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教書的事情說到哪？

其實我要說的，大概就是總體而言，教育吃經驗，沒別的。一種米養百樣人，你累積了上千樣本，各式各樣的學生都會碰過，就會抓到上下限，自然會比較清楚大方向怎樣最好。

對新進教師的建議喔，我個人是沒辦法給太深入，當代理也就這樣，但如果你想要在教育界打下一片天地，請多跟主任、校長聊天。

不是要你去諂媚，是去了解整體教育的狀況，這些老前輩都一樣，經驗多才會跟你講實話。我常去跟前輩聊天，還要丟話題出去，像是教改會第幾屆，那個誰弄了什麼，然後教育部不同意……素養教育的XX科，是國教院的誰誰誰主導…

教育的主體是人，當你有這些經歷，前輩才會曉得你「踏進那扇門」，開始當你是對等的對象抬槓，你才會打開新世界。

這個新世界就跟產業界一樣，你努力夠多夠深，才會知道產線上哪個是關鍵，哪個人才厲害，老闆為何去買了那鬼東西。

不付出努力，只覺得世界都在卡我，就會憤世嫉俗，最後變成都資本家的錯、都李遠哲的錯。

你是普通人就算了，身為教育界的對這些還不清楚就很糟糕。雖然糟糕也是可以當個好老師，但你就是個體，茫茫師海中的一份子，不求功也不求過，但求問心無愧到退休，這也可以。

若你想要改變教育，領導這個業界，那就去考主任、校長，沒站在那個起跑線，誰會鳥你？為何今天要聽一個菜鳥領導全國教育？

前幾篇提過，好的老師知道學生人生就這一次，所以教書會很保守，採取安全路線，至少不要教壞。你提出的改變，如果不基於現狀，只是照著書本跟國外案例，就覺得非改不可，那絕對行不通。

我年輕時以為是所有教師跟從業者在阻擋，後來才曉得阻擋的是系統本身，系統看的是整體會不會崩潰，如果改革的代價會有高機率崩潰，那麼就不會讓你改。

教改有沒有讓系統崩潰？沒有，因為實際上教改就不是某個人幹的，是整個系統運作的結果，只是被政治拿去宣傳，用來嚇你騙你，說選他才會教育好。上一個想要撥鐘向後的叫做馬英九，教育界有誰鳥他恢復聯考？

就算要恢復聯合考試的制度，也必定是基於現狀，逐步去改變改回去。當初聯考要修掉，是因為不合現實，當年的環境已經需要改變考招制度，所以就改。今天你要怎樣扭回去？看的是個人還是整體？請多想想。

講多了也煩，我希望年輕朋友可以理解，經驗無比寶貴這句話，不要動不動就覺得「我們走錯了，應該要扭回正途」。你的正途是什麼？這必須要嚴謹定義，我見過太多認為社會應該要那樣這樣、這樣那樣。

為何？為何你說的是對的？可不可以給一個理由？

答不出來，其實我知道為何，當過老師後，看自己學生從那個天真無邪可愛純真（？！），上大學後開始接受社會教育，就知道為何了。

大多都是教授告訴你，媒體告訴你，同儕告訴你。

但教授不會跟你說，他自己也沒去工廠手動線做過兩天，媒體不會說他們有意識形態，同儕也不會承認自己比你還蠢。

請年輕朋友記得，現狀的運作是存在，那麼這就是真實，而且必定是有效。只是，為了這個有效，要付出多少代價，威權年代是我們外省人佔據優勢，在經濟、社會文化資本上容易累積，所以這個有效建立在族群的不公平上。

打掉重練，一定有得利者跟損失者，但你要怎樣確定，既得利益跟蒙受損失者，必定哪一方正確或錯誤？所以絕對不要站在雞蛋那邊，也不要認定高牆那邊就是錯的。

任何事情都要成本，只是成本是金錢還是時間，有形還是無形。

不需要代價的改革一定是騙人的，都是別人承擔損失的改革必定有鬼。因為社會是連動的，在民主國家中，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不可能有單單某人某族群損失，其他人都獲利這回事，怎樣評估損益，這就是現代政治。

高喊正義是很廉價的，分析成本是很麻煩的，這才是人人愛高喊正義的原因，所以我們才會得到一堆說幹話的政治人物。

總之，回到教育上，我是希望不管家長或是老師，都多想想。

為何到最後，我們都會說
「每天寫一點，每天讀一點，持之以恆，養成習慣」

因為這就是真理，你不需要為反而反。

讀書沒有捷徑，凡事都需要成本。

那些用奴性貶低紀律者，通常自己就是秩序的破壞者，以吸食物體崩潰爆炸時外擴的能量為食。

克蘇魯邪神？你說對了。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這幾年我常遇到的孩子，年紀大概是小學到大學之間，家長大約是五到七年級生，這一代的家長，真的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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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上有「世代效應」一詞，說的是不同世代的人，因為成長的大環境不同，所以人格特質也會不同。如果以十年為一個世代的話，或許五到七年級，這30年之間的變化，還不及這近10年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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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10年前，我是實習心理師的時候，曾與家長聊到，要盡可能控制孩子使用3C產品的時間，但在10年後，3C產品早已滲透進我們的生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手機與電腦，如果你也像我一樣，手機不在身邊，或者網路比較慢一點，就感到焦慮或煩躁的話，我們要如何與孩子談控制3C產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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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所帶來的不只是娛樂活動變多，孩子所接觸到的資訊量也越來越大，不管好的還是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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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 #孩子的思考方式、#學習方式、#同儕互動方式，還有 #對待父母師長的方式，都會「越來越不像我們原本的認知」雖然跟我們一樣是念小學到大學，但在校學習的方式、課後的活動、升學的學制等，都需要家長進一步熟悉與學習，也要調整自己的教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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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你一定會問我為人父母，我們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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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議面對這一代的孩子，#家長是需要適應的，畢竟所遇到的狀況可能在我們的經驗之外。有些家長會說：「騙我沒讀過小學/中學/大學呀？」，是的，你讀過，但現在孩子所遇到的狀況，我們還真沒遇過。​
​
在世代效應之下，一個新經驗的出現，代表著背後有一連串的改變需要被了解。​
以學制為例，可能代表著讀書與做學問的方法不同了、可能代表著社會對於人才或好學生的定義不同了、可能代表著各個產業對於人力的需求類型不同了，而出現了像是推徵、學測...等方法。或許這些方法有不完善之處，但總歸來說，因為跟以前不一樣，讓家長感到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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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說，或許這是個焦慮的時代吧！不過，只要有新東西出現，對於已經學好某一些知識的人來說，就會感到焦慮，想想我們的父母，不也擔心我們看太多電視、玩太多電玩、看太多漫畫而「學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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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家長需要的準備之一「不斷的擴張自己的經驗」追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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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當了父親之後，開始感到這樣的衝擊。原來要當一個理想中的爸爸，好不容易喔！我必須犧牲好多自己的時間、必須改變好多的生活習慣、必須與太太溝通好多教養上的觀念，必須…承認自己好像有時候當不好爸爸。​
​
在此我也想提醒各位家長，當我用力宣傳著要理解孩子的困難時，也請你溫柔的擁抱自己吧。​
我相信，只要有心，孩子會覺察到我們的調整，也會給予回應。​
​
--本文節錄自我的著作《你的孩子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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