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小燈泡案5週年：我們的社會改變了嗎？】

5年前的3月28日，患有思覺失調症男子王景玉當街砍死女童「小燈泡」，震驚全台。這起案件激起的多重社會問題，並未隨著兇手去年無期徒刑定讞而止息。過去幾年，台灣社會以一年一例的頻率發生精神疾病患者當眾隨機殺人事件：2018年5月台中，30多歲男子賴亞生闖進牙醫診所尋找妹妹未果，刺死上前勸阻的牙醫師；2019年7月嘉義，50多歲男子鄭再由於自強號上，因補票事宜刺死上前處理的鐵路警察；2020年3月新店，20多歲男子王秉華與妻子爭吵後，下車隨機砍殺機車騎士。

■一起不幸個案散發的漣漪，從政治到文化影響無遠弗屆

另一方面，這起案件也不僅只停留在個案家庭的不幸悲劇，而是進一步向公共領域幅射出各種不同面向的深刻影響：政治上，當年在媒體前因冷靜發言而引發大眾不同角度議論的受害者家屬「小燈泡媽媽」王婉諭，於2020年當選第10屆立法委員，持續關注兒少、社福與精神疾病照護相關議題；文化上，以該案作為田調與劇本素材之一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2019年播出後，引發熱烈的迴響，帶領大眾更進一步思考難以理解的犯罪事件背後的人性與社會面貌。

延伸閱讀：【星星上的小燈泡，照向通往理解的漫長歧路】https://bit.ly/3cqhO3C

小燈泡案發生隔天的3月29日，剛當選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尚未就職的蔡英文即發出公開信，表示將「用盡全力」修補「社會安全網」，明確提出要從制度上積極改善、避免再發生類似憾事的承諾。

當類似案件仍一再發生、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判決持續引發外界爭議，我們盤點此案5年後，到底帶來什麼結構與制度上的改變？特別在社安網進一步的安排、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處境，以及因精神疾病減刑或無罪後的監護處分，在過往5年間有了什麼變化，相關政策是否能回應現實？

■社會安全網將投入252億元預算，為何仍與現實脫節？

行政院於2018年初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第1期計畫」（107-109年），3年投入近70億元，今年即將進入社安網2.0的計畫，預計投入252億元。這個以家庭與社區為中心的計畫，理想上希望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門的社福資源，用更全面的角度關照高風險家庭的需求，實際的作法則是補助各地方政府增設社福中心、增聘專業社工人力。

但在今年1月初跨黨派立委召開的社安網公聽會中，第一線工作者反映的卻是中央大量進用人力的同時，卻未建置完善的督導與行政分工機制，導致人力也不斷流失，而將自殺個案與精神疾病患者關懷訪視這兩種截然不同性質的工作模式合併，更是與實務經驗嚴重脫節。

雖然政策上號稱要朝向「整合」的服務方向，仔細檢視卻發現，執行面上仍如多頭馬車，社安網是委由各地方社會局執行，但實際在社區第一線面對精神病人，了解其病況穩定程度與生活狀況的「社區關懷訪視員」與「自殺個案關懷訪視員」則隸屬於衛福部的專案計畫，猶如網絡中的尷尬存在，即使已運作超過10年，仍面臨一年一聘沒有專業發展遠景、人力極度不足的窘境。

延伸閱讀：【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2Vtne4h

審計部近日公告訊息指出，近年社區列管精神病人約13萬至14萬餘人，衛福部原推估全國所需社區關懷訪視人力為425名，但囿於預算限制，僅有99名人力，每人平均約須負擔350至400名個案訪視工作，較英國（1：35）、香港（1：50）、日本（1：10）高出許多，監察院去年也對衛福部提出糾正案（字號：109內正0006），衛福部承諾將於今年再增加75名社區關懷訪視人力，只是類似的承諾在3年前（2017）就已提出：「每年增聘超過百名社區關懷訪視員」，但現實上從2017年至今，只從96名增加3名。

■ 被害人參與訴訟，提升司法中弱勢處境

當年小燈泡案發後，家屬往往透過新聞媒體獲知偵查進度，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除了凸顯所謂的「偵查不公開」淪為口號，在後續的審理過程中，也讓當事者深刻感受到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弱勢處境。

由於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是以被告為主體，最關鍵的調查證據，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上訴權，都只能由檢察官進行，被害人家屬猶如法庭中的邊緣人，有鑑於此，2019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加強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若是「故意、過失致人於死或致重傷」案件的被害人，或性侵害等案件的被害人，得於檢察官起訴後，在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可向法院聲請參與該案訴訟，以具體的制度規範使被害人有表達意見、檢閱卷宗的權利，加強在訴訟過程的參與程度。但有學者認為，當缺乏最關鍵的調查與訊問權，被害人在法庭中弱勢的地位並無改變。

■精神鑑定頻惹議，以無限期延長的監護處分回應民意

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在近三年的審理過程中，分別在一、二審委託榮總與台大進行精神鑑定，結果都呈現出其犯行受精神疾病的影響，符合《刑法》第19條減刑的條件，最後於去年4月15日由最高法院以無期徒刑定讞，刑後監護處分5年。

該判決結果與家屬及大眾的期待有明顯落差，法務部長蔡清祥更表示，不願意樂見「每個犯了重罪的人都是用這樣的理由（精神疾病）來讓自己的責任減輕」；整個社會已醞釀出一股對於犯下重罪者屢因精神疾病減刑的不滿集體氛圍。不久後的台鐵殺警案一審、同年8月桃園男子梁崇銘吸毒弒母二審，接連因《刑法》第19條獲判無罪，瞬間引燃了民間的怒火，針對該如何處理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問題，立法院各黨團在上個會期先後提出10多個版本的修法草案，顯示出回應民意的急迫壓力，中央部會與各專業代表更頻繁召開會議，討論此一橫跨司法與醫療的複雜問題，甚至具體提出設置一處專門針對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精神病院」。

本月初行政院正式宣佈，將修法刪去現行《刑法》第87條監護處分最高的5年上限，經由專業每三年評估一次，可無限期延長監護處分的時間，意謂著往後即使因精神疾病無罪或減刑，犯下重罪並風險仍高的病患，國家仍可透過此一方式將其無限期與社會隔離，確保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小燈泡的幼小生命不幸消逝5年過去，面對仍不時發生的精神病患觸法事件、與實務脫節的社安網、標準令大眾困惑的司法判決，整個社會似乎已經失去耐心——像當年小燈泡媽媽嘗試理解地追問著：「他到底怎麼了，這些人他們的故事是什麼？」——去理解犯罪者背後的生命歷程，從而思考如何從家庭、教育、經濟等更廣闊的社會面向徹底改善與解決相關問題。

為了止息沸騰的民意，國家在面對精神疾病重罪者，選擇朝向防堵的思維，無限期的隔離。此刻箭在弦上的政策推行後，未來勢必要面臨更多從醫療單位的資源落差、受處分者的人權主張、精神疾病患者的汙名化更加嚴重等議題的挑戰。（文／張子午）

#報導者 #小燈泡案 #王景玉 #五週年 #精神疾病議題 #司法

【大同公司逕行刪除市場派表決權，可行嗎？】

📌新聞報導大同於109年6月30日股東會改選董事時，剝奪多數市場派大股東表決權達52%：

✏️鄭文逸等疑似中資部分：

大同公司認為鄭文逸向任國龍借錢，並用其所屬新大同公司、欣同公司之名義買進大同股票，進而認債權人任國龍係新大同公司、欣同公司之實質受益人，故屬違法中資，進而剝奪其全部表決權；另8個外資帳戶係任國龍出清大同公司股票時「突增持股、相對成交、保管機構、股東會投票取向一致」等共同點，認為任國龍再次透過上述外資帳戶再次違法投資大同股票，進而剝奪其全部表決權。

✏️王光祥等未盡企業併購法之申報義務部分：

大同公司以王光祥及旗下三雅、競殿及羅得三家投資公司持股超過10%，加上可疑有與鄭文逸等人共同取得大同公司經營權之行為，未依企業併購法規定申報併購，進而剝奪其全部表決權。

📌大同恣意剝奪多數市場派股東表決權是否合理？

✏️是否中資部分：

1.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3條、第93條之1規定，陸資在台投資須由主管機關許可，否則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可停止股東行使權利。而所謂「陸資」，依照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3、4條規定，包含直接或間接持有臺灣地區公司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累積達10%之股份；提供台灣公司一年期以上之貸款；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以及陸資透過持有第三地區公司30%股份或實質控制權進而投資台灣公司。

2. 本案，有關鄭文逸以欣同公司、新大同公司名義買進大同股票，若任國龍實質上為欣同公司或新大同公司之實質受益人，例如鄭文逸或新大同公司、欣同公司將大同公司股票設質與任國龍，則應為違法中資無誤；然若鄭文逸單純為了取得董事席次而向任國龍借錢買進大同股票，是否亦為違法中資，即有可疑。在我國現行法以及主管機關並未針對此種態樣做認定，且若據以認定為違法中資，在大陸自然人、法人或團體未實質受益而僅屬債權人之情形下，以此為由剝奪股東表決權，對於股東而言實屬不公，亦屬不法。

✏️大股東申報義務部分：

1. 依照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持有任一公開發行公司10%以上股份之大股東具有向主管機關申報之義務，且若以併購為目的持有10%以上股份卻未申報，依照企業併購法第27條第14、15項超過10%部分無表決權。

2. 而所謂「併購」包含公司之合併、收購與分割，然有關「收購」之一詞，企業併購法第4條僅以公司依法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做定義，但就收購比例卻未明確規範，恐產生第三人購買他公司1股是否即為收購之疑慮。然綜觀企業併購法之體系，依照該法第27條第14項規定取得他公司10%以上之股分須申報，10%恐是收購一家公司之最低可能性，故是否將收購定義加上最低比例較不會混淆大眾對於收購之定義。

3. 而本案爭執點在於王光祥及旗下三雅、競殿、羅得三家投資公司與台商鄭文逸，若係以10%以上做為收購標準，雖上述股東持股已達10%，然王光祥是否有以其所屬之公司（例如三圓建設）、或其所控制之三雅、競殿及羅得三家投資公司與鄭文逸共同以併購為目的收購大同公司，若單純僅以上述市場派股東「想取得大同公司經營權」、或者「取得一席董事席次」就認定有「以併購為目的」而為收購，判斷恐過於草率，應綜合取得因素做判斷，非可一概而論。例如，上述大股東是否在近幾年即有有併購前之初步協商等相關證據，又若非以併購為目的持有10%股分卻未申報，至多僅違反證券交易法而有行政罰鍰，並無法剝奪上述股東之表決權。

✏️是否陸資、是否違反企併法未申報，悉應依主管機關決斷此外，大股東是否有確實申報、是否以併購為目的、是否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屬違法陸資進而喪失表決權，均應由主管機關作認定。至少，公司可於股東會召開前函詢主管機關金管會、經濟部促其為認定，而非球員兼裁判，逕行認定排除他人表決權，徒增疑義。本案大同公司業已提出認確認三投資公司表決權不存在訴訟，足其有此疑慮，方提起確認之訴，何以其捨棄假處分不為，僅提起訴訟？

✏️再者，在三雅、競殿及羅得、鄭文逸及其所屬新大同公司、欣同公司、8個外國投資帳戶等股東，在未經主管機關認定或法院確定判決之前，除非大同公司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而經法院裁判准許前，禁止三雅等三家投資公司、疑似違法中資之股東行使股東權，否則恣意剝奪股東之表決權，係屬違法。

📌當日股東會並無合併相關議案，大同公司不得援引企併法之規定排除市場派之表決權

企併法之規定，係適用在企併法第4條僅以公司依法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之情形，並非概指全部表決之情形。亦即若股東會、董事會議案有合併相關議題時，參與表決之股東若先前有未依企併法第第27條第14、15項申報時，為免對公司造成突襲，則其超過10%之表決權無效，惟以本案大同公司股東會，並無合併相關議題，僅係選舉董事議案，與合併無關，大同公司派如何能主張依企併法第27條第14、15項之規定，排除市場派之表決權？此舉無異拿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論理錯亂。

📌企併法第27條第14、15項超過10%部分無表決權之規定立法有疑慮

上開條項係經濟部草案所無，依報載係於黨團協商時某立法委員突然增入，幾無立法理由，則該條立法之目的、範圍、限制、效果等均有疑義，或有抵觸相關法令或逾越目的、手段正當性與比例原則之問題，將來容有聲請大法官解釋之空間。

📌股東「事後」保障自身權益之救濟程序：

✏️大同公司違法未將一半以上股東違法未賦予表決權之情事，係屬程序瑕疵，故股東可依照公司法第189條規定，可於大同公司股東會決議日109年6月30日起之30日內向法院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訟」。然訴訟程序冗長往往緩不濟急，股東亦可依照民法第538條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禁止董事行使職權。且避免無人行使董事職權導致股東權益受侵害，利害關係人（例如股東）、檢察官亦得依照公司法第208條之1得向法院「聲請臨時管理人」代為行使大同公司董事職權。

✏️股東亦可依照公司法第173條第1、2項少數股東或第173條之1過半數股東召集股東會後，改選全體董事。然大同現在經營階層同時掌管公司股務，是否配合提供股東名單使股東順利召集股東會係一大問題。

📌政府機關應如何介入處理？

✏️經濟部若認大同股東會議事錄所載選任董事程序不合法，得否准大同公司新任董事變更登記，且可依公司法第195條得要求大同公司限期改選董事。

✏️投保中心可依照投保法第10條之1訴請裁判解任董事，且違法董事經投保中心訴請裁判解任判決確定者，除不能擔任原公司董事外，訴訟確定後3年內也無法擔任所有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董事之效力。此外，投保中心亦可對違法董監事、律師提起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特別背信罪之刑事告訴以懲不法，保障股東權益。

✏️且若依新任董事依上述情形遭解任或並未合法上任，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可依照公司法第208條之1向法院聲請臨時管理人以執行董事職務。

📌新聞連結
https://ctee.com.tw/news/industry/293241.html

鄭深元律師、鍾采玲實習律師 撰
#大同 #表決權 #林郭文艷 #撤銷股東會決議 #臨時股東會 #投保中心 #裁判解任 #企業併購法 #公司法大同於109年6月30日股東會 #改選董事 #剝奪多數市場派股權

最近，因為幾個刑事案件，激起社會對於監護處分制度的討論，也讓大家關注到「刑法」監護處分與「保安處分執行法」的不足。而司法及醫療的第一線人員，也反應相關法律確實有必要配套修正。所以在上週五 王婉諭 委員和我邀請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們，進行了一場修法公聽會，並在今天早上的記者會，表達我們統合各界意見之後的修法立場。
　
1⃣監護處分個案，要有符合需求的分級分流機制
　
台灣每年受監護處分人數約在 200 人，九成左右採取於醫療機構住院的模式。然而，受監護處分人其實有各種不同的樣態（如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行為問題、人格違常、物質使用疾患），不是所有的狀況都適合送到醫院。舉例來說，智能障礙或發展性障礙的處遇處所，此類心智缺陷的個案如果沒有合併精神疾病，則並非屬於「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送來醫院也不知道要幹嘛。
　
就此，我們認為，國家施以監護處分的目的，應該是基於受監護處分人之需求評估，提供適切的分級分流處遇，制定以轉銜社區支持為目標的處遇計畫，才能協助穩定受監護處分人身心狀況，重建個案的生活結構。
　
只有對症下藥，才能處理個案的狀況，讓遺憾的情形不再發生。
　
2⃣監護處分的延長要符合實際需要和比例原則
　
在本次修法期間，社會各界對於現行監護處分五年的期限，認為有所不足。因此，對於受監護處分人涉犯重罪的狀況（死刑、無情徒刑或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們這次提出的修法，將監護處分的期間可以逐年延長，與原處分期間併計最長十年。而是否有延長之必要，也要有完整的評估與制度設計。
　
畢竟監護處分作為一項國家處遇與治療作為，也是耗費國家資源所進行的措施，必須審慎衡酌執行的比例原則。
　
3️⃣ 判決確定前和監護處分執行後，也不能有遺漏
　
現行的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條第2項，如果有緊急必要，審判中或偵查中是有機會先進行監護、禁戒及強制治療三種保安處分。然而，如果法院漏未在判決前先裁定付保安處分，那在判決後等待上訴的期間，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先執行保安處分。針對時間點上的漏洞，我們的草案也會處理，讓法院在裁判時也可以同時宣告執行保安處分，並且在裁判後、移審前，檢察官也可以聲請原審法院裁定先付保安處分。
　
而在監護處分即將結束的時候，現行法只有在精神衛生法第31條，規定「通知其住（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追蹤保護」的措施，但對於可能仍有強制治療的個案，也欠缺轉銜的機制。因此，對於受監護處分的精神疾患者，我們也規定要在監護處分執行屆滿前，提前評估個案與社區精神衛生體系轉銜的需求，必要時也要申請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以在監護期間屆至後無縫接軌到精神照護機構。
　
修法的內容還有很多，完整的法案，我們會在下週一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