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疫情重點【新增372例本土、校正回歸177、12例死亡，疫情膠著未趨緩；AZ疫苗施打出現首例血栓；文大宿舍群聚感染，北市首度出動快篩隊，快篩345位有14位陽性；指揮中心公布疫苗接種計畫，計劃疫苗到位後每週施打100萬劑以上；全國救護能量告急，消促會呼籲納入民間救護能量並要求中央訂立防疫巴士指引】

台灣今（2）日新增372例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本土確診個案、校正回歸177例，合計549例，新增12例死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今天的個案數比較多，顯示疫情並沒有下降，只是穩住沒有持續惡化，現在不敢講疫情平穩，還沒到放鬆的時候，必須持續人流管制，再觀察兩天看看情況。

指揮中心公布施打AZ疫苗出現首例血栓個案，是一位30多歲男性，所幸即時就醫，狀況穩定，並呼籲接種民眾28天內如果出現嚴重頭痛、癲癇等症狀，必須儘速就醫並告知疫苗接種史；雖然目前國內仍未有足量的疫苗，指揮中心宣布未來全面接種疫苗計畫，將分成醫療院所與接種站，每週至少接種100萬劑以上，預估每週接種達135萬至171萬人次。陳時中並透露，月底會有疫苗再進來，但還沒掌握到哪一種疫苗，等確定後會再公布。

■單日確診人數創6天來新高

今日新增的372例本土病例，為207例男性、165例女性，年齡介於未滿5歲至90多歲，發病日介於5月2日至6月1日。另校正回歸個案177例中，為96例男性、81例女性，年齡介於未滿5歲至80多歲，發病日介於5月13日至5月30日。

今日確診人數372例創下6天以來新高，校正回歸數也上升，達到177例，陳時中說明，今日的數字確實看起來比較多，校正回歸也努力把過去累積的個案清掉，今日總計549例，分布地區以新北市310例最多，其次為台北市152例、桃園市28例、基隆市18例、苗栗縣12例、彰化縣10例、高雄市5例、台東縣4例、台中市3例，新竹縣及台南市各2例，新竹市、南投縣及花蓮縣各1例。其中雙北地區以外縣市87例中1例有萬華活動史，65例已知感染源，21例關聯不明。相關疫情調查持續進行中。

台北市長柯文哲分析，目前看起來，萬華疫情有控制，但其他行政區也有疫情，從趨勢上看，目前疫情處於「戰況膠著」，從交通局監控的車流大數據，發現前兩週車流明顯減少，但這一週已經逐漸上升中，還是要呼籲市民少出門、減少外出採買的次數，避免人與人的群聚感染。

經濟部次長林全能則表示，夜市部分絕大多數都已經停業到6月14日，降低人潮群聚的機會，但傳統市場部分，分成公有與民有，總計有1,100多處，與自治會溝通落實防疫措施，包括：實聯制、佩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提供外帶、禁止試吃，以及熟食必須防護等；減少人流部分，已有縣市祭出依照身分證尾數分流採買，將會持續關注是否有助於減少人流，並滾動檢討。

指揮中心公布今日有12例死亡，為男性7位、女性5位，年齡介於60多歲至90多歲，發病日介於5月13日至5月29日，確診日介於5月16日至6月1日，死亡日期介於5月28日至6月1日。截至今日為止，共計9,389例確診，分別是8,195例本土、1,141例境外移入、36例敦睦艦隊、2例航空器感染、1例不明及14例調查中；另24例（新增案7666、案8854）移除為空號，確診個案中共149例死亡。

■文大宿舍群聚感染4人確診，北市首度出動快篩隊，目前345位快篩中有14位陽性

昨天傳出文化大學大倫館4名住宿生確診，包括3名外籍生與1名本國籍，雖然不是第一起大學宿舍確診案例，但一次出現4人確診的群聚是首例。由於大倫館有345名住宿生，台北市今天上午首度派出剛成立的快篩隊，直接進駐大學校園採檢200多名住宿生，其餘則是由校方與北市安排搭車前往剝皮寮快篩站，全數完成採檢，結果有14人快篩陽性，接下來會進一步做PCR檢測，目前學生已被安排在隔離空間等待結果，一旦確定是陽性，將會由台北市衛生局安排入住防疫旅館。

教育部長潘文忠重申，雖然發生宿舍群聚感染事件，但三級警戒仍要求大學避免學生不必要的移動，學校不得強制學生返鄉離開宿舍，防疫住宿必須依照「大專校院住宿防疫指引」，落實宿舍門禁、體溫量測、專人關懷、定期消毒、保持通風與社交距離等措施。

柯文哲指出，這次文大宿舍一次有4名住宿生確診，雖然來不及分析是否為熱區，但保險起見，還是派出剛成立的快篩隊，19人的編制立即前進校園1天內完成快篩。他強調，新冠病毒難對付的原因在於，前2到3天的潛伏期就有傳染力，當確診時，可能已經群聚傳染，因此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抓出可能的個案，把疫情撲滅，這套模式將會廣泛運用，只要數據顯示北市哪一個地區是感染熱區，就會依照這樣的模式處置，將疫情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

■全國累積30家長照機構有確診個案，北市宣布長照工作人員施打順位要提前

昨天北市公布信義區某長照機構爆發群聚，共27人染疫（含住民與工作人員），已造成7人死亡，平均82歲。台北市今天宣布，將長照機構工作人員的施打疫苗順位提前至與地方診所醫護人員同一級，4日就會開始施打，包括現場的主任、照服員以及外籍看護等。

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指出，目前累積已經有30家長照機構出現確診個案，多數是零星的住民與工作人員，除了北市之外，新北市土城某長照中心也有33人確診。他表示，長照中心一旦發現確診，將會立即匡列接觸者，進行適當的區隔與治療，盡力減少重症與死亡。

陳時中表示，長照中心都是老年人，染疫後對健康的威脅很大，各國的經驗也是如此，因此會重新考慮工作人員與住民的優先施打順位，在疫苗量能提升後，把施打順位往前提，這將會列入重要的選項，並送專家小組討論後定案。

指揮中心公布截至今日為止，嚴重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有1,303人，佔確診人數的16.8%，其中年齡大於60歲的2,958人中，912人是重症，比例為30.8%。

■國內接種AZ疫苗出現首例血栓，疫苗到位後的每週百萬劑接種計畫公布

衛福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召集人李秉穎公布，國內接種疫苗出現首例血栓個案，為30多歲男性，5月12日接種第一劑AZ疫苗後，曾出現發燒等身體不適症狀，於3日後逐漸緩解；５月19日起，又出現微燒、持續頭痛、腹痛等症狀，就醫抽血檢查後，發現血小板低下，D-dimer異常升高等，同步影像學檢視頭部、腹部雖未發現血栓病兆，經臨床研判依「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TTS）臨床指引」診治。

李秉穎表示，個案目前血小板值恢復中，狀況穩定，這起案件經專家審查，符合布萊頓合作組織 （Brighton Collaboration）病例定義，研判為我國首例TTS個案。截至今日為止，國內接種達46萬1,647人次，發生首例TTS，發生率為百萬分之2.1，其他國家例如英國TTS發生率為百萬分之12.3（截至5月1日），歐盟為百萬分之6.5（截至4月4日）。

李秉穎指出，所幸國內血栓個案及早就醫，得以緊急處置，因此呼籲已經接種的民眾，接種AZ疫苗28天內，若出現嚴重持續性頭痛、視力改變、癲癇、嚴重且持續腹痛超過24小時以上、嚴重胸痛或呼吸困難、下肢腫脹或疼痛、皮膚出現自發性出血點、瘀青、紫斑等任一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疫苗接種史，以利醫生及早釐清病因並給予適當處置。最後專家建議，符合接種對象仍應配合疫苗供應進度接種。

雖然目前疫苗供應仍不足，但陳時中表示，預估6到8月逐步有疫苗進來，因此先擬定全面接種疫苗作業，等疫苗量能足夠後，每週至少要完成施打100萬劑。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指出，規劃分成「醫療院所」與「接種站及外展服務」兩大區塊，醫療院所包括醫院、衛生所與地方診所，醫院共計300家每週可以接種54萬人次，衛生所200家每週可接種10萬人次，診所6月800家、8月擴增至2,000家，每家每日服務50人，每週可以完成60萬人次。

至於社區接種站將以縣市的規模來劃分，主要是在週末假日的時候服務民眾，估計每週可以完成43.6萬人次；外展的機關、企業與軍營則是每週兩萬人次；並計劃借用體育場、棒球場等大型場地，利用週末加快接種速度，估計每週可以完成1.8萬人次，總計兩大區塊讓每週接種人次可以達到135萬至171萬人次。

此外，政務委員唐鳳正在規劃疫苗接種預約平台，以目前現有的口罩實名制平台為基礎，民眾可以在一週前預約住家附近的醫療院所或接種站，完成後領取接種卡，而健保卡會貼上貼紙註記。指揮中心也已經招募7,795名醫護人力，並有排班系統，媒合醫護人員協助全面接種計畫。但柯文哲則表示，「摒除疫苗不足的問題，我們正把接種計畫擬好，就等疫苗到貨，包括小巨蛋、台北市政府大廳等地，都考慮成為大型接種場地，以最短的速度完成接種。」

陳時中表示，接種計畫目標是10月底讓6成國人打完第一劑疫苗，以國外接種經驗，接種率達2成就有效果、4成就會有抑制疫情的成果，6成會達到控制疫情，但疫苗廠供貨不穩定是隱憂。

■救護運送能量告急，消促會呼籲：儘快回補物資、將緊急救護體系納入防疫指揮會議、徵召民間救護員等

除了醫院量能緊繃外，負責載運疑似確診者的第一線消防救護也出現人力、物資缺乏的困境。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以下稱消促會）今日早上召開記者會，向指揮中心提出四項訴求，包括：

一、防疫物資回補頻率應提高，並因應疫情預先提撥一個月（防疫物資）使用量，供雙北或評估可能重災區域消防單位使用，避免回補不及致裝備短缺。

二、訂定防疫巴士運作指引，並由指揮中心協助各縣市建立防疫巴士國家隊，進行北病南送。

三、提高救災救護中央單位──內政部消防署於防疫指揮體系中的層級，將緊急救護體系納入防疫指揮會議核心成員中，與醫事司共同合作解決疫情期間患者輸送、診治等問題。

四、徵召民間救護車納入防疫體系中，統一調度分派協助各縣市進行患者運送。

消促會會員代表楊適瑋表示，醫療院所防疫救護物資相對充裕，但消防救護員物資消耗更多，每出一次車就要穿脫一套防護衣，物資現在已經相當窘迫。防疫巴士部分，因為車內不能開空調、上廁所，有些車體設計甚至根本不適合上國道，卻還要載著病患和消防員開至少3小時以上到南部縣市，希望此情況能儘速改善，「病人確診已經很倒霉了，還要在長途運送過程中熱衰竭，病人不需要這樣被對待。」他們希望指揮中心統一訂定防疫巴士運作指引，希望建立隨車人員防護裝備、相關通風與行車安全標準，提高後送效率。

台大醫院急診部主治醫師石富元表示，一般人覺得民間救護員訓練比較差，這是錯誤的刻板印象，很多民間救護員是消防員退休，不但有合格證照也很專業。現在疫情讓救護運送爆量，「不知道為何要排除民間救護車（協助救護），不用民間還能怎麼辦？」他認為，民間救護員在送確診病患其實只要準確穿好防護衣，就能處理大部分勤務，「不需要用到EMT-P（高級救護技術員），只要EMT-1（初級救護技術員）就夠了。」

（文／嚴文廷、林雨佑 ；設計與資料整理／江世民、戴淨妍；攝影／余志偉、林彥廷、董俊志）

#延伸閱讀
【「這是我們集體的失敗」──疫苗生產大國卻被疫情重創，來自印度沉痛的告白】https://bit.ly/3bXnguw
【真的假的？確診數「校正回歸」很正常，但一次回補太多天恐使疫情判斷失準？】https://bit.ly/3fJSUfW
【從武漢到世界──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即時脈動】http://bit.ly/2HMR2T6

#報導者 #COVID19 #本土案例 #確診 #死亡個案 #校正回歸 #快篩 #疫苗 #疫苗接種預約平台 #AZ疫苗 #血栓 #文化大

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到底這個宗教機構怎麼來的？
　　
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打狗故事第二集
#超長文慎入
　　
【把你送去龍發堂】😱
　　-台灣精神醫療史上一個難以分類的篇章
文/ 陳信諭 醫師
　
　　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高雄 #路竹 #龍發堂 #精神醫學

Joe：「台灣政府公務某方面來說相當繁忙，但其實大多是基層在忙正事，高層工作效率不高，雖然台灣沒有像美國一樣，有政府刪減支出的政策，不過政府運作似乎比美國還亂。」

依照2010年公布的台灣《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二級部會數目從37個降為29個，小小一個台灣卻遠高於其他國家，美國只有15個部會、日本12個部會，而人跟台灣相當的澳洲才19個部會，但澳洲面積多台灣200多倍，甚至連中國也才27個部會，日本是大部制，為一府十二省，相當精簡，值得借鏡，台灣組織改造仍以政治為考量，無助提升行政效率。

政府第一波組織改造後，竟有九單位、簡任十職等以上的員額比組改前還多，合計高官增加189人，如文化部在政府組改後，竟多出15名簡任官，衛福部增50人最多如衛生署簡任官員額402人，內政部社會司與兒童局簡任官33人，兩者整併為衛福部後，簡任官竟成485人，多出50人；行政院整併新聞局與消保會，原應有138名簡任官，卻也暴增為178名，教育部整併體委會與青輔會後，簡任官人數也增加10人。更離譜的是，主計總處與客委會業務並未因組改而調整，但兩單位趁機增加簡任官員額，主計總處增加18人，客委會增加5人，增幅都逼近3成。

若以十職等月薪約8萬元計算，國庫每年要多付出上億元人事費，學者斥，哪有愈改人愈多這種鬼道理，政府組織改造本來是要為政院瘦身，卻愈改愈肥，高官竟愈減愈多，公務員官等分為委任、薦任、簡任，職等則從第一到第十四職等，簡任官職等從第十到第十四職等，是最高階的文官，政府組織改造迄今，已有19個部會完成相關的組織法修法，但簡任官卻越減越多，僅國防部因裁軍，比照十職等以上的官員大幅減少115人，其餘包括行政院、衛福部、主計總處、客委會等9單位，簡任官人數都增加，且增加員額還比原本合併前的員額更多。

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長李國興說，主計總處過去員額都未調整，但政府總預算規模已增加5倍，這次趁組改調整員額，但都還在合理範圍內。客委會主委黃玉振說，客委會增加一個處，以及包括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等附屬單位，業務量增加，增任簡任官有必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長說，行政院增加政務委員、政務副祕書長及性別平等處等，因此需增加簡任官；衛福部也因衛生署改制成部，原有的祕書室、政風室等依法升級為處，疾管局、健保局等由局升為署，所以增加簡任官，又整併部分內政部業務，才需增加這麼多簡任官，但增加的額都在法定範圍內，並未超過，行政院人事總處官員解釋，多數單位認為整併其他機關後，簡任官員也需要增加，以便督導、整合推動業務，並未超過編制員額。

僑務本來就是外交的一環，僑委會應併入外交部，退輔會與國防、役政有關，可跟內政部或國防部整併，另外，客委會、原民會雖是因台灣有少數族群，但員額規模根本不到部會規模，業務也與其他部會重疊，應考慮是否有單獨存在必要，組改只是玩大風吹，把一個機關移到另一個機關，機關數目與員額當然不會減少，甚至還因此增加簡任官，證明組改完全失敗，應再重啟一次組改，政府不必包山包海，什麼都要管，否則業務量應刪未刪，員額就不會減少，甚至會勞逸不均，有的單位人不夠要用派遣工，有的單位卻沒事做。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說，組織改造是要精簡人力、提升效率，現在各部會卻趁機把人力一次漲足，增加這麼多簡任官，功能沒有強化，只想擴大權力，還花更多納稅人的錢，這跟組改精神完全背道而馳，「增加一個處、增加一堆簡任官就能提升效率，老百姓不會相信這種鬼話！」，政府組改後依舊帶頭大量用派遣工，竟還要增加高官坐領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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