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日前在電台談及國際領袖一旦染重病，後果可大可小，《病夫治國》系列尤其值得參考，這是舊文重溫：

《病夫治國》：領導人病歷會影響國際關係嗎？

早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訪問日本，獲贈木製手工藝小玩具時，隨口說「這就是給那些窮極無聊的人玩的」，又表示自己是來參訪市政、不是看藝術；去年他接見英國交通部長時獲贈懷錶，也當即表示「要轉手送人，因對自己沒用」，都引起媒體譁然。然而不少他的支持者解釋，柯文哲患有「亞斯伯格症」，才會這樣。「亞斯伯格症」是自閉症的一種，主要表現為興趣範圍狹窄、日常社交過程中出現障礙，往往在某方面有過人專長，卻不會「察言觀色」，台灣俚語稱「白目」，若患者在外交領域工作，恐怕難免公關災難。

這解釋雖然不為所有人接受，但對各地領袖的生理、心理、精神狀態如何影響國際局勢的研究，其實已有了不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法國記者阿考斯(Pierre Accoce)和瑞士醫學博士朗契尼克(Pierre Rentchnick)兩人就合著了《病夫治國》一書，後又在八十年代出版續集《非常病人》，根據真正的病歷，專門探究二十世紀世界政壇名人的身體狀況、心理世界以及其對世界政局的影響，就是箇中經典，也啓發了日後國際政治和醫學的更多crossover。

《病夫治國》認為，不少領導人在公眾面前的「強人」形象，與其真實的身體、心理狀態，都存在相當大的出入，而這涉及幾個不同範疇的操控。領袖們的形象往往是通過政府選擇性公佈信息所建構的，但真正的決策過程卻往往涉及集體行為，兩者原來就有落差；假如領導人具有一錘定音的能力，但決策時已經陷入嚴重疾病，心智狀態和決策力都可能被影響，更必須被隱瞞，卻往往令隱瞞者的所屬編制捲入政治漩渦。本書作者審視了數十個案例後，提出了兩點反思：第一，如果諸位領袖做關鍵決定時依然健康，他們所做的決策將會大不同；第二，基於上一點，後人在分析歷史走勢和國際政治演變時，不僅僅關注國家實力對比等「結構性因素」，對決策者個人的身心狀態亦不能忽視，這是直接顛覆了「個人因素在國際關係不重要」的假定。

書中所有案例中，有三個最值得我們留意，因為對今日局勢依然有影響，第一個是被視為美國最偉大總統之一的小羅斯福。根據小羅斯福的私人醫生和隨從人員記述，他在二戰末期已身患絕症，有嚴重高血壓，隨時可能中風，變得性情暴躁，記憶力衰退，甚至精神混亂。在決定戰後世界體系的雅爾塔會議，蘇聯領袖斯大林早就知道了羅斯福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執意將會議地點安排在氣候寒冷的克里米亞半島，並刻意安排馬拉松式的談判，令長途跋涉前來、又難適應氣候的羅斯福身體幾近崩潰。最後，蘇聯在德國佔領區、東南歐、東北亞等劃界事宜上獲利甚多，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冷戰佈局。後來斯大林老是懷疑蘇聯醫生對他不利，多次整肅，正是心中有鬼的表現。

同樣的境況也發生在英國一代名相丘吉爾身上。根據丘吉爾的私人醫生莫朗勛爵記述，丘吉爾早就患有躁鬱症，情緒反復無常，戰後一度下台後復出，人們卻不知他的腦血栓已嚴重到影響其表達和神智的地步。但丘吉爾情願隱瞞重病，再次出任首相，卻根本無力執政，既難以控制國內政局、又無法緩和冷戰局勢，這一段相位只是在混亂中度過，那正是英國全面失去帝國的關鍵階段。

即使是在野或革命領袖，也往往受身體狀態影響決策，例如拉美「革命偶像」捷古華拉。根據兩位作者的描述，讀醫出身的他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和自戀癖，對「革命」有極端偏執的追求，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只在乎鬥爭，卻無意在鬥爭結束後採取任何措施穩定政權，因此一生都在流浪，也因此被卡斯特羅變相放逐。由於他始終將自我的革命理想、而非他領導的人民放在首位，這解釋了他對「反革命者」殘酷無情的態度。《病夫治國》作者推測，假如他心智健全，古巴或許早就突破制裁，但這明顯是誇大捷古華拉的影響力：作為阿根廷人，他從來不被真正信任，也不具備關鍵影響力，不過他的病歷對他個人的悲劇結局，倒肯定有關鍵影響。

從以上例子不難看出，《病夫治國》一書對國際關係的分析，採取「行為體」（agent） 而非「結構」（structure） 為核心的方式，這一視角最顯著的優點，在於它將個人特殊情境下的行為納入分析，彌補了傳統結構主義視角的不足，對不少看似「反常」的歷史走勢，都能提出解釋。如作者言，那些處在權力頂峰的人的決定，往往影響到一個社會的發展，錯誤的決策往往造成巨大損失，因此不應被視作「普通病人」，身體狀態也不存在私隱。隨著世界日益講求基準化，「領導人基準試」也許早晚出現，對身體、心理狀態的評估也不難有劃一基準，那時候，可能世界局勢才會為之扭轉。以目前炙手可熱的特朗普為例，不少美國自由派把他當作瘋子，但假如他能證明自己身心狀態據正常、甚至還優於常人（他自己就說保證那話兒尺碼不小），那起碼證明了一切都是理性計算的產品。

然而，這一研究視角的局限亦明顯。對病人的健康狀況保密，始終是醫生的職業道德，而「病人」隱私和社會利益之間如何平衡，從來是兩難，所以我們能接觸到的資料有多真實，始終存疑。再者在「主體－結構」這一分析框架內，區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極難，很難假定假如領袖們病情不一樣，歷史又會怎麼樣。何況不少領袖反而故意裝作瘋癲、不可測，來謀求談判桌上的最大利益，這都是本書的理性分析難以涵蓋的。

小詞典：國際關係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主義認為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首要因素是客觀結構（structure），包括各國經濟軍事實力對比、地緣政治因素等；而行為體（agent）如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偏好、心理狀態等，則是從屬於既定的結構，領袖的個人差異對國際關係不會造成重要影響，亦不是結構主義者研究的對象。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3月20日

{{ 伍. 談談樂手教練實務經驗 }}_24

在一個週間處理了四個案子所涵蓋的五、六種不同的錄音內容，從最單純的單一人聲、單一吉他，到三組不同樂團、職業樂手的組合，以及古典四人編制的絃樂。這樣的過程，密集地與性格、專長全然不同的音樂家們互動各種音樂內容，從製作人的角度來說，我需要尋找到最值得信賴的『錄音師』，來讓我在工作過程中完全不需要擔心任何錄音技術層面的問題，而能專心於與音樂家們進行從最基本的音樂情緒解讀、到天馬行空胡亂嘗試的音樂冒險的所有溝通，來尋找到我們彼此之間最好的意見交集點。

所謂『值得信賴的錄音師』，不單是指在器樂、人聲的麥克風收音具有獨到的美學見解，能夠『盡力還原』音訊來源的音色、情感呈現，有時候因為製作人非常『跳 Tone』的想法，還能設計與處理不同的收音方式；我認為的『值得信賴』，還必須包括：這位錄音師除了自己的本職之外，在錄音過程中，他甚至能『換位思考』，以『製作人』的思路，來預測製作人下一個最可能的音樂判斷，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做出最適宜的工作反應 --- 有時候，製作人甚至還沒有開口，錄音師已經把『有問題』的地方做到非常音樂性的必要修正。

在這個『數位錄音』的世代，用來觀測錄音師工作反應的『作業內容』，大概就是『音訊剪輯』這個動作了！用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來解釋：譬如我們錄了一首很酷的搖滾曲目，但其中的樂手們對於節拍器的掌握度還不夠，以致於所有人的『呼吸』、『速度感』無法一致，所以，雖然個別的『音樂情緒』都很不錯，但『放在一起聽』的時候，會有一種『凌亂』的疑慮。這個時候，如果你有值得信賴的錄音師，他就能夠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將所有錄到的器樂音訊，以『一刀一刀』剪輯的方式，把所有剪開來的『音樂零件』，以非常有音樂性的方式進行『拼圖』，讓大家『列隊排好』，而使得音樂在播放出來時，呈現出非常好的、非常齊整連貫的音樂感受。

我說的不是以電腦提供的『自動化運算』所做出來的機械式『拍分匡正』(Quantize 量化)，而是指真正的手工藝，一點一點地、以非常人性聽覺地、不是看著電腦螢幕視覺化地，把音樂內容修正到最好的拍分位置。

更進一步，如果歌手在演唱過程中，因為顧及了情緒、口氣而影響了音準，錄音師能夠因為前、後的旋律線條，而對於『有疑慮』的音準，做出非常自然、適宜的必要調整，來讓日後的消費者在聆聽音樂時，可以有最好的聽覺感受。

如果你可以尋求到這樣的錄音師來協助音樂的製作，我覺得，還做不出水準以上的音樂製作物，那 … 一。定。是。製。作。人。的。問。題！

我很幸運、也很榮幸，能在製作過程中，的確得到了值得信賴的錄音師們的專業協助；對製作人來說，那真是一種天堂級的待遇，超級幸福！

我是說：『對製作人來說』。因為那真的可以簡省掉非常多的時間與精力，而且還是可以得到『足以亂真』的音樂成果。

但對於樂手養成來說 …… 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這是個好事。

[二. 樂手教練的實務筆記]_09

由於時代的演進、科技的發達，又或者說：因為市場萎縮的緣故，這個世代的樂手對於傳統錄音室的需求感，事實上是越來越低，取而代之的，是『宅錄』方式的盛行。反過來說，如果『宅錄』就可以提供消費市場願意接受的商品，那我們何須選擇成本花費相距甚多的傳統錄音室來進行音樂製作呢？更何況，在傳統錄音室進行傳統錄音模式，那代表會面對自己以外的其他音樂工作者，那也代表將會面臨許多巨大的『即時』壓力，這似乎對於『全心創造音樂』來說，好像是沒什麼必要的負面影響因素。

而因為要『全心創造音樂』，或『趕快把音樂呈現出來』，我們其實不再會 (還是不需要會？) 花海量的時間去做樂器 (或人聲) 的基本功練習，以及練習『樂段彈奏的續航力』，因為，在只有自己的房間，自己就是那位『最值得信賴的錄音師』，我們可以借助電腦強大的編輯能力，把音樂用最『足以亂真』的方式表現出來，因為，反正聽眾聽到的是『結果』，所以，只要能達成結果，過程的過程，似乎也不是太需要去苛求的了。

就我能看到的現象是：在宅錄時，我們花在『編輯』(Editing) 音樂的時間，遠比我們真正在錄製音樂的時間要久，而且，還更專注。

這 … 應該去討論對或錯嗎？

這似乎是一種時代演進的特徵，一種勢必會自然成型的作業模式，因為，只要有更好用的『工具』，人們應該就會因勢利導地進入更便利的選項。雖說，藝術類的技藝勢必是要花下時間來鍛鍊的，但在這個汰舊換新快速得令人來不及好好品味文化的現實狀況裡，產生品項的『速度需求』遠高於『品質要求』的價值觀下，我其實並不知道應該要建議年輕音樂工作者去追求哪件事才對。

但如果你有機會做一次正規的傳統式錄音，來得到不同的經驗值，你可能就會看到一些原本不太需要去面對的真相。

我只是主觀的覺得：『編輯』比『錄製』還更能讓製作人覺得幸福 … 這應該是哪裡怪怪的。

應該是怪怪的吧？

從好幾年前開始籌備 hostel 起，我就對『旅行如何能跟在地連結』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 . 而這次在北越的 Sapa 參加 Trekking tour，看到了一個很有意義的例子！
　
『Sapa O'Chau Travel Social Enterprise』是一個由當地黑苗族的年輕媽媽、四個澳洲志工所成立的一個社會企業，也是越南 Sapa 第一個由當地的少數民族所設立的旅遊產品提供者 . . 他們提供了像是 trekking tour、當地苗族傳統村落的 homestay 等旅遊服務
　
http://sapaochau.org/
　
而很棒的是，作為一個社會企業，他們把這些旅行服務的獲利再投入回當地社區，支助偏遠的學童上去、教他們英文、導覽知識訓練他們誠為導遊，然後協助他們設立 homestay、製作手工藝品銷售 . . 等，去改善當地苗族人貧困的生活 . .
　
當天的導遊 May 是個 20 歲的黑苗族小女生，她說在她們村裡有4000人，只有 30%~40% 的小孩有機會上學，整個村子只有她妹妹上大學，跟她相似的年紀的族人大都以結婚、在撫養小孩了 . .
　
但那不是她想要的，在學了4個月的英文 & 2 個月的導覽培訓之後，她成為了一名健行導遊，帶領這些外國旅客們去認識她們的土地、村莊、以及文化；而她除了白天的工作外，晚上也努力的上網進修，希望明年能夠去河內上大學 . .
　
很棒的故事，不是嗎？

因為旅行，當地貧困、封閉的生活能產生一些些的改變 (而不是把土地賤賣給開發商)，至少一小部分的人有機會能受教育 (而不是讓小孩在街頭兜售紀念品)、能改變他們的命運 . .
　
但如果在經濟相對更發達的台灣、甚至在都會區或觀光區，旅行又有那些可能性呢？Hostel 又能再做些什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