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下）之一 （文字版）

我們應該努力讓自己不只把注意力只放在疫情數字的控制上，以免見樹不見林。而要更關注一些根本的問題。
上一集我們已經談過一些課題，這一集我們先來談政府的角色與作為。

1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劉紹華教授，去年曾經寫過一本書，
談疫情時代的一些關鍵詞。
這次我問她，過了這段時間，會不會再加新什麼關鍵字。
劉教授說她會加「專家」這個關鍵詞。
為什麼？
劉紹華教授說：每天疫情指揮中心向大家提出報告，也說他們有個決策委員會。但是她問我：「你知道是哪些人嗎？」
這些人到底是誰，媒體要不到資料，法律學者也要不到資料。
她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許多民主國家裡，這是不會發生的事。
即使在臺灣也一樣。
在這一次疫情爆發之前，我們政府的運作也沒有這樣。
這麼重要的一個單位在決定這麼多重大的事情，裡面有所謂的決策委員會，但其中有哪些專家、委員，卻沒人知道，這樣的事情以前是沒有發生過的。

我問劉教授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她說這就是因為一旦我們把控制疫情的數字放在一切事情之首的時候，當然其他的事情都會放到其次，不受注意。
這麼重大的事情，決定的專家卻隱形了 ，這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李建良教授，也有同樣的觀察。
他說：現在防疫權力這麼集中的情況，稀釋了法規上的一些正當性。
衛福部部長究竟是根據什麼法源來代行閣揆的職掌？
真正的指揮官是誰？
真正出了重大的問題，誰要來負責？
都是不清楚的。

疫苗的分配也是。到底有哪些科學基礎、價值選擇、政策衡量？
打疫苗的順序，又實際上是由誰來決定的？出了問題，如果要追究決策環節的時候，到底是誰要負責？
決策的透明度、決策的過程，到底是根據什麼標準跟流程做出來的？
這些目前也都是不清楚的。
所有這些，都是當政府在一切以疫情控制為最優先的時候，所忽略的事情。

2.
另外，當然還有公民權益的倒退。
劉紹華教授指出：去年疫情爆發之後，只禁止滯留湖北的臺灣人返臺；從別的地方返台的人卻沒有這種限制。
一個民主國家，把公民的基本權益做這種限制，是不該有的情況。

劉教授說：在這個過程裡，提出質疑，就會被要求團結；有不同的意見，又很容易被打成中共的同路人。
她說：從去年開始，中央的政策都在喊全島一致，一直到最近，所謂的要不要解封這樣的事情，才交由地方政府來決定。
她認為，這是因為亞洲經過威權文化洗禮的地方，都容易就以為團結就是整齊劃一。
但她說，看教宗這本書就會知道，像教宗講的團結， 就比較像是禮運大同篇裡面所講的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果不能容納多元的聲音，那到底怎麼形成一個社會的共識？怎麼形成真正的所謂生命共同體呢？」她問。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杜文苓教授也說：在一個社會裡面怎樣調節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讓不同的意見可以創造出新的思考和解方，是極關重要的。
杜教授說：教宗在這本書裡面講 「不同意見 可以保留高音處的和弦」。這樣才可以使得社會的聲音更繽紛，更豐富，不落俗套。

此外，李建良教授也指出：就是疫情期間很多會議都採取網上會議的時候，視訊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效率會減弱，重要的決策很容易就被輕鬆通過。
而線上型式的利弊就是，一方面有利於資訊的傳播、記錄，
但不利的一點就是公共政策會如此決定。
李建良教授也特別提醒：數位足跡的資訊掌控跟使用，事後如何還權於民，或者說是如何還私於民，這些事情也都是政府應該事先就清楚說明的。不能等到人民要求說明一點，政府才做一點。

3
除了政府的角色之外，公民社會的課題也非常關鍵。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的林文源教授，這一年多來一直在密切觀察臺灣在疫情時代所發生的種種現象。
他說：就像世界經濟在疫情爆發之前重視全球化的長練，而疫情爆發之後開始注意各地區的短練，台灣對疫情的關注和因應，也有長練和短練。

林教授說：臺灣的疫情，其實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
今年五月之前，很容易讓人覺得台北就是全台灣，非常中心化，也像是重視的是長練。
而今年五月之後的第二階段，才開始更注意各地當地的現象，在地化的討論和因應。

林文源教授觀察上半場的另一個現象是 ：大家的討論都好像參加政論節目，而下半場則出現比較多的個人化的行動，實質考量。
假新聞很多，但是主動對抗假新聞，補資訊漏洞的人也多起來。
「臺灣跟中國的較量，從過去政府之間好像是長程飛彈的較量，改為現在民間的巷口的肉搏戰。」他說。

當萬華茶室事件爆發後，固然有很多人在污名化，但是也很多 NGO 的從業人員在關心這些弱勢者，為她們發聲。
所以他說看到民間很多人在主動論述，幫我們釐清社會的樣貎，因而可以準備未來可以做什麼事情。
因此，林文源教授說他看到很多人像是在日常生活裡進行個人的社會運動。

許多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的觀察。
杜文苓教授說：如果只看主流媒體，會只看到對立立場的相互指責，看不到社會有什麼其他自主性的力量。
但事實上，杜教授說，像社會出現對萬華茶室的污名化之後，出現很多自主性的草根力量在行動，協助街友、性工作者。
她說，這是我們社會可貴而重要的力量，也是我們面對未來挑戰的靭性力量。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趙恩潔教授提醒要注意兩大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是要注意資本的不平等。
她提出所謂 COVID 難民這個概念。
她說，這一次疫情的傳播，全世界皆然，都是因為有些人可以搭飛機在空中到處旅遊 ， 所以造成了快速的全球性蔓延。
然後等疫情爆發之後，以臺灣為例，很多人就因為臺灣安全，就回到了臺灣；可是等到臺灣的疫情爆發，疫苗又短缺的時候，這些人就又馬上又離開臺灣，
再到其他可以打疫苗，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地方。
趙教授認為這是一種資本的不平等。
有些人有條件一直這樣飛來飛去，不但造成了病毒的傳播，又能夠這個及早找到自己認為安全的避風港。
相對之下，社會裡比較弱勢的人，沒法像他們這樣移動的人，居於非常不利的情況。

趙教授提醒的第二點，是大規模農業和養殖動物的問題。
養殖動物從以前開始就是很多傳染病的起源，目前當然更是我們要小心的源頭。
而她看到現在許多人因為這次疫情，已經改變自己的注意，
改為開始注重在地的生活圈，發展農業自主。
她認為這也是公民社會裡大家在實踐勇敢夢想的行動。

4
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溝通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劉紹華教授說，所謂觀察問題，並不光是說「看」到問題就可以。
光是「看」，也可能會「睜眼說瞎話」。
她說：觀察問題，需要有一段距離，才能需要「景深」。有了景深，才會觀察得立體化。
劉教授說，但是臺灣的人口密度很高，大家都很貼近，所以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候，經常難以產生必要的「情緒距離」和「眼光距離」，也就難以產生「景深」。
她說：這一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對於如何溝通，台北醫學大學林益仁教授提出一個觀點。
林益仁教授長期觀察原住民文化，參與原住民的活動。
他說：台灣的地理很特別。從海平面上升，到亞熱帶、溫帶，甚至到高山是寒帶。 所以我們的植物生態非常多元。
林教授說我們的社會也是一樣。人口有非常有多元的各種背景，和澳洲一樣也是墾殖社會，但是擠在一個小很多的土地上。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我們社會的對話，可以參考原住民的這個方式。
他說，泰雅族裡面有句話話叫「 sbalay」。
「balay」就是真相，「sbalay 」就是找尋真相，和解。

所以當泰雅族碰到他們族裡面出現爭議的時候，就會把大家找來，都坐在一起 ； 你把你看到的講出來，我把我看到的講出來，他把他看到的講出來 。
林教授說，通常大家把自己所看到的東西都講出來，轉了一圈之後，
大家大致就會有一個答案出來了。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這是我們可以向原住民借鏡參考的一種溝通跟對話的模式。

我們談過了疫情時代為什麼不能只是關注每天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這些表面上、結果性的指標，卻不注意其他更根本、更原由性的課題之後，下面最後一集，我們來談一下疫情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勇敢地夢想、有一個美好的夢想，以及台灣想要進入國際社會所該有的準備。

謝謝大家。
我們最後一集見。

【盧斯達：我們以後要講好香港故事 — 在「舊香港」一切隨風之後】

不妨從事情的原點開始討論：香港發生了甚麼？又將如何？反送中火花四射，中國遂陸續制訂政策將香港加速「內地化」，進行二次 / 真正回歸。法律界受壓、教師被 DQ、議員被 DQ、公務員要宣誓……還有教育素材要改成「以政治正確為中心主旨」，徹底刪除介紹過危險知識例如公民抗命、批判性思維的通識科。整個香港都已永久改變。

一個必然的大氣候

反送中是歷史中的偶然，我們親歷其中，很容易只見到自己，見不到世界。午夜夢迴，也許我們都會心存僥倖，想到如果當初忍住，抗爭者都採取絕無武力的嘉年華請願，香港是否就不會遭到報復和整肅，「舊香港」就能擺耐一點？

會這樣想，當然是苦難焦慮中人之常情，卻是忽略歷史必然一面的見樹不見林。這件事就像這十年間，我們在舊民主陣營總是聽到類似的話：現在變成這樣，一句到尾都是因為 XXX (可以自填) 搞到抗爭激進化「激嬲阿爺」。講了十年 XXX 都是 XXX，因為那就是只見到歷史的環節，而見不到歷史的大氣候。

《逃犯條例》為何當年提上日程、當中如何操作、點子是誰出的，今日還是一個謎。最接近事實的臆測，是 19 年初美國和加拿大突然抓捕了華為財務官孟晚舟，1 月 28 日，美國正式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並告華為 20 多條罪。中國快速「反制」，就想通過修例把香港化為一個不再歡迎外國人的地方。由美國人要動孟晚舟，到香港要修例，前後不足半年。根據當時的版本，外國人踏足香港就有機會被抓並移交中國審訊。

這一招，將整個香港擺上賭檯，只是為了救回孟晚舟和華為，希望外國就罷手了；但西方跟香港沒有親，對他們來說華為已經太大，不能不攻擊；至於香港在法律上變成中國一部份，他們最多就撤資走人，這也是他們的算盤。把香港焦土了，中國搞一帶一路要用香港做集資和仲裁中心的美夢就要泡湯。事情就像日俄戰爭主要是在清帝國的東北一帶開打，是在打人的領土上打仗。

兩面攻勢加快

華為和解放軍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正以科網和數據基建奪取全世界。一時之間連蘋果 Google ，都沒舉國體制支持的華為顯得強大。此乃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研究中美關係的真學者，都已經多有回顧，中美交惡其實是由奧巴馬年代開始，美資在「中美全球化」的體制下，開始由吃甜頭變成吃屎。中國企業有舉國體制支持，以本傷人把西方企業打爆；中國也被指不遵守 WTO 訂下的貿易規則，搞貿易補貼、用各種奇怪方式取得他國技術；企業的知識產權被中國拿了，要控告反而還會被宣佈敗訴，這都是在奧巴馬年代。

然後美國就開始了 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這件事後來被特朗普煞停，改為發起更直接的對中貿易戰，但後來經歷大豆貿易戰之後，也有反覆。Deep state 的方法是慢慢鋪線，期望整個系統去暗地裡壓制中國；特朗普的方法是用猛藥，因為他要兌換阻止美國本土實業職位流失的承諾，並為支持他的中西部選民創造就業。事實上他們都是做同一件事，只是奧巴馬更為狡惑不動聲色，而且打算資糧於友來抗敵，但特朗普則是用美國自身的賭本，並成為那個為西方大鳴大放的喪鐘，提醒他們鬼子來了。

也就是說，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白手套、做國際中間派的壽命，在約 2008 已開始倒數。不管我們做甚麼，中美也會交惡。香港人不要求民主，中美都會交惡，因為背後都是講錢，阻人搵食等於殺人父母，第一個主戰場也會是香港，因為香港是中西關係之間最脆弱的一個「合作環節」，對雙方來說都不是力量的本部而是投射點。這便是歷史的必然一面。大家沒計到的，是香港本地人的反應如此激烈。北京犯錯，當然是下屬失職；必要時失職也是為了顧全上司顏面的本份。

後來美國就取消香港的貿易特殊地位、嚴打各種勢力以香港為白手套洗錢、轉運物資、取得貿易優惠和鑽營規則。

對中國來說，反制的牌在推出《逃犯條例》時已經打完，後來反送中示威爆炸，動搖整個社會秩序。對中國來說，既然都爛掉了，就乘大亂達至大治，接連推出國安法、取消選舉 (至今)、不斷拉人……之前隱忍 20 年不敢做的，都一次過從腸胃傾瀉而出。因為已經不需要和西方假意友好，爭取時間發展自身實力；那實力已經被西方開始封殺，已經不存在理由繼續容忍香港的半自由秩序。

這也是中國連消帶打、用盡戰略剩餘價值的一招。如果香港人當初默默接受《逃犯條例》，事情可以延後嗎？可能會的，但僅僅只是延後。 6 月 9 號一班無裝備青年不甘心遊行完就走，在立法會發難，引發起波瀾壯闊的歷史，是歷史的偶然一面，然而我們最終還是在歷史必然性的統攝之下。我們經歷的是全球化系統內爆的首階段，西方軍、工、企業組合和中國想「用夏變夷」的動力，並不因為香港人是否支持民主、示威用甚麼力度這樣微小的因素而改變。自 70 年代美國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以來，這個系統早就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美國認為這是以前扶出來的小弟野心漸露不安份，中國則認為中國復興是歷史必然，跟美國無關，要像打倒國民黨一樣打倒西方共同體，恢復帝國榮光。

全世界都搶香港人

香港的半自由秩序，是中國衰弱時歷史多給香港人的，到中國強大的時候就會收回，理由反正因時制宜，沒有定制；至於西方對香港，也是當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但毀了也是不可惜的，也沒有甚麼理由要出力維持這裡的原生境。所以西方會做的就是接收香港難民，順便吸納他們的人力資源和資金。香港曾經受過中西面兩邊的好處和統戰，現在則承受中西兩邊的壓力和攻擊。

為何一向縮骨的英國也突然大開中門，並且頂住中國的壓力繼續推行，理由和中國在香港重傷之後一股腦「真正收回香港」一樣 —— 西方根本預計了自身不會再在中美共同體拿到甚麼好處，也沒必要繼續遵守和中國的默契，就正面出手拉走香港的人和錢。所以中國官員暴怒，連番批評英國是「偽善」，這並不是說回「英國反正也沒給香港民主但現在又支持香港人要民主」的老調，而是說我作狀關門，你不跟我叩頭商量，反而一言不發就發功撬走我的鎖金窩，英國人不講武德 ~ 所以就要取消雙重國籍，不給他們面子，打的是香港人。

他們說，英國打著支持民主自由的理由，實行吸走香港資源，搏個玉石俱焚，把一個焦土香港留給中國處理。英國人是狡猾的，等到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才出手，在香港實行了焦土戰術，不給中國擁有一個能行使過去強大功能的金融中心。

簡單說整個過程就是：中國 (軍方) 策劃用華為征服世界，歐美反制，中國就拿香港做西人捕獸器；西方就說，我們反對，但你搞的話我們也能承受；香港人的怒火因而爆炸，警黑被動員，大家打了很多場，把香港折騰了，然後中國見既然已經亂掉，不吃白不吃，就連消帶打降旨「國安法體制」搶佔局面，攻佔以往難以動手的諸座大山；至於西方也對中國之搶攤又來一次連消帶打。他們認為自己也是香港的持份者，一直以來都是大家開心賺錢，但現在中國等於要把香港完全獨佔，就打移民牌吸納香港人材資金，要把一個爛攤子留給中國，讓她得物無所用。

以上就是這兩年整個世界發生的事，每一次往還，都是國家級的戰略和動員，根本與香港無關。如果認為香港人有做或沒做甚麼，可以改變既有的局勢，阻止某些災難降臨，是不現實的；因為中美共同體的內爆，即使不在 2019 出現，之後也會出現。

折射巨大文明衝突的香港故事

舉國體制國家如果和歐美民主國家分開，互相鎖國，反而還相安無事，但他們進入了同一個市場和國際架構，磨擦幾乎是不可避免。不過香港為歷史提供的偶然性，是為世界這場東西方史詩級衝突提供了一個故事 （narrative)，一層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的鍍光，也為觀眾提供了賺人熱淚的受難故事，將事情鑲嵌入民主 vs 極權的大敘事。

這對於西方的自我動員是一個加速因素，他們是因這個大敘事而受到感召，但事實上真實的香港是如何，他們並不曉得，也不在乎，所以才會誤信香港人支持侵侵就是全民極右。就像奔赴西班牙內戰的左翼青年、奔赴希臘內戰的拜倫，也不一定懂得當地太多，但可以為理想死在異鄉的戰場上，因為遙遠故事的表層，跟他們信仰的事情產生共鳴。

中國有舉國體制，對外的講故事能力落於下風。當然中國對內也有故事，也強大，那就是 19 世紀以來中國喪權辱國，但現在終於走向復興，要重返榮耀，只要能夠把不懷好意的西方應付了，天朝就會恢復。

這種史詩級的互動，香港人只能順世而行，不用後悔某天做了或沒做某些事，就沒有改變香港的命運。每個人在歷史面前都是自由的，但也無不在歷史必然性的枷鎖之中。那必然性就是，中國和西方並不會永遠水乳交融，因為確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文明，他們本身就不願放棄自己的體統。而虛幻的香港，也不過一百幾十年建立在一個暫時的混沌浮沙狀態。現在一切像旭日初升，大白天下，之前歷史多給香港人的，之後不會再有。像一個斯巴達孩子終於被拋到曠野歷練，是否能生存下來，就睇自己。

不必為香港哭泣。蒙古人西征的時候，一路上被毀滅的歷史名城不繼其數，曾經基輔也是極為繁盛的，也在鐵蹄下煙滅，猶太人更是受難了二千年。有論者和網民會討論香港人會像猶太人一樣，有些則說香港人沒宗教，憑甚麼學猶太人。猶太人的宗教，也就是一個故事，讓他們記住 once uppn a time 一個名叫亞伯拉罕的人聽到上帝話語的故事。安德森談民族主義，就特別談報章和小說的促進作用，因為這構成了一個大眾得以投入的共同想像。宗教只是故事的禮儀形式，你會發現聖餐聖禮這一類都是講故事的，聖堂的牆上繪畫都是在說故事，為那些中世紀文盲講述故事。是故事將人們綑在一起。宗教只是故事的其中一種形式，卻不是其必然形式。而香港的故事在東亞乃至世界範圍，都是相當獨特。香港是世界最後的殖民地，其他殖民地的故事已經完了，但香港的一切還在發展之中。

現在香港的故事，將會如此起頭：在一場大戰爭的 end of the beginning，一群自由人的家園被毀，很多人流散離開，有人繼續留守在戰區，但他們都經歷過同一場戰爭。這班人雖然成份雜亂，甚至彼此看不順眼，但都追求自由自主。他們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方法將這個故事流傳下去。故事的結局永遠是開放結局：他們都希望有一天，爾國降臨，大家可以回去聖城重建家園。

只要有了故事，幾乎就不可消滅，即使故事在我們這一代完全熄滅，這個故事也會被其他人拾回來，繼續發展下去。讓香港成為一個文明叢林的迷因。即使最後完成的不是我們的血脈，也會有人接著那個迷因，只要他們沒有忘記自己有一個不同於中國也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故事。

【盧斯達：我們以後要講好香港故事 — 在「舊香港」一切隨風之後】

不妨從事情的原點開始討論：香港發生了甚麼？又將如何？反送中火花四射，中國遂陸續制訂政策將香港加速「內地化」，進行二次 / 真正回歸。法律界受壓、教師被 DQ、議員被 DQ、公務員要宣誓……還有教育素材要改成「以政治正確為中心主旨」，徹底刪除介紹過危險知識例如公民抗命、批判性思維的通識科。整個香港都已永久改變。

一個必然的大氣候

反送中是歷史中的偶然，我們親歷其中，很容易只見到自己，見不到世界。午夜夢迴，也許我們都會心存僥倖，想到如果當初忍住，抗爭者都採取絕無武力的嘉年華請願，香港是否就不會遭到報復和整肅，「舊香港」就能擺耐一點？

會這樣想，當然是苦難焦慮中人之常情，卻是忽略歷史必然一面的見樹不見林。這件事就像這十年間，我們在舊民主陣營總是聽到類似的話：現在變成這樣，一句到尾都是因為 XXX (可以自填) 搞到抗爭激進化「激嬲阿爺」。講了十年 XXX 都是 XXX，因為那就是只見到歷史的環節，而見不到歷史的大氣候。

《逃犯條例》為何當年提上日程、當中如何操作、點子是誰出的，今日還是一個謎。最接近事實的臆測，是 19 年初美國和加拿大突然抓捕了華為財務官孟晚舟，1 月 28 日，美國正式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並告華為 20 多條罪。中國快速「反制」，就想通過修例把香港化為一個不再歡迎外國人的地方。由美國人要動孟晚舟，到香港要修例，前後不足半年。根據當時的版本，外國人踏足香港就有機會被抓並移交中國審訊。

這一招，將整個香港擺上賭檯，只是為了救回孟晚舟和華為，希望外國就罷手了；但西方跟香港沒有親，對他們來說華為已經太大，不能不攻擊；至於香港在法律上變成中國一部份，他們最多就撤資走人，這也是他們的算盤。把香港焦土了，中國搞一帶一路要用香港做集資和仲裁中心的美夢就要泡湯。事情就像日俄戰爭主要是在清帝國的東北一帶開打，是在打人的領土上打仗。

兩面攻勢加快

華為和解放軍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正以科網和數據基建奪取全世界。一時之間連蘋果 Google ，都沒舉國體制支持的華為顯得強大。此乃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研究中美關係的真學者，都已經多有回顧，中美交惡其實是由奧巴馬年代開始，美資在「中美全球化」的體制下，開始由吃甜頭變成吃屎。中國企業有舉國體制支持，以本傷人把西方企業打爆；中國也被指不遵守 WTO 訂下的貿易規則，搞貿易補貼、用各種奇怪方式取得他國技術；企業的知識產權被中國拿了，要控告反而還會被宣佈敗訴，這都是在奧巴馬年代。

然後美國就開始了 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這件事後來被特朗普煞停，改為發起更直接的對中貿易戰，但後來經歷大豆貿易戰之後，也有反覆。Deep state 的方法是慢慢鋪線，期望整個系統去暗地裡壓制中國；特朗普的方法是用猛藥，因為他要兌換阻止美國本土實業職位流失的承諾，並為支持他的中西部選民創造就業。事實上他們都是做同一件事，只是奧巴馬更為狡惑不動聲色，而且打算資糧於友來抗敵，但特朗普則是用美國自身的賭本，並成為那個為西方大鳴大放的喪鐘，提醒他們鬼子來了。

也就是說，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白手套、做國際中間派的壽命，在約 2008 已開始倒數。不管我們做甚麼，中美也會交惡。香港人不要求民主，中美都會交惡，因為背後都是講錢，阻人搵食等於殺人父母，第一個主戰場也會是香港，因為香港是中西關係之間最脆弱的一個「合作環節」，對雙方來說都不是力量的本部而是投射點。這便是歷史的必然一面。大家沒計到的，是香港本地人的反應如此激烈。北京犯錯，當然是下屬失職；必要時失職也是為了顧全上司顏面的本份。

後來美國就取消香港的貿易特殊地位、嚴打各種勢力以香港為白手套洗錢、轉運物資、取得貿易優惠和鑽營規則。

對中國來說，反制的牌在推出《逃犯條例》時已經打完，後來反送中示威爆炸，動搖整個社會秩序。對中國來說，既然都爛掉了，就乘大亂達至大治，接連推出國安法、取消選舉 (至今)、不斷拉人……之前隱忍 20 年不敢做的，都一次過從腸胃傾瀉而出。因為已經不需要和西方假意友好，爭取時間發展自身實力；那實力已經被西方開始封殺，已經不存在理由繼續容忍香港的半自由秩序。

這也是中國連消帶打、用盡戰略剩餘價值的一招。如果香港人當初默默接受《逃犯條例》，事情可以延後嗎？可能會的，但僅僅只是延後。 6 月 9 號一班無裝備青年不甘心遊行完就走，在立法會發難，引發起波瀾壯闊的歷史，是歷史的偶然一面，然而我們最終還是在歷史必然性的統攝之下。我們經歷的是全球化系統內爆的首階段，西方軍、工、企業組合和中國想「用夏變夷」的動力，並不因為香港人是否支持民主、示威用甚麼力度這樣微小的因素而改變。自 70 年代美國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以來，這個系統早就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美國認為這是以前扶出來的小弟野心漸露不安份，中國則認為中國復興是歷史必然，跟美國無關，要像打倒國民黨一樣打倒西方共同體，恢復帝國榮光。

全世界都搶香港人

香港的半自由秩序，是中國衰弱時歷史多給香港人的，到中國強大的時候就會收回，理由反正因時制宜，沒有定制；至於西方對香港，也是當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但毀了也是不可惜的，也沒有甚麼理由要出力維持這裡的原生境。所以西方會做的就是接收香港難民，順便吸納他們的人力資源和資金。香港曾經受過中西面兩邊的好處和統戰，現在則承受中西兩邊的壓力和攻擊。

為何一向縮骨的英國也突然大開中門，並且頂住中國的壓力繼續推行，理由和中國在香港重傷之後一股腦「真正收回香港」一樣 —— 西方根本預計了自身不會再在中美共同體拿到甚麼好處，也沒必要繼續遵守和中國的默契，就正面出手拉走香港的人和錢。所以中國官員暴怒，連番批評英國是「偽善」，這並不是說回「英國反正也沒給香港民主但現在又支持香港人要民主」的老調，而是說我作狀關門，你不跟我叩頭商量，反而一言不發就發功撬走我的鎖金窩，英國人不講武德 ~ 所以就要取消雙重國籍，不給他們面子，打的是香港人。

他們說，英國打著支持民主自由的理由，實行吸走香港資源，搏個玉石俱焚，把一個焦土香港留給中國處理。英國人是狡猾的，等到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才出手，在香港實行了焦土戰術，不給中國擁有一個能行使過去強大功能的金融中心。

簡單說整個過程就是：中國 (軍方) 策劃用華為征服世界，歐美反制，中國就拿香港做西人捕獸器；西方就說，我們反對，但你搞的話我們也能承受；香港人的怒火因而爆炸，警黑被動員，大家打了很多場，把香港折騰了，然後中國見既然已經亂掉，不吃白不吃，就連消帶打降旨「國安法體制」搶佔局面，攻佔以往難以動手的諸座大山；至於西方也對中國之搶攤又來一次連消帶打。他們認為自己也是香港的持份者，一直以來都是大家開心賺錢，但現在中國等於要把香港完全獨佔，就打移民牌吸納香港人材資金，要把一個爛攤子留給中國，讓她得物無所用。

以上就是這兩年整個世界發生的事，每一次往還，都是國家級的戰略和動員，根本與香港無關。如果認為香港人有做或沒做甚麼，可以改變既有的局勢，阻止某些災難降臨，是不現實的；因為中美共同體的內爆，即使不在 2019 出現，之後也會出現。

折射巨大文明衝突的香港故事

舉國體制國家如果和歐美民主國家分開，互相鎖國，反而還相安無事，但他們進入了同一個市場和國際架構，磨擦幾乎是不可避免。不過香港為歷史提供的偶然性，是為世界這場東西方史詩級衝突提供了一個故事 （narrative)，一層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的鍍光，也為觀眾提供了賺人熱淚的受難故事，將事情鑲嵌入民主 vs 極權的大敘事。

這對於西方的自我動員是一個加速因素，他們是因這個大敘事而受到感召，但事實上真實的香港是如何，他們並不曉得，也不在乎，所以才會誤信香港人支持侵侵就是全民極右。就像奔赴西班牙內戰的左翼青年、奔赴希臘內戰的拜倫，也不一定懂得當地太多，但可以為理想死在異鄉的戰場上，因為遙遠故事的表層，跟他們信仰的事情產生共鳴。

中國有舉國體制，對外的講故事能力落於下風。當然中國對內也有故事，也強大，那就是 19 世紀以來中國喪權辱國，但現在終於走向復興，要重返榮耀，只要能夠把不懷好意的西方應付了，天朝就會恢復。

這種史詩級的互動，香港人只能順世而行，不用後悔某天做了或沒做某些事，就沒有改變香港的命運。每個人在歷史面前都是自由的，但也無不在歷史必然性的枷鎖之中。那必然性就是，中國和西方並不會永遠水乳交融，因為確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文明，他們本身就不願放棄自己的體統。而虛幻的香港，也不過一百幾十年建立在一個暫時的混沌浮沙狀態。現在一切像旭日初升，大白天下，之前歷史多給香港人的，之後不會再有。像一個斯巴達孩子終於被拋到曠野歷練，是否能生存下來，就睇自己。

不必為香港哭泣。蒙古人西征的時候，一路上被毀滅的歷史名城不繼其數，曾經基輔也是極為繁盛的，也在鐵蹄下煙滅，猶太人更是受難了二千年。有論者和網民會討論香港人會像猶太人一樣，有些則說香港人沒宗教，憑甚麼學猶太人。猶太人的宗教，也就是一個故事，讓他們記住 once uppn a time 一個名叫亞伯拉罕的人聽到上帝話語的故事。安德森談民族主義，就特別談報章和小說的促進作用，因為這構成了一個大眾得以投入的共同想像。宗教只是故事的禮儀形式，你會發現聖餐聖禮這一類都是講故事的，聖堂的牆上繪畫都是在說故事，為那些中世紀文盲講述故事。是故事將人們綑在一起。宗教只是故事的其中一種形式，卻不是其必然形式。而香港的故事在東亞乃至世界範圍，都是相當獨特。香港是世界最後的殖民地，其他殖民地的故事已經完了，但香港的一切還在發展之中。

現在香港的故事，將會如此起頭：在一場大戰爭的 end of the beginning，一群自由人的家園被毀，很多人流散離開，有人繼續留守在戰區，但他們都經歷過同一場戰爭。這班人雖然成份雜亂，甚至彼此看不順眼，但都追求自由自主。他們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方法將這個故事流傳下去。故事的結局永遠是開放結局：他們都希望有一天，爾國降臨，大家可以回去聖城重建家園。

只要有了故事，幾乎就不可消滅，即使故事在我們這一代完全熄滅，這個故事也會被其他人拾回來，繼續發展下去。讓香港成為一個文明叢林的迷因。即使最後完成的不是我們的血脈，也會有人接著那個迷因，只要他們沒有忘記自己有一個不同於中國也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