台南赤崁樓等地方，也曾令我發思古之幽情。我留連在高雄紅毛港、花蓮的海港，我站在野柳女王頭的一旁，望着大海，自豪於中華文化隨着海水流遍十方，可是這片大海，怎麼把我們兩岸同文同種的同胞隔得這麼遙遠？令人不禁感傷。

那數十年，我在北宜、北橫、蘇花、南迴等公路留下腳印；蔣經國先生開拓中橫公路，我在太魯閣燕子口、九曲洞，不止數十次徘徊，欣賞台灣雄偉奇妙的寶地山川，也曾為修築這條公路的數百名殉難工作人員祭悼祝願。我發願將佛法的真善美，散播到寶島的每處角落。經過汗水淋漓、雙腳踩過的每一寸土地，我與它產生了生命的連結，血脈相通，你能説我不愛台灣嗎？

回憶60多年前，在那個威權的時代，佛教在台灣並沒有發展的空間，但我憑藉青少年時期對佛教建立起的虔誠信仰，不斷到各鄉鎮、漁港、農村去佈教，因為化世益人就是我的責任。我們敲鑼打鼓地喊道：“各位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佛教來啦！咱們的佛教來啦！”

那些聽到我呼聲的民眾，他們也無懼於蔣夫人宋美齡以異教徒身分的權威壓制，都站出來跟我一起共同呼喊！”台灣的父老兄弟，大人、小孩魚貫的拿着小板凳坐下來，專心聽着跟隨青年弘法隊員唱歌、説故事。我們跨越語言、地域的隔閡，信仰裏純淨的善美真心，我們彼此交融，心意相通。 　　

那時候，一般人都嫌台灣花不香、鳥不語，《波茨坦宣言》記載，中日戰爭後，台灣歸還中國，是犧牲二千多萬人的生命，以血淚換取的勝利代價。因此，我懷抱一顆中國人的心情熱愛台灣，比起滿清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無邊罪惡，我更慶幸國民黨光復台灣，讓台灣重回中華民族的懷抱。

每逢台灣發生災難，我都能感同身受。從1951年花蓮大地震、1959年台灣中部八七水災、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等等，無懼地震、颱風、水患，我們募集物資前往救災，希望帶給災民一點幫助。我們協助捐建和修復十餘所學校，供給學童午餐。

莫拉克八八風災時，我在南部道場成立災民安置所，為了尊重他們的信仰、心中的價值，請來牧師為這許多原住民證道，並且在佛光山設置基督教會的禮拜堂。之後，也捐建了霧台、桃源、長治鄉等八座圖書館。

對於宗教間，我主張互相尊重、彼此包容。例如，我曾將天下文化等出版公司給我的版税，捐給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慈濟醫院，也鼓勵信徒一起捐款協助。對於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的興建，我也曾在艱難中五年分期捐獻五百萬，聊表祝賀的心意。為了支持南投阮泰賢神父的發心，我也撥出一百萬，響應他重建天祥教堂。屏東萬鑾聖母院的老修女要返回故國西班牙，聽聞她缺少經費，我親自把機票、路費送到修道院，感謝這許多修女數十年對台灣的服務。

為了感念台灣神道寺廟的友誼，我為媽祖創作了一首《媽祖紀念歌》，並且在佛陀紀念館成立了“中華傳統宗教聯合總會”。每年他們參加朝山聯誼，彼此歡喜交流，都是種種的美好因緣。

我發起百萬人興建大學，感謝前任“教育部長”楊朝祥、成功大學前校長翁政義、文學才子龔鵬程、管理專家陳淼勝、前“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都來擔任我們佛光、南華大學的校長。他們不嫌棄我童年失學，幫助我完成對社會教育的心願。

六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弟子、信徒們為台灣在世界辦了五所大學、十六所佛教學院，我辦了電視台、報紙、出版社、中小學等，如今想來，台灣佛教能有現在的盛況，我也自覺這六十多年，對台灣人心的淨化和佛教的振興，有了一點馨香的供養。也很感謝海內外各地的佛光人及認同我的朋友們，大家一起為兩岸、為世界和平努力不懈。

佛光山大雄寶殿前面，有二十四棵挺拔的松柏，我把它們都看作是中華文化的二十四孝；我又從大陸運來比樓房還高的鐘乳石、太湖石、晚霞石等，與先前在福建鐫刻的十八羅漢，它們像磐石一般安住在佛光山；尤其，我們突 破過去傳統，在十八羅漢中，特地立了三尊佛教史上的女羅漢，表達我一生倡導男女平等的主張。我們建設的佛陀紀念館，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因它而看見台灣。

我愛台灣，認為我是台灣人，但不能否認，我還有大陸的故居、我的祖先、我的師長 前輩，我不能不與他們共依共存。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江蘇宜興 的祖庭大覺寺早就化為草嶺荒山，但到底那是我窮苦歲月時接引我入佛的寶地，也是成長我慧命的地方。感念大陸政府鼓勵我重建祖庭，現在的大覺寺超越過去舊有的建築多倍以上，藉此，也表達對國恩家慶的回報之意。

台灣2300萬人最可貴的資產，就是百姓的慷慨善良，遺憾的是，每到選舉，少部分人強烈的意識形態，讓台灣族羣分裂，社會對立衝突，人民與政府相互抗爭，選民與政黨交相指責。在藍綠的政爭之下，台灣人的温和有禮，可以在一夕之間蕩然無存。

我毫不隱瞞反對“台獨”的想法，因為我生逢亂世，一生歷經北伐、土匪橫行、軍閥割據、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當時生靈塗炭的苦難，時隔八十年，記憶猶新，因此，對於兩岸之間，我主張和平，因為戰爭的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我終其一生，推動實踐僧信平等、男女平等、自他、宗教平等的行動。而對於兩岸和平、世界和平，則是我畢生的盼望。我衷心的希望，台灣不要再有人我對立的禍患，不要只有藍綠、沒有對錯是非善惡的觀念。大家不妨想一想，假如沒有了“中華民國”，我們的前途還能夠和平安寧嗎？大陸政府還會這麼優厚的待遇我們嗎？為了台灣的未來，我期盼藍綠的惡鬥、媒體的扭曲報導，都能停止下來。

經常有人説：世界最美的風景是台灣，因為人。最近又有人説：世界最醜陋的地方也是台灣，因為媒體造謠説謊、謾罵批評。為什麼短短數年，台灣從最美麗變成最醜陋了呢？所有居住在台灣的人，我們都應該深思檢討。

許多人説台灣的崩壞，是不負責任的政客、盲目的選民與造謠的媒體所造成，三者惡性循環，扭曲了民主的價值與法制的精神。更令人憂心的，在政治選舉的操弄下去中國化，對於中華文化、國族意識、家族源流的漠視與遺忘，讓許多人背棄自己的傳統，忘失了自己的根源。就像陳之藩 先生所説的，成為一株“失根的蘭花”。

這裏我們所説的中國，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孕育的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全民中國，是民族血肉相連、不能改變的中華民族。你説，我們能稱作英國人嗎？我們能稱作德國人嗎？我們能稱作日本人嗎？所以，坦誠的告訴大家，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是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

所謂“木有本，水有源”，台灣人的祖先，哪一個不是中國人呢？除了李登輝先生之外，大家都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台灣有少數人倡議“台獨”不肯 講中國話，主張要講台灣話。請問台灣話是哪裏的話？台灣話不是福建話嗎？福建話不也是中國話嗎？福建也是中國的啊！你能不講中國的福建話嗎？

在全世界，台灣是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也以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榮。中華文化重視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你能説你不要農曆春節過年嗎？中秋月圓，你能説你不要家庭團聚嗎？清明慎終追遠，你能説你不要為祖先追思掃墓嗎？在台灣，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這是我們共同的根源，你否定它，不肯接受中華文化，難道你要做一個宇宙人間無國界、沒有根的遊民嗎？

俗諺説“呷果子拜樹頭，吃米飯惜鋤頭”，曾經我見過一份資料，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編的《地方誌》，記載當時的台灣隸屬揚州管轄。我不禁歡喜，原來六十多年來我沒有離開過揚州。飲水思源，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應該找出自己的根在哪裏？我的父母親在哪裏出生？我的祖父母來自哪裏？我的曾祖父母又來自何方？我曾親聞習近平主席説 “兩岸一家親”，我們能否認這種同根同源的事實嗎？

最近，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女士呼籲“禮失求諸野”，在我們認為，如果能“禮失求諸佛教”，更是人間美事。因為信仰必定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我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重建新的信仰，樹立道德、講究慈悲、安定身心，人人做好事、説好話、存好心，用因果業報等，幫助社會次序更加穩定，祈願人人幸福，家家平安。

我一生愛中國、愛台灣、愛中華文化，我和大家過去的祖先一樣，在怒海餘生中來到台灣，因此，惟願國泰民安，別無他求。寄語台灣那許多本土派的人士，不要過於歧視外省人；居住了六十多年，我不算台灣人嗎？台灣會這麼狹隘嗎？難道大家的祖宗先輩不是渡海來台的中國人嗎？

現在，這一本趙無任的《慈悲思路·兩岸出路》即將出版，我深有同感，假如我們兩岸慈悲，共同以中華文化救台灣，還怕未來沒有出路嗎？藍綠兩黨如果也有慈悲，還怕未來沒有友好的希望嗎？在此心香一瓣，祝願大家平 安吉祥。是為序。

【張學良的故事──故人已逝 大道不止】

「西安事變」對整個中國近代歷史實具有關鍵性的決定因素；
「西安事變」不僅迫使蔣委員長改變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策略，
被迫同意停止剿共、宣布國共合作，
舉國共同進行全面抗日，最後贏得了抗戰的勝利！

歷史弔詭的是，以少帥的立場來看，
日本先於1928年在東北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其父張作霖大帥；
繼而在1931年發動「918事變」、奪取東北成立「滿州國」，
脅迫少帥與日本合作被拒，少帥逃離東北、
率領東北軍離鄉背井入關漂泊異鄉，所謂「國仇家恨」莫此為甚，
豈有不起而抗日卻忙於內戰之理，
在民族大義、國家存亡的危急之際，
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遂而發生「西安事變」驚天之舉﹗

1989年我被李前主席指派接任國民黨秘書長。
農曆新年我也執晚輩之禮去向少帥拜年。
少帥也不吝兩度親筆向楚瑜回覆新年祝福的賀卡，親寫信封，
郵寄給我，而未麻煩假手他人，並請其夫人一起親自簽名，
表示對楚瑜的禮遇，這兩件墨寶，楚瑜一直珍藏、從未示人。

記得在擔任台灣省主席期間，少帥身體微恙，我因公務繁忙、因此自中興新村趕赴台北榮總去探視少帥，趕到病房時、少帥已先就寢，但事先有交代侍從，在我到達時，務必要叫醒少帥﹗也因此我才親眼目睹少帥有「裸睡」的習慣(東北因氣候嚴寒、因此有赤裸上身、睡在「炕」上的習慣)。

1991年，政府解除少帥被「軟禁」的禁令，
少帥首度離開台灣啟程訪美探望親友；
1993年，少帥偕同夫人趙四小姐(趙一荻女士)再次赴美，
除赴美西探親外，因夫人趙四小姐罹患癌症、
而決定將定居於夏威夷養病。
當時大陸當局獲知訊息，熱切邀請少帥能夠回到東北家鄉，
大陸人民更將舉行盛大之歡迎儀式。

有鑑於當時兩岸仍處於對峙之政治情勢，
而少帥自1946年後，終身未再踏足大陸﹗
這固然是少帥此生最大的遺憾，
但卻證明「西安事變」絕非少帥受到中共蠱惑，更非為討好毛澤東、周恩來，
而確實是因「民族大義、國仇家恨」所使然！

2009年元月，我受邀至大陸東北參訪，此為我首度來到大陸東北，
遼寧省方特意安排楚瑜一行參觀位於瀋陽的少帥張學良府邸，
參訪結束，我以毛筆親筆題寫「兩度衝冠為國族，一身肝膽照汗青」留做紀念，
該書作現今仍被收藏掛放於瀋陽少帥府
(首度衝冠指1928年6月4日，日本在東北南滿鐵路皇姑屯車站炸毀專列、襲擊張作霖大帥重傷身亡，少帥下令東北改為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主動通電南京，全國完成統一，史稱「東北易幟」。
後來1931年日本發動「918事變」、逼迫少帥與日本合作充當傀儡，雖迫於當時東北軍與日本關東軍實力懸殊而未起兵抗擊，但基於民族大義、嚴詞拒絕與日本合作；二度衝冠則為「西安事變」，因日寇已窺視華北、圖謀染指全中國，時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少帥，對日本準備全面侵華的情勢深感憂心，因此兵諫西安華清池、力主「停止內戰、全面抗日」；這兩次怒髮衝冠，均是為中華民族的團結存續來考量，而非為個人生死利害而計）！

「古道照顏色」，故人已逝，大道不止，歷史將永遠銘記。

【張學良的故事──故人已逝 大道不止】

農曆春節期間，我在家整理過去的資料檔案，發現了許多珍貴的文件，其中有少帥張學良給我的親筆函、卡片，我不禁再次憶起這一位「堅守民族大義、立身信守承諾」的傳奇父輩耆老。

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少帥張學良」、「西安事變」或許只是教科書上的歷史名詞，卻不甚了解「西安事變」對整個中國近代歷史實具有關鍵性的決定因素；「西安事變」不僅迫使蔣委員長改變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策略，被迫同意停止剿共、宣布國共合作，舉國共同進行全面抗日，最後贏得了抗戰的勝利！也因此讓中國共產黨得到喘息之機，從而改變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而「西安事變」脅持蔣委員長、逼迫停止內戰全面抗日的舉動，也讓張學良少帥不見容於蔣委員長、甚至被國民黨視為叛徒因而被「軟禁」長達55年之久﹗

歷史弔詭的是，以少帥的立場來看，日本先於1928年在東北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其父張作霖大帥；繼而在1931年發動「918事變」、奪取東北成立「滿州國」，脅迫少帥與日本合作被拒，少帥逃離東北、率領東北軍離鄉背井入關漂泊異鄉，所謂「國仇家恨」莫此為甚，豈有不起而抗日卻忙於內戰之理，在民族大義、國家存亡的危急之際，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遂而發生「西安事變」驚天之舉﹗

1975年我自美返台、擔任經國先生秘書後，雖然職務有所調整異動，陸續兼任新聞局副局長、新聞局長、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國民黨副秘書長，但14年來、始終擔任經國先生之秘書。

我也深切了解，經國先生對少帥已是相當禮遇，此時少帥已遷居至台北北投（復興三路70號，是少帥在台灣唯一擁有的私人產業，也是少帥在台灣居住最久的地方，自1961年至1995年，現已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列為歷史建物)，彼時二張(張學良及張大千)在年節時，常由故宮博物院秦孝儀院長邀約至士林張大千先生住所(摩耶精舍)喝春酒，我也曾獲邀躬逢其盛。1993年，日本熊本縣知事細川護熙(後來曾任首相)透過我獲得他很珍視的台北故宮所藏《四庫全書》全套複製本，交由日本關西漢學重鎮熊本圖書館珍藏。而《四庫全書》，我曾聽經國先生談及往事，提到在瀋陽故宮「文溯閣」所藏《四庫全書》，就曾由少帥所收藏。

1988年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並接任國民黨主席；1989年我被李前主席指派接任國民黨秘書長。而在這段期間，少帥張學良先生雖仍被「軟禁」，但少帥像過去一樣、從未提過讓當局為難之要求。農曆新年我也執晚輩之禮去向少帥拜年。少帥也不吝兩度親筆向楚瑜回覆新年祝福的賀卡，親寫信封，郵寄給我，而未麻煩假手他人，並請其夫人一起親自簽名，表示對楚瑜的禮遇，這兩件墨寶，楚瑜一直珍藏、從未示人。

記得在擔任台灣省主席期間，少帥身體微恙，我因公務繁忙、因此自中興新村趕赴台北榮總去探視少帥，趕到病房時、少帥已先就寢，但事先有交代侍從，在我到達時，務必要叫醒少帥﹗也因此我才親眼目睹少帥有「裸睡」的習慣(東北因氣候嚴寒、因此有赤裸上身、睡在「炕」上的習慣)。

1991年，政府解除少帥被「軟禁」的禁令，少帥首度離開台灣啟程訪美探望親友；1993年，少帥偕同夫人趙四小姐(趙一荻女士)再次赴美，除赴美西探親外，因夫人趙四小姐罹患癌症、而決定將定居於夏威夷養病。當時大陸當局獲知訊息，熱切邀請少帥能夠回到東北家鄉，大陸人民更將舉行盛大之歡迎儀式。

有鑑於當時兩岸仍處於對峙之政治情勢，因此在少帥動身赴美之前，政府當局曾請少帥能顧及台灣政治考量、婉拒大陸當局之邀請。在美期間，少帥從沒有做出或說出任何為難台灣當局的舉措或言詞，而少帥自1946年後，終身未再踏足大陸﹗這固然是少帥此生最大的遺憾，但卻證明「西安事變」絕非少帥受到中共蠱惑，更非為討好毛澤東、周恩來，而確實是因「民族大義、國仇家恨」所使然！在我與少帥的往還請益中，對少帥「向歷史負責，為民族大義不計個人得失」的初衷、更能夠心領神會，深刻了解少帥不願因其榮歸故里必然受到中共當局高度之禮遇而造成外界誤解，或懷疑他當初的用心。耿耿此心、昭昭日月，足證少帥「國家民族至上、不計個人毀譽」的情操！

2001年8月30日，我赴美度假、曾專程前往夏威夷探視少帥，當時少帥夫人趙四小姐已於2000年過世，少帥則獨居於夏威夷海濱養老公寓，身邊有護理人員照料。當我按約探訪拜望之時，少帥雖已百歲之齡，但精神甚佳、談性甚濃，少帥用行動向我表達「答應就是承諾」(指當初答應婉拒大陸當局邀請返回東北家鄉訪問的承諾)，由此可見少帥講信重諾的情操﹗隨後，在探視結束時，少帥堅持要親自送客，由護理人員自五樓推著輪椅、親送我下樓至大門。2001年9月11日凌晨，我由舊金山搭機返台(在飛行途中發生震驚世人的紐約雙子星世貿大樓「恐攻」事件，當時班機已飛出美國航管區，而時任行政院長的張俊雄先生所搭乘返台的航班則被攔停於夏威夷國際機場)。返台後、過了月餘，2001年10月15日就傳來少帥過世的噩耗﹗

2009年元月，我受邀至大陸東北參訪，此為我首度來到大陸東北，遼寧省方特意安排楚瑜一行參觀位於瀋陽的少帥張學良府邸，參訪結束，我以毛筆親筆題寫「兩度衝冠為國族，一身肝膽照汗青」留做紀念，該書作現今仍被收藏掛放於瀋陽少帥府(首度衝冠指1928年6月4日，日本在東北南滿鐵路皇姑屯車站炸毀專列、襲擊張作霖大帥重傷身亡，少帥下令東北改為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主動通電南京，全國完成統一，史稱「東北易幟」。後來1931年日本發動「918事變」、逼迫少帥與日本合作充當傀儡，雖迫於當時東北軍與日本關東軍實力懸殊而未起兵抗擊，但基於民族大義、嚴詞拒絕與日本合作；二度衝冠則為「西安事變」，因日寇已窺視華北、圖謀染指全中國，時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少帥，對日本準備全面侵華的情勢深感憂心，因此兵諫西安華清池、力主「停止內戰、全面抗日」；這兩次怒髮衝冠，均是為中華民族的團結存續來考量，而非為個人生死利害而計）！

「古道照顏色」，故人已逝，大道不止，歷史將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