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隨筆　◎王家新
　
1
離開倫敦兩年了，霧漸漸消散
桅杆升起：大本鐘搖曳著
在一個隔世的港口呈現……
猶如歸來的奧德修斯在山上回望
你是否看清了風暴中的航程？
是否聽見了那隻在船後追逐的鷗鳥
仍在執意地與你為伴？
　
2　
無可阻止的懷鄉病，
在那裡你經歷一頭動物的死亡。
在那裡一頭畜牲，
它或許就是《離騷》中的那匹馬
在你前往的軀體裡卻扭過頭來，
它嘶鳴著，要回頭去夠
那泥濘的鄉土……
　
3　
唐人街一拐通向索何紅燈區，
在那裡淹死了多少異鄉人。
第一次從那裡經過時你目不斜視，
像一個把自己綁在桅杆上
抵抗著塞壬誘惑的奧德修斯，
現在你後悔了：為什麼不深入進去
如同有如神助的但丁？
　
4　
英格蘭惡劣的冬天：霧在窗口
在你的衣領和書頁間到處呼吸，
猶如來自地獄的潮氣；
它造就了狄更斯陰鬱的筆觸，
造就了上一個世紀的肺炎，
它造就了西爾維婭•普拉斯的死
——當它再一次襲來，
你聞到了由一隻絕望的手
擰開的煤氣。
　
5　
接受另一種語言的改造，
在夢中做客神使鬼差，
每週一次的組織生活：包餃子。　
帶上一本卡夫卡的小說
在移民局裡排長隊，直到叫起你的號
這才想起一個重大的問題：
怎樣把自己從窗口翻譯過去？
　
6　
再一次，擇一個臨窗的位置
在莎士比亞酒館坐下；
你是在看那滿街的旅遊者
和玩具似的紅色雙層巴士
還是在想人類存在的理由？
而這是否就是你：一個穿過暴風雨的李爾王
從最深的恐懼中產生了愛
——人類理應存在下去，
紅色雙層巴士理應從海嘯中開來，
莎士比亞理應在貧困中寫詩，
同樣，對面的商販理應繼續他的叫賣……
　
7　
狄更斯陰鬱的倫敦。
在那裡雪從你的詩中開始，
祖國從你的詩中開始；
在那裡你遇上一個人，又永遠失去她
在那裡一曲咖啡館之歌
也是絕望者之歌；
在那裡你無可阻止地看著她離去，
為了從你的詩中
升起一場百年不遇的雪……
　
8　
在那裡她一會兒是火
一會兒是冰；在那裡她從不讀你的詩
卻屢屢出現在夢中的聖詠隊裡；
在那裡你忘了她和你一樣是個中國人
當她的指甲瘋狂地陷入
一場爵士樂的肉裡。
在那裡她一順手就從你的煙盒裡摸煙，
但在側身望你的一瞬
卻是個真正的天使。
在那裡她說是出去打電話，而把你
扔在一個永遠空蕩的酒吧里。
在那裡她死於一場車禍，
而你決不相信。但現在你有點顫抖
你在北京的護城河裡放下了
一隻小小的空火柴盒，
作為一個永不到達的葬禮。
　
9　
隱晦的後花園——
在那裡你的頭髮
和經霜的、飄拂的蘆葦一起變白，
在那裡你在冬天來後才開始呼吸；
在那裡你遙望的眼睛
朝向永不完成。
冥冥中門口響起了敲門聲。
你知道送牛奶的來了。同時他在門口
放下了一張帳單。
　
10　
在那裡她同時愛上了你
和你的同屋人的英國狗，
她親起狗來比親你還親；
在那裡她溜著狗在公園裡奔跑，
在下午變幻的光中出沒，
在起伏的草場和橡樹間盡情地追逐……
那才是天底下最自由的精靈，
那才是真正的一對。
而你楞在那裡，顯得有點多餘；
你也可以搖動記憶中的尾巴
但就是無法變成一條英國狗。
　
11　
在那裡母語即是祖國
你沒有別的祖國。
在那裡你在地獄裡修剪花枝
死亡也不能使你放下剪刀。
在那裡每一首詩都是最後一首
直到你從中絆倒於
那曾絆倒了老杜甫的石頭……
　
12　
現在你看清了那個
仍在倫敦西區行走的中國人：
透過玫瑰花園和查特萊夫人的白色寓所
猜測資產階級隱蔽的魅力，
而在地下廚房的砍剁聲中，卻又想起
久已忘懷的《資本論》；
家書頻頻往來，互贈虛假的消息，
直到在一陣大汗中醒來
想起自己是誰……
你看到了這一切。
一個中國人，一個天空深處的行者
仍行走在倫敦西區。
　
13　
需要多久才能從死者中醒來
需要多久才能走出那迷宮似的地鐵
需要多久才能學會放棄
需要多久，才能將那鬱積不散的霧
在一個最黑暗的時刻化為雨？
　
14　
威嚴的帝國拱門。
當彤雲迸裂，是眾天使下凡
為了一次審判？
還是在一道明亮的光線中
石雕正帶著大地無聲地上升？
你要忍受這一切。
你要去獲得一個人臨死前的視力。
直到建築紛紛倒塌，而你聽到
從《大教堂謀殺案》中
傳來的歌聲……
　
15　
臨別前你不必向誰告別，
但一定要到那濃霧中的美術館
在凡高的向日葵前再坐一會兒；
你會再次驚異人類所創造的金黃亮色，
你明白了一個人的痛苦足以
照亮一個陰暗的大廳，
甚至注定會照亮你的未來……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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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家新，1957年生於湖北均縣（現丹江口市）。高中畢業後在鄉下務農，1978年就讀武漢大學中文系，組辦詩社，參與大學生刊物《這一代》的編輯。1985年至1990年任職於《詩刊》（北京）。1992年旅居英國，1994年回國後先後任教於北京教育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著有詩集《紀念》（1985）、《游動懸崖》（1997）、《王家新的詩》（2001）、《未完成的詩》（2008）等。另有多種詩歌隨筆和詩論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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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柄富賞析
　
90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寫作，有一個很大的主題是知識分子對於自我存在的反思，這個反思必然結合著他們所閱讀過的，跨越東西方的知識與詩歌小說，他們會拿自己的「處境經驗」與這些「文本經驗」交疊、對話。王家新的〈倫敦隨筆〉正是這樣的作品。不只一次，王家新在文章裡多次談到「互文性」的觀念與問題，他把互文性當作90年代詩歌的重要特徵，其實，這個特徵更尤其屬於90年代的知識分子寫作群（詳見責編文）。
　
這是一首蠻長的組詩，就不便逐節說明了。在詩中，我們可以讀到許多典故，這些典故串連起了一個「文本的倫敦」。根據學者趙璕的整理：有「狄更斯筆下『霧都孤兒』的陰鬱悲慘的地下室生活（4、7、12節）；詩人普拉斯用乙炔的自戕，以及她在乙炔味的『倫敦味』中絕望的囈語──『我／是一個純潔的乙炔／處女』（普拉斯〈發燒103°C〉（4節）；奧頓活畫下『倫敦霧』的死亡氣息的『死亡那不便言及的氣味』（W.H.奧登〈1939，9月1日〉，4節第3行），以及『向日葵』自『清晨薄霧中』的〈布魯塞爾美術館〉滲出的光輝（W.H.奧登〈美術館〉，15節）；T.S艾略特〈大教堂謀殺案〉中的『寬恕之歌』（14節））……客居倫敦寫作的馬克思及其所揭示的『階級意識』（12節）、『查泰萊夫人』的『白色寓所』及其『資產階級隱藏的魅力』（D•H•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12節）、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李爾王』（莎士比亞，《李爾王》，6節）。」
　
倫敦之外，還有《奧德賽》裡的奧德修斯，在木馬屠城的特洛伊戰爭勝利後，歷盡艱難返回家鄉的處境，以及屈原《離騷》中的馬（「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王家新使用這些典故以表達他作為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當時旅居倫敦，遭遇一個複雜世界的經驗，當中有對於由資本主義完成的新世界體系，所造成「民族／國家」這一壁壘的批判，也抒發漢語作為他旅居英國時的弱勢語言，在心中拉扯而來的一種懷鄉的軟弱，這種異鄉人雙腳離地的心情。
　
他在倫敦，抵抗著這些「倫敦文本」的光輝，也從中反思漢語所形成的集體記憶（母語即是祖國），那塊絆倒了杜甫的石頭此時也會絆倒他，石頭象徵著也許是杜甫使用漢語完成詩歌的技藝，王家新肉體上遠離了中國，精神卻從中重新感受到了漢語的光焰與能力，而感覺自己與杜甫被同一塊石頭絆倒的心情。
　
互文性的寫作使得這一首詩在內容層次上的解讀顯得複雜，另一方面，學者姜濤則說這首詩的許多作用是來自「想像力的發生」，他說「王家新的許多詩的想像力的發生，都是這樣的在文本和現實之間發生的。這個距離給了他一個好像是修辭的空間。」這個說法也是理解王家新，及許多90年代尤其是知識分子寫作的中國當代詩的一種方法。
　
　
參考資料：
《在北大課堂讀詩（修訂版）》，洪子誠主編，2014，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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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鄭閔聰
美術編輯：鄭閔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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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中國當代詩 #1990年代 #知識分子寫作 #王家新 #倫敦隨筆

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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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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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焦慮
我們常常以為文學是完全依靠想像力，尤其是某些文學天才的想像力而創造出來的，但是美國耶魯大學人文學科教授與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卻很早就提出，充滿想像力的文學從來都不是原創，而是被其它充滿想像力的文學影響的。
其實布魯姆教授在上星期一(10月14日)以89歲之齡過世了，所以我這星期把他的書拿出來重讀。我一直還沒好好讀他的扛鼎之作《影響的焦慮》(_The Anxities of Influence_)，倒是他後出的《西方正典》(_The Western Canon_)一書我反覆而間斷地看了不少次。《西方正典》一書的英文用canon來做為書中文學作品的代名詞，而非常用的經典(classical)，乃是因為經典一字只能表達該文本符合了一定的傳統、型式和內容，而canon卻不只代表了重要性，更有著難以取代的純粹之義。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影響的焦慮」的進一步延伸。
其實他在1973年出版《影響的焦慮》一書的主要批評對象，是1960年代之後所興起的新馬克斯學派、新女性主義學派、新歷史主義學派這些認為文學作品總是服務於國家、社區階級、宗教的利益(新馬克斯學派)、強加於男性的意識型態於女性(新女性主義學派)、或是強加白人與西方的價值觀給非白人與東方(新歷史主義學派)的這些他稱之為憎恨學派的理論家。他認為像是莎士比亞或是但丁的作品，不但就算經過翻譯和移植都還是能夠吸引每一種文化，而且其思想之強大與角色塑造之多元、隱喻象徵之豐富，都是超越歐洲中心的。不過他也提到，「但丁是詩人的詩人，莎士比亞是人民的詩人」，在普遍性與永恆性上，布魯姆教授認為莎士比亞所呈現的人物更是讀不完又看不盡。如果但丁寫的是神曲(_The Divine Comedy_)，那麼莎士比亞寫的就是世人之曲(_Earthly Comedy_)。
而憎恨學派給我們的，卻是一個分崩離析的莎士比亞(reduced Shakespeare)。所以他說這是傅柯(Michel Foucault)贏得了憎恨學派知識份子高度認同的原因。對布魯姆教授來說，傅科對莎士比亞的隱喻就是一個人人可編篆的書庫(所以他諷刺說如此一來John Webster也可以當莎士比亞了)。
他則認為，是莎士比亞發明了人類。
這句話看起來很好笑，但卻是影響的焦慮的要旨。這個要旨像極了湯瑪士.品瓊(Thomas Pynchon)的後現代小說裡那個看電視裡演律師的律師來學怎麼當律師的現實生活中的律師。如果說後現代主義告訴我們，我們這些在「現實世界」中扮演警察、老師、律師、醫師的實體，從小到大在「虛擬」的小說、電影、電視中已經模仿這些裡頭的角色或受其影響很久了?(哪個當殺手的不把自己當龍五?)。那麼所謂的莎士比亞發明了人類指的就是我們都在學著當人類(如何當羅密歐與茱麗葉、凱撒大帝、王子和國王、女兒和臣子、妻子和丈夫、酗酒者和搞笑的丑角)，而影響的焦慮則可以說是推陳出新。
所以在《西方正典》一書中，布魯姆教授在談莎士比亞那個篇章時才強調：「『正典』必定是『互為正典』的，因為正典不僅是由競賽而起，正典本身就是一場永無止盡的競賽，文學實力便在這場競賽中產生 . . . 但他的實力也只有在競技的過程中才能突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