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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傳統手工藝例子產品中有7篇Facebook貼文,粉絲數超過34萬的網紅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也在其Facebook貼文中提到, 【#沈旭暉隨緣家書📖】日前在電台談及國際領袖一旦染重病,後果可大可小,《病夫治國》系列尤其值得參考,這是舊文重溫: 《病夫治國》:領導人病歷會影響國際關係嗎? 早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訪問日本,獲贈木製手工藝小玩具時,隨口說「這就是給那些窮極無聊的人玩的」,又表示自己是來參訪市政、不是看藝術;去年他...
傳統手工藝例子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沈旭暉隨緣家書📖】日前在電台談及國際領袖一旦染重病,後果可大可小,《病夫治國》系列尤其值得參考,這是舊文重溫:
《病夫治國》:領導人病歷會影響國際關係嗎?
早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訪問日本,獲贈木製手工藝小玩具時,隨口說「這就是給那些窮極無聊的人玩的」,又表示自己是來參訪市政、不是看藝術;去年他接見英國交通部長時獲贈懷錶,也當即表示「要轉手送人,因對自己沒用」,都引起媒體譁然。然而不少他的支持者解釋,柯文哲患有「亞斯伯格症」,才會這樣。「亞斯伯格症」是自閉症的一種,主要表現為興趣範圍狹窄、日常社交過程中出現障礙,往往在某方面有過人專長,卻不會「察言觀色」,台灣俚語稱「白目」,若患者在外交領域工作,恐怕難免公關災難。
這解釋雖然不為所有人接受,但對各地領袖的生理、心理、精神狀態如何影響國際局勢的研究,其實已有了不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法國記者阿考斯(Pierre Accoce)和瑞士醫學博士朗契尼克(Pierre Rentchnick)兩人就合著了《病夫治國》一書,後又在八十年代出版續集《非常病人》,根據真正的病歷,專門探究二十世紀世界政壇名人的身體狀況、心理世界以及其對世界政局的影響,就是箇中經典,也啓發了日後國際政治和醫學的更多crossover。
《病夫治國》認為,不少領導人在公眾面前的「強人」形象,與其真實的身體、心理狀態,都存在相當大的出入,而這涉及幾個不同範疇的操控。領袖們的形象往往是通過政府選擇性公佈信息所建構的,但真正的決策過程卻往往涉及集體行為,兩者原來就有落差;假如領導人具有一錘定音的能力,但決策時已經陷入嚴重疾病,心智狀態和決策力都可能被影響,更必須被隱瞞,卻往往令隱瞞者的所屬編制捲入政治漩渦。本書作者審視了數十個案例後,提出了兩點反思:第一,如果諸位領袖做關鍵決定時依然健康,他們所做的決策將會大不同;第二,基於上一點,後人在分析歷史走勢和國際政治演變時,不僅僅關注國家實力對比等「結構性因素」,對決策者個人的身心狀態亦不能忽視,這是直接顛覆了「個人因素在國際關係不重要」的假定。
書中所有案例中,有三個最值得我們留意,因為對今日局勢依然有影響,第一個是被視為美國最偉大總統之一的小羅斯福。根據小羅斯福的私人醫生和隨從人員記述,他在二戰末期已身患絕症,有嚴重高血壓,隨時可能中風,變得性情暴躁,記憶力衰退,甚至精神混亂。在決定戰後世界體系的雅爾塔會議,蘇聯領袖斯大林早就知道了羅斯福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執意將會議地點安排在氣候寒冷的克里米亞半島,並刻意安排馬拉松式的談判,令長途跋涉前來、又難適應氣候的羅斯福身體幾近崩潰。最後,蘇聯在德國佔領區、東南歐、東北亞等劃界事宜上獲利甚多,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冷戰佈局。後來斯大林老是懷疑蘇聯醫生對他不利,多次整肅,正是心中有鬼的表現。
同樣的境況也發生在英國一代名相丘吉爾身上。根據丘吉爾的私人醫生莫朗勛爵記述,丘吉爾早就患有躁鬱症,情緒反復無常,戰後一度下台後復出,人們卻不知他的腦血栓已嚴重到影響其表達和神智的地步。但丘吉爾情願隱瞞重病,再次出任首相,卻根本無力執政,既難以控制國內政局、又無法緩和冷戰局勢,這一段相位只是在混亂中度過,那正是英國全面失去帝國的關鍵階段。
即使是在野或革命領袖,也往往受身體狀態影響決策,例如拉美「革命偶像」捷古華拉。根據兩位作者的描述,讀醫出身的他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和自戀癖,對「革命」有極端偏執的追求,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只在乎鬥爭,卻無意在鬥爭結束後採取任何措施穩定政權,因此一生都在流浪,也因此被卡斯特羅變相放逐。由於他始終將自我的革命理想、而非他領導的人民放在首位,這解釋了他對「反革命者」殘酷無情的態度。《病夫治國》作者推測,假如他心智健全,古巴或許早就突破制裁,但這明顯是誇大捷古華拉的影響力:作為阿根廷人,他從來不被真正信任,也不具備關鍵影響力,不過他的病歷對他個人的悲劇結局,倒肯定有關鍵影響。
從以上例子不難看出,《病夫治國》一書對國際關係的分析,採取「行為體」(agent) 而非「結構」(structure) 為核心的方式,這一視角最顯著的優點,在於它將個人特殊情境下的行為納入分析,彌補了傳統結構主義視角的不足,對不少看似「反常」的歷史走勢,都能提出解釋。如作者言,那些處在權力頂峰的人的決定,往往影響到一個社會的發展,錯誤的決策往往造成巨大損失,因此不應被視作「普通病人」,身體狀態也不存在私隱。隨著世界日益講求基準化,「領導人基準試」也許早晚出現,對身體、心理狀態的評估也不難有劃一基準,那時候,可能世界局勢才會為之扭轉。以目前炙手可熱的特朗普為例,不少美國自由派把他當作瘋子,但假如他能證明自己身心狀態據正常、甚至還優於常人(他自己就說保證那話兒尺碼不小),那起碼證明了一切都是理性計算的產品。
然而,這一研究視角的局限亦明顯。對病人的健康狀況保密,始終是醫生的職業道德,而「病人」隱私和社會利益之間如何平衡,從來是兩難,所以我們能接觸到的資料有多真實,始終存疑。再者在「主體-結構」這一分析框架內,區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極難,很難假定假如領袖們病情不一樣,歷史又會怎麼樣。何況不少領袖反而故意裝作瘋癲、不可測,來謀求談判桌上的最大利益,這都是本書的理性分析難以涵蓋的。
小詞典:國際關係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主義認為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首要因素是客觀結構(structure),包括各國經濟軍事實力對比、地緣政治因素等;而行為體(agent)如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偏好、心理狀態等,則是從屬於既定的結構,領袖的個人差異對國際關係不會造成重要影響,亦不是結構主義者研究的對象。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3月20日
傳統手工藝例子 在 黃中岳談吉他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 伍. 談談樂手教練實務經驗 }}_24
在一個週間處理了四個案子所涵蓋的五、六種不同的錄音內容,從最單純的單一人聲、單一吉他,到三組不同樂團、職業樂手的組合,以及古典四人編制的絃樂。這樣的過程,密集地與性格、專長全然不同的音樂家們互動各種音樂內容,從製作人的角度來說,我需要尋找到最值得信賴的『錄音師』,來讓我在工作過程中完全不需要擔心任何錄音技術層面的問題,而能專心於與音樂家們進行從最基本的音樂情緒解讀、到天馬行空胡亂嘗試的音樂冒險的所有溝通,來尋找到我們彼此之間最好的意見交集點。
所謂『值得信賴的錄音師』,不單是指在器樂、人聲的麥克風收音具有獨到的美學見解,能夠『盡力還原』音訊來源的音色、情感呈現,有時候因為製作人非常『跳 Tone』的想法,還能設計與處理不同的收音方式;我認為的『值得信賴』,還必須包括:這位錄音師除了自己的本職之外,在錄音過程中,他甚至能『換位思考』,以『製作人』的思路,來預測製作人下一個最可能的音樂判斷,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做出最適宜的工作反應 --- 有時候,製作人甚至還沒有開口,錄音師已經把『有問題』的地方做到非常音樂性的必要修正。
在這個『數位錄音』的世代,用來觀測錄音師工作反應的『作業內容』,大概就是『音訊剪輯』這個動作了!用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來解釋:譬如我們錄了一首很酷的搖滾曲目,但其中的樂手們對於節拍器的掌握度還不夠,以致於所有人的『呼吸』、『速度感』無法一致,所以,雖然個別的『音樂情緒』都很不錯,但『放在一起聽』的時候,會有一種『凌亂』的疑慮。這個時候,如果你有值得信賴的錄音師,他就能夠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將所有錄到的器樂音訊,以『一刀一刀』剪輯的方式,把所有剪開來的『音樂零件』,以非常有音樂性的方式進行『拼圖』,讓大家『列隊排好』,而使得音樂在播放出來時,呈現出非常好的、非常齊整連貫的音樂感受。
我說的不是以電腦提供的『自動化運算』所做出來的機械式『拍分匡正』(Quantize 量化),而是指真正的手工藝,一點一點地、以非常人性聽覺地、不是看著電腦螢幕視覺化地,把音樂內容修正到最好的拍分位置。
更進一步,如果歌手在演唱過程中,因為顧及了情緒、口氣而影響了音準,錄音師能夠因為前、後的旋律線條,而對於『有疑慮』的音準,做出非常自然、適宜的必要調整,來讓日後的消費者在聆聽音樂時,可以有最好的聽覺感受。
如果你可以尋求到這樣的錄音師來協助音樂的製作,我覺得,還做不出水準以上的音樂製作物,那 … 一。定。是。製。作。人。的。問。題!
我很幸運、也很榮幸,能在製作過程中,的確得到了值得信賴的錄音師們的專業協助;對製作人來說,那真是一種天堂級的待遇,超級幸福!
我是說:『對製作人來說』。因為那真的可以簡省掉非常多的時間與精力,而且還是可以得到『足以亂真』的音樂成果。
但對於樂手養成來說 …… 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這是個好事。
[二. 樂手教練的實務筆記]_09
由於時代的演進、科技的發達,又或者說:因為市場萎縮的緣故,這個世代的樂手對於傳統錄音室的需求感,事實上是越來越低,取而代之的,是『宅錄』方式的盛行。反過來說,如果『宅錄』就可以提供消費市場願意接受的商品,那我們何須選擇成本花費相距甚多的傳統錄音室來進行音樂製作呢?更何況,在傳統錄音室進行傳統錄音模式,那代表會面對自己以外的其他音樂工作者,那也代表將會面臨許多巨大的『即時』壓力,這似乎對於『全心創造音樂』來說,好像是沒什麼必要的負面影響因素。
而因為要『全心創造音樂』,或『趕快把音樂呈現出來』,我們其實不再會 (還是不需要會?) 花海量的時間去做樂器 (或人聲) 的基本功練習,以及練習『樂段彈奏的續航力』,因為,在只有自己的房間,自己就是那位『最值得信賴的錄音師』,我們可以借助電腦強大的編輯能力,把音樂用最『足以亂真』的方式表現出來,因為,反正聽眾聽到的是『結果』,所以,只要能達成結果,過程的過程,似乎也不是太需要去苛求的了。
就我能看到的現象是:在宅錄時,我們花在『編輯』(Editing) 音樂的時間,遠比我們真正在錄製音樂的時間要久,而且,還更專注。
這 … 應該去討論對或錯嗎?
這似乎是一種時代演進的特徵,一種勢必會自然成型的作業模式,因為,只要有更好用的『工具』,人們應該就會因勢利導地進入更便利的選項。雖說,藝術類的技藝勢必是要花下時間來鍛鍊的,但在這個汰舊換新快速得令人來不及好好品味文化的現實狀況裡,產生品項的『速度需求』遠高於『品質要求』的價值觀下,我其實並不知道應該要建議年輕音樂工作者去追求哪件事才對。
但如果你有機會做一次正規的傳統式錄音,來得到不同的經驗值,你可能就會看到一些原本不太需要去面對的真相。
我只是主觀的覺得:『編輯』比『錄製』還更能讓製作人覺得幸福 … 這應該是哪裡怪怪的。
應該是怪怪的吧?
傳統手工藝例子 在 西卡大叔的青年旅館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從好幾年前開始籌備 hostel 起,我就對『旅行如何能跟在地連結』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 . 而這次在北越的 Sapa 參加 Trekking tour,看到了一個很有意義的例子!
『Sapa O'Chau Travel Social Enterprise』是一個由當地黑苗族的年輕媽媽、四個澳洲志工所成立的一個社會企業,也是越南 Sapa 第一個由當地的少數民族所設立的旅遊產品提供者 . . 他們提供了像是 trekking tour、當地苗族傳統村落的 homestay 等旅遊服務
http://sapaochau.org/
而很棒的是,作為一個社會企業,他們把這些旅行服務的獲利再投入回當地社區,支助偏遠的學童上去、教他們英文、導覽知識訓練他們誠為導遊,然後協助他們設立 homestay、製作手工藝品銷售 . . 等,去改善當地苗族人貧困的生活 . .
當天的導遊 May 是個 20 歲的黑苗族小女生,她說在她們村裡有4000人,只有 30%~40% 的小孩有機會上學,整個村子只有她妹妹上大學,跟她相似的年紀的族人大都以結婚、在撫養小孩了 . .
但那不是她想要的,在學了4個月的英文 & 2 個月的導覽培訓之後,她成為了一名健行導遊,帶領這些外國旅客們去認識她們的土地、村莊、以及文化;而她除了白天的工作外,晚上也努力的上網進修,希望明年能夠去河內上大學 . .
很棒的故事,不是嗎?
因為旅行,當地貧困、封閉的生活能產生一些些的改變 (而不是把土地賤賣給開發商),至少一小部分的人有機會能受教育 (而不是讓小孩在街頭兜售紀念品)、能改變他們的命運 . .
但如果在經濟相對更發達的台灣、甚至在都會區或觀光區,旅行又有那些可能性呢?Hostel 又能再做些什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