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最高法院認證！中國刑事訴訟法非常可以信任！ 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可不可信、有沒有保障人權？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答案（燦笑）。 不過，十年前的一個案子，最高法院可能有跟你不一樣的答案。 —— 杜明雄、杜明朗兄弟，和他們的父親杜清水，父子三人從中國回到台灣以後，某天他們被警察抓走。他們被指控，涉嫌在中國廣東佛山強盜、殺人，背負 5 條人命。 然而，幾乎所有的證據，都在中國。台灣能看到的，只有中國那邊翻拍的照片、中國公安做出的鑑定報告、中國公安做的筆錄。 也就是說，台灣法庭能看到的「證據」，都是中國那邊 AirDrop 過來的照片和資料。實際上的證據、證人，都留在中國。 一審的時候，法院認為，中國那邊傳來的證據無法直接證明父子三人涉案，因此判決無罪。 沒想到，二審之後反而認為這些證據可以判斷出他們真的有殺人，因此判決死刑。 案件來回幾年，終於在 2012 年，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但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也引爆許多爭議。 —— 證據沒有來台灣，只看照片可以嗎？ 《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審判的時候，審判長在法庭中把證據拿出來給當事人辨認。 然而，最高法院認為，相關證物礙於政治現實，沒辦法叫中國公安把這些東西送來台灣，不過照片和原證物其實是一樣的，所以沒有關係。 另外，像是指紋、碎片的鑑定，法院這邊只看得到中國公安給的「鑑定報告」，但傳了「台灣刑事局」科長出庭作證。 本來就是看圖書故事的案子，又傳了一個不相干的閒雜人等來為這些報告背書。 —— 中國公安做的筆錄、鑑定資料可信嗎？ 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以外的其他人，如果在審判以外外的陳述，原則上不能當作證據。像是證人，法院就必須把他傳來法庭，在法庭上的講的話，才能當作證據。 不過，法律還是容許一些例外空間。這個案子最受人矚目的爭議就是，中國公安做出來的筆錄可不可信？ 最高法院給了我們這樣的答案： 2009 年，台灣與中國簽訂了《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於是我們可以藉由「共打協議」，請求中國公安機關協助調查取證，所以中國公安也可以算是刑事訴訟法裡面的「司法警察」，他們做的筆錄也可以算是在「警察面前的陳述」。� 一般來說，台灣警察做的筆錄，原則上沒有證據能力，這也是為什麼法院還是要再問一次話的原因。 不過，這時候最高法院卻認為，中國公安做的筆錄是「可信的例外情形」，可以「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的例外允許規定，認為這些筆錄可以當作證據。 大家都是中國人，不要分那麼細，沒毛病兒。 這個案子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最高法院關於「中國刑事訴訟制度」到底可不可信的論述： 「大陸地區已於西元一九七九年七月間，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嗣於西元一九九六年又對上述刑事訴訟法作大幅度修正，其修正內涵兼顧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視實體法之貫徹與程序法之遵守，雖非完美無瑕，但對訴訟之公正性與人權保障方面已有明顯進步，故該地區之法治環境及刑事訴訟制度，已有可資信賴之水準。」� �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對訴訟的公正性和人權保障有顯著進步，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果然牛逼！绝对靠谱啊亲！ —— 2010 年，杜清水在看守所中去世。2012 年，杜明雄、杜明朗兄弟被判處死刑確定。 2014 年，318 學運爆發，過沒多久，馬英九政府的法務部長羅瑩雪，簽署了許多人的死刑執行令。 其中包括杜氏兄弟。 —— 你們父子三人去了一趟中國回來，中國說你殺人，台灣法院就真的這樣判，然後你們就真的死掉了。 你說中國的證據、司法制度不可信？法院可不這麼認為，祖国的刑事诉讼法就是高大上、可以信任！ —— #法律白話文運動

從2021年5月17日開始，因為疫情緊張的關係，從雙北的四個法院（基隆、士林、台北、新北）開始，紛紛延後庭期，避免因為開庭而群聚感染。 學校老師可以在家裡透過視訊會議軟體幫學生上課，學生可以待在家裡連上網路跟老師互動。 那麼，法院可以遠距開庭嗎？法官、檢察官、律師跟訴訟相關的人，也可以跟遠距教學一樣，透過網路平台參與法庭的訴訟程序嗎？ 答案是不一定，因為法規先天的限制，司法院院會今天通過「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草案，希望可以在疫情期間解套。 當然這只是草案，通過與否、何時通過、通過什麼樣的規定，還是要經由立法院審議。 1️⃣何處是法庭？ 將要把法庭虛擬化，面臨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法律有沒有規定，開庭一定要在哪裡？在家可不可以？ 法院組織法第84條第1項規定：「法庭開庭，於法院內為之。但法律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所以，法官開庭原則要在法庭內，雖然但書規定了例外可能，像是法院組織法第85條第1項：「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分院於必要時，得在管轄區域內指定地方臨時開庭。」 但沒這麼簡單，因為法院組織法也對法庭的席位、旁聽、服制有一定的規定。除非能排除相關規定，不然要讓法庭虛擬化、隨處不在，可會存在法制上的問題。 2️⃣視訊開庭行不行？ 除了法官以外，其他人能不能遠距加入法庭的程序，規定在各個訴訟法中，這個規定一直在放寬中。 比如，去年12月30日三讀通過修正，經總統在今（110）年1月20日的公布的民事訴訟法第211條之1第1項，擴大「擴大遠距視訊審理」。 原本民事訴訟，只有在訊問證人、鑑定人及當事人本人或法定代理人時可以透過視訊，修正後擴及到所有訴訟關係人。當法院認為適當時，可以透過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的科技設備審理，也就是透過視訊會議的方式開庭。 昨天（5月31日），行政訴訟法也修正，擴大遠距視訊審理的範圍到所有訴訟關係人。 民事跟行政基本上比較沒問題，問題在刑事訴訟。 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分別規定：「審判期日，應由法官、檢察官及書記官出庭。」、「審判期日，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不到庭，不得審判。」 前面提到，法庭的設置在法院組織法是有規定的，在刑事訴訟的審判期日中，法官、檢察官、書記官跟被告，都要出現在規定的「法庭上」，這樣加一加，刑事法庭內一定超過5人。 另外，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可以透過視訊方式進行的，只有第177條第2項規定的「證人」，雖然「法院刑事遠距訊問擴大作業要點」擴大了這個範圍，但還是沒有辦法包括到審理中的被告、辯護人跟檢察官。 3️⃣司法院推出的特別條例草案 根據司法院院會今天通過「 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草案」的規劃，特別條例只有在疫情嚴重期間適用。 所謂「疫情嚴重期間」的定義是指：為控制傳染病之蔓延，依傳染病防治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實施之相關措施辦理，致影響司法程序有效進行。 適用的時間跟地區，由司法院跟法務部分別核定。在核定的期間跟地區，排除掉法院組織法跟訴訟法的相關限制。 在刑事、少年案件中，法院、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在符合一定要件，可以透過遠距視訊進行訴訟程序。民事、家事跟行政事件，也都是可以透過視訊方式進行。 另外，各類程序的相關訴訟文書，可以透過科技設備的方式傳送。 由於刑事訴訟法規定在訊問被告、自訴人、證人、鑑定人及通譯，應「當場」制作筆錄，為了避免接觸風險，特別條例規定可以事後聽錄音補製作。 最後，如果法官審判或檢察官偵查還是有重大困難，可以停止審判或偵查。

： 2004年，我創作〈小情歌〉，寫下這句歌詞：「我想我很適合／當一個歌頌者」，2019年，我引申創作了〈歌頌者〉這首歌，「歌頌者」三個字我自引〈小情歌〉歌詞。今天，他卻表達「歌頌者」三個字，是他給的建議，讓我不可置信。 從兩年前這件事發生以來，除了法庭上，我從未公開談過此事。我一直不懂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一直希望是一場誤會，也一直覺得或許不談論，是對心中那位曾視為父親的人，最後的尊重、寬容與一點保護。但事實上，這樣的盼望落空了，一次又一次，我終究心死了，也覺得必須好好對關心我的你們交代一次這些事。 【事件經過】 我和林先生在2008年有簽署一份詞曲授權合約，原訂2014年底結束，而因我信任對方，一直自動延續到2018年底。 2018年的9月20日，我跟林先生約在他家開會，我向他表示，覺得自己快40歲了，一直以來感受到人生無常，我擔心自己要是突然死掉，家人什麼都沒有，希望詞曲版權拿回來自己處理，他也同意。 我認為依照我們十多年來互相信賴的關係，當面口頭講是比較尊重的方式。我10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提及此事，怕嚇到他，我也先用LINE知會他，他也表示沒問題。 接著在12月6日，我們簽署「合約終止協議書」在雙方律師見證下，確認詞曲合作終止，也將10月26日的存證信函寫進終止書，以「全部遂其所願」表示同意。林先生也親自在電話裡跟環球版權總經理確認以後我會自己處理版權，也發訊息給我「12月31日前這些轉移的對象都會知道你即將自己做」。 原先我想讓一切靜靜落幕，而林先生要求我擬稿，必須在12月31日公開聲明，對外表示以後我將自己處理自己的工作。我記得他一直告訴我要「妥善處理、好聚好散」，並且希望我們能「樹立典範」，告訴大家，不是每一個藝人跟經紀公司結束都要撕破臉。後來也公開聲明結束合作，沒有一點點讓我懷疑我們還有存續任何合約的可能。 一直到2019年4月，我突然收到他的存證信函，我非常錯愕，何況中間我多次在節目上演唱自己創作，他從未有任何反應。收到存函後我不斷跟他聯絡，好幾天他不接電話、我用各種通訊軟體訊息他也不回，最後用email，他才回覆宣稱詞曲授權還在他身上。 沒多久，林先生開始對我提起假處分、民事訴訟、甚至到刑事，還把我所創作的歌名搶註商標。我的律師苦笑地說：「他送給你全餐耶」。 10月，在被告後第一次見到林先生，記得檢察官希望能促成和解而問他「如果要和解，你的條件是什麼？」我記得他表示「我希望他把寫給蘇打綠的所有詞曲都給我，我想keep住我跟蘇打綠的美好回憶！」我記得檢察官當場回應他「這要求已經超出案件範圍，你告『吳青峰』，現在卻要求『蘇打綠』，連我都覺得強人所難，你怎麼能要求他接受，不要講得很漂亮說是美好的回憶，但其實你是想要某些東西。況且現在都告了，也不美好了。」後來我嘗試庭外再約他和解，他提出的條件依然是「繼續授權所有蘇打綠發表過的詞曲，要使用不需經我同意」，並告訴我「只有他知道我的歌怎麼用最好」。當時訴訟的開端是〈歌頌者〉這首歌，和解條件卻是「蘇打綠過去和未來的歌」，過去近百首歌曲，甚至未來我還沒寫的歌？難道不令人懷疑這才是目的嗎？ 【一次又一次的死心】 經過幾次出庭與報導，很多人漸漸發現這件事，但你們不知道的是，你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兩年多來，我不斷收到無數書狀，幾週一次，一次動輒數十頁。應該談法律的書狀，卻成為一次比一次荒謬且攻擊性、情緒性的字眼。你們偶然看到報導覺得氣憤的，卻是我的日常心碎。 合意不續約，安分守己唱自己的歌，卻被形容成「無視法紀，不斷膨脹放大自身之權利。」； 為了承接他瞞著我簽的合約，卻被說成「違約在先，企圖霸王硬上弓」； 一個創作者、著作權人反被「被授權人」稱為「不潔之手」；開庭被往事勾動而難過，卻被描述為「其妄尊自大、不可一世的霸道心態與作法，與其前次開庭時的楚楚可憐形象，根本南轅北轍、判若兩人。」； 在高雄演唱會前被觀眾質疑我不能唱自己的歌，卻說我是「利用『創作者不得演唱自己的作品』之悲情訴求，企圖博取大眾之同情，以炒作演唱會熱度之宣傳手法」； 說一個中文系畢業生「曲解電子郵件文字到這種程度」； 連林先生當時委任的律師，都出庭作證所有人都很清楚三份合約皆已結束。對方卻可以寫成是林先生「隱忍退讓，百般之退讓與成全」，說我「令人瞠目結舌」； 當對方提出假處分，要求法院令我四年四個月內不能使用自己作品，他們說凍結我的作品「影響不大」。為了抗辯，我們提出《太空人》的銷售，以及過往歌曲紀錄，這時對方回應「辯稱因為銷售量大所以就應該容忍其侵權云云⋯⋯然還以此沾沾自喜⋯⋯豈非財大氣粗者就可以任意侵權而可以不負法律責任」、「小情歌歌曲並非著名，亦未與『吳青峰』有密不可分的連結。小情歌歌曲僅有1619萬次之觀看次數⋯⋯實難謂其非過於膨脹自身之評價」、「無與倫比的美麗僅有1019萬次之觀看次數」等等辯稱凍結我的作品，對一個創作歌手影響不大。 這樣的言語已歷時兩年，在此所提也只是冰山一角，我真的分不清，到底是寫書狀的林佳瑩律師、張志朋律師的言語，還是林先生本人的意思，但無論如何，就算是律師的意思，肯定也經過林先生同意；就算是林先生的意思，也是律師下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