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街市裝修後重開，人頭湧湧好不熱鬧。

第一代的中環街市，最早建於1842年。旁邊的砵典乍街紀念第一位香港總督——砵甸乍爵士。這個教科書上讀到的名字，今天還變成了酒店的名字（石板街酒店英文名就是Pottinger Hotel）。

19世紀英國所向披靡，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象徵清朝敲起喪鐘。當耆英與砵甸乍於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就《南京條約》換約，砵甸乍遂正式成為香港首任總督。

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也遇上跟清朝一樣的麻煩。1853年，美國艦隊司令Perry率領四首軍艦駛入江戶灣（東京灣），在日本引起的騷動不亞於13年前英國軍艦到達大沽口。

當時手日本民間流傳這首歌謠：

「泰平の眠りを覚ます上喜撰、たった四杯で夜も眠れず」

歌謠中的「上喜撰」，本來是一種京都宇治出產高級綠茶的名稱。由於跟「蒸氣船」的讀音「じょうきせん」一模一樣，用諧音諷刺幕府必須面對現實，不能再裝睡。

歌謠表面說喝四杯「上喜撰」會徹夜難眠，實際上是諷刺四條蒸氣船的到來，從此將令德川幕府不得繼續安眠。

德川幕府面對Perry送來的國書，神態猶如清道光帝手持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第二年，德川幕府在武力的威逼下終於接受美方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

缺口打開後，禍患洶湧而至。至1858年，日本與多國簽定不平等條約。西方國家由此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定租界等不平等權益，除了割地賠款，日本跟中國「享受」同等待遇。

一個民族在歷史或者會經歷多次失敗。失敗並不可怕，日本的失敗雖然帶來各種災難，但以時間為主軸的歷史，給世界上任何民族東山再起的機會。

日本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也是明智選擇。即使定立不平等條約，也不變得一直沉淪下去。

假如清朝迎戰必敗，盡早與英國締結相對有利的和約是否方為上策？

如果根據這一判斷，清朝早就不應抵抗，英國軍艦開到中國海馬上就應該投降。再根據這一個邏輯，戰場上曾經英勇抵抗的將領的血都是白流。

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的奮發。

歷史系舊同學指出，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茅海建教授《天朝的崩潰》是當年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力推的好書，是研究近代中外關係的必備讀物。好多讀歷史的同學、研習近代中國歷史的網友都讀過了。

雖然這是他80年代的論文結集，並早於1995年成書，並不影響40年後的今天重新閱讀的價值。

以前讀高中，「政治腐敗」四個字概括了清朝當時的環境。到底道光皇帝、林則徐、琦善、奕山、耆英對世界認知如何？他們當時立場如何？他們的醒覺與反應，是否能跟上時局變化？關於這些深入的內容，這些年來，我都沒有仔細思考過。

冷兵器對熱兵器，不是士氣問題，不是軍心問題。落伍守舊又迷信無知的民族，在文明利器的摧殘下，根本不可能翻身。每一場戰役的仔細描寫，看到的是驚心動魄血流成河、一次又一次注定速亡。

大量資料佐證目不暇給，好睇過偵探小說。

我自己做功課，節錄了幾千字茅海建式歷史觀。謹摘錄其中一段關於「條約平等」之語，分享各位：

//若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不平等，主要是三項內容：割地、賠款、赦免漢奸。其中釋放英國囚犯合乎當時和現在的國際慣例，至於平等國交，其實是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

另外還有三項規定：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稅制，這些關於經濟貿易條款也比較難界定平等或不平等。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角度來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縛中國貿易發展，不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市場交換的工商經濟；廣州的關稅由官吏和行商操縱，使每一次關稅都成為討價還價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國家無利，這些還要保留？

理論上來說最佳方案是清朝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內部準備主動開放，並在具體做法與國際接軌。但在歷史現實中，這種可能性等於零。

後來歷史證明，西方衝擊了中國舊有模式，民眾的物產和生活為之大受損害，當中有出現前所未有的種種社會經濟現象。表面上作為英國戰爭目的，卻反映了把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企圖，令中國在毫無準備和放被情況下開放。這對中國有不利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擺脫循環新途徑。從短期上觀察，負面作用大於正面效應，以從長期來看，負面再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逐漸生長。

到了20世紀，正面效應遠遠超過負面作用。如果中國開放不是上世紀中葉而是更晚，中國現狀又會怎樣？//

圖：Pottinger hotel，又一間吃環境的餐廳，曾跟歷史系學妹去過打卡。望出去就是石板街，砵典乍街。

這個砵甸乍爵士手段高明，成功履行英國政府的吩咐。比起之前的Elliot要有能多了。至於有幾高明，書本都好詳細。

餘下那些耳熟能詳的清朝大臣名字也不是曇花一現，他們在鴉片戰爭往後的人生至死，都可在《天朝的崩潰》中找到答案。

【以明朝脈絡理解「一場深刻的變革」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據說是自媒體「李光滿冰點時評」發出文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同日獲得政黨軍各級官方頻道集體轉發，被視為中國對內外發出的重量訊息。

〈每〉文可謂深得「大風起於青萍之末，最後去皮見骨」的古風，以吳亦凡、霍尊、趙薇等娛樂圈醜聞入手，展現越多藝人劣行，社會有多需要「深刻的變革」就不證自明。爾後馬上就進入破題：這不是純粹藝人道德問題，「顯然這是一次政治行動，各地都必須從政治高度來認識」。

吳亦凡吃了多少女孩子，只是「大問題」最表面的顯現，吳亦凡是不是賤男根本毫不重要，但相信他在獄中仍然會認為自己是世界焦點。娛人圈只是資本圈的 alter ego，趙薇就是一半變了資本人的個案，問題的上一層是螞蟻、阿里、滴滴這些中國科網巨企，問題再上一層就是「資本」。

明星拍戲拿那麼多錢，他們的錢不是種樹種出來，而是有猛人投資。資本孕育的孩子相繼倒下，預示「資本」將被迫放棄改革開放期間賺到的過多權力。裡面提及「這場深刻的變革也是一次回歸，向著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回歸，向著以人民為中心回歸，向著社會主義本質回歸」，之後矛頭又指向「娘炮」娛樂圈美學、新聞等界別，並稱這些行業有很多都成了「崇拜西方文化」的陣地，並且充滿既視感地許諾了一個光明未來，那個未來世界的貧富懸殊已大為改善、發展的紅利能夠分享給平民，甚至沒有人可以私自補習而在學習上特別高人一等。

小朋友補習，是否對貧困同學不公平？然而這一切都是順理成章，因為改革開放的結果是「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他們富了就自然會去投資、去投機、去鑽營、去高人一等，他們的孩子也自然獲得比其他人多的資源。雖然補習行為現在被嚴打，但要去除所有強弱懸殊，只能手術式進行。而改革開放最革命性的地方是，中國人一度放棄了一度最重視的平等主義德性，容許「不平等」重新進入中國，重新啟動對外溝通和經濟發展。

人類很怕改變，中國人也「安土重遷」，所以文章重申「不搞殺富濟貧」，但「回歸社會主義初心」確實在進行中，最後作者打出最後的同花順：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環境……美國正在對中國實施……軍事威脅、經濟及科技封鎖、金融打擊、政治及外交圍剿，正在對中國發動生物戰、網絡戰、輿論戰、太空戰，力度越來越大地通過中國內部的第五縱隊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變革」是為了甚麼？看來是為了準備一場決鬥。

近月中國政府對各地發出的指示，總是有很多關於「風險管理」、「監管」、反對「不正當競爭」等等。政策語言還是要維持，一般人聽不出想但又不能說白的話，正好由〈每〉代言。索羅斯最近就談到事實上是「美國投資者控制中國家教產業」。

如果說「世界秩序」有份幫助改革開放，但也有人會認為這種輸入而來的「繁榮」是毒藥，這最終會令中國變成南美洲失敗國家，成為永續依賴國際資本的依賴國，隨著資源不再自主，政治也不可以自主。現在中國試圖「自力更生」。為甚麼？因為美國早就啟動了相應措施，也啟動了中國的危機感。香港在《逃犯條例》以來的一切，最後也簡化為「一次對抗美國顏色革命的鬥爭」。大格局的徵象就是兩大國之爭，香港也這樣「被解釋」為一切的頭盤。

美國失威地撤出阿富汗終於完成，台灣有評論認為美國持續多年貫徹撤軍，代表一種美國不再大手筆扶持「海外秩序」的趨勢，一個國家想美國的風吹入來，就要交保護費。兩個敵對的強國在收保護費的動向都是不謀而合的。所以知名港商才會表示自己在中國賺到的錢，沒有入自己口袋，都有拿去做善事 (為國家分憂)，都是一樣的事。

神界打翻一杯水，可能在人間觸發一場種族滅絕大洪水。這些古代寓言也是在講國際政治。美國發生了一些對她自己 insignificant 的改變 (拜登相當氣定神閒)，對中國來說卻是決定國運的生死之戰，然後整個現象最後才波及香港。基於國家意志的敘述需要 (敘述是為了動員並為因時制宜創造依據)，在一個中美激烈交火的故事中，需要「顏色革命危機」和內奸角色，19 年香港在眾人眼前灑出的熱血，遭冰冷演繹為美國圖謀一部份。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最後去皮見骨」的概念實際上引述自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對明朝官僚之間鬥爭方法的觀察：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

在程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採取第二步。而且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裏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書裡也有談到明朝皇帝不斷與自己的經濟政策進行命運般的生死搏鬥。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社會底層，這導致他很痛恨官員，在經濟上他也想中國回到《四書五經》那樣的質樸世界，只有農業生產而沒有投機取巧。想像中的太古世界肯定更容易治理，所以才會吸引到朱元璋，他做皇帝之後生活也相當節儉。

朱元璋曾在底層打滾肯定也通曉世情，知道經濟極盛時會產生很多取去皇帝權力的集團。所以朱元璋有一系列打擊「奸商」的鐵拳，導致朝廷相對富裕，這些錢落入後來奪權的成祖手中，可以支撐其一系列大動作政策 (包括戰爭經費)。海禁、官鹽換商米、支持農業、戰略資源由朝廷專營等重農抑商政策仍然推陳出新。

對於明朝政府，經濟繁榮首先會帶來「歪風」，是政府的挑戰，而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即使是如此嚴格控制下，明朝經濟還是因戰爭長期停止而火速爆發，官員、商人、豪強對人民的巧取豪奪又再開始蔓延，各種「歪風」又再蠶食社會。

明朝的經濟成就掩蓋了她有一些矛盾的經濟政策思想 (雖然矛盾的東西也可能也是管用的)，貫穿明朝的是對於「資本」的負面態度 (即使無法完全阻止繁榮地帶的「墮落」)。在思想史上，就投射於李贄一章關於宋明理學中對「私」和「公」的道德化褒貶。

傳統道德始終無法肯定人們「私」那一面，那麼在經濟上也會傾向否定那些代表人們私人利益的各種集團。明中後期很多地區被評為「奢靡」，那些地區的人認為自己「生於極盛之世」，朝廷卻肯定不是這麼看，朝廷看到的是豪強千方百計逃稅成功，並且招搖過市，這些人滋生了君主心力交瘁的黑暗。

作為文人李贄也過得很舒服，但他對傳統道德其實很真誠，理學的小紅書明明教誨君子應該身心儉樸，盡量貼近「仁」或者「道」，但他明明受惠於改革開放而過很舒服，內心也充滿各種私慾，李贄敏銳地察覺到自己每一秒的存在都是「政治不正確」，所以李贄在矛盾和壓力之下主張回歸「童心」，就是「回到人的初心」。

黃仁宇卻是那麼評論李贄的：

「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以明朝脈絡理解「一場深刻的變革」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據說是自媒體「李光滿冰點時評」發出文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同日獲得政黨軍各級官方頻道集體轉發，被視為中國對內外發出的重量訊息。

〈每〉文可謂深得「大風起於青萍之末，最後去皮見骨」的古風，以吳亦凡、霍尊、趙薇等娛樂圈醜聞入手，展現越多藝人劣行，社會有多需要「深刻的變革」就不證自明。爾後馬上就進入破題：這不是純粹藝人道德問題，「顯然這是一次政治行動，各地都必須從政治高度來認識」。

吳亦凡吃了多少女孩子，只是「大問題」最表面的顯現，吳亦凡是不是賤男根本毫不重要，但相信他在獄中仍然會認為自己是世界焦點。娛人圈只是資本圈的 alter ego，趙薇就是一半變了資本人的個案，問題的上一層是螞蟻、阿里、滴滴這些中國科網巨企，問題再上一層就是「資本」。

明星拍戲拿那麼多錢，他們的錢不是種樹種出來，而是有猛人投資。資本孕育的孩子相繼倒下，預示「資本」將被迫放棄改革開放期間賺到的過多權力。裡面提及「這場深刻的變革也是一次回歸，向著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回歸，向著以人民為中心回歸，向著社會主義本質回歸」，之後矛頭又指向「娘炮」娛樂圈美學、新聞等界別，並稱這些行業有很多都成了「崇拜西方文化」的陣地，並且充滿既視感地許諾了一個光明未來，那個未來世界的貧富懸殊已大為改善、發展的紅利能夠分享給平民，甚至沒有人可以私自補習而在學習上特別高人一等。

小朋友補習，是否對貧困同學不公平？然而這一切都是順理成章，因為改革開放的結果是「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他們富了就自然會去投資、去投機、去鑽營、去高人一等，他們的孩子也自然獲得比其他人多的資源。雖然補習行為現在被嚴打，但要去除所有強弱懸殊，只能手術式進行。而改革開放最革命性的地方是，中國人一度放棄了一度最重視的平等主義德性，容許「不平等」重新進入中國，重新啟動對外溝通和經濟發展。

人類很怕改變，中國人也「安土重遷」，所以文章重申「不搞殺富濟貧」，但「回歸社會主義初心」確實在進行中，最後作者打出最後的同花順：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環境……美國正在對中國實施……軍事威脅、經濟及科技封鎖、金融打擊、政治及外交圍剿，正在對中國發動生物戰、網絡戰、輿論戰、太空戰，力度越來越大地通過中國內部的第五縱隊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變革」是為了甚麼？看來是為了準備一場決鬥。

近月中國政府對各地發出的指示，總是有很多關於「風險管理」、「監管」、反對「不正當競爭」等等。政策語言還是要維持，一般人聽不出想但又不能說白的話，正好由〈每〉代言。索羅斯最近就談到事實上是「美國投資者控制中國家教產業」。

如果說「世界秩序」有份幫助改革開放，但也有人會認為這種輸入而來的「繁榮」是毒藥，這最終會令中國變成南美洲失敗國家，成為永續依賴國際資本的依賴國，隨著資源不再自主，政治也不可以自主。現在中國試圖「自力更生」。為甚麼？因為美國早就啟動了相應措施，也啟動了中國的危機感。香港在《逃犯條例》以來的一切，最後也簡化為「一次對抗美國顏色革命的鬥爭」。大格局的徵象就是兩大國之爭，香港也這樣「被解釋」為一切的頭盤。

美國失威地撤出阿富汗終於完成，台灣有評論認為美國持續多年貫徹撤軍，代表一種美國不再大手筆扶持「海外秩序」的趨勢，一個國家想美國的風吹入來，就要交保護費。兩個敵對的強國在收保護費的動向都是不謀而合的。所以知名港商才會表示自己在中國賺到的錢，沒有入自己口袋，都有拿去做善事 (為國家分憂)，都是一樣的事。

神界打翻一杯水，可能在人間觸發一場種族滅絕大洪水。這些古代寓言也是在講國際政治。美國發生了一些對她自己 insignificant 的改變 (拜登相當氣定神閒)，對中國來說卻是決定國運的生死之戰，然後整個現象最後才波及香港。基於國家意志的敘述需要 (敘述是為了動員並為因時制宜創造依據)，在一個中美激烈交火的故事中，需要「顏色革命危機」和內奸角色，19 年香港在眾人眼前灑出的熱血，遭冰冷演繹為美國圖謀一部份。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最後去皮見骨」的概念實際上引述自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對明朝官僚之間鬥爭方法的觀察：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

在程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採取第二步。而且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裏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書裡也有談到明朝皇帝不斷與自己的經濟政策進行命運般的生死搏鬥。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社會底層，這導致他很痛恨官員，在經濟上他也想中國回到《四書五經》那樣的質樸世界，只有農業生產而沒有投機取巧。想像中的太古世界肯定更容易治理，所以才會吸引到朱元璋，他做皇帝之後生活也相當節儉。

朱元璋曾在底層打滾肯定也通曉世情，知道經濟極盛時會產生很多取去皇帝權力的集團。所以朱元璋有一系列打擊「奸商」的鐵拳，導致朝廷相對富裕，這些錢落入後來奪權的成祖手中，可以支撐其一系列大動作政策 (包括戰爭經費)。海禁、官鹽換商米、支持農業、戰略資源由朝廷專營等重農抑商政策仍然推陳出新。

對於明朝政府，經濟繁榮首先會帶來「歪風」，是政府的挑戰，而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即使是如此嚴格控制下，明朝經濟還是因戰爭長期停止而火速爆發，官員、商人、豪強對人民的巧取豪奪又再開始蔓延，各種「歪風」又再蠶食社會。

明朝的經濟成就掩蓋了她有一些矛盾的經濟政策思想 (雖然矛盾的東西也可能也是管用的)，貫穿明朝的是對於「資本」的負面態度 (即使無法完全阻止繁榮地帶的「墮落」)。在思想史上，就投射於李贄一章關於宋明理學中對「私」和「公」的道德化褒貶。

傳統道德始終無法肯定人們「私」那一面，那麼在經濟上也會傾向否定那些代表人們私人利益的各種集團。明中後期很多地區被評為「奢靡」，那些地區的人認為自己「生於極盛之世」，朝廷卻肯定不是這麼看，朝廷看到的是豪強千方百計逃稅成功，並且招搖過市，這些人滋生了君主心力交瘁的黑暗。

作為文人李贄也過得很舒服，但他對傳統道德其實很真誠，理學的小紅書明明教誨君子應該身心儉樸，盡量貼近「仁」或者「道」，但他明明受惠於改革開放而過很舒服，內心也充滿各種私慾，李贄敏銳地察覺到自己每一秒的存在都是「政治不正確」，所以李贄在矛盾和壓力之下主張回歸「童心」，就是「回到人的初心」。

黃仁宇卻是那麼評論李贄的：

「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