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的今天，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的 #雷震 遭中國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 1949 年雷震、胡適等人創刊《自由中國》，以「向全國國民宣傳民主與自由的價值」作為雜誌主旨。在當時戒嚴一片肅殺的氣氛中，《自由中國》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異議之聲，但也多次觸動當局的敏感神經。 1960 年初，已經擔任 2 任、12 年總統的蔣中正為了繼續獨裁統治臺灣，需要國民大會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打破憲法明訂最多擔任2任的限制。《自由中國》獨排眾議，刊登〈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反對，雷震與多位臺籍知識份子也發起連署抗議。 除了抗議蔣中正違法連任，雷震更積極倡議組黨，《自由中國》也刊登殷海光〈#大江東流擋不住〉社論，說明開放組黨如民主潮流，無法阻擋。雷震等人在9月4日被中國國民黨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為由逮補、判刑 10 年。 雖然雷震試圖籌組的「中國民主黨」最終以失敗告終，雷震與他創辦的《自由中國》在戒嚴時期不畏強權、勇於為民主自由發聲，也為往後的臺灣民主化運動奠下基礎。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天安門事件32週年：香港－那些追尋自由民主的人｜一六時事 編輯｜鄭巧筠 -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2週年，受冠狀病毒（COVID-19）影響，港人今年未能齊集港島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亡魂，但他們改以遍地開花方式繼續悼念，控訴中共政權當年對民運的暴行。 支聯會秘書蔡耀昌也呼籲市民小心應對，相信港人能以合法、和平、理性的方式，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六四」的悼念。 - ❙ 悼念活動受到禁止 2020年，港警同樣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晚會，但數千名市民不理會禁令，堅持到維園點起燭光悼念，幾十名政治人物因而被捕，並被控煽動或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 加之《國安法》至今已實施近一週年，警方的嚴陣以待和多番警告參加者可能面對五年牢獄刑責，令外界估計在疫情與政治壓力下，今年到維園附近的香港市民數量將不及往年。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社交網站表示：「政府能禁止一個場地裏的聚集，不能禁止香港每個角落亮起燭光。 愈是想刻意撲滅，燭光只會愈燒愈廣，並終將成為焚毀專政的烈焰。而我們這刻要做的，就是盡我們每人的一分力，在嚴寒中守住這燭光，守住我們良知的底線，守住我們僅餘的自由。」 - ❙ 低調悼念 香港人悼念的方式似乎變得更為低調，分析人士指出這折射出香港人的恐懼情緒， 因政治原因而不敢在當天上街悼念。 也有網民擔心，這反映了港人表達政見的方式，已與中國大陸愈見趨同。此外亦有網民呼籲市民在電燈開關上寫上「六四」，這樣每次關燈都想起當天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關燈」的情景，也是悼念的方式。 - ❙ 運動後的挫敗感 「六四事件」後中國大陸的民眾出現逃避政治的心態，以發展經濟遮蓋政治訴求；同樣地，2014年香港發生「雨傘運動」後，民主運動踏入冷淡期，社會出現無力感，覺得沒有任何方法，能夠爭取民主。 林耀強是1989年曾經在北京見證「六四」的香港學生，親眼目睹工人中槍流血，看著運動流血收場。 學生的滿腔熱血最終換來血流首都，林耀強自言當年帶來了信念上很大的衝擊和崩潰，返回香港後，他身陷一種迷茫，需要花一段時間走出「六四」的陰影。 而他認為民眾短暫的失望是正常，最重要的是堅守信念，「傳承真相和理念」。 「六四」20週年以前，晚會人數只有幾萬人，近年才超越十萬人，林耀強相信持續銘記「六四」，為這場運動賦予意義，總會改變人心。 - ❙ 外國視角 「六四天安門事件」32週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也為此發聲，指出天安門事件已成「中共政府1989年採取殘暴行動」的代名詞，更指中共沒有讓示威者尊嚴地公開辯論，反而以暴力應對。 布林肯強調，美國將持續和爭取中共尊重普世人權的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布林肯說，這些人僅有一個崇高而簡單的訴求，那就是「承認並尊重已寫入《世界人權宣言》內的人權」，可中共當局卻以暴力回應，沒有以公開辯論的方式因應示威者訴求。 他指出，「6月4日那日並肩同行的勇者提醒我們，絕不能停止追尋當天事件的透明真相，包含對所有遇難者、遭拘留者或失蹤者進行全面估算」；他認為，天安門示威和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相互呼應，而港府當局也禁止港民為天安門事件舉辦的守夜紀念活動。 布林肯最後強調，要向32年前受難者的犧牲以及今天在中國政府施壓下仍持續努力的勇者致上敬意，而美國會繼續和這些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因為他們「爭取中國政府尊重普世人權」。 - ❙ 台灣的民主之路 「記住歷史，才能繼續前進」，天安門事件對中港台三地的民主進程與運動，都有所影響，但走出的道路，卻大相徑庭。 對香港和台灣來說，「六四事件」成為中國大陸被標籤為「專制政府」的標誌，強化民眾對民主的訴求，加深兩地對中共專制政權的不滿。 台灣慢慢走向民主，兩岸民心愈走愈遠；香港主權移交後，爭取民主進程在中國陰霾下變得舉步維艱。 天安門事件數年之後，台灣率先完成民主化的工程，從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到立法院全面改選，再到總統直選，實現華人世界驕傲的台灣民主奇蹟。 而我們面對不同政治立場者對此事的分歧和感受，應相互尊重和理解。 台灣追尋民主的道路上，也曾經歷過當權者壓迫群眾的事件。事實上，一般台灣民眾並沒有很熱衷地悼念「六四」，但「六四」依然是提醒台灣民主有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也是對民主、普世價值的訴求。 面對六四，大家需要看見兩岸間、台灣社會內部不同世代價值、記憶的不同。不同政治立場者對此事的分歧和感受，應該相互尊重和理解。 然而，尊重和理解，並不代表放棄堅持自己的價值與信仰。 歷史不能遺忘，傷痛更重要記得。在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道路上，大家要繼續勇敢向前。

【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 ⁣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二，制定立法會選舉「432」方案。新的政制讓中央予取予攜，非建制派的議會之路，相信已壽終正寢，剩下的或是另一個「萬年國會」。⁣ ⁣ 台灣邁向民主化之前，曾有一段封閉、戒嚴時期，而萬年國會正是此時政制的產物。⁣ ⁣ 1947 年，中華民國由訓政進入憲政時期，當時憲法規定，在全國選出統稱「中央民代」的民意代表，包括任期 3 年的立法院委員、任期 6 年的監察院委員和國民大會代表。1949 年，國民黨於內戰戰敗遷台後，實際上已無法從大陸選出代表參與「全國」國會選舉，改選陷入困境。⁣ ⁣ 隨著各委員、代表任期先後屆滿，蔣介石多次將委員延任，亦無法根治問題。無計可施下，行政院請求司法院釋法。1954 年，司法院闡明，因國家發生重大變故，無法辦理次屆選舉，而停止職務又可能違憲，遂決定在第二屆選舉之前，原本的中央民代應繼續履職，變相無限期延任。⁣ ⁣ 隨著時日消逝，中央民代的位置愈坐愈牢。1972 年，國民政府更藉著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其延任提供憲法基礎。同時，為減原中央民代去世影響，當局曾舉辦零星增額補選，但只屬小修小補，無礙大局。⁣ ⁣ 直至 1987 年，戒嚴令解除後，民間出現要求改選的聲音，對萬年國會的不滿開始溢於言表，甚至有從政者以「老賊」怒罵一眾中央民代。1990 年，野百合學運爆發，提出解散國會等訴求，時任總統李登輝答應改革，司法院在 1991 年再次釋法，萬年國會終於解散。⁣ ⁣ 萬年國會的出現與當時的歷史環境、政治形勢脫不了關係。歷經逾 43 年的長期參政，台灣民眾記著的，卻可能只是一眾年老國代打瞌睡、提尿袋、吊著鹽水開會的光景，未知這會否就是香港的未來？⁣ ⁣ #茶杯你不知道的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