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 #2019代表字
成熟政治文化 才能不再「亂」

伊佳奇／長照政策研究者（台北市）

圖:「台灣2019代表字大選」票選結果公布，「亂」字拿到最高票，獲選年度代表字，同時是2008年台灣首屆代表字「回鍋」。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聯合報「台灣二○一九代表字大選」票選結果，「亂」再次獲選為年度代表字。其實許多發展中與進步中國家於變遷的過程，往往無法避免「亂」，或說是階段性的變動，但如果此一階段性的變動，無法透過建立規範與制度，使其正常化運作，再加上上位者無法不計個人毀譽為建立制度而努力，只想個人歷史定位或權勢，國家運作怎會不亂？
是否台灣又「亂」了？事實上，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一直存在於變遷中，只是讓民眾感受到是大亂還是小亂。文化若無法整合因一九四九年的變動，國家認同的問題到了選舉，永遠不斷被拿出來變成爭取權力的工具。
定期、公平、公正的選舉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但上位者不願面對社會的融合進行文化長期重建的工程，僅利用矛盾與亂象謀求一己之利，「亂」自然定期因選舉出現。
噴口水、扒糞、利用網軍、製造衝突與爭議等以博取媒體報導，負面手段紛紛出籠，社會價值更為之混淆，將贏得選舉結果視為唯一目標，所製造出的亂象、錯誤價值觀、不當行為示範等均經由媒體報導留給社會，甚至成為年輕一輩學習的樣板，至今台灣未見一位政治領導者願意收拾這殘局，「亂」自然流竄到社會每一層面。
受到兩岸關係衝擊，影響到投資與市場，引發經濟、外交的「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所引發教育的「亂」；能源該如何規畫引發環保的「亂」；政治等外力影響到司法「亂」；少子化、高齡化急遽發展，無法提出宏觀與接地氣政策，引發出長照與育兒政策的「亂」；年輕人待遇、基本工資、年金改革等，引發出社會更多的「亂」。試問：這些亂象哪一項與政治無關？
政治是權威性分配社會資源，這權威必須建構於合法性之上，更需要有支持社會能順暢運作的政治文化。台灣政治文化若無法走出統獨議題，建立逐漸清晰的國家認同，上位者持續運用模糊策略，面對國家定位、兩岸關係，藉以穩定自身權力，無法為台灣長治久安的政治文化內涵、價值、制度等建立付出心力，台灣代表字大選的第一名「亂」，將持續「回鍋」，將來更可能縮短回鍋的時間。
理論上總統若能連任，第二任期可放開大步，為國家建立長遠穩定運作化制度，可惜台灣自從總統民選以來，尚未見到能為台灣政治文化、民主制度、司法獨立等願意不計個人毀譽付出努力的政治人物。
若上位者願意為台灣樹立良好的價值、建立成熟的政治文化，請總統候選人開始嚴格督促競選團隊，不再以低俗、灰色地帶、不法等言語手段競選，不要再為一己之私，混淆價值，製造亂象，爭取權力，台灣才能逐漸遠離「亂」，別讓政治成為一切的亂源。

文長，慎入，但如果隊歷史教育有興趣的，那就需要來瞧瞧。

對於高中不再用編年史上歷史課，我其實蠻贊成的。畢竟現在高中課本不過就是國中課本的深化版，已經學過的東西再學一遍，其實對於學生來說，吸引力自然下降，很容易有倦怠感。
(說一個不值得學習的經驗，我在高中時期，看到課本跟國中大同小異，重點是裡面的知識我都懂了，所以我高一跟高二的歷史課索性都睡覺去了，因為真的沒意思。)

但依照教授所言，高中以後改用專題，而平均一個專題只有2堂課可以教......
這沒能解決授課時數不足所以被逼得趕課的現況呀！
趕課，代表老師上的辛苦，而且往往覺得不能完整的教授歷史內容；學生也被逼得痛苦，而且面對被縮減的課程，往往搞不懂時代或是事件間的邏輯連結，因此跟歷史內容脫節；一句話：雙輸雙慘。

當然，課本內容已經訂好，所以咱們這些第一線老師也只能認命來教，但具體狀況如何呢？
我其實不表示悲觀(因為還沒做，沒必要先唱衰)，但真的希望在第一年執行之後，教育第一線的狀況能良好的傳遞到政策制定者手中呀。

我對十二年國教「歷史課綱」的一些憂慮

(文長! 慎入! )

歷經多年波折和醞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終於在2018年十月由教育部拍板公布了。課綱擬定茲事體大，研修小組辛苦費心，不在話下。但從關切歷史教學的角度來說，大家仍應多與新「歷史課綱」良性對話，這種論辯互動為的不只是現在，還有未來，相信這才能使歷史教育不斷往前邁進。

我曾在不同場合提到，這次新的歷史課綱有個亮點，也是我認為最具里程碑意義的籌劃，那就是將「探究與實作」這個元素納入了課程中。我相信此一規範會改變歷史教學現況，無論影響是大是小，中學歷史教學的前景必然會有不同。

但是，在欣喜於歷史課綱加入了新的精神、促使教師有機會稍稍擺脫習慣的「傳授灌輸」並帶領學生朝向探究之餘，也對其中若干規劃頗感憂心，我看到了教科書編輯、教師教歷史、學生學歷史可能面對的困難與限制。

國中通史－編年架構、教學景況更嚴酷

國中歷史課程沿襲以往，三個年級的歷史都是採行自古至今的通史架構，從台灣通史、到中國通史、再到九年級世界通史。或有人認為，國中部分改變不大，倒是好事；反正長期以來編年取向下，教師必須時時趕進度的問題早已見怪不怪。但麻煩的是，這次課綱社會科教學時數都縮減了，國中必修歷史比過去少了1-2個學分，亦即三個年級每星期只有一節45分鐘的課程。時間的壓縮，可以想見歷史教師教學壓力更甚於以往。而為了要上完三個領域自古至今的通史，教師「追趕跑跳」式的教學只會更為嚴重。

另一方面，時數減了，通史編年內容理應裁切減少，況教科書又有字數限制，這些條件下編寫成的課本敘述恐怕比以往更加稀釋和簡化，其結果是，教科書會變得更無趣單調，任何史事現象只能兩三行草草帶過，還真比不上「維基百科」！（現已如此，未來會否更為嚴重？）至於國中生能不能因為學過這些通史，而具備三個領域的歷史知識基礎，好為高中專題課程做準備？若對照上述從教科書到教與學遠較過去嚴峻的情況，這恐怕是理想甚於實際的期待。

高中主題多又難、易流於簡化空洞

此次改變最大的是高中部分。和前一輪課綱很不一樣，高中課程採用專題設計、主題方式呈現。台灣史、中國與東亞、世界史三個領域，各有三個範疇及相關主題。這個規劃想必出自一個重要的構思：解決長期以來國高中歷史教學為人詬病的「重複」學習問題。確實，多年來這兩個學習階段無論那個領域都採用通史架構，導致學生在國中學完一輪歷史後到高中再學一次，差別只在前後所學內容多少而已。新課綱把通史留予國中，高中改走主題學習路線，這不能不說用心良苦。另一方面，高中捨棄通史編年型式，以主題編排課程，或基於此一理想：使教學更為聚焦、深入探討，避免如編年流程瑣細無所不包，散漫沒有重心。

主題式課程設計常見兩種型態，一是以時間為軸、針對某個專題在長時段中的流變。這種專題「發展史」，旨在讓學生掌握一些現象的演進，學習認識變遷與延續的痕跡。第二種型態是在特定時空下選擇若干問題深度探索，著重人、事在短時限內的發展變化，學生可藉以瞭解原因和影響涉及的多重複雜因素。的確，縱長和深度探索兩種主題設計都見於新的高中課綱，甚至可說，這兩種課程型態譜成了此次改革的主調。如台灣史和中國與東亞領域的「移民」、「人群移動與交流」屬於發展史，世界史的「文藝復興」、「冷戰期間的政治局勢」是深度探索。然而，這兩類課程儘管是針對編年通史之弊，卻也有需要慎行之處。

試看英國自1970年代以來歷史教育改革運動，同樣是捨棄編年史綱、改採專題發展史如交通史、醫學史、戰爭史，以及深度探索如中世紀的城堡、文藝復興等。但多年的實驗教學，以及1990年代後隨國定課程而普遍施行於中學歷史課程後，引發許多問題與討論。原因出在這兩種課程架構最需要的是充分的教學時間。英國歷史教研者指出，發展史的主題課程，若課時不足，無法呈現變遷的複雜背景，或展示促成變遷的歷史脈絡，一樣會產生「去繁從簡」的困境；如果發展史只是將某個專題孤立而論，仍會步上編年史的後塵：不過就是一些依時間排列的事實、乾枯無意義的組合而已。至於深度探索課題，更需搭配足夠時程，學生始能領會歷史的錯綜曲折。因此，若設計不當、時間不足，可能導致空有主題設計之名，而無歷史探索之實。

回頭看看十二年國教高中歷史課程。課綱內三個領域編排形式都同，依次展示：主題－項目－條目－說明。嚴格來說，如台灣史的「多元族群社會的形成」、「經濟與文化的多樣性」，中國與東亞的「國家與社會」、「人群的移動與交流」等「主題」，更該說是「範疇」或者「主軸」。真正展現「主題」意義的是其下各「條目」，如「戰後來台的移民」、「傳統政治權威的類型」、「明清時期東亞人群移動與特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那麼究竟新課綱為各領域每個學期規劃多少主題？扣除導論，三個領域的條目∕主題各是：台灣史15、中國與東亞14、台灣與世界16。

一個學期多達十餘個條目∕主題，教學時間又是多少？課綱建議每學期各領域、條目課數共是30節，所以每個條目∕主題平均只有兩節、100分鐘。未來教學之緊縮和難處，已可預見。何況各個條目涵蓋面廣、時間縱長，如台灣史「多元的信仰與祭祀活動」條目，課綱說明：「多元信仰包括佛教、道教、民間宗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及原、漢的信仰改宗及其與自身傳統文化的可能衝突。」這顯然是「台灣宗教發展史」，學生必須面面俱到地瞭解多個宗教在台傳布以及引發的文化衝突。範圍之大，只有100分鐘的學習時間。又如中國與東亞領域：「從漢、晉到宋、元時期東亞人群移動的特色與影響」、「明清時期東亞人群移動的特色與影響」，兩個主題關乎移民於兩個長時段下的宏觀變動。空間範圍則包含中國大陸以及日本韓國。而課綱建議，教學時應針對兩大時段的中國與東亞之間因「戰爭、災疫、商貿或宗教等因素」所造成各種人群的移動，並注意「不同時期因人群的移動所帶來的文化交流與相互影響，包括政經重心的轉移、文化與宗教的傳布」。如此複雜的內容可用的時間為兩節半，約125分鐘。至於世界史，「中古基督教世界」、「文藝復興」、「從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這些主題同樣是100分鐘。

換言之，新課綱所列數十個條目∕主題，多屬概括性以及跨時空的發展史和專題探究，但課時有限下，這些既廣又深的課題幾乎僅能有100分鐘教學。試想會有多少餘裕讓師生好好思考、深入討論？揣測教科書編寫，大概也只能簡單放入一些「基本」史實，最後可能成了「主題編年史」。而當教師沒有足夠時間介紹各主題所需相關背景知識時，學生可能就是囫圇吞棗、死記硬背課本那些專門陌生的內容。凡此，是否有違原本主題設計、意在深入探索的意義？

歷史科政治化、政治正確取向

新高中歷史課綱另一個必須留意和警覺的是，歷史科政治化以及政治正確的取向。課綱研修小組或許太希望讓歷史與「現在」接軌，但最後卻蹈入歷史不再是歷史的危險。
很多人都關注，高中加深加廣選修課：「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首度納入「轉型正義」課題。其實，這部分應該從更高的視野來審度，也是我認為今版課綱另一個有別於過去之處：若干主題流露出以「現在主義」看待過去的心態。以下僅舉數例說明：

（1）台灣史－「日治時期的人權情況與政治、社會運動」條目。「人權」成為今天人們共識以及衡量是非正義的標準是晚近以來的發展。二十世紀中葉才有「世界人權宣言」問世，而就算有此宣言，其精神普及和具體落實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遑論在此之前。課綱竟要求學生學習日治時期的人權情況，是否意指要採用今人自覺正義的標準來評價過去？

（2）中國和東亞領域－「國家與社會」條目，課綱要求探討「不同類型的傳統政權如何論述其正當性、國家採取哪些措施協助統治…並從人民的主體觀點反省傳統政治結構下人民的可能境遇」。此處是指，要用「人民的主體觀點」反省過往那些無論上層下層階級從不認為人民是主體的時代與社會？再如「現代化的歷程」下，課綱兩度強調重心擺在「近代東亞國家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此似意指近代東亞各國都是主動、努力、有意識地「追求」現代化？如是，這毋寧反映著某種「輝格」式的進步觀點。然課綱隨後所舉出的重點卻是要求探討明末、晚清、日本、越南如何「被動地回應」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

（3）世界史－「歐洲文化與現代世界」範疇下，課綱指示的探究重點為「歐洲文化的遺產，及其在現代世界的意義」，建議處理的問題：「1.神話與哲學、基督教傳統與文藝復興的遺產，在型塑歐洲現代性上所扮演的角色」、「2. 對個人、自由與理性等價值的尊重，是民主政治、公民權利發展的重要基礎，探討它們的崛起與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的關係，及這些價值在資本主義…上的反映。」這些敘述都有著現在主義的影子，尤其「遺產」(heritage)一詞，讓人觸目驚心。用遺產的角度來決定過去中哪些重要、哪些值得學習，顯示的是以歷史宣揚當代特有價值。亦即學習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不是因為它們就是它們，不是因為這些過去有其獨特之處，與今日所行所思差別甚大，故能成為培養理解他者、感知異己的泉源，而是因為它們有些樣貌類似今日，它們「預示」了自由民主的演進，以作為今人珍視價值觀歷史悠久的保證。環顧現今各國歷史教育改革，多半努力要脫除「遺產式」的教學傳統、走往培養神入與理解他者的方向，我們的課綱看來是反其道而行，實令人憂心！

（4）選修的加深加廣課程：－「現在主義」色彩更為明顯。其實，問題不在「轉型正義」、「女性權利」、「性別意識」、「戰爭殺戮」、「國家暴力」該不該納入歷史課，而在於教導這些課題的方式。眾所周知，諸如「轉型正義」、「國家暴力」這些語詞絕非不證自明，其界線複雜模糊，內涵難以確定，價值也多所爭論。好的歷史教學正應該檢視這些語詞的淵源與意義轉變，帶領學生探討各種觀念爭議及其由來。

亦即，歷史學與歷史教學在面對人類各種制度觀念時，都必須從時空的視角、也就是「歷史化」的方式切入思考。即便是西方乃至今日各國所標舉的民主、理性、科學、世俗化、個人主義、國家、人權等等，在歷史學家眼中都是特定∕近代時期的產物，並非古今皆然的鐵律。歷史必須去檢視、理解這些被稱為「普世價值」的主張如何形成以及其中顯現的矛盾、衝突、反轉、弔詭等各種面向，好提供大家反思。

遺憾的是，加深加廣課程的條目與授課建議，多處飄散著濃濃的「道德教誨」氣味，似乎已先在若干議題上畫出一條是非分明的界線，要求肯定、認同。若干介紹文句也立於某一邊發言：「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都有其傳統社會、傳統領域與知識體系，但受到外來者的衝擊，面臨…弱化。」「傳統的歷史書寫一向以男性為中心，以女性為主題的書寫觀點經常受到忽略。」「傳統性別秩序與性別體制看似天經地義，實則與特定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文化相關。」「戰爭不僅造成人命死傷，也帶來心理創傷，並型塑集體記憶。」「現代國家以違反人權的手段對人民施加暴力的傷害所在多有，如何回覆受害者的權利、追求轉型正義的課題亟待討論。」課綱理應有其高度，但這些敘述凸顯出「傳統」與「現在」二元對立、錯與對截然分明，甚至包含著今是昨非的立場。

然而，傳統、現代究竟各是固定的模型或更是一個不斷變動與交錯相融的過程？原住民與外來者、現代及國家的關係會是單一的嗎？如果傳統的性別秩序有其歷史文化起源，現代的性別觀念何嘗不是歷史的產物？「國家」不也曾在過去與現今被寄予厚望，做為個人安全、自由的保障？戰爭的殺戮豈止限於二十世紀？哥倫布及近代殖民國家對外征服同樣殘暴，課綱卻談「大航海時代以來，不同地區的物種交流」。而美國獨立革命戰爭不也被課綱按上「現代國家的建立」、賦予正面的意義？

意義多元化時代、課綱應展現多面向

任何時代、現象的意義從來不是固定唯一，歷史正是要教人看見多元與多面。就算我們在某些方面自覺進步開明，但歷史教學並不在高踞今日正義舞台，俯視過往眾生，予以指點「批判」，而更應引導青年學子學會「理解」當時那些發展所特有的社會文化與價值觀。同樣重要的，歷史教學也必須教導學生注意，即使在箝制之下，人仍有其主動性；女性、猶太人或各種弱勢群體在過去時日中縱使受到壓迫性的待遇，總還有些人那麼努力而且成功地求得一些空間，展現了自己，甚至向世界發聲，還可能做出貢獻、影響時代的發展。

歷史要讓學生看到：無論那個時代哪種體制，都有其「黑暗」的一面，但環境再如何不利，卻也並非滴水不漏、毫無間隙；個人並非只能是大洪流下的棋子傀儡，人有動能，會力圖突破和超越困境。因此，歷史要展現的一個個過去圖像，不是相較於光明今日的黑暗沈重單一，而是獨特、寬闊與複雜，也是積極而可以引發省思的。如果歷史教學的確具有教育公民的作用，那麼呈現這樣的圖像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

整體來看，高中歷史新課綱有其立意良好之處，但也在許多書寫以及預設價值觀上，使歷史處於與教義一線之隔的危境。我們總是期待學生－未來的公民具有「批判」思考，歷來課綱也多把培養「批判」精神作為各科共同的教學目標。於是，我們社會從不缺乏站在自己這邊、以自己為對他人為錯的撻伐之聲。但，我們缺乏的是看見對方這個「人」（不是某個觀點而已）究竟想什麼、為什麼這麼想的「理解」。這正是歷史理解、或說歷史的批判思考之價值：感知我與他者的差異以及認識差異的由來。而以現在批判過去，恐會逾越了歷史所以為歷史的分際。

誠然，沒有完美的課綱，任何課程標準都是各方勢力競逐妥協的結果。即使如此，我們仍應把課綱視為文本，洞悉其中的假定和可能的問題，除了以此對未來課綱修訂有所期許外，也藉著分析，提醒教科書作者或是教學者謹慎小心，甚而彌補、超越。這樣，我們也就展現了人的動能性!

文長，推薦閱讀，對於中國歷史與台灣歷史的發展與爭議會有更全面的認識

重訂課綱，吹響號角

　　
　　
一、 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
　　
　　新世紀以後，清大彭明輝教授從部落格開始的評論書寫，頗引起媒體和閱聽人的關注，其文章論題廣泛，時事，科技，教育，經濟，人文，幾近無所不包；文章中有些論點我贊成，有些論點則有所扞格，有些不明就理者，誤以為是我，我從未出面說明，蓋因本家哥哥的文章，贊成不贊成都怪怪的，亦就隨它去，反正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也沒關係。
　　
　　2016年1月24日，清大彭明輝教授在部落格發表〈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引發網路的一些討論，我再次被點名，略云清大彭明輝不是政大彭明輝，我覺得自己有必要說幾句。
　　
　　現代中國從19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以來，民主和科學成為救國救民的萬靈丹，亦即現代中國和臺灣所努力追求者。民主姑且不論，科學則形成學術上極度傾斜的唯科學是尚，即郭穎頤所謂的唯科主義(科學主義，我名之曰大理工主義)。部分理工學者常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乃至常常越界而不自知。我的本家哥哥清大教授彭明輝是理工學者，行文難免有些大理工氣，〈失去真相的台灣史〉顯然越界談了他所不懂的知識領域，故爾引發爭議。
　　
　　我無意在這篇短文討論〈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只是藉此說明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我要討論的是我的本行歷史學和歷史教科書。
　　
　　2016年1月27日，教育部長吳思華在看守內閣過渡期間，宣布教育部預計2月將公布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吳思華表示，只有「社會領域」因各界歧異大，最快要到五、六月公布。但全家盟和全校協等教育團體均呼籲暫緩公布，否則恐又引爆學運，多位地方教育局長也認為課綱影響教學甚大，應該更充分溝通，別急著上路。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
　　
　　記得2015年7月高中歷史課程微調課綱爭議如火如荼時，即有人嗆聲，有本事你們在下次選舉時贏回來，就可以修改課綱啦！台灣俗諺有云，嬈擺沒有落魄的久，話還熱著哩，人家真的在選戰中大贏，而且磨刀豁豁，吹響修改課綱的號角。
　　
　　
二、 微調課綱，引發爭議
　　
　　
　　2015年7月23日，教育部兵分四路，同一天在臺灣師大附中、新竹高中、彰化高中、台南一中召開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座談會，學生們因不滿教育部的回應頻頻跳針，深夜時分，一群抗議學生衝入位於台北的教育部長辦公室，共33人遭警方逮捕，其中包括3名記者。
　　
　　這場闖入教育部事件，將自2014年1月17日以來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事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此事件起源於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教育部花兩周時間完成課綱微調公聽會、審議大會等程序，並逕行公告實施。因公聽會時間過於倉促，行政程序多有瑕疵，教育部又堅持不公開檢核小組成員名單和會議紀錄，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判決書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但教育部仍一意孤行，歷經蔣偉寧、吳思華兩任部長，仍堅持2015年8月1日上路，於是引發高中學生闖入教育部事件。
　　
　　程序不正義，委員不專業，是學者和高中生質疑微調課綱的關鍵，程序不正義係指原本的檢核小組，經主席朱雲鵬的臨時動議，改成微調小組。原本因檢核而聘請的委員，忽然華麗的轉身成為微調委員，微調小組再大調課綱，引發其後種種問題。其間包括會議記錄的合法性，計票的爭議，公聽會舉行的時間倉促，公告時間太短，教育部長蔣偉寧卻斷然宣布微調課綱已然通過實施。這些行政程序都太犯規，實乃長久以來課綱擬訂歷史中從所未見。
　　
　　部分學者與民眾有疑慮的課綱，教育部何以一意孤行，堅持通過就必須執行，是另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處。並不太久之前，2008年通過的〈98課綱〉，教育部長杜正勝己經在該年1月正式發布，3月總統選舉，5月新政府上路，8月教育部長鄭瑞城暫停歷史與國文課綱。據媒體報導，原訂於2009年8月上路的〈98課綱〉，教育部長鄭瑞城以內容有問題為由，擱置國文、歷史二科課綱，並組成專案小組編修。與會的歷史科召集人周樑楷教授和林富士教授曾發言抗議，但不受採納。故爾教育部以行政命令發布的課綱，教育部可以停止實施，蓋已有前例可循，並不存在不能停止的問題，而是教育部長要不要停止。
　　
　　在委員不專業部分，14位微調委員中僅有兩人是歷史專業，要調整所有的高中歷史課綱，包括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課綱微調“十人檢核小組”的歷史專業一直飽受批評；雖然其中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學者，海洋大學黃麗生、世新大學李功勤，以及後來加入的世新大學喻蓉蓉等人，均具歷史學博土學位，但非臺灣史專業，卻大膽微調甚至大篇幅重擬台灣史課綱，調整的方向即1890年代以來以國族主義所建構的大中國概念，將臺灣史置於大中國框架下。特別因引發爭議最大的臺灣史，微調委員未有臺灣史專業，很難說服說臺灣史領域的學者專家。而反微調課綱的幾位要角，多為臺灣史專業，實其來有自。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講得很直接：「王曉波等人把歷史教育和“國家認同”關聯起來，要用歷史教育來塑造國家認同。」然而，就像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分析的，這套觀點完全可能讓學生遠離老師、遠離歷史學習；那麼，他們又怎可能認同歷史課本裡建構出來的那個“偉大國家”呢？要培養國家認同，顯然是死胡同。
　　
　　有部分學者、媒體或個人，指責綠營不該把學生推上火線，甚而將微調課綱轉移到藍綠問題上，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當媒體或個人指責學者教授龜縮不出的信息排山倒海而來，許多人忘記了2014年2月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甫出，3月9日即有百餘位歷史學者、教授聯署，反對此行政程序不合法，委員不專業，內容不符學術研究成果的微調課綱，這些均見諸媒體報導。但因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淹沒了學者連署的信息。當太陽花學運告一段落，2014年5月以後，學者們又再次抗議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適法性，直到2015年5月，學者們的努力從未間斷，他們包括發起連署的薛化元教授，振臂高呼的周婉窈教授，長期關心此議題的陳翠蓮、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對微調課綱深入研究的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吳俊瑩。高中學生自主反課綱，是2015年5月以後的事，從5月一路燃燒到7月，學生占領教育部，此事件方始成為媒體焦點。我相信很多人是到2015年7月媒體大肆報導後，才注意到微調課綱的問題。
　　
　　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絕非單一事件，在更早以前的1997年國中實施認識台灣課程，早已埋下伏筆。而認識台灣課程之所以引起爭議，與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以後，長期將台灣型塑為中國文化的最後堡壘有關，在政統上以中華民國為中國的代表，在思想文化上以中國文化的傳人自居。
　　
　　
三、 歷史教科書細說重頭
　　
　　在動盪的時代，晚清士人醉心於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西方學術思想的新說，惟有關西方19世紀初葉以後所發展的科學派史學，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猛烈抨擊傳統中國史學，掀起極大波瀾；此文同時積極介紹西方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使得晚清新式學堂的歷史教育產生重大改變，一方面在教材上使用西方式的章節體教科書，另一方面則將歷史教育與國族建構相結合。因此，壓縮式的、簡明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成為改編國史運動的主體；而因當時對西方的認知亦屬急迫，翻譯西文簡明教科書或改寫西洋史教本，成為此時期的另一個特色，其目的希望能在短時間內，使學習者獲得簡明的、廣泛的、多面向的中國與世界史地知識。
　　
　　二十世紀初年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富，除一般通史性的著作外，亦出現鄉土歷史、兵法史和財務掌故史等教科書，以及有關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的著作。整體而言，此時期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具有下列共同特色：(一)編纂體例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大部分著作採章節體；(二)西洋史教科書大部分譯自西文簡明教科書，亦有改寫自西文教科書或日文教科書者，中國史部分則受日本學者影響甚大，部分著作甚至逕以日本學者所撰東洋史教科書為藍本；(三)教科書不僅記述傳統中國以政治、軍事為內容主體的資鑑史學，並且開始注重社會、宗教、文化、思想等面向；(四)強調社會歷史進化的因果關係，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狀況，部分教科書明顯看出受到嚴復所譯《天演論》的影響；(五)呈顯以歷史教科書形塑民族主義的意圖，並強調實學救國的經世思想。我們看到今文學派的夏曾佑將新史學觀點貫穿於歷史敘述中，藉以形塑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並顯現其變法論的基本觀點；而治學傾向古文學派的曾鯤化和劉師培，在教科書中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振興國魂，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彰顯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結合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建構國族的重要理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和錢穆《國史大綱》，即將文化論與血緣論的民族主義加以結合，此後的中國通史著作，大抵延續類似的國族建構理論；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曾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悠久、無間斷、詳密，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
　　
　　由錢穆和柳詒徵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一面回顧昔日的榮光，一面建構新的國族主義。
　　
　　
四、 以史為鑑的春秋筆法
　　
　　
　　臺灣的歷史教育，直接繼承對日抗戰時期教科書，其中主要質素包括下列諸項目：一、自1890年代以來的國族建構理論，以中國為我國；二、以春秋筆法為本的歷史敘述；三、五德終始說影響下的朝代循環論與正統論。
　　
　　臺灣的歷史教育，在用字遣詞上受孔子《春秋》的影響極大，即所謂書法。傳統中國史學極強調所謂書法，如「君舉必書，書法不隱」，其中所涉及的鑑戒史學，固使中國史學光輝燦爛，但同時亦限制其進一步的發展，因為過度強調史學的鑑戒功能，使得史學侷限於朝代循環論，以及所謂春秋筆法，最常被稱道者，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套書寫模式被司馬遷和司馬光繼承下來，且為歷代修史者奉為圭臬。所謂春秋筆法，是一種文字表述方式，春秋之教的重點即在“屬辭比事”，舉其大要，「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所謂屬辭，係指遣詞造句，所謂比事，係指排比史事。屬辭比事，即是筆削的藝術。
　　
　　《春秋》記戰爭，有伐、侵、戰、圍、入、滅等不同的寫法；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社稷曰滅。同是記殺人，有殺、誅、弒、殲等不同的寫法，無罪見殺曰殺，有罪當殺曰誅，以下殺上曰弒，不留孑遺曰殲。這是用不同的字，表達不同的歷史情況，即所謂春秋筆法。舉最明顯的例子，如各朝代與邊族的關係，漢國攻打匈奴，寫成漢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則是侵略漢國；類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國謂之入侵或侵略，這是從征服王朝攻打華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歐州則名之曰 “西征”，如拔都西征。類似情形，忽必略攻打日本，名之曰“遠征”或“東征”；而對日抗戰時期，日本攻打中國，謂之侵略。有一段時間，臺灣甚至為日本教書未使用“侵略”而表達抗議，卻遺忘了自己歷史教科書裡忽必略“遠征”日本的敘述。
　　
　　春秋的筆削，是一套特殊的歷史敘事，如「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其後之史書即以“狩”代替天子蒙塵，故爾晚清咸豐皇帝因英法聯軍逃到熱河行宮，要寫成“咸豐狩於熱河”；八國聯軍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則寫為“西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則區別內外，華夏攻打夷狄曰“征”；夷狄打華夏則曰“侵”。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貶之曰子。
　　
　　有一個例子很可以說明我們學自歷史教科書的觀念，是多麼深入人心。左宗棠平回亂，是晚清的重大事件，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詳。1999年7月，我因為做清中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到西北地區進行田野考察。某日工作結束後，我到西安鐘樓附近的坊上吃點兒東西。坊上是西安著名的小吃街，有許多店主人是穆斯林，故又名回民一條街。那天我正啃著羊頭肉，喝著西北狼啤酒，這時看到一位著穆斯林傳統服飾的小朋友回來了，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黃色袍子。我問店主人，「師傅，這您家公子。」店主人回曰，「是呀！小犬。」「幹嘛去呀？這老晚的。」「上學。」我說，「師傅您別逗了，暑假呢！上啥學？」師傅說，「上真主阿拉的學。」我一聽真主阿拉的名字，馬上正襟危坐起來，「那真主阿拉的學上些啥哩？」「歷史。」我笑了笑說，「師傅，您就甭開頑笑啦！俺可是歷史教授哩！學校不是已經有歷史課了嗎？」店主人打開黃色包袱，取出裡面的書，「那不一樣的，您老瞅瞅。」我看到書裡歪歪扭扭，像蚯蚓般的回文，「別逗了，師傅，俺識不得回文哩！您老給說說。」師傅翻開書頁，找到其中的一段，指著書說，「來！這一段寫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聽完師傅敘述書中的內容，我一口西北狼啤酒差點沒吐出來，剛吃的烤羊肉串和羊頭肉都變成酸 的。
　　
　　是的，身為大學歷史教師，我從小讀的歷史教科書都寫「左宗棠平回亂」，壓根兒不曾想過，對伊斯蘭而言，「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才是合理的敘述。我想起從小學到高中讀過的歷史，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漢武帝北伐匈奴，唐太宗征西突厥，這些熟悉的敘述，我從未想過究竟是否歷史事實，縱使大學念歷史系，我也不曾懷疑過課堂上和歷史書裡的記事，一切是如此的理所當然，這些所謂歷史事實，已經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已經是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當我讀到王莽篡漢時，我不會去思考如果新朝延讀數百年，歷史會怎麼寫？
　　
　　
五、 歷史教科書與國族建構
　　
　　
　　在1890年代以前，中國這個名詞並不用來指涉華夏，有些歷史學者為了合理化中國的概念，引述「赤縣神州，謂之中國」，來做解釋，這也是章太炎為同盟會擬定革命成功後新國名中華民國的由來，其後學者們踵繼其意，擴大建構中國的概念，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均納入中國，於是漢滿蒙回藏一律併入在中國的概念下，甚至非漢人建立的王朝蒙元和滿清帝國，亦視為中國帝國歷史的一部分。歷經1890年代到2015年逾120年以上，無以數計前行代學者們的努力建構，中國這個概念已根深柢固，極難動搖，一些並不存在的歷史在歷史教科書的宣導下，早已深入人心，諸如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明明該是清英鴉片戰爭、清日甲午戰爭，因為戰後簽署條約是大清國皇帝。這麼明顯的張冠李戴，學者們竟可以坐視，這真是非常不可思議 的事。而在歷史分期中，將1840年代以後的晚清，稱之曰中國近代，也是非常怪異之論，學者們卻習以為常。
　　
　　在國族建構神話中，另一個存而不論的問題是民族起源，歷史課本上最常出現的兩句話，一句是「黃帝我們共同的祖先」，另一句是「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很少人去懷疑這兩句話的真實性，非僅此也，姑不論這兩句其是否歷史事實，以邏輯學而言，這兩句話必有一為非，蓋如果「黃帝是我們共同的祖先」為真，「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即不可以為真；反之亦然。但大部分學生並去思考這兩句話的矛盾，反正考試的答案照寫，信不信無所謂。有一年政治大學歷史系教師做古都之旅，第一站是西安，從西安到黃河壺口瀑布，路經黃陵，祭拜黃帝。系上同事都進去上香，祇有我一個人躲到黃帝手植柏樹下乘涼。因為我姓彭，彭乃祝融八姓之一。史書上說是祝融、蚩尤的後代。祝融，名黎，為帝嚳時的火官，掌管民事，後人尊為火神，因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融的後裔分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書稱為祝融八姓。但歷史上最有名的大概是彭祖，據說他活了八百多歲；也有人說這位彭祖就是《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的“老彭”。因為黃帝是我的祖先蚩尤之仇敵，子孫再不肖也不能去拜祖先的仇敵吧！雖然在國族建構的時代(約1890-1945)，各種中國歷史教科書上都寫著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但我知道黃帝在血統上和我是沒什麼瓜葛的，任他血緣國族論者說得多麼冠冕堂皇，黃帝和我不相干就是不相干，要說有相干也可以，至多是我祖先的仇人。
　　
　　如果我們檢視晚清改編國史運動時期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將會發現此時期的教科書並非都稱中國歷史教科書，有的以本國歷史教科書為名，有的以中學歷史教科書為名，甚至民國以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亦非悉以中國歷史為名，如呂思勉編寫《白話本國史》，錢穆撰寫《國史大綱》，均未用中國之名，故爾此時期學術界其實是中國史、本國史、國史等名稱混用，並非以中國為至當歸一之名，比較統一使用中國之名，可能是抗戰以後的事。
　　
　　在歷史教科書中，有幾個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短國祚王朝，後續者如為強勢王朝且國祚緜長，那麼，短國祚王朝往往被寫得很負面；如秦與隋，但卻忽略了秦築長城，區隔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是影響多麼深遠的事；隋煬帝開鑿運河，成為此後各朝帝國的重要經濟動脈。征服王朝入主華夏，亦成為歷史課本的大黑洞，如元國和清國的敘述，基本上即是負面的，元國尤其倒楣，被寫得沒有一處是好的。宋元之際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為民族主義史學下的冤魂，至於漢民族所建王朝，則沒有這類問題。故爾這類撻伐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史學，而非朝代興衰。運氣很差的還有女性，亡國常是女性要負責，如妹喜、妲己、褒娰、呂后、武曌、楊玉環、慈禧，都被形塑成紅顏禍水，甚至直指為禍國殃民。這種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敘述，在台灣的中國史教科書中俯拾即是。
　　
　　我須承認從1890年代到1950年代的教科書編纂者極其高明，他們建構了中國的概念，把國族建構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到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幾乎無法掙脫其籓籬。我的學術養成教育在此背景下，與大部分這一代的台灣歷史工作者類同。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如此自然，絲毫不會去想在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說“中英鴉片戰爭”，卻遺忘當時存在的是清國。教科書裡寫“漢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國”，被視為理所當然。所謂“中國”攻打他人時用的是“遠征”、“北伐”，他國打“中國”則是侵略。蒙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國是侵略，拔都打歐洲為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遠征，這些春秋筆法成為歷史教科書的標準用語。台大花亦芬教授寫有關十字軍的討論，指出只有十字軍，沒有十字軍東征，說明過去台灣歷史教育的謬誤。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和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我們並不經心在意。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基本上以抗戰時期為依歸，在遣詞用字上，亦以抗戰時期為師，稍有不同的是較少使用本國，而用概念較為模糊的我國，或者直接用中國，而在稱中國大陸時，反倒簡稱大陸，而非中國大陸。於是教科書出現諸如“我國歷史悠久”、“我國幅員廣大”之類的敘述，授課教師往往不會特別說明“我國”的指涉為何。如果用比較精確的語意學要求，以1980年代的歷史教科書而言，我國明顯指的是中華民國，彼時的中華民國僅70餘年，何來歷史悠久？而台灣的土地面積又如何談得上幅員廣大？但不論任課教師或受教學生，基本上鮮少對這類課文內容提出質疑，於今看起來真的很難理解。尤其當學生讀到地理課本寫“我國屬於大陸型氣候”時，腦子真的會轉不過來，台灣不是海島嗎？海島怎麼會是大陸型氣候？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指出，中國具有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中幅員廣衾係指疆域廣大，從《史記》記載黃帝時的疆域，「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到清代的新疆設省，民國以後的漢滿蒙回藏各族領地，均納入版圖，於是中國疆域擴大到從古以來所未有。1960- 1970年代歷史地理學者譚其驤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之委託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在編繪明代總圖時，未將台灣編入明國疆域，國務院去函要求譚其驤必須將台灣編入，譚其驤堅持不肯，僅同意在福建分圖附上台灣，此一堅持維護了一位學者的學術尊嚴。有關台灣應於何時繪入中國版圖，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引發了激烈爭論；部分學者主張元代地圖即應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譚其驤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根據歷史事實來畫圖，絕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因而堅持清代疆域圖始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於是邀集學術界權威人士、各有關學術機構負責人或代表開會討論，最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元、明圖中台灣用中國基色中的鄰區顏色，與大陸不同；明圖增加鄭氏台灣圖，附於福建圖；打破「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迷思。
　　
　　
六、 結論
　　
　　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上，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與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有關臺灣史的主體性方面，1993年和1994年修訂的國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比較以臺灣為主體來看待臺灣史(2000年發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亦同)；1995年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程，則將臺灣史置於中國史課程中；與國中、小學歷史課程在銜接性和立場的主體性上並不同調；但這並不僅是歷史學界內部的問題(持中國／臺灣立場主體性學者間的拔河)，也涉及現實政治問題。高中歷史課程「九五暫綱」開始有獨立成冊的臺灣史，為其後“98課綱”、“101課綱”之所本，而引發爭議的微調課綱所調整者即“101課綱”。
　　
　　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法院明白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2014年3月9日歷史學者的連署反對這分微調課綱；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在記者會上，表達學者對綠營處理此事的不滿。
　　
　　因為自己是1997年《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兩位撰稿人之一(另一位是中研院史語所林富士教授)，緣於曾是認識臺灣教科書事件的弄潮兒，對當年反對陣營的學者們難免多所關切。故爾當媒體刊載微調課綱委員名單時，心裡一個咕咚，歷經17年的雨露風霜，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反對者，竟然借屍還魂，成為微調課綱委員，用不合法的手段大改高中歷史課綱。
　　
　　2015年8月3日下午，在前台中一中校長蔡炳坤出面斡旋下，由學者吳密察、花亦芬教授陪同學生代表和吳思華部長協商。我在新聞影片中看到吳部長一再跳針，比壞掉的黑膠唱片還要嚴重。黑膠發燒友都知道，唱片跳針大部分時候是因為音軌有雜物，只要去除雜物，跳針問題往往即迎刃而解。這次中學生反微調課綱運動，音軌裡的雜物只有一個，就是微調課綱，去除雜物，吳部長就不必一再跳針了。目前看來，停止實施微調課綱，可能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即將於2018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目前正進行擬訂，這是影響更為深遠的課綱，將從2018用到2030年。而且，2018年才要使用的領綱，並無立即之急迫性，希望領綱委員效率別太高，慢慢來，別趕著在看守內閣期間輕舟已過萬重山，以免到時又是兩岸猿聲啼不住。
　　
　　經過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的經驗，我相信〈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在行政程序上一定會完全符合，可是當我看到第一次會議記錄的領綱委員名單時，心裡忽然一個咕咚。
　　
　　在〈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第一次會議紀錄，我看到召集人為朱建民，其另一個身分是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基金會附屬機構為鵝湖月刊社。
　　
　　許多人注意到王曉波與《海峽評論》的關連性，而1997年刊行的《認識臺灣參考資料》，就是《海峽評論》所出版，其中有幾位作者是我非常熟悉的，包括王仲孚、王曉波、陳昭瑛教授、潘朝陽、黃麗生夫婦，而我靈機一動，腦子忽然晃過一分學術思想刊物《鵝湖》，於是找出《鵝湖》月刊，赫然發現潘朝陽教授是社長，陳昭瑛、黃麗生教授是編輯委員，方始恍然大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十二年國教領綱委員的部分名單，發現召集人是朱建民教授，而朱建民教授是《鵝湖》月刊社董事長。至此我始知原來媒體關注的《海峽評論》，固為兩次事件的要角，而其背後尚有影武者，這個影武者就是《鵝湖》月刊社，其成員化整為零，進入各科中學教科書委員名單，藉儒學之名，以遂行其大中國之實。另一個同樣藉儒學之名宣揚大中國思想的某書院，其成員遍布各大學院校，以講學為名，大力宣揚儒學思想，其組織之龐大，影響之深遠，可謂舖天蓋地。但我不便在這裡多所討論，蓋有太多師友為此書院成員，我不想因一篇卑之無甚高論的小文章惹來太多麻煩。
　　
　　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在這場記者會中，立法委員鄭麗君，以及即將上任的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林昶佐都到場發表談話，並且簽名同意在國會提案支持學生的訴求。在大選期間沈寂一陣子的課綱問題又浮上枱面，而且應該很快就會列入國會新會期的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