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清醒看世界第一人

郭嵩燾銳意求學。立志進取，飽讀詩書，經世致用，不恭虛浮。他18歲考取秀才，22歲中舉，29歲摘桂進士做官。封建士大夫趾高氣揚，固步自封，而他不輟腳步，崇尚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學貫中西。

郭嵩燾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有《郭嵩燾日記》、《禮記質疑》、《大學質疑》、《中庸質疑》、《使西紀程》等。縱觀眾多「質疑」，可看到他的研究洞徹，蔑視權貴，思維創新的精神一以貫之。在當時社會，其學問大有「一覽眾山小」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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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郭嵩燾誕辰200周年
南湘陰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咸豐四年（1854年）至咸豐六年（1856年）佐曾國藩幕。同治元年（1862年），被授為蘇松糧儲道，旋遷兩淮鹽運使。同治二年（1863年）任廣東巡撫，同治五年（1866年）罷官回籍，在長沙城南書院及思賢講舍講學。光緒元年（1875年），經軍機大臣文祥舉薦進入總理衙門，不久出任駐英公使，光緒四年（1878年）兼任駐法使臣，次年迫於壓力稱病辭歸。光緒十七年（1891年）病逝，終年73歲。他是中國史上第一位出國外交大臣。
　　郭嵩燾三題
　　其謂一題名字，二題封諡，三題自銘。適逢晚清重臣郭公誕辰200周年之際，重閱了其一生業績，令人感佩不已。世之評論甚多，容予從小處發之筆端。
　　一題名字
　　見諸史冊的，郭公有九個名字：齡兒、先杞、嵩燾、伯琛、筠仙、雲仙、筠軒、玉池山農、玉池老人。
　　齡兒、先杞，應該是父母居三井頭孩子出生地所取。郭公生於1818年湖南省的湘陰縣城西。郭氏祖籍系吳越一支發脈。曾祖郭熊是湘陰的富商，且是貢生。祖父郭銓世繼續祖業，經營田地、鹽業和錢莊。其父郭家彪精通醫術，矜貧恤獨，經常施藥鄉里，深受鄉鄰尊重。郭家世代既經商又讀書，受儒家文化影響比較深，為孩子取名頗有講究。為何取齡兒？內涵玄機。郭家祖人壽命都不過60左右。望兒長壽，仕進長遠。郭公的老家雖在湘陰城西正街普田巷三井頭，但已在長沙開有商鋪，尋找了一個吉祥的街道，名「壽星街」；嵩燾其名，亦有「壽」字內涵。家人常以「崧（燾）齡」呼喚，可見父子心中的勾畫。郭公晚年賦詩中有「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寓意精神長壽，千秋不朽。先杞之名是入學名，即家族排行名。先，取自「世家先立本，道德與文章」排行詩中。杞，本名枸杞，養生延壽藥物（注意：父親從醫出身）。又有「杞人憂天」一說。據《左傳》，魯莊公七年（前687年）所言：某天夜晚，所有的星星都消失了，忽然，天空中下起了流星雨。流星雨砸到杞國一帶，落星砸毀半個國家，房屋焚燒，大火連燒三個月。故經歷過此事的人，總是害怕天再塌下來。後世雖笑迂腐過分擔心，然則憂天憂國，為讀書人首要之則；不然讀書人與俗夫何異？父輩的執着，潛移了兒子的執着。大凡皆有靈驗。郭公慧眼超前通變，第一個寫出《使西紀程》，求國家不可閉關自守，學習西洋技術，遭到保守派的鋪天蓋地謾駡、諷刺、打擊，認為這樣偉大的清朝，還怕英國、法國乎？簡直杞人憂天。任憑詆毀，我行我素。先杞，國家在先，他擔心的是國家的命運。只有曾國藩、李鴻章、曾紀澤讀懂了他。今天，我們更認識了他的遠見卓識。
　　嵩燾者，喻志也，當為居長沙父子同心而鳴。嵩，山上小山，極高，猶喜馬拉雅山之珠穆朗瑪峰。燾，由壽（年限很長）和四點火（光明）組合，寓意經久不熄滅的長明燈，照亮後來的路。從姓名學來看，知識豐富，中年得貴，光照遠處，出國跡象。有表字伯琛，兩相呼應。伯，老大、第一；琛，又謂貢寶，大貴。真正所謂要，出類拔萃，非同凡響。
　　郭公銳意求學。立志進取，飽讀詩書，經世致用，不恭虛浮。他18歲考取秀才，22歲中舉，29歲摘桂進士做官。封建士大夫趾高氣揚，固步自封，而他不輟腳步，崇尚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學貫中西。
　　郭嵩燾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有《郭嵩燾日記》、《養知書屋文集》、《養知書屋遺集》、《郭侍郎奏疏》、《禮記質疑》、《大學質疑》、《中庸質疑》、《使西紀程》等。縱觀眾多「質疑」，可看到他的研究洞徹，蔑視權貴，思維創新的精神一以貫之。在當時社會，其學問大有「一覽眾山小」的情勢。
　　郭公有超人見識，提前走向世界。曾國藩欲遞辭呈時，他力阻其行，曉以國難，助創湘軍，興辦水師。左宗棠受挫之時，他給左打氣，督促迎難而上，披掛上陣，始有新局。封建士大夫們熱衷於天朝自大，盲目排外。他卻要平等看洋人，反對呼「蠻夷」。既然洋人要侵華經商擋不住，我們就要開門了解西洋，學習成功的東西。特別是重任出使英、法欽差大臣後，一系列變格圖存模式都是常人未曾企及的：與洋人打交道，以和為貴，談判爭勝，「戰無了局」，中國的刀槍劍戟太落後。後果確實如此。學習洋人的工業技術，更重要的是改革政治體制，富國強兵。「其本在朝廷政教。」「君民兼主國權。」這一點，他是最早預見並提出的。郭公1859年上書「疏通夷情」，是說洋人對中國瞭若指掌，而「通市二百餘年，交兵議寬款又20餘年，」國人卻不知外情不懂外語，現在必須要辦外語學堂，使「轉相傳習」。必須要使實學代替八股，以應對外交。他反對重農抑商，發展民族工業，名聲好的商人可以做官。這些振聾發聵的高論，不亞於地震！天下譁然。
再看筠仙、雲仙、筠軒諸名，都是自取號名。筠，青皮有節操的竹子。仙，神仙。軒，卿大夫之車，有高貴欄杆。總起來分析，暗示了其人個性很強，性格秉直，愛國遠見，超脫一般，不會消失。

為什麼又叫玉池山農、玉池老人呢？其意表示不忘耕讀出身。他的老房子長沙壽星街，房子雅稱玉池別墅，內有小塘；自取別號玉池山農、玉池老人。玉池從何提起？郭公祖父在普田巷經營鹽業發財，郭公父親重修新宅。因庭院內種有兩株石榴樹對著書齋，故名「面榴軒」；院內有個大水池，名「玉池」。從郭公有《九日邀同吳南屏、張子恒等登定王台、天心閣，歸飲養知書屋》一詩，測知，三人乃步行游觀，長沙城裏的定王台、天心閣離家不遠，邀請回來喝茶很方便。那麼，養知書屋且在何處？今之開福區六堆子是也。雖已蕩然無存，但書香隱隱未了。
　　二題封諡
　　1891年郭公壽終正寢，消息傳來，李鴻章十分懷念，惻隱之心頓生，上書朝廷求封賜諡號。按功績，清朝第一使臣，開放眼光，無私朝廷，應予追封。聖旨下來卻是：「郭嵩燾出使西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准行。」
　　「不准」的主要原因是，他寫的書籍產生了普天下的指責。什麼書？主在《使西紀程》。指責他的是些什麼人呢？閉關鎖國的上層官僚以及不明真相的莽夫「東亞病夫」，有魯迅所指的「看客」。於是乎，真正焦慮國家前途命運的人，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皇帝畏懼「輿論殺人」嗎？是朝廷不知其人的良苦用心嗎？
　　當初公使出洋是熱行的，去職回來是冷走的。船到漢口，老友李瀚章要他「先期回京不待假滿」。他知道，這是恭親王和李鴻章的意思，要朝廷給他一個官職，不能冷下了。他腦子裏打了幾個圈圈。
　　記得遺老遺少們老早就攻擊他的洋務策略，立功不討好；又考慮年已花甲，一身病，怎麼還能遠涉重洋？但兩太后幾次招見，非他莫屬，無人頂替。慈禧太后還給一顆定心丸：你只一味替國家辦事，不要管別人瞎說，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什麼心事？外交應與英人和談，和為貴。打架不是英法對手。他得了尚方寶劍，抱病出使，辦成了不少的事，穩定了局勢，而皇上太后不認帳了，以《使西紀程》滿朝非議賣國撤職。
　　只為超前認識。一、郭認為，不可小瞧洋人，他們也有兩千年的文明歷史。我們現在落後了，不如他們。表現出強烈的國際參與意識。——清朝坐大，蒙昧不知天外有天。這還得了，如同炸了鍋，上下沸騰，不被認可。二、郭批評因循守舊，要學英國政教制度，「法度嚴明，仁義兼主，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只有我天朝才是文明古國，大罵郭對天朝有二心，漢奸。三、郭認為身在他國，應當尊重禮節獲得好感，學習長處以為國用。遊甲敦炮臺，接受披了一下洋人衣；巴西國王入會，大家起立他也隨之站起；在白金漢宮聽音樂有音樂單，他也同洋人一樣閱看。——這便成了他投降賣國的罪名。隨吏劉錫鴻告陰狀，必欲置之死地。從未見過大場的滿清官員們，拿起芝麻當西瓜，大加撻伐。四、他提出，絕不能以為日本彈丸之國，經濟和野心發展很快。果然，郭死後三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他說，「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則不及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五、鋒芒畢露。郭嵩燾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張，以攘夷狄為義，而置民父于不顧；必使覆國亡家，以快其議論而為名高」 ，呼籲國人要摒棄傳統的「夷夏之辨」，引起公憤。
　　他的遠見卓識，作為井底之蛙的腐儒昏官是覺察不到的，統治者反倒害怕口狂危及到社稷。所以，他痛徹悟到與其共事，不如回歸故里。
　　三題自銘
　　郭公前前後後所著書籍共40多卷。在那個時候軍務洋務忙碌，用毛筆撰寫，著作等身，實在是鱗毛鳳角。沒有封諡，也有自銘，這些詩書典冊，可謂千秋永存，非帝王空空封諡可比。
本節略從他個人詩聯中，管窺他的自我評估：自信、遠見和執着。
　　其一：「面榴軒」宅院中，祠堂楹聯——
　　文章千古事
　　忠孝一生心
　　聯語既是對郭家的總結，也是對對子孫的訓辭。要讀書深造，要盡忠盡孝。從郭公留下的絕筆《枕上作七首》，其一曰：「三人同瘦命偏長，共道吾家兄弟強。兒輩尚能規進取，莫忘先世有書香。」證明郭公站得高看得遠，「吾人行事，必具有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之心，乃能於事有濟。文章氣節不納之道義，皆是浮動之氣。」他的洋務觀點，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納之道義，是為急切拯救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忠心耿耿，哪裏投降賣國？曾紀澤當慈禧太後面，很替郭嵩燾抱不平。這一點，太后心知肚明，儘管滿朝口誅筆伐問罪，還是算了，隨他去吧。
　　其二：　對聯自題——
　　無補清時，終老書叢原宿志；
　　偶談瀛海，重攤詩卷紀前遊。
　　「自題」 上聯，講朝廷不重用我了，我就回到老家養老，但是，決不會享受清福，仍然筆耕書田，坐案寫事，留給後世，為實現早期的夢寐志向。這一點，他已經做到了。下聯講嘴巴還是封不住的，腿子還是要動的。「偶談」什麼呢？ 瀛海，前遊。罵由他們罵，我還是要講國家外交。郭公出使英國時，長沙的居所曾受到守舊派的圍攻。返鄉後，親友都規勸他少談洋務。那怎麼行？他硬要宣講：「歐洲各國日趨富強，推求其源，皆學問考核之功。」「彼之所長，徇而習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至富強，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並將自己有關洋務的論文編成《罪言存略》一書，自費刊行。
　　其三：光緒十四年三月十日夜賦詩——
　　成仁取義生平志，老死柴門亦數然。
　　豈分三醫連四表，竟愁一藥送餘年。
　　慚無身後完存稿，盡有人間未了緣。
　　家國友朋多負負，來生犬馬志猶堅。
　　此詩重點體現「志猶堅」。首聯即開宗明義，生平志向以正義為最，即使罷官老死或被殺，折磨多次，本性不移。頸聯訴述多病之軀，一邊吃藥，一邊寫奏表。愁的是藥送終年，而不是表得落妥。曾記得曾經澤討還伊犁與俄交涉前，他上表獻策六條。第一條就是應聽從左宗棠的意見。朝廷認為可備考，密囑李鴻章將表折內容轉給曾經澤。他多次上書要求禁煙，在長沙開設禁煙會。頷聯是說，我慚愧擬定存稿未付梓，洋務願望不能付之實施。主講思賢講舍，並立王船山祠，授徒講學。尾聯遺憾對家庭、朝廷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多有辜負，表達來世就是變成犬馬效勞，也會不變初衷，意志更加堅定。這可以說是湖南人的「霸得蠻」的一塊金字招牌！
　　其四：臨終前兩年的《戲書小像》吟——
　　傲慢疏慵不失真，盡留老態待傳神。
　　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世人欲殺定位才，迂拙頻遭反噬來。
　　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
　　此詩表達重在對身後的自信。首聯是自我畫像，確實如此，栩栩如生，毫不掩飾，光明磊落。頸聯自信，讓時間說話，有如「西門豹治鄴」：千百年後，令子孫思我言。我這個人是不會消失的。頷聯回顧所受之冤屈，誣衊譭謗，紛至遝來，甚至要他坐牢，要殺人。 「謗毀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謂考之三王而不謬，俟諸百世聖人而不惑，於悠悠之毀譽何有哉！」尾聯有自謙「學問半通」，有自白「官半顯」。他1860年辭職還鄉兩年，著書不輟。1862年再度出山。1866年廣東巡撫任上被彈劾，回家講學。1875年又啟用入總理衙門。國難當頭，又任出國公使第一人。1879年罷官海外，回來寫回憶錄，宣傳洋務。所以是「一生懷抱幾曾開」，不屈不撓筠仙在。
　　中國遣使，始於光緒初。嵩燾首膺其選，論交涉獨具遠識。李鴻章認為，當世所識英豪，與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為最。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知史 #中國歷史 #郭嵩燾 #李鴻章 #清朝

#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9日
地點：涿州
人物：林則徐、跟丁、廚丁
事件：
林則徐一行人走至涿州，蔚牧晉芳來迎。
入城後，至南關外行館留宿（註1）。
當天走了約七十裡路。

註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5 /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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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討論 | 皇帝權力有多大？摳門道光奈何不了奢侈內務府（下）

歷史春秋網

作者：喻大華

道光不僅在生活細節上吝嗇、摳門，在為政治國方面也是如此。
　　
道光初年，新疆發生張格爾叛亂，數萬清軍萬里遠行，征戰數年，終於平定了叛亂。
　　
道光八年（西曆1828年）夏，清政府在午門舉行獻俘禮，現場山呼海嘯般的「萬歲」聲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壯舉」——宴請平叛有功的將士。幾天之後，宴會在清漪園（光緒年間改名頤和園）萬壽山下的玉瀾堂舉行。將軍們筷子一揮，幾碟小菜立即見底，吃又沒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覷，呆若木雞。
　　
後來，在探討新疆設防方案時，將軍們提出的佈防方案就是通不過。本來，將軍們已經考慮到了道光帝的吝嗇，準備上奏僅要一萬八千名士兵鎮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給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軍留守六千人。將軍們憤然回擊，提出專守新疆東部，西部自治，不予設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罵他們放棄新疆防守，指責其居心叵測。

經過幾年的爭執，根據《清史稿》記載，最後決定於「各省綠營兵額內裁百分之二，歲省三十余萬，以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餉」，方案才得以通過。此後，在鴉片戰爭中，道光帝急於妥協，也不能不說與吝嗇的個性有關。總之，在討論諸如海防、邊務、黃河治理等問題時，大臣一提到撥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悅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節儉，一則是生性吝嗇，視節儉為理想、樂趣；再則，是以此作為挽救財政危機的一種對策。
　　
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臨財政危機。
　　
清政府國庫年收入從乾隆中期起就達四千余萬兩白銀，至嘉道年間，總收入雖未比乾隆朝減少，但日子卻越過越緊。顯然，這是因為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
　　
此時，國家財政上的黑洞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第一個黑洞是皇族人口日益增多。順治初年，皇族不過兩千餘人，到道光時期已達三萬餘人。這個龐大的貴族群體不勞而獲，全靠國家養活，並且需要提供優厚的待遇，每年耗資數百萬兩，日漸成為沉重負擔。
　　
第二個黑洞是因物價上漲造成。道光初年的物價，已經是康熙年間的五倍，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糧價上漲。這樣一來，國家機器運轉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而清政府的賦稅標準卻定於康熙年間，不能調整，為什麼？祖制不許可，康熙帝不是說過「永不加賦」嗎？
　　
而且，從嘉慶朝開始，每年按照祖制徵收的賦稅也不能保證足額上繳國庫，各省都有虧欠，每年全國虧欠數百萬兩，這部分錢大多挪作地方開支，一部分入了官員腰包。
　　
第三個黑洞是從乾隆晚期開始，社會矛盾加劇，起義此起彼伏，用於鎮壓的軍費開支大增。從乾隆末至嘉慶初年，清政府為鎮壓白蓮教大起義，花費軍費2億兩白銀，這是有清一代「成本」最高的一場大征伐，幾乎耗盡了康乾盛世所積攢的家底，國家財政從此一蹶不振。而邊疆、內地的起義還時有發生，圍剿的軍事行動成了財政上的一大黑洞。
　　
第四個黑洞是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災害頻發，救災支出大增。譬如，黃河年年氾濫，治理辦法就是一個——堵住決口，結果生生將黃河堵出了個「地上河」，從此，黃河更加容易氾濫，形成了惡性循環。此外，淮河、運河也是百弊叢生。乾隆年間，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錢不到一百萬，而從嘉慶年間起每年動輒上千萬。嘉慶二十五年（西曆1820年），嘉慶帝猝死前夕，國家花了一千萬兩白銀才堵上河南馬家營決口，沒來得及松一口氣，轟隆一聲巨響，下游儀封三堡大堤又決口三十餘丈。嘉慶帝聞訊欲哭無淚，不堵了？千里澤國，哀鴻遍野；堵？要拿國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黃河裡扔！
第五個黑洞是吏治腐敗，這增加了行政成本。比如，治河費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錢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連工帶料都扔到了黃河裡，你查都沒處查。
　　
道光帝即位之初，財政上出現了平定三藩以來百年未見的窘境，國庫儲備僅剩下二千萬兩。在乾隆時期，國庫白銀儲備最高達八千余萬兩。考慮到治理黃河堵一個決口就要上千萬兩，就可知國庫儲備的確太少了。而且，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識到沒有，這個國庫儲備餘額還僅是帳面上的數字，實際到底有多少，他恐怕連核查的勇氣都沒有。
　　
怎麼辦？
　　
當時中國是農業社會，財源有限，既然生財無道，便只有在節儉上下工夫了。
　　
但是，絕不能高估這種近乎吝嗇的「節儉」的意義，道光皇帝的節儉主要是省自己，其影響的範圍更是有限，離開了北京，官場生活依然故我，梨園聲色，飲食精靡，變本加厲，官員、鹽商生活豪奢，是道光想都想不到的。
　　
根據道光年間在西北任職的張集馨回憶:來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肅、四川的官員皆經過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製錢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斷不能少。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這就是道光帝節儉主義之下、官場腐敗的真實寫照。
　　
光緒年間，做過中國駐英法等國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轉敘了道光年間一位治河官員的回憶:當時，南河總督（那時黃河從江蘇省入海，負責治理江蘇境內黃河的官員叫南河總督）設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每年耗費治河經費數百萬兩，但實際上用在治河上資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餘都被他們貪污或揮霍了。
　　
貪官們的飲食、衣服、車馬之類，爭奇競巧，極端奢侈。就拿宴席來說，一種豆腐就有二十餘種做法；一種豬肉也能做出五十餘種花樣。豆腐需在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細心製作。客人嘗了他們宴席上的豬肉脯，讚歎不已。
　　
一個客人起身上廁所，見幾十頭死豬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追問這是何故？原來剛才所吃的一盤豬脯，就是這幾十頭豬的脊背上的肉。這種豬脯的製作方法更是聞所未聞:將這幾十頭豬關閉於室內，拿竹竿打，豬奔跑嚎叫，猝然死去，趕緊割取豬背上的裡脊肉一片，薈集幾十隻豬，才能供一盤豬脯。據說這樣打死的豬，其精華集中於脊背，割而烹之，甘脆無比，其餘的肉都腥惡失味，不能再食。

鵝掌這道菜的做法更是出奇。將鵝圈在鐵籠裡，籠下點著炭火，鵝環奔數周而死，其精華集中於兩掌，每一席所需幾十隻乃至上百隻鵝，而割去鵝掌後，全鵝棄之無用。還有一道菜叫魚羹，取鮮活的大鯉魚幾十尾，倒懸于梁上，下承燒得沸騰的水鍋，敲碎魚頭，魚血滴入鍋中，魚尚未死，為蒸汽所逼，搖頭擺尾，一刻不停，魚血直到滴盡為止，鍋中紅絲一縷一縷連綿不絕，廚師撩血調羹，而全魚就無用了……
　　
據說，這種宴會食物種類繁多，一場宴席歷時三晝三夜，其間名菜佳餚連續不斷。伴隨宴席，聲色犬馬，歌舞昇平，奢華之極。
　　
可見，道光皇帝的「節儉」對官場奢靡的風氣沒有多大影響，那麼，其「節儉」影響了他的兒孫嗎？試看咸豐縱情于聲色，兒媳慈禧大興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響力是多麼不值一提。這對道光帝的節儉形成了相當辛辣的諷刺！
　　
那麼，道光帝的「節儉」有助於解決國家的經濟危機嗎？儘管道光皇帝為國家節省了一些經費，卻無助於經濟危機的解決，財政狀況也未見徹底好轉，反而每況愈下。以至有的大臣發出了這樣的質問:為什麼乾隆朝揮金如土而國庫充盈，如今日日節儉卻民生罕裕，「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吝耶」？這個疑問何嘗不同樣困擾著道光帝呢。總之，作為一國之君，不去大刀闊斧地開源興利，而在一飯一衣上錙銖必較，這就不是節儉，而是捨本逐末的摳門兒、吝嗇了。

有人說道光帝無能，也有人說他無辜。人無完人，歷史上的各大人物均是如此，普通人亦是如此，各個國家亦是如此，有其進步之處，亦存在些許問題。總而言之，看待事物時，盡量理性、全面地對待之，才可說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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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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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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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和Anthony討論八仙嶺山火，其實我們在晚飯時已經討論過。而且節目時有些是他提出的觀點，講是維穩工程是白痴講法，那是他先提出，當然我也是
同意。
不過還有一點，我發現講漏了。有些人還在講翻案的問題，覺得這會找到真相。我再講講我立場。首先，我從來都同意去尋找真相，即使是今日，我都贊成找真相。有人打開光緒的墓穴，檢驗頭髮看他是否中毒。又有人打開雍正的墓穴，檢查他是怎麼死。尋找真理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但我要講的是蕭少滔所講的是荒謬。他話他寫出來是引衡仔告他。在誹謗官司勝了，可以翻案。他還自稱是法律專業人士，那真的是荒謬。要重開一個案是很難。那是需要有新證據的發現。如沒有新的發現，只是根據死因裁判庭講的東西，那已經講完吧。那些證據已經考慮了。最後所得的真相是有幾個年輕人在吸煙、他們可能有煙有打火機，但不能肯定是哪一個。那是死因庭的所發現的真相。現在是不是有新的證供或新的證人？美國有人被判死刑，有人出來認罪，那也未算是能夠翻案的新證供。那個人話自己是兇手，但那要有環境證據，法庭才會重審。

又有人問衡仔為何不坦白，但他已出來剖白了。而你不相信，那是另一回事。他寫了一本書講這件事的過程，然後又有人發現了一些新的事，而他也出來承認他有煙和打火機。他在火車站快餐店有吸煙，但上山之後沒有吸煙，這是他的講法。你可以選擇不信。但看回口供，最先發現起火的是在隊尾，在那周老師附近，那班人熄火失敗，身上有火屑，之後燒到小平原。姓鄭的回頭一看，看到火燒到衡仔身邊，那時他穿藍白間衫。所以他講那些全是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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