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性侵害犯罪的困境，一直以來有人主張，將《刑法》強制性交罪的規範模式從「違反意願」改成「積極同意」。 現在的「違反意願」是什麼意思？又是怎麼來的？ 現在的「強制性交罪」是 1999 年修正的版本，在這之前叫做「強姦罪」，當時的法條這樣規定： 對於婦女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之者，為強姦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除了被害者被限制在單一性別之外、犯罪手段只規定了「姦淫」的不當之外，舊法最大的問題是後面加了「至使不能抗拒」，表示被害人必須有非常強烈的抵抗，才能成立「強姦罪」。 這樣的規定到了法庭上，變成側重於釐清「被告的壓制行為有沒有達到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然而有一些案例，被害人因為害怕造成更大的傷害而不抵抗，導致犯罪難以成立。 —— 違反意願 1999 年以後，「強姦罪」修法變成現在的「強制性交罪」，現在的規定是：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著重在「性自主權」的保護，包括「拒絕權」、「自衛權」、「選擇權」、「承諾權」四個面向。 法院在這樣的前提下，對「違反意願」的解釋是：所有一切足以影響，壓制被害人意願的手段。像是利用被害人當下心智判斷能力不足，用迷信或怪力亂神的手段與被害人發生性關係的行為，也算妨害性自主。 此外，若有除了被害人單一指述以外的其他證據，即便被害人「當下沒有求救」或「沒有積極表示反對」，被告不會因此無罪。 —— 舉證的無解難題 然而，性侵害犯罪發生最大宗的「熟人性侵」，發生的當下往往只有兩個當事人在場，無論是被告還是被害人，都有舉證上的難題。 從被害人及檢察官的角度來說，即便第一時間就醫並採集相關檢體，也只能證明兩人曾經發生性關係，但沒辦法直接證明違反意願性交。 此外，被害人如果因為創傷而發生供詞前後不一、又沒有所謂的「典型間接證據」，也很難成功提告。這些「典型證據」包括及時就醫、及時求救、對加害者的控訴、具有性侵後心理創傷症候群的醫療鑑定。 然而，這些所謂的「典型間接證據」對被害人來說都需要「勇氣」，以及好的協助者才足以完備。 被害人需要面對的困境未必來自於法條本身，更來自於被害人提告的本身可能讓自身陷入社會指點、對於性侵被害者的汙名，諸如被害人是不是自己行為不檢點？被害人怎麼不好好保護自己等莫名的壓力。 —— 從被告的角度來看，除非有「性交易的對價」、「事後的積極聯繫對話紀錄」、「發生過程的相關影像」，否則在訴訟策略上容易落入百口莫辯的情況。 為了免於牢獄之災，被告此時只剩下認罪、和解尋求喚醒的機會。但這是不是「真心認罪」還是基於訴訟策略的「被認罪」就不得而知了。 —— 積極同意可以解決問題嗎？ 積極同意強調的是「ONLY YES MEANS YES」，除了口頭上的同意之外，其他可以彰顯發生性關係意願的行為，也是屬於同意。 以「情趣」作為反對積極同意模式的理由，恐怕是個來自於無知的誤解。 「積極同意」的支持者，希望能藉由修法將法院審判的重點從「是否違反被害人意願」轉向「被告如何取得相對人同意」，以避免法庭攻防過程中造成被害人二度傷害。 不過，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上，被告享有「交互詰問」的權利，不管如何立法，勢必還是會面臨雙方在法庭上釐清事實的問題。 除非時光機被發明，不然以法庭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避免二度傷害」的成效，必須打個問號。 另外，考量到每一個被害人受到性侵害行為反應不一，把被害人處於「不置可否、來不及反應」等情況納入考慮範圍。姑且不論現行實務運作本就會參考大量間接證據去釐清雙方意願，不以被害人「當下沒有求救」或「沒有積極表示反對」作為判斷依據。 另外，刑法的修正也不是改幾個字而已，還需要考慮到與其他犯罪之間的關係。妨害性自主罪章還包括「乘機性交罪」、「利用權勢性交罪」。「積極同意模式」的刑責要如何拿捏？與其他犯罪如何區分？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時光機被發明之前，沒有人有辦法用上帝視角看整個案件經過。法庭上的事實，其實是從證據拼湊出來的。 即使修法了，其實還是得在「被告被誣陷」和「被害人的正義」之間拉扯。讓取得積極同意成為人們內建的性愛關係裡的浪漫元素，比起修法，更可以避免製造下一個被害者。 —— 📖 完整全文請上法白官網閱讀：從積極抵抗、違反意願到積極同意 ｜江鎬佑 —— #法律白話文運動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

2019/06/11 ⠀ ▌站著死，都不要跪著生存：後九七的香港電影 ⠀ 「寧願站著死，都不要跪著生存」——2014 年佔中運動民眾。 自主權移交的二十餘來，香港的社會及文化歷經了幾番折騰，依然是美麗的東方之珠，卻離不了那緊鎖額際的緊箍咒。過去期望的沒有到來，曾經擁有的即將逝去，市道不景，自身難保，有些人彷彿再也叫不醒般地睡著了。然而 6 月 9 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反送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卻讓一百多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捍衛人權直到最後一刻。 從焦慮到冷漠，再到遍地開花，香港的公民覺醒與當地電影產業的流變息息相關。九七回歸後，香港人民普遍的認同焦慮一路演進了電影裡。「香港電影已死」儼然成了創作者自嘲的金句，但憑藉著對藝術及言論自由的追求，港片亦步步走出「後九七」的迷惘及鬱悶，重建起香港雖困猶戰的精神，再怎麼艱難，也要繼續説自己的故事。 ⠀ 談起後九七電影，陳果的「香港三部曲」可說是回歸初期的獨立電影代表。從《香港製造》的殘酷青春物語，到以退役香港華籍英軍為主角的《去年煙花特別多》，再到童言童語的《細路祥》，都向著回歸的議題直球進發。 ⠀ 1997 年出品的《香港製造》聚焦在香港歷史及政治的轉移之際，位於社會底層的青年們對成人世界的絕望與憤怒，片末更引述毛澤東對青年的嘉許，反諷出香港絕望的處境。青春小獸們奮力奔向「一定會更好」的明日，卻等不到朝陽升起，紛紛夭折於黎明前夕。過渡不了的那些，城市不會記得。 ⠀ 「香港製造」了什麼？一切都在不言中。 ⠀ 千禧年之初，陳果再以《榴槤飄飄》打開了「妓女三部曲」的創作光譜。電影用一名「北姑」（香港對中國南下的性工作者的戲稱）的日常，呈現出南北方生活的極端對比。榴蓮亦可比作「流連」；東北的家人等著去大城市打拼的小燕衣錦還鄉，但對她來說，香港風景不過是一個嫖客到另一個嫖客的距離。 ⠀ 那顆在接客途中被砸碎的榴蓮，從形到神皆是香港的隱喻——在南方貴為果王，到了北方卻乏人問津。沒嚐過的人衝著它的名氣，無所不用其極地撬開了殼，卻只有滿手的臭氣。穿梭於南北兩地的妓女，因斷裂的生活經驗而失語。小燕的迷茫是香港回歸後民心的縮影，美好未來的保證就像榴蓮，並非人人都吃得出其中的甜蜜。 ⠀ 若陳果的悲觀是一隻在心口上徐徐爬行的螞蟻，死不了，只是熱癢難耐。那麼在 2002 年揭開序幕的《無間道》三部曲，則揭示了身份認同的曖昧，足夠使堅強的人性走入瘋癲。 ⠀ 編劇麥兆輝和莊文強將一個直接的臥底故事，擴大成了香港歷史的隱喻。電影中，警察臥底成了古惑仔，古惑仔扮成了警察，久了，好人不再好，壞人也不願再壞。但改朝換代後，「做個好人」、「做回自己」真有那麼簡單？其中的經典台詞「我以前沒得選，現在我想做好人」是對歷史的詰問，也是對現況的祈求。 ⠀ 進退兩難、兩敗俱傷的結局，只有主題曲幽幽地唱著「被遺忘的時光」。 在身份認同焦慮的浪潮下，港片獨有的樂天精神竄出了頭。2001 年的《麥兜故事》是香港影史中純真又犀利的奇花異果。片中長得不帥、資質平庸的小豬麥兜，在母親「凡事樂觀」的指導方針中，依然創造出一個美麗的世界。 ⠀ 麥兜一角之所以成功在香港引起共鳴，不僅是因為其反映出典型香港人的成長過程，更是因為它在茫然的時局中失望卻不絕望的處世態度。尤其那被傳閱至今的「魚蛋粗麵」段子，幽默中能看見生命的本質。 ⠀ ⠀「麻煩你，魚蛋粗麵。」 ⠀「沒有粗麵。」 ⠀「是嗎？要魚蛋河粉吧。」 ⠀「沒有魚蛋。」 ⠀「是嗎？要牛肚粗麵吧。」 ⠀「沒有粗麵。」 ⠀ ⠀⠀⠀⠀——《麥兜故事》 ⠀ 沒有魚丸，沒有粗麵，「原來有些東西，沒有就真的沒有。不行，就真的不行。」——例如自由，例如自治。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動歷時多天，引起各國媒體的高度關注，然而香港政府仍以一紙公文聲明草案將會在星期三（12 日）在立法會大會中恢復二讀。沒有意外，沒有奇蹟，草案還是會通過。 關錦鵬導演在新片《八個女人一台戲》最後一場戲中，讓兩位演員站定在香港大會堂前，背倚舊時文化地標，面朝「不再靚」的皇后碼頭：「主啊，你賜給我們維港，現在又收了回去。」現世的無奈舉重若輕，反倒成了一種大智若愚。 ⠀ 幾日來的遊行，起初就不存在慷慨激昂的士氣，人們走上街頭不是因為覺得有希望，而是知道沒有希望也要走出來。曾藉演員之口說出「香港電影已死」的關錦鵬，還繼續拍著電影。自由不死，影迷還在。光輝歲月會過去，但生命總有一些堅持，永遠也不需要示弱。 ⠀ ✍️全文發佈於 BIOS monthly，責任編輯：溫若涵 ⠀ ———— ⠀ #香港｜#反送中｜#電影｜#陳果｜#FruitChan｜#香港製造｜#李燦森｜#榴蓮飄飄｜#秦海璐｜#無間道｜#劉德華｜#梁朝偉｜#黃秋生｜#AndyLau｜#麥兜故事｜#吳君如｜#HongKong｜#tonyleung

說謊成癖 偽證成隱 貪腐成精 豈容狡辯 早前本會主席吳文遠普通襲擊案上訴得直，高院法官在判詞中質疑律政司避免傳召梁振英的檢控手法，更擔憂檢控當局或因為一個人的原故，或要遷就一個人而作出不合常理的檢控決定，做法明顯地是值得商榷和令人不安。 宣判後，梁振英連日多番回應案件及批評法官判詞，指「不存在在吳文遠一案中任何避免傳召我作為控方證人的可能」，他更以黃毓民襲擊案作例，以證自己沒有避免出庭。及後梁振英再度批評，指法官在判詞不需要提出「如果」及揣測。 本會就此向梁振英先生指出這並非揣測，而是實證。在黃毓民案中，梁振英是唯一受襲者，律政司檢控的是「黃毓民普通襲擊梁振英」。檢控當局必需梁振英以「控方證人」身份上庭作證，若不上庭，那就難以檢控。但在三文治一案中，梁振英是控方口中的「襲擊對象」，只是三文治沒有擊中梁振英而「惡性轉移」下擊中身後警員。正如高院法官所說，律政司大可以直接檢控「吳文遠普通襲擊梁振英」，但不知為何，律政司居然選擇檢控「吳文遠普通襲擊警員劉泳鈞」，律政司更選擇不傳召梁振英作為「控方證人」。 逼不得已下，辯方唯有向法庭提出傳召梁振英作為「辯方證人」，當時控方還反對申請，聲稱梁振英不是重要證人。但最後法庭也認為梁振英是案件關鍵證人，批准辯方申請。因為是法庭發出的傳召令，梁振英必須根據法庭「命令」出庭作「辯方證人」，不能迴避。發出傳召後，辯方律師亦多番嘗試約會梁振英審前會面，卻遭多番拒絕審前會面，梁振英還在電話向律師辯稱，因忙於到處推銷一帶一路，無暇與律師會面，說有什麼事情就留待法庭上說。 由此可見，律政司就是希望不需要梁振英出庭，也能夠提出檢控。整件案件明顯是圍繞著梁振英這「一男子」，但檢控過程中，控方卻不斷迴避這「一男子」問題，千方百計地避免傳召「一男子」出庭作證，所以不存在梁振英所說的「不存在避免傳召」。 當然，律政司會否是揣摩上意自作主張，因為特首身份而有所遷就，還是擔心梁振英在庭上作供是否「真誠可靠」而有所避忌，那就不得而知。肯定的是，高院法官在判詞中的精闢觀察，確實是非常正確，檢控當局選擇性檢控的做法確實值得商榷和令人不安。 事實上，梁振英誠信破產，已是不爭的事實。早在他未貴為特首之前，於2001年的一宗案件中，充當地產商的證人作證，遭原訟庭及上訴庭法官，公開指責其證供難以置信。在黃毓民上訴案，他被高院法官直斥證供「於理不合」，導致毓民上訴得直。 兼且，於2012年競選特首時，一面詰問其對手唐英年僭建不作申報，卻蓄意隱瞞自己亦依樣葫蘆。致於收受UGL500萬鎊而不作申報，於任職行政會議召集人如是，候任特首如是，宣誓就任亦然。到2012年，更明知時任地鐵主席錢果豐已兼任UGL董事，仍然繼續委任他留任三年，更是畫龍點睛，由此可見，梁振英說謊成癖，偽證成癮，若非鄭若驊徇私，免予起訴其公職人員不當罪，則他可能要在證人欄自辯，再出洋相。 在此本會重申，用三文治作示威道具，只是希望時任特首梁振英能夠體恤貧窮老人狀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落實當年競選承諾。為了保護權貴面子而作選擇性檢控，律政司更是摧毁香港法治的劊子手。 在此，本會嚴正要求 一）梁振英先生停止說謊，停止為選擇性檢控狡辯。 二）梁振英先生向全港數十萬貧窮長者致歉，為多年來的無能施政謝罪。 三）呼籲律政司停止以法律作為政治打壓工具。 四）律政司立即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就梁振英收取UGL五千萬巨額款項，涉嫌違反公職人員失當罪一事向梁振英檢控，打擊高官行賄文化。 社會民主連線 2019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