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淑媞

1、國際疫苗種類「足夠」
2、因為足夠，更嚴謹
3、嚴謹的定義：至少，完成第三期臨床試驗and保護力超過50%的過程

綜上所述，台灣的疫苗生存空間在哪？跟國際接軌的適法性在哪？

#回頭是岸

#萬華60萬人遭密令監測 ❗️
#非法監控還是合法濫權 ❓
（剛被刪文？！重發測試）

昨日深夜，網友開始瘋傳《毅傳媒》的三篇系列報導，其獨家取得內部公文，揭露指揮中心竟然在外界與萬華居民不知情的情況下，「要求電信業者幫忙找出符合指揮中心定義的『萬華高風險族群』並進行 #健保卡註記。甚至連外籍人士手機瀏覽網頁紀錄都不放過。」

如此作為，這60萬人的 #個資安全及隱私權恐怕已遭政府嚴重侵犯，報導更寫道：「在調取資料法源不明、未告知民眾的前提下，指揮中心儼然成為恐怖的國家機器。」

如果內容不實，這樣的報導已經對政府威信造成莫大傷害與挑戰，也引起社會情緒恐慌與不滿，有關單位應該立刻查處。

但如果內容屬實，指揮中心如此作為恐有很大的法律疑慮和政治風險，幫大家整理重點：

1⃣️指揮中心這樣做的 #法源依據為何？有無違法❓

如此超乎合理範圍的監控，已經侵犯個資與個人隱私，針對特定疑似染疫個案進行足跡監控或有前例可循（報導內提到仍有法律疑義），但大規模監控60萬人足跡並分類註記的適法性與必要何在？這樣做有無合乎《#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及16條當中對於「公務機關利用個人資料」之規範？

更不要提監控與分析外籍人士 #手機網頁瀏覽資料 這一項，當中會獲取多少其他個人隱秘資訊？這樣做有任何法源依據嗎？指揮中心應該出來說清楚！

2⃣️ 指揮中心是否有「#合法濫權」的問題❓

針對第一題，指揮中心可能會回答，這為了因應防疫需要，一切依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 #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

看起來有法源依據了，但是這條法律卻給予指揮中心指揮官非常大的行政裁量權，究竟「必要」的定義是什麼？如同報導當中提到的兩點：



第一，「必要」兩字創造了太大的模糊空間，會讓指揮官有無限上綱的權力，可能濫傷無辜，令法界十分詬病，因為他們去年就已經呼籲過這類法規必須要趕快完善了。


第二則是「如果指揮中心若能取得當事人門號及基地台位置，另外調取瀏覽網頁紀錄的 『必要性』，到底在哪裡 ？」對呀，如果你都可以透過手機、電子圍籬鎖定人家位置，為何還要在乎人家上網搜尋哪些景點？你還想看什麼東西？

我並不是法律系畢業、法學研究者或資安、隱私權專家，相信有更多專精法律、了解法律適法性必要與訂定脈絡、法哲學的專家可以解答這些問題。而指揮中心也該嚴正自省：雖然或許「合法」，但如此做會否有「濫權」的問題。

（以上兩題，台權會及匿名司法界人士在報導中都多有著墨）

3⃣️指揮中心是否 #刻意規避 讓北市府知情❓

在報導當中及網友討論時都有注意到一點：如果這場是針對萬華區活動者風險註記的專案會議（也等於是在貼萬華人標籤😠的專案會議），竟然 #沒有任何臺北市政府的單位與會，與會者的出席簽到單當中也沒有北市府代表，僅在事後會議紀錄正本受文者列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根據報導內容，指揮中心疑似跳過台北市政府，直接找內政部移民署處理此事，發文給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只是通知他們執行而已。而當記者打去問內政部發言人室，除了不斷跳針問「你怎麼知道的」、「資料哪裡來？」以外，不但不願意說明，還推給疾管署，實在非常不負責！

4⃣️特定人與群體健保卡 #遭註記是否知情❓

在這三篇獨家報導出來之前，前日（5/25）就有媒體報導（https://news.tvbs.com.tw/life/1516259）， 有民眾（陪病者）只不過是下樓拿個便當，結果轉身卻遭到醫院拒絕進入，無法回到醫院陪伴家人。到這時他才知道，原來因為自己曾到過萬華，有萬華地區的足跡，就被健保署在健保卡上被註記為自主健康管理者。



這樣的措施，事前是否有對外界公佈？細胞簡訊的事情大家知道，但如果種種監測措施就是為了發細胞簡訊給這60萬人，當中又是否有通知他們自己的健保卡會遭到註記呢（照搜尋網路上細胞簡訊截圖的內容看來是沒有的）？

因為從媒體報導的情況來看，還有很多人遇到一樣的情況（不知情下遭註記），導致無法進入醫院簽病危或洗腎，對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都造成了莫大困擾。

➽

簡單總結，雖然疫情逐漸升溫，防疫情勢相當嚴峻甚至不樂觀，我們也知道從指揮中心到基層醫護都非常辛苦，但這不代表指揮中心有權利用可能逾越法律、侵犯人權及隱私的方式來防疫！

即便這樣的作為在經過一系列程序檢視後被判定為「必要」且「合法」，但這樣的 #檢視 與 #監督 過程同樣是必不可少的，這才是我們要捍衛的民主與法治。

沒有人喜歡染疫，但也絕對沒有人喜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監控、查看自己手機上瀏覽的內容。既然處處都這麼想跟左岸做出區別，現在更該拿出法治與專業素養給民眾與世界看！

面對病毒的恐懼與經濟崩盤、生計不知在哪的擔憂已經夠心累了，不要再讓人民加上一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鎖定、監控與註記的恐懼。

請指揮中心及政府相關單位，出來面對報導內容及民眾的質疑，
公開將這些問題說清楚、講明白！

#強力抗疫不是濫權藉口
#防疫勿忘堅守民主法治

衛生福利部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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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獨家】內部文件曝光！指揮中心竟密令監測萬華60萬人足跡　挑出「高風險族群」註記健保卡

https://yimedia.com.tw/covid19/117647/
2.【獨家】中央跳過北市註記萬華人　內政部踢皮球給疾管署
https://yimedia.com.tw/covid19/117654/
3.【獨家】調取瀏覽網頁紀錄嚴重侵害隱私　台權會質疑「法源依據」
https://yimedia.com.tw/?p=117651
4.下樓拿個便當就被禁入醫院！陪病家屬控訪過萬華　健保卡被標為「自主健康管理」
news.tvbs.com.tw/life/1516259?from=Copy_content
5.[爆卦] 指揮中心違法監控60萬人 (包含網頁紀錄).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622048100.A.353.html

147╱編輯推薦

天地無窮大，登高看三觀：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

醫學與登山•寫給現在與下一個世代的登山者

||網路時代～野外救援四面向 ||

筆者在中學時就對登山探險產生興趣，也曾經和家人一起爬過皇帝殿、七星山和觀音山硬漢嶺等步道，在那個懵懂的時代，有聽過山名，知道登山口在哪兒的也就這幾條路線。考上大學之後，幾乎是在新生訓練一眼看到登山社攤位就入社，此生和山結下不解的緣份……

登山風格在轉變
網際網路尚未普及之前，登山知識是封閉的。登山記錄、等高線地圖都很不容易取得；好像想學習武藝必須加入武林幫派一樣，想爬山，加入登山社團幾乎是唯一的方式。

彼時的登山社團，對於社員的教育傳承和活動的管理大多有相當嚴謹的制度。以台大登山社為例，入社之後有初級、中級山嚮導訓練、雪訓、初級、中級岩訓等多種課程。嚮導員需要考試，領隊由現任領隊選舉產生。設有山難防治小組，審查隊伍行程及隊員資格。登山的初始一定是團隊活動，除了合格的領隊嚮導，隊伍的成員也都要做任務編組，大廚負責擬菜單、採購和野外烹飪，裝備官負責擬定、借用檢查團體裝備及最後的清潔歸還，醫官當然是要負責準備藥物與醫材，並且在山上執行各種內外科醫療狀況的處理。因為唸醫學系，約大三或大四起，除非有學長同隊，我一定是責無旁貸的醫官；等到變成高齡學長，也就名正言順地當起了各種訓練課程的登山醫學課程講師。
許多人都以為具有醫師身分的山友應該就會熟悉登山醫學，其實不然。筆者就有很多朋友同時身為專業醫師與登山高手，但他們不見得喜歡在登山活動中扮演醫師角色（更不要提非醫療背景的登山者了）。文化背景和制度潛移默化地型塑了那個時代登山者的風格，就像筆者，其實是因為長期擔任隊醫和為《台灣山岳》雜誌寫稿的驅力，而一直在這條路上。

把鏡頭拉回現在，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許多老字號的登山團體還在，但是教育和管理的功能已經弱化，變成以社交聯誼為主，成員也高齡化；更多年輕的登山者，他們不屬於任何登山社團。因為資訊取得容易，很多人以獨登、網路自組隊或參加商業登山團的方式爬山。這種迥異於過去的潮流中如何型塑一個健全的登山者（第146期的主題），是登山界領導人必須面對的難題。

野外救援活動的限制
現代醫學的進展速度比起網路世界不遑多讓，醫學知識也因為網路的普及而無遠弗屆。即使99%的進步都是在醫院中才能執行的醫療項目，屬於國民基本識能的基本救命術（BLS）也有了重大的進展：藉由CPR程序的簡化，以及體外自動去顫器（AED）的普及，已經有許多由非醫療專業人員進行急救成功的案例。然而在登山醫學這塊孤立的領域，外部資源進入的困難仍然嚴重限制人們在野地中執行救援。
我們以高山活動中，假設有一隊員發生嚴重頭痛、意識變化及走不動（疑似高海拔腦水腫HACE）為例，分別從知識、技能、設備、法規等四個面向來說明野外救援活動的限制，並嘗試提出解決之道。

1.知識：知識藉由網路容易取得，但取得並不等於理解與運用。如果曾經上過實體課程而有若干程度的了解，只是不記得細節（非醫療背景的人很難記住如診斷標準，醫學名詞的定義，預防和治療藥物的劑量和給法等），那麼谷歌大神、預存在手機的電子書、或是筆者正好在線上，都可以提供立即的參照。但是完全不曾學習（或是學到錯誤的知識）的人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腦水腫的早期症狀，也不知道它的嚴重性，即使下載了資料，也來不及理解及運用（也沒有設備）。
網路的知識缺乏審查機制，很難確保正確性或者是最新的知識，筆者曾經有多年前的關於傷口處置的舊作（內容已必須更新）被轉貼到其他網頁，直到有其他醫師指正才發現。尤有甚者，很多農場文或新聞媒體的報導，作者是靠點閱率來賺錢的。嚴謹正確的衛教文章很難吸引人，所以幾乎都是用誇大或甚至悖離事實的內容來搏取視線。比如說我們常看到高海拔不適用威而鋼（sildenafil）來救命的報導，事實上威而鋼只有對高海拔肺水腫HAPE的預防有用（而且有別的較便宜用藥如Nifedipine），本例的海拔腦水腫HACE不管是預防或治療，威而鋼都沒有效。可能是新聞記者只聽過威而鋼，或是認為這個藥名可以吸引讀者。反而是正確、有效又便宜的丹木斯（acetazolamide），經過多年的努力，如今才有比較多的山友知道，但是知名度仍遠不及前者。

2.技術：知識除非化為行動，否則沒有任何用處。CPR的壓胸、AED使用、止血包紮、頸椎固定，本高海拔腦水腫可能會用到加壓袋如PAC，用面罩給氧等；YouTube上也可以找到教學片。但是沒有實際操作過的人，不只無法正確執行，可能大多數是呆若木雞或不知所措。要求獨登者或自組隊成員參加實做訓練課程是緣木求魚。目前只有登山團體的嚮導依法規規定需急救員資格，其他如PAC和氧氣使用等並未要求。雖然定期複訓是維持記憶與更新知識所必要，但是昂貴的訓練費用與時間消耗也對嚮導們造成莫大負擔。

3.設備：急救時所需要的一切，小到內外用藥物、包紮用的紗布、繃帶、透氣膠；大到頸圈、副木、擔架、氧氣和加壓袋等，除現在某些山屋有PAC，另排雲山莊醫療站有備AED和氧氣製造機等；如果你沒有帶上山，那知識和技術都變成紙上談兵，只能等山下的救援上來（除了直升機都要很久，我們的腦水腫患者可能等不到24小時就會死亡）。藥物和設備其實是登山醫學的最大罩門。在醫療院所的醫師只要有知識和技術就好了，設備醫院都有，即便有欠缺，轉院也是輕而易舉。把藥物設備帶上山要考量的除了重量、體積，還有藥物的效期及保存、購置的費用，持有及使用的適法性等一大堆問題。能發揮功能的醫藥箱，一言以蔽之就是又重又貴，很難保養，但是用到的可能性極低。筆者在台大山社時曾在社團建立一個公藥庫，出隊時領隊或醫官依活動型態及人數領用藥物醫材，如有使用就加以記錄，在歸還時繳費購買補回，保管人則定期檢視，替換過期或損壞的藥物醫材；在講究輕量化、個人化登山的時代，我想醫藥箱應該是優先被斷捨離的包袱。因為身負急救員重任，專業嚮導們會帶簡易的醫藥包上山。但應該怎麼帶能夠最輕、最便宜且發揮相對最大的效用，會因為活動型態和隊伍大小而有差別，必須個別化設計。因應「偶爾爬山」族群的需求，近年也出現不少登山露營裝備出租公司，帳篷、睡袋、睡墊等許多登山裝備都可以租賃的方式取得，那麼可否也可以相同的方式為之，由裝備出租公司來擔任公藥庫管理者的角色呢？筆者認為以目前的法規，只有傷口處理、包紮等外用醫材等，大致上是沒有問題的，其他所有的口服藥和注射藥（腦水腫的病人，可能要注射或口服高劑量類固醇）在目前非醫療專業人員或機構依法都不能購置及持有。希望這樣的情形將來有改善的一天。

4.法規：醫事及藥事法規就如同其他法規一樣，目的在阻卻相關的不法行為；但是僵化的規定及一些負面的判例，也常常使人們對在野外救護的助人善行遲疑。這個現象由於緊急醫療救護法的立法和歷次修定，把「野外地區傷病之現場緊急救護及醫療處理」納入而獲得部分解決。第14-2條規定「救護人員以外之人，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者，適用民法、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準此，我們的個案疑似罹患高海拔腦水腫，是符合「生命之急迫危險」，可能在短期間內死亡的急症。使用加壓袋、氧氣或甚至藥物施予急救，應該任何人都可以執行。但是預防性投藥（如口服丹木斯預防急性高山症AMS）就不屬於急救措施，非醫療人員必須要在山下先請醫師個人處方，再帶去山上使用。而攜帶型加壓袋PAC目前被衛福部歸類為醫療器材，台灣現有的PAC都是相關單位專案引進的。非救護人員可以使用（在上述的急救行為）卻不能購置。諸此種種問題，期待將來能逐步改善。

紙短情長，為《台灣山岳》雜誌寫了十七年多的登山醫學專欄，也算對厚愛我一生的美麗山林小小的回報。在此和關注這個專欄的山友道別，不管是在山徑上或是在之後網頁形式的山岳雜誌上，我們後會有期。

文、圖／賴育民

#十七年
#台灣山岳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