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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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的隱藏傳播鏈還是沒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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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第三次篩檢，有３位陽性，其中１位為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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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這第三次篩檢並非全面篩檢，而只是針對熱區的「精準篩檢」，七月一日篩檢２７８６人，４１個確診，隔了一個禮拜篩檢２４３３人有３個，今天篩檢１６７５個，還有３位，１例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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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的人數減少，數字卻沒有降低，雖沒有增加，但也無法清零，這代表著環南市場的隱藏傳播鏈，並沒有切斷，除此之外，熱區以外沒篩到的攤商，可能還有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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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自治會會長林勝東透露，該獸肉區攤商是夫妻兩經營，先生ＰＣＲ篩檢後為陽性，平時負責外送貨品，一天只會來２次，比較少和其他消費者或攤商接觸；另一名則是攤商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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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且不說自治會長所述是否為真，他的話和柯文哲一樣，有著測不準原理，還有極度樂觀的想像，今天凌晨，他還打包票有信心清零，甚至提出荒謬的見解，開始假設攤商沒事，要防範的反而是消費者，甚至還說這是最後一次大規模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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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勝東說這次應該是最後一次大規模篩檢了，目前場地與攤商都已經很乾淨，而且從業人員都打過疫苗，接下來要防範的就是來採買的消費者．他們會跟市府討論日後消費者是否也需要持陰性證明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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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馬上被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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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如他所言，確診攤商一天只來兩次市場，卻因此確診的話，那就表示環南市場的傳播鏈傳染情形依舊嚴重；而夫妻經營攤位，先生就算負責外送，妻子還在攤位上，若兩人同住，實在很難斷定妻子沒事，反而有可能在潛伏期當中；而自治會長或許想暗示，環南沒事，他們只來兩次，或者「病毒都是外面傳來的」，但先生四處送貨這點，就代表他們可能也把病毒也一起傳播出去，這更危險；同樣的，另一位如果是攤商家屬確診，那攤商也有可能只是在潛伏期當中而已，絕對不能稱，攤商都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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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規模篩檢的前一天，即有攤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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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府昨清晨口頭通知，要環南市場的攤商周四不用再去篩檢，雖然昨天又有新增環南市場一起２戶、１２人的家戶感染，但北市府打算僅採取九宮格篩檢，也就是說只針對確診攤販周遭九宮格的攤販人員做ＰＣＲ篩檢，但全市場的周四大規模普篩則取消，並稱這是『精準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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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商不滿表示，北市府與其忙著發明新名詞，應該要將原本說好的第３次全員普篩做好，也很擔憂北市府因為沒有好好篩檢、匡列，再度造成環南市場的疫情再起，也感嘆表示，隨著中央派駐的指揮官王必勝一走，原本執行好好的大規模篩檢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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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府回應，「針對熱區篩檢符合公衛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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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發言人陳智菡說，北農、環南大型批發市場，６月２１日起陸續為１.８萬名市場從業人員接種，以疫苗須兩週發揮效力來推算，從業人員已陸續產生抗體，北市政策原是一面打疫苗、一面篩檢，當接種普及達到部分群體免疫，篩檢就只需針對熱區，此策略符合公衛專業；防疫在不同階段應有不同做法，該爆料攤商恐怕對實際狀況不甚理解，說法也有很多錯誤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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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說到了關鍵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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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１週來，攤商篩檢都只有１、２例零星個案，北農疫情早在聯合前進指揮所成立前即已控制，片面不實之臆測只是製造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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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好的，又是「零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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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北市發言人的說詞，看出，他們仍然停留在「在辦公室吹冷氣、看數據」的階段，北市府「一邊打疫苗、一邊篩檢」，是全然錯誤的防疫策略，當初，造成了「不等篩檢結果」就去打疫苗的情形，甚至有人沒有篩檢就施打疫苗，而施打疫苗的過程又造成大規模群聚，這使得結果出現了打完疫苗，被通知確診的情形，「一邊打疫苗、一邊篩檢」，造成的就是打疫苗的過程發生感染，如果是在當時感染，那麼，等於當時的疫苗並沒有發生作用，現在又有可能被篩出來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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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疫苗須兩週發揮效力來推算，從業人員已陸續產生抗體」，所以「當接種普及達到部分群體免疫，篩檢就只需針對熱區」，這又是把疫苗當萬靈丹的嚴重錯誤迷思，小學生算術般的直覺思考，環南市場打疫苗，只打一劑，保護力是有限的，兩周後產生保護力，因此這個保護力可以達成群體免疫，環南市場就不會有人確診，這完全是過度推演．一劑疫苗只能產生些許保護力，預防重症的情境為主，但打了疫苗以後，仍然可能會被傳染，更不代表可以省略原本的全面篩檢，假定其他人都沒事，只要篩熱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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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疫苗，你仍然要進行防疫基本功，如果你只打一劑，那就跟穿了內褲沒兩樣，而１４天後產生的保護力，是現在才開始發生，這過程並不能保證沒有感染和潛伏的可能，這就像穿著一條內褲，１４天後才有保護雞雞的效果，現在剛過１４天，才剛產生一些可憐的效果，你就假定過往的這些剛穿上內褲的日子，都是安全的日子，連衣服都不用穿了，可以四處去裸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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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遑論，把精簡當成「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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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稱，「今天篩檢１６７５個，會再看效果怎麼樣，而且先前打了疫苗，理論上現在應該要發揮效果，就看今天最後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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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是這樣，３人陽性，１例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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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響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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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是在未被感染的人身上，產生抗體，阻絕病毒，但是仍有機率性，是有保護力而不是完全不會染疫，若在施打過程中被感染，或者已經感染者的身上施打，是無法當下消滅病毒或治療疾病的，更遑論遏止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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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府的說法，對實際狀況不了解，延續「邊打邊篩」的策略，完全不符合公衛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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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重的錯誤，就是「假定零星個案」的「差不多防疫主義」，這一點，神父先前已經指出，這樣的思維，就是造成環南市場破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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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經歷了這段「差不多防疫」，荼毒已深，６月１２日，自治會長說「環南市場有一千多名攤商，僅篩２７０人後就撤離，僅說要去熱區篩檢」，一開始規劃６梯次篩檢，最後卻只剩３梯，沒快篩完就撤走，要沒篩的人自己去篩，又說快篩團隊要去打疫苗，６月２３日，爆出２２名確診，又說是零星個案，許淑華議員說「２８００名攤商只篩７９０人佔２８％是不夠的！剩下７２％可能早有潛在確診者，放任不管就是放任疫情爆炸！」，這個，快篩一半，沒篩完，確診當作零星個案，就是「差不多防疫」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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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篩了三次，第三次還是精簡篩的，又篩出了人，又說是零星個案，儼然又要假定環南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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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地方篩了三次，卻不斷篩出確診者，那麼，就代表有事而非沒事，更應該以警戒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無論是陰性者在擺攤過程中染疫，還是潛伏期當中陰性轉陽性，都代表著事情沒有完全被解決，隱藏的傳播鏈還存在，環南市場仍然處在風險當中，更要進行疫調和匡列，並繼續全面篩檢，每一次都不能打折，直到這個地方確定沒有感染疑慮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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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自治會長提的什麼「消費者需持陰性證明才可入場」，實在荒謬，與其提這種意見，不如直接休市比較快，你要婆婆媽媽們買菜還要去做篩檢，那就是叫他們不要去買罷了；然後你連攤商的篩檢都做得不徹底，２７００人的篩檢都沒辦法做好做滿，你要求更廣大的消費者群每個人都要自行篩檢，這還是捨本逐末，自己掃地掃不乾淨，反而要求全世界的人身上不准有細菌，這就是柯文哲典型的「務虛」思維，王必勝口中的「本位主義」，應該做的你不去做，不應該去做的你要求別人必須做，只是把責任往外推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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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神父必須批評一下中央，聯合指揮中心關太早了，中央更不應該妄想「台北市自己能做得很好」，這也是一種本位主義，今天就是台北市沒有這個能力，所以才需要中央介入，基本上，台北市政府是不可信任的，到現在還在迷信「邊打邊篩」、「疫苗無敵論」、「有打疫苗不可能有事」、「假定都是零星個案」這些「差不多防疫主義」，把防疫重責大任下放給他們，完全是小孩開大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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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比照苗栗晶圓廠、屏東變種病毒事件，等到完全清零了，確定沒事，請再離開，否則也是「做一半就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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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中央再協助台北市的過程，面臨相當龐大的阻力，就是北市府屢屢的政治操作和不合作和抵抗的態度，這是環南市場和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因子－我們存在著一群沒有專業只會搞政治的人，在掌握台北市民的生死，但也因為如此，中央仍然還是必須以萬華以及台北市民的福祉為重，台北市一直無法清零，全台灣都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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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中央有許多委屈，面臨地方的對抗態度，和無謂的心理防禦機制，極度的自我中心，讓許多正常的防疫模式和專業態度無法施展，北市府的政治大於防疫，環南市場自治會長嗆林事件就是個例子，該自治會長居然在防疫記者會上，為了柯市府不能被批評，指著立委大罵，然後對著一干部會首長和全台總指揮官噴口水，事後甚至還接受一干媒體訪問，口罩沒戴好，露出鼻子受訪，稱林是在「捧中央覽」，神父必須說，以防疫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一種無知而且危險的行為，那就是一個口罩沒戴好，有感染疑慮的人，在疫區不自覺的進行飛沫傳播，還有旁邊不明所以，不斷叫囂自治會長一脈的群眾，他們完全沒有自己可能遭受感染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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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諷刺的是，台北市長指控這是中央「設局」，台北市副市長發臉書稱是還原過程「想看戲的人應該很失望！」，這些，全都是將他們個人對於他人的猜忌和不理性的妄想，加諸在防疫工作上，本來就已經是防疫失敗，造成了染疫結果，怎麼會想像自己「沒有失敗」然後別人希望來「看起來失敗」？本來就是爛戲一場，大家都看在眼裡，哪來的「設局看好戲」之說？這些不實指控都不用證據的嗎？這群政客疑神疑鬼，懷疑別人都要對自己不利，而不是自己防疫的無能還有對於專業的蔑視與無知，造成萬華攤商和台北人的無謂犧牲，拿他們性命和身家安全開玩笑，他們不是你個人卸責日記裡的句點，也不會是你拿來披在身上保護自己政治利益的屍體的皮，老話一句，把這些發臉書和政治操作的時間用來防疫，萬華的疫情不會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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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第二次篩檢，環南自治會幹事確診，自治會長被列自主管理，不知他現在隔離滿了沒？實在令人捏一把冷汗，更凸顯了他當初行為的錯誤，而且，風險最大的，恐怕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因為他搶他的麥克風，是如此接近口罩，然後嗆完人又拿去用，本身的位置，又站著離自治會長最接近，不是戴了口罩，就能完全遮蔽飛沫從空隙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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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中央面對這些跟防疫無關，根本多餘而且具有風險的事，是多麼的無奈，但神父仍必須說，越到最後的防疫階段，越是艱困而且必須關注的，因為人們往往心態在此時鬆懈，認為「已經沒事了」，接著就開始放任、不積極、省略、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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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偏偏，每一個大規模群聚，都是從一兩例開始的，病毒的傳染力就是這麼強，如果當初北農能早點篩檢，而不是隱匿，環南市場不是篩一半跑掉，而是好好篩完全部的人，萬華茶室不是只關三天，疫調不確實，那麼，今天，或許疫情不會到如此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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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然後控制，控制中的收尾，那其實就是等於擴散的一開始，這時候更加不能放鬆，更加必須嚴謹的對待，這時的加大篩檢範圍，加強匡列管制，是ＣＰ值最高的，是最有效的，最省成本的，因為你只要好好做完篩檢，好好的看管剩下的案例，確保到零為止，完全就能省去大規模感染所造成的醫療資源消耗，只要多做一點，就等於未來的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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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此次也反映了攤商家屬被感染的問題，攤商回去住處，可能傳染給家人，亦可能造成社區傳播，特別是萬華的房子是相當密集窄小的，而且有許多老社區，社區之間的房子，不同戶之間基本上就像是同一棟旅館的隔壁房間一樣，要做好感控十分困難，所以攤商確診，只匡列家屬居家隔離是不夠的，家屬可能滿１４天就當作沒事解隔離，最好的方式，就是儘管確診家屬當下被驗出為陰性，隔離期滿之後，再做一次篩檢，比較安全，對於整體防治社區感染來說，也較為保險．以環南市場為例，第一次檢驗為陰性，第二次變陽性，這個潛伏期和不確定性是存在的，又以環南市場相關的家戶傳染為例，「一對母女經常在環南市場補貨，兩人７月１日ＰＣＲ篩檢確診，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媳婦及一名外傭７月２日接受ＰＣＲ採檢時是陰性，但之後有不舒服的症狀，再度採檢全部確診，且Ｃｔ值都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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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珊珊表示，而這攤商家族也傳染給妯娌，因為該攤商與大哥的太太，兩家人感情很好，常常會去找大嫂聊天，造成大嫂同住家人也因為這樣家戶感染，大嫂家一個兒子、一個媳婦及三個孫子都確診，兩家庭加起來是１２人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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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來看，第二次ＰＣＲ檢驗是發現的時機，被採檢陰性的人，等到有症狀的時候再採檢，相隔５日或７日，陰性仍會轉陽，如果沒症狀或忍者不通報，即有可能解隔以後，繼續傳播，因此，神父認為環南相關個案，被匡列的家屬，應在解除隔離後，篩檢第二次，確保沒事，杜絕社區傳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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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確定這有沒有做，但以神父對面來說，他們家屬一開始是陰性，現在即將解隔離，目前我沒有得到他們要再去篩檢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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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建議，中央繼續接管環南市場，誠如環南攤商所反映的，一切的歷史正在重演，北市府說是零星個案，自治會長保證平安，然後篩檢又開始不確實了，這完全就是「暴風雨前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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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基層攤商說「中央派駐的指揮官王必勝一走，原本執行好好的大規模篩檢就沒了」，這是有道理，我講白了，王必勝就算什麼事也沒幹，坐在那一整天，都有使民眾心安，督促北市府做完防疫工作而不鬆懈的功能，就像一個小屁孩需要一個嚴格的監護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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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指揮中心，陪萬華和台北市走完防疫最後一哩路，我們已經有如此無能的市長，也因此，台北市更需要強力的後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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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的差勁與王必勝的善良，台北市民都看在眼裡，台北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請指揮中心不用擔心，放手去做，台北市民都會做你們的後盾，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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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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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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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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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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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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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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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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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過去與未來］（六之三）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向自家邀請的學者提出問題。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出盤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名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

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1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復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這句話，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2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多個議員相継被控及入獄，而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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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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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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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高等法院）

香港今日社論2020年08月07日(100蚊獅子頭)
https://youtu.be/Dvja5MrhJ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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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近日，先後有兩名印傭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當局追查，發現她們留港待聘期間，最少在4間外傭宿舍逗留過，兩人分別曾與約50名外傭同住。外傭宿舍環境擠迫，這兩個確診個案折射「宿舍」是防疫漏洞，當局必須盡快堵塞，確保滯港外傭健康，避免外傭爆疫而影響本港對整體疫情的控制。數月前，新加坡抗疫原本勢頭良好，但是疏忽了外勞感染，一度釀成危機，本港須引以為鑑，勿重蹈星洲覆轍。外傭宿舍由中介提供，是待聘外傭暫時留宿處所，原本離職外傭只能留港14天，惟印尼及菲律賓疫情嚴峻，她們未能按原規定及時返國，當局容許她們在港待聘，疫情數月下來，這類外傭由留港數日，現在動輒滯留以月計。業內人士說現在約有三四百個外傭宿舍，容納了約6000人留港待聘。

蘋果頭條
內地來港的專家批評，亞博治療設施的醫護以較簡易的深喉唾液檢測武漢肺炎是「太粗糙」，應改用較繁複、醫護須穿全套保護衣的咽喉拭子採樣；連日來又與本港化驗業代表唱雙簧，指本港若要擴大檢測規模，應棄用深喉唾液樣本，改為收集咽喉拭子。民政事務總署隨即宣佈，周五（7日）擴大社區檢測範圍至黃大仙、觀塘、屯門、油尖旺4區46幢樓宇，涉及8.6萬居民；重災區慈雲山慈愛苑5幢樓，居民要自行用棒「撩喉嚨」採樣。區議員質疑政府無充份理由就盲從內地「旨意」，「以後香港醫療制度仲有冇自主？」民政署回覆《蘋果》查詢時承認，社區檢測計劃一直採用了深喉唾液採様方式，但在擴大檢測計劃時，署方「認為可以嘗試採用咽喉拭子的採樣方式」，從中檢視採樣的方法對整體檢測流程、時間和人力資源需求的效果，總結不同採樣方式的成效和經驗。署方拒答有否諮詢本港專家意見。

東方正論
花無百日紅。港鐵昨日公布業績，今年上半年按年盈轉虧，蝕逾三億元，為上市至今首次見紅。曾經首屈一指的香港品牌風光不再，受疫情衝擊還是其次，服務質素每況愈下、大小事故不絕如縷、管理質素良莠不齊才是主因。更須指出，高鐵停駛逾半年，港府須按機制用公帑填氹，意味全民都要為港鐵埋單。無可否認，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口岸交通幾近中斷，禁聚令使市民減少外出，僱員多在家工作，學生亦停課抗疫，直接影響港鐵乘客量及收入，今年上半年總乘客量較去年同期大跌逾三成八，包括本地鐵路客量下跌逾三成三，高鐵香港段客量插水暴跌近九成。

星島社論
第三波疫情久久未能平復，港府為四個高危群組進行逾十萬檢測中，截至昨天零晨共發現有二十四個確診個案，感染率逾百分之零點零二，據悉，港府內部以此推算，估計社區有逾千隱性患者。為追蹤社區患者，政府昨午宣布擴大檢測計畫至黃大仙、屯門及油尖旺，涉及十條屋邨或屋苑，包括已錄得多達二十五宗確診個案的居屋慈愛苑一、二期，以及私樓創德樓、中原樓，計畫為合共八萬六千名居民進行檢測，而當局晚上再宣布為入住職業介紹所住宿設施外傭提供免費檢測。有專家指出，本港陽性比率未必如高風險群組般高，但認為現時確診個案中有四成為源頭不明個案，亦代表「病毒已深入社區」，故政府應加強針對高危地區及群組的檢測。

經濟社評
美國頻頻出「陰招」，最新又宣布擴大「淨網」計劃，全方位封殺中國科網企，並擺出一副不惜與華全面脫鈎的姿態。惟脫鈎過程陣痛，固然會損害中港科企發展，但中國有龐大內需市場撑住，加上積極發展國內大循環，再透過一帶一路助推，可望緩減衝擊；但美國卻因失去全球化好處，令企業和消費者都成受害人。美國淨網計劃原先只針對華為，但聲稱為確保網絡完全不受中方影響，國務卿蓬佩奧宣布擴大淨網範圍，點名針對中資網絡營運商、Apps商店、應用程式、雲端服務和互聯網電纜5個範疇，準備終止跟這些企業合作，並呼籲盟友加入封殺中國科網企。這是華府繼封殺華為5G和迫TikTok賣盤後，又一次針對中國科網企行動，由網絡硬件到應用程式，務求全面封殺中國科網企發展，已完全漠視美企與中國商業有千絲萬縷關係，將中美角力提升至意識形態之爭，出現「逢中必反」，打壓手段可謂橫蠻無理，就算完全破壞自由市場規則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