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戡發文指出，某臺大教授的著作有多處抄襲，我看完之後十分駭然。因為張亞中老師曾對蔡英文的論文事件發表評論：「倫敦政經學院不是正規大學」，著實是金玉良言啊！現在張總校長是不是也會發出正義的怒吼：「臺大出這種教授，不是正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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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話，還真的虧大了，因為我才剛拿到畢業證書誒！早知如此，要選最正規的孫文學校就讀。不過似乎不必多慮，前述所指臺大某抄襲教授正是張亞中本人，張總校長是不會自我批評成非正規教授的。心中大石瞬間卸下，所以我拿到的，應該還能算是正規證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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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李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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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中，你抄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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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中1998年出版《兩岸主權論》（台北：生智文化，1998）一書，不止一次抄襲楊永明1996年發表在《政治科學論叢》第七期的論文<民主主權：政治理論中主權概念之演變與主權理論新取向>。關於證明抄襲的方法論、抄襲者慣用的掩蓋手法和心態，我在《蔣介石日記的濫用》（被中共查禁）裡做了充分論證。現在我用這些方法，來還原張亞中怎麼抄襲楊永明，而且還抄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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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主權論》第9到10頁，張亞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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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百科全書亦將主權定義為「一個國家獨立於其他國家之外，且於法律上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以及國家對其領土和人民的政府權力享有最高性，與排他性的管轄權」。【注釋是「Helmut Steinberger, “Sovereignty”, in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stallment 10.,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and Company, 1987), pp.397-418, at pp.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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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引文，和楊永明<民主主權>頁144的段落幾乎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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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百科全書定義主權為「一個國家獨立於其他國家之外，且於法律上不受其他國家的滲透影響，以及國家對其領土和人民的政府權力的至高性和排他性的管轄權」【注釋是「Helmut Steinberger, “Sovereignty,” in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Law, op.cit., 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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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明和張亞中都引用了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的內容，不過楊永明漏寫了書名中的Public一字，我們翻開這本書第404頁，可找到楊永明引文對應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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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overeignty now meant a State's general independence from and legal impermeability in relation to foreign powers, and the State's exclusive jurisdiction and supremacy of governmental powers over the State's territory and inhabi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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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明明出現在百科全書第404頁，而非第403-404頁，為什麼張亞中會寫成「pp.397-418, at pp.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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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這個「兩段式頁數」的寫法，正好出現在楊永明論文頁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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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區分起見，學者稱描述國家內部的主權概念為「內部主權」（或「國內主權」），而在國際法上的應用則被稱為「外部主權」（或「國家主權」）。【注釋是「See Helmut Steinberger, “Sovereignty,” in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Law, Rudolf L. Bindscdhedler et al ed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and Company, 1987), pp.397-418, at pp.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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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翻開百科全書，果然分別在第403和404頁看到「external sovereignty」（外部主權）和「internal sovereignty」（內部主權）的用法，說明楊永明的注釋沒問題。奇怪的是，楊永明這段引文，也出現在張亞中《兩岸主權論》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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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區別主權的概念為「內部主權」與「外部主權」，前者指的是描述國家內部的主權；後者指的是國家主權在國際法的運用。【注釋是「Helmut Steinberger, “Sovereignty”, in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p.cit., 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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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張亞中抄錯行了！張亞中根本沒看過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這本書，他這兩個出處，都是直接抄襲楊永明。名詞解釋那段，張亞中為了掩飾抄襲痕跡，故意在楊永明翻譯的引文裡改動數字，例如他省略了「滲透」兩字，殊不知這樣一省略，嚴重扭曲原意。換句話說，如果張亞中親自翻過百科全書，根本沒道理漏掉這個字。張亞中改動完楊永明翻譯的引文後，以為大功告成，在抄注釋的時候，卻不小心抄錯行——他該抄的是頁404，卻抄成了楊永明的另一個注釋頁397-418和頁403-404。另外，「內部主權」和「外部主權」那段，張亞中本來該抄頁397-418和頁403-404，卻抄成頁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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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此之外，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8的引文「國家在其範圍內有宣稱不受其他限制和控制的自由，則必須同樣承認其他國家在其範圍內也有相同的自由。」【注釋是「F. H. Hinsley, Sovereignt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6), p.158.」】這段話和楊永明<民主主權>頁144「國家在其範圍內有宣稱不受其他限制和控制的自由，則必須同樣承認其他國家在其範圍內也具有相同的自由」只有一字之差，在張亞中自稱看過原文的情況下，他的中文翻譯和楊永明翻譯的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將「具有」換成「有」，顯然構成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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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樣道理，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20的段落「國際法學界也開始強調民主制度是一項逐漸成形的國際規範，「民主統治」被強調為國家與政府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之一。」【注釋是「Thomas Frank, “The Emerging Right to Democratic Govern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6, No.1 (Jan. 1992), pp.46-91.」】這段話，張亞中抄自楊永明<民主主權>頁147的段落「國際法學界也開始強調民主制度是一項逐漸成形的國際規範，民主統治（democratic governance）被強調為國家及政府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之一。」【注釋是「Thomas Franck, “The Emerging Right to Democratic Govern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6, No.1 (Jan. 1992), pp.46-91.」】張亞中除了把「及」換成「與」，其他地方一字不漏照抄楊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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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樣道理，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20-21的段落「更有學者指出政治參與權已經成為一項普遍性原則，應該受到國際法的保障。」【注釋是「Gregory H. Fox, “The Right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1992), pp.539-607.」】這段話，張亞中抄自楊永明<民主主權>頁147「福斯（Gregory Fox）更指出政治參與權（political participation）已經成為一項普遍性權利，而應該受到國際法的保障。」【注釋是Gregory H. Fox, “The Right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1992), pp.539-607.」】張亞中除了把「權利」改成「原則」，其他地方幾乎照抄楊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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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引用的文獻不是自己親手翻閱、而是從別人文章看到的，一定要加上「轉引」兩字，否則就是抄襲。這五個案例中，張亞中在注釋裡除了交代文獻來源，後面全都該加上「轉引自楊永明，<民主主權：政治理論中主權概念之演變與主權理論新取向>，頁XX」，但他都沒有。張亞中讀了兩個博士，必定了解學術規範，卻仍故意為之，有何資格動輒以「張老師」姿態教育別人？光是在《兩岸主權論》的其中一章，張亞中就有五個注釋抄自楊永明。有了這項紀錄，我很好奇張亞中在《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台北：揚智文化，1998）書裡引用的大量英文文獻，以及在《德國問題：國際法與憲法的爭議》（台北：揚智文化，1999）書裡使用的大量艱澀冷僻的德文文獻，其中有多少處可能有類似這樣的行為？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Regime & Redeem］（六之一）

一年前的七月一日，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當日被指開着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電單車撞向警方防線的唐英傑，被還押一年後，成為第一宗涉及港區國安法開審的案件。

唐被控告三項罪行，包括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等。一年來，大家都疑惑，究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這天下午，香港的高等法院開展了相關討論，先由代表控方的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作供。

審訊以英語進行，律師及法官均以英語交談，唯劉智鵬以廣東話作供，由法庭翻譯來回傳譯。這天擔任翻譯崗位的是一位中年男士，頭髮稀疏，圓臉，戴着黑色框眼鏡，穿着質料較軟的深黑色黑裝。劉智鵬作供時坐下，翻譯全程站立於劉身旁。

翻譯員說話抑揚頓挫，部份句子尾音拉高。談到「光時」口號原創人梁天琦的主張，劉智鵬引述梁5年前的立法會補選參選單張，內裡提及「港人的自治和獨立身份在97後被港共政權催毁」。翻譯先生說到兩個英文字autonomy和independently, 那個 “me”及 “lee”的尾音都拉得特別高音。

法庭審訊，經常涉及刑事案件，或民事追討，但談及國家身份認同，又涉及到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的學術概念，在法庭較少出現。一些涉及歷史或社科範疇的英語詞彙和其讀音，都似乎難倒了翻譯先生。

控方專家證人的劉智鵬，頭髮微曲，結上藍色花紋領呔，穿深灰色西裝，腳踏尖頭皮鞋，他以廣東話解釋：「在歷史的語境中，『光復』某種嘢呢，表示從正統政權的角度出發。」

「正統政權」如何翻譯呢？翻譯先生延誤了好一會兒，差不多要吐出一個P字頭的英語，說出口不到一半，劉智鵬就提示應為 “legitimate”, 這個詞彙在社科領域常出現，有「獲授權」「合法性」的意思。

談到梁天琦的政見，劉智鵬指他理解梁認為香港住民是原生族群。翻譯先生懂得用「原住民」的英語　“indigenous”, 但把此字讀為individual 的頭段發音，後段拉高了尾音，變成indi-genius. 翻譯先生讀了幾次，最後審此案的三名法官的唯一男法官陳嘉信出口糾正，讀音應為inD-genous, d的發音應為「啲」，重音放在前段。

劉智鵬亦提到，他認為中國歷史中，自三國時代到現代中國，「光復」一詞意思沒有變，有恢復落入敵人或異族領土的意思。「香港咁既情況底下，等同於畀敵人或外族佔據了。因此光復香港提出時，香港政府是敵人控制的政府，或者不是我地國家底下的政權政府。」

翻譯先生先把「異族、外族」譯為「barbarians」, 在座的記者面面相覷，因為babarian有「荒蠻」意思。不久，翻譯先生自我修正，說他想了想，「異族、外族」應為　“foreign ethnic group＂.

一個人是否有罪，是否要被長期關柙的命運，涉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的意思上。字眼使用變得很講究，審訊時，法官表示也有聽不清楚的時候。疫情之下，口罩與防飛沫隔板，把文字都化成了不清晰的發音。

劉智鵬提到「光復」有英語之中Restore, Recover, Revive的意思。又指漢語的歷史角度，基本上是關於恢復拿回失去的國土、政權、城市。翻譯到「政權」一字，翻譯先生說了“Regime＂.

忽然，三名原來在席上平排而坐的法官，忽然同時把其坐着的有輪辦公室座椅向後推，三個戴了假髮的頭黏在一起，低聲討論了十數秒，然後又忽然，三個假髮又彈開回到隔開一米的席上平排着。

陳嘉信法官說，他聽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有提及“Redeem”一詞? 原來他把“Regime”聽為“Redeem”, 在席的另一名法官也附和，表示自己也聽到“Redeem”.

翻譯先生說不好意思，認為是自己戴的口罩有點厚，說會試找一個較薄的口罩來戴。

另一次，杜麗冰、彭寶琴及陳嘉信三位法官，一起聚頭商討另一點，則是陳法官感到有疑問。陳官問到，劉智鵬提及「光復」時有兩個解釋，一，代表政府落入敵人控制；二，代表「不是我們國家底下政權的政府」。

主控追問，不是我們國家，那個我們國家是甚麼？劉智鵬答：「即係中國」；落入敵人手上的國家政府又指係咩呢？劉答：「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

陳法官除下口罩，其粗黑的眉毛上下跳動着說：「我不太能跟隨討論，特別係第二部分。」然後三個法官的頭部又黏起來，討論了一會。陳法官問，究竟「光復」引伸到的兩個解釋，是兩類不同的概念，還是相同概念的兩種解釋？

劉智鵬說，讓他詳細一點解釋：「光復某種嘢呢，表示正統政權角度去出發。光復香港這句話，提出的人，講說話的人擺咗係一個正統位置，然後去斷定佢面對政府係不正統、不合法既。因此係敵人或者外族控制的政府。」

「而把香港放入去理解呢，就係當時就係畀敵人去控制咗這個政府。講嘢既人覺得，香港政府是一個敵人政府。香港政府主權國中國人民共和國，講嘢既人認為係非法擁有香港這個城市。因此講嘢既人同時認為，香港這個地方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講嘢既人」在審訊後期，由一個抽像概念，變成一個實際存在的人。審訊後段，控方播出幾段梁天琦的錄影片段，那是2016年在沙田舉行的立法會新東補選造勢晚會。

劉智鵬承認，「光時」原創者乃是現在關押於監獄，因為2016年旺角騷亂而被判暴動罪成坐牢六年的梁天琦。

控方以梁天琦立法會的宣傳單張，及其立法會造勢晚會片段去「解釋」光時的意思。片段攝於5年前，在法庭上播放。忽然，原木裝修的法庭，時光倒流到2016年，年輕的梁天琦在站台，他的背景有八隻大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紫色的藝術設計字體，配上白色背景，梁天琦穿着寶藍色的hoodie, 卡奇色西褲，戴着圓型眼鏡發言。

梁天琦提到，「當我地掌握了天下的時候，我哋就是做香港主人，冇人再可以打壓到我地......選票就係子彈，這句是Malcolm X講，我地冇槍冇炮，手上選票就是政治版圖變革改革的一仗。只要用你們手上一票，就可以推動香港變革，要去打敗極權政府，靠你手上一票。過去投票，你會覺得選舉只係選一條友入去（立法會）。今日你投票（給我），你選個痴線佬入去，沒錯，很多記者問我會唔會（在立法會）打人呀，我真係冇底線架，我痴線架。」現場觀眾拍掌、喝采。

劉智鵬說，梁天琦的意思是，把選票等同「武器」，「進入立法會後，終極目的是要改變政權，掌握政權，而梁認為，政權係屬於佢所講『我哋既香港人』，某程度上用選票推翻政權為目的」。

主控官再問劉智鵬，梁天琦有沒有鼓吹香港獨立的意思？劉智鵬回應：「可以咁講。」

這天站在犯人欄的「港區國安法」第一被告唐英傑，還押至今已一年，犯人欄裡共有三名穿着綠色懲教署制服的職員押解着他。廿來歲的唐身型茁壯，穿着藍色西裝外套，黑色上衣，戴黑框眼鏡。他全程戴着耳機，聽着翻譯員的廣東話傳譯，時而低頭寫點甚麼。當播放到梁天琦的片段，唐聽得入神。

這天下午，主控發問時段較多，劉智鵬也有承認，「革命」一詞的定義，不只是使用在政治上的，例如「工業革命」，「科學革命」便不一定和政治有關。但他認為，西方Revolution用字和漢字不同，「革命這個詞在中國有很長歷史，由商周時期到晚清年代，無乜變過，基上都係指推翻現政權及取而代之。」

「而在中國應用上，『革命』一詞主要是政治上的，包括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劉說，字典解釋「革命」的政治含意排第一，「因此革命在漢字和漢語由古到今是不會被想到政治以外的課題。」

劉智鵬代表控方擔任專家證人，下周一繼續作供；而辯方的專家證人有兩位，分別為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及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兩人今天亦有到法庭，獲安排坐在法庭律師團後的位置。兩人稍後會作供，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出其專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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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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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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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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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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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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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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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控方專家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離開高等法院）

修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不能忽視原住民族的狩獵權
～高金素梅2020.04.15

今天，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針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修訂，進行審查。
由於對修法條例第四條有關槍枝的制式和非制式定義問題，我有不同的看法，引發了委員會的爭議和討論。

我認為現在修法版本中的非制式槍枝定義，會對原住民在狩獵時所用的獵槍造成合法性的問題，主張應予以保留，進行協商。後來，內政委員會同意將第四條修法條款和第20條攸關原住民獵槍使用權利的條文，併案協商。

蔡英文總統雖然早在2016年就向台灣原住民族道歉，但從今天修法審查的過程看來，這個道歉並沒有落實。因為，維繫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的獵槍所有權問題，仍然在原住民的憂心和法條漏洞的陷阱間徘徊，這是政府忽視原住民族文化所導致的困境。

今天內政委員會的併案處理決議，只是一個過渡性的解決方案，因為我不是內政委員會的委員，我無法反對這個方案。

我認為：要解決原住民族狩獵的問題，必須從尊重原住民族狩獵的文化根本出發，讓原住民獵人的獵槍使用規範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脫鉤。而我也要求，一個月內原民會要會同內政部和文化部，參考其他國家原住民狩獵法令，制定原住民族傳統狩獵的專法。

薛智仁：佔領行動若判刑 視同限縮言論自由

薛智仁認為，公民不服從應該是指涉「道德正當性」的行為，不該將道德跟法律混淆。薛智仁指出，這定義並不排除合法性，合不合法，應該視個案去判斷，但也不能直接認定為阻卻違法事由，道德正當性也不該逃避刑事追訴，甚至有人將審判程序也當成抗議活動的一個環節。

薛智仁認為，抗議者主張總統馬英九毀憲亂政，必須去考量，到底是個別違法行為，或確實是破壞憲政秩序。若考量中國確實有並吞台灣意圖、也非民主體制，總統卻仍在兩岸事務上排除民主體制監督，並主導服貿獨裁審查，的確可能是破壞憲政。但薛智仁也認為，仍應該嘗試釋憲，如果沒有試過就認為釋憲無效，那抵抗權行使的正當性就減弱。

但回到318佔領運動可能面對的法律責任，薛智仁指出，必須考量判刑對於言論自由的影響程度。他認為這等同於剝奪國民參與、監督國家重要事務的可能性，在行政院刻意迴避監督、國會失靈的情況下，判決視同切斷少數政治言論監督政府的管道，影響不亞於限制表達監督政府的言論自由。

http://pnn.pts.org.tw/main/2014/05/01/%E5%85%AC%E6%B0%91%E6%8A%97%E7%88%AD%E8%88%87%E4%B8%8D%E6%9C%8D%E5%BE%9E%E9%81%8B%E5%8B%95%E7%9A%84%E6%B3%95%E5%BE%8B%E8%A9%95%E5%83%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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