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如何受理案件】
——特別是面對疑似濫告的案件， #區分受理與調查程序的不同，早就有講義說明了。
參見：
偵查與第一線警職法、刑事訴訟實務講義／貼文彙整（公開版）：https://bit.ly/2UbzqY5

當然，願意學習的人自己會查詢規定與學習方法，根本不用別人辛苦的寫講義、開講座、苦口婆心一再重申；
事實上，也有不少警職人員提到很多「長官不支持受理」但個人辦出好案的經驗。
為什麼有人可以做好事，但有人卻無法，連照規矩來都做不到？
因為不願意學習、只想混日子到退休的人，提供再多資料也沒有用，他們就是不想學習，連「依法」都做不到，只會每天怨天尤人怪東怪西。
這群只想混吃等死的擺爛之人，根本看不到別人的專業，開口閉口就是說別人「不懂實務」，但也不見他們多會辦案（可能也沒辦過幾件大案、連屍體都沒看過）；他們只會天天喊苦，但事實上也沒有能力到民間企業去求職競爭。
不信去問問民間企業，有誰願意支付與公務員相同的薪水，聘用只會怨天尤人卻不會自我思考又沒有才調的員工？

弱弱的問一句：如果執法者不願意照規矩來，自己都不守法守規則了，那有什麼資格取締不守法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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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實務】第一線員警宜如何受理疑似濫告與誣告案件 ：https://bit.ly/32lYKhJ

‼「受理」與「調查過程」是兩回事
常常接到很多員警的提問：「這明明就是濫告、誣告，為什麼我們要受理？」其實，這是第一線員警分不清楚「受理」與「調查過程」是兩回事後而產生的誤解。
還是分不清楚？
受理是什麼？就是接受民眾報案，進行分類。例如民眾報案刑事案件，就進入刑事調查；民眾檢舉交通違規，就進入交通裁處程序調查。
民眾叫警察爬上屋頂救狗？對「狗」聲請保護令？叫警察衝去隔壁鄰居家裡「抓人」？議員跑來關說要求違法？拿出專業，自己判斷這是不是主管的合法業務，警察機關到底有沒有這種業務？不要該做的事情不做，不該做的事情拍馬屁拍得很爽，還拍照貼在「OO警好讚」，自甘墮落。

受理後，分別依照刑事、行政調查程序「依法」處理，進入「調查程序」。

以地檢署為例，很多VIP客戶進行近乎騷擾的濫訴申告，也有一些超自然的申告案件，例如外星人入侵、食人族攻擊、「國家機器」在身體或住居插座裡安裝監控設備等疑似精神疾患者的申告案件。儘管我們都知道這些告訴案件「很有問題」，甚至純屬無稽之談，但在現在的法制面與受理流程規範中，地檢署仍然必須受理、分案，由專組檢察官依照法規規定調查或直接簽結。

相同的，警察機關也不能不受理民眾的告訴，但不等於受理後就非要置被濫告的無辜民眾於死地，僅調查對被告不利證據，然後一邊調查一邊抱怨濫訴。

‼民眾報案，但提告的犯嫌人很可能是冤枉的怎麼辦？
#刑事訴訟法第2條麻煩翻一下。
警察是濫訴人的僕人嗎？刑事訴訟法有說只能調查對犯嫌人／被告不利證據嗎？
應該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條所規範的客觀義務，調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後，依照警局規範的上簽呈結案（例如查無嫌疑人、超越科學常識無從查證等），或移送（報告或函送）流程處置。

實務上很多派出所或偵查隊員警只知道調查對被告不利證據，還有人不知道在想什麼，振振有詞的說被告抗辯的有利證據「不是警察的工作」。然後一邊猛查不存在的「不利證據」，猛抱怨告訴人濫訴.......
還有更扯的，民代提告的案件，第一線員警覺得根本不是現行犯，但派出所所長副所長竟然說「受理就要逮捕」（哈囉，這位大哥，你讀的刑事訴訟法跟我們的是同一部嗎？#還是你不小心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事訴訟法拿來用了？ #兩岸還沒統一好嗎）。
請問 #這是在幹嘛？警大、警專刑事訴訟法有這樣教嗎？
拜託拿出專業，讀一下刑事訴訟法、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好不好？

‼請正確判斷案件類型

第一線員警拒絕受理，如若於法無據，往往會遭到民眾的申訴。實務上偶爾會出現的狀況是，有時第一線員警對於法律有誤解，或是聽不懂激動的民眾在講什麼，誤以為是濫訴，「拒絕受理」，其後民眾向地檢署提出告訴，經發交該分局調查後，發現 #並非濫訴，而是真有其事。
（我也不知為何會這樣？）

還有很多案件，其實是 #民眾誤將行政罰事件當成刑事案件，例如為《社會秩序維護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規定的行政罰事件，被誤以為是刑事案件報案。此時，#警方即應本於職權依照正確的處置方式（行政罰之調查程序）來處理。
然而實務上卻常見警方完全沒有注意到行政罰規定，竟將全卷移送交給檢察官寫不起訴處分書，自己卻忘記本於職權進行行政裁罰。
（我也不知為何會這樣？）

以〈那些浪費司法資源的VIP（二）：「預知未來」的濫訴人〉（ http://bit.ly/331uQwI ）所述之D「預知未來」誣告案為例，警方雖然懷疑D是誣告，但仍然依照規定受理，製作告訴筆錄時慎重地全程錄音錄影。在向檢察官報告後，依照檢察官指示調查對無辜被告有利的證據，協助檢察官發現D誣告的事實，成功保全誣告罪的舉證證據並偵查起訴，才是妥適的處理方式。

‼有些濫訴人可能涉及誣告，要怎麼辦才能將之定罪繩之以法？
發現疑似誣告，拜託冷靜，保全證據是最重要的事情！誣告罪成罪困難，不是你自以為正義移送誣告，就能起訴定罪的！

你們知道為何實務上警方移送誣告，大多不起訴嗎？（不是民眾亂告誣告，而是連警方移送，都大量不起訴喔...）
「筆者在新北地檢署服務期間，也遇到過幾件有誣告可能的案件，然而，告訴人在偵查中當庭否認他提告時的部分筆錄內容，加上 #警方沒有錄音，#承辦員警自己也不確定告訴人提告當時講的詳細內容是什麼，因此 #難以證明告訴人有誣告的事實。」

看到問題了嗎？
然後一堆員警會鬼打牆：刑事訴訟法沒說一定要對告訴人錄音阿。
是阿，我知道你想偷懶時就會賣弄法條了。
誰跟你在講自白任意性和真實性？#我是在跟你講舉證方法！阿 #你怎麼舉證他陳述不實內容？你確定你做的筆錄內容都不會打錯？如果你確定，為什麼職務報告都寫「受理時距今已久遠，#職不復記憶」（記憶力不好還不錄音？）。

刑事訴訟法規定犯嫌人警詢時應錄音錄影，是為了讓自白合法（自白任意性與真實性）。
雖然看似沒有直接要求對告訴人錄音錄影，但是錄音錄影以證明告訴人第一時間警詢的內容，為什麼不行？為什麼死都不願意錄音，是怕什麼？錄音很累？
〔按：本講義是於2019年撰寫，刑事訴訟法於2020年1月15 日修正第192條為：第74條、第98條、第99條、第100條之1第1項、第2項之規定，於證人之訊問準用之。並於公布後6個月施行。警詢時依第196條之1第2項準用修正後第192條的規定，對「證人」也要全程連續錄音。
但據了解，目前偵查實務上仍有不少警察機關對「告訴人」的警詢筆錄沒有錄音錄影。〕

特別是你覺得他在濫告、覺得被他告的人很可憐、覺得他告的內容顯然是不實誣告，#那還不錄音保全？？？？？
在想什麼啊！？！？！？！？

　　從一對伊斯蘭教夫婦（台女外男）逆向行駛被警察臨檢所衍生出的妨害公務罪，其辯護律師如何進行法院攻防，足以看出台灣執法人員、高級知識份子（法官、檢察官）甚或投射出多數台灣人對於多元文化的傲慢與偏見。

「你懂伊斯蘭教嗎？」，他似笑非笑的看著我。

「略懂。」，不知如何，我講這句話的時候，突然想起了諸葛亮火燒赤壁。

說實在話，我只有在倫敦唸書時，與一個伊斯蘭教的女生交往過短暫的時間，說略懂，其實很心虛。

「那我問你，你覺得我們伊斯蘭教徒都是沙豬嗎？」，他正色看著我，焦急的搓著他厚重的手。他的中文好到讓我意外。

我雙手一攤，「艾先生，我今天是來討論你的妨礙公務問題，不是來討論我懂不懂伊斯蘭教的。」

艾先生站了起來，他龐大的身軀佔據了我整個視線。「如果你不懂我們，你如何幫我辯護？你瞭解可蘭經以後，再來跟我談吧。」

我訕訕然的離開這個國家的駐台代表處，回到辦公室。這是一件很簡單的外事案件，不過就是我略懂英文，所以大使推薦我來承接這件案子。從起訴書來看，非常的簡單，就是一個外國人載著臺灣太太騎車違規，被警察攔檢後不服，對警察口出穢言，因此被提起妨礙公務的公訴。

為了這件案子，我決定開始閱讀可蘭經。可蘭經對於我這種信仰傳統宗教的人來說，實在難以閱讀，特別是要找出與「妨害公務」相關的記載，我覺得先知一定不會告訴我，可是我又不能只是停留在基本教義派（賓拉登）的印象，在基本教義派的眼裡，不要說妨害公務了，炸掉世貿大樓也是剛好而已。

可是，伊斯蘭教，就等於基本教義派嗎？如果是這種類比，那麼基督教豈不是就等於3K黨？

一星期後，我又到了中東某國的駐台代表處。

他開口問我，「大律師，你瞭解我們伊斯蘭教徒嗎？」

我順口說出（背出？）了一段話：「你們可以擇娶你們愛悅的女人，各娶兩妻，三妻，四妻；如果你們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們，那末，你們只可以各娶一妻。」(古蘭經4：3)

「哈哈，你有認真一點了。」，艾先生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跟他先前冷若冰霜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

我心裡捏一把冷汗，不要再問我了，我也只背得出這一段而已。

還好，他沒有繼續問下去。

「所以，你覺得我們伊斯蘭教徒對女性眷屬的看法如何？」，他換了一個方式問我。

「所有的原始宗教，在一開始都是歧視女性居多的，我想貴教應該也不例外，我只是覺得，貴國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似乎比較保守（conservative）一點。」，我小心翼翼的回答。

「保守？我把我的妻子當作我的命。」，艾先生突然脹紅了臉，「他們竟然這樣對她。」

我靜靜的聽他說。

「一個月前，我跟我太太騎車經過台北市武昌街，突然被警察攔下來。他說這是單行道，要開我罰單。一開始的時候，我站在旁邊，只是跟他爭辯不是單行道。他突然向我太太要身份證，我太太跟我當下都不同意，但是他突然用手推了我太太的肩膀一下，向我太太說，他要看誰的身份證，誰就得給他看。」，他大聲的跟我述說，彷彿我就是那個警察。

「我當下看到他碰到我太太的身體，我氣死了。我向他說，你是什麼爛警察？他接著就說，要告我妨害公務。我說，你對我太太不禮貌，他說，你要告就去告，接著，我就被他當作現行犯逮捕了，上手銬到分局去。」

「我不服氣，在我們國家，是不能隨意碰觸女性的身體的，我罵他有什麼不對？」

剎那間我懂了，如果不懂伊斯蘭教，如何為他辯護？

我們兩人靜默了很久。

「我有兩個建議，你可以認罪，大概法院會給你的刑度介於拘役或徒刑幾個月，易科罰金應該可以解決。另一種情況就是，不承認犯罪，主張你被歧視。」，我停頓了一下。「不過，有可能會更重，不一定能說服法官。」

「我要打這場官司。」，從他的嘴裡緩緩的吐出了這幾個字，「我在乎的是我家族的尊嚴。」

三天後，我們在台北地方法院開庭。

開庭前，我再次的詢問艾先生，他到底願不願意認罪，他沒說話，但是責備的眼神，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審判長在簡單的人別訊問後，開始審理程序。

「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審判長頭也不抬的說。

「如起訴書所載。」，蒞庭的公訴檢察官簡單的作了陳述。

審判長抬起頭來，是個年輕的男生，大概差不多三十歲上下。他簡單宣讀被告的權利後，問了艾先生。「你是外國人，需要聘請通譯嗎？」

艾先生：「我不需要，我在臺灣住了二十幾年，我會說中文。」

審判長滿意的點點頭，接著問他：「檢察官起訴你妨害公務，你是否認罪？艾先生，犯罪事實已經很明確，如果你認罪，法院可以給你機會輕判，希望你能夠考慮清楚。」

我緊張的看著艾先生。他站起來，雖然他的身軀很龐大，但我看來，彷彿他才是渺小的大衛，要對抗巨人歌利亞。

「我不認罪，我認為警察歧視我。」

審判長瞪大了眼睛，「歧視你？這句話從何說起？」

我知道這案件似乎引起了審判長的興趣，應該沒有人在罪證確鑿下，還會以歧視的「藉口」作無罪答辯理由。

「審判長，你讀過可蘭經嗎？」，艾先生很認真的問法官。

「沒有。不過，被告，這跟本案有任何關連嗎？」，審判長饒富興趣的看著這位留著小鬍子的外國人。

「我想說的是，有些臺灣人對我們伊斯蘭教徒缺乏尊重。」，他憤怒的說，「他不可以懷疑我太太是妓女，又碰觸我太太的身體。」

審判長問：「但你承認你有罵警察，你是什麼爛警察？」

「我有。」，艾先生理直氣壯的說，「他該罵。在我們國家，甚至會決鬥。」

我好想捂住他的嘴，怕又多一條恐嚇罪。好在法官相當寬容，他只是笑笑說：「你們國家與我們國家國情不同，決鬥恐怕不行喔。」接著對我說，「辯護人請陳述辯護意旨。」

「被告雖承認確實有於上開時日，對某分局某警察於執行勤務時，以『你是什麼爛警察』等言語，令該員警深覺不快，然並非因為警察開立罰單所致，而係該員警以不當之肢體語言，碰觸被告之配偶，因此引起被告以上開言語責罵員警，請鈞院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予以緩刑之處遇。」，我緩慢的唸出幾個字，可是覺得好艱難。

艾先生似乎聽到我的弦外之音，他急忙說，「我不認罪，我沒有犯罪。」

審判長看著我們兩人：「辯護人，你是作有罪答辯？似乎與當事人的意見不同？」

我低著頭，心想，依鈞院之心證，就算主張種族或宗教歧視，會無罪才有鬼，我才不要冒險。但是，艾先生的眼神，凌厲的幾乎要殺了我。

我抬起頭來，深吸了一口氣，向法官說：「以當事人陳述為準。請鈞院審酌被告所為乃正當防衛，予以被告無罪之判決。」

審判長看著我，不知是同情還是惋惜。「好，我尊重你們的決定。這樣的話，我們就繼續審理程序，有無證據要聲請調查？」

「請傳喚派出所主管、值勤員警、被告之配偶。」，我一口氣唸出了三個人的名字。

審判長有點疑惑，「傳喚值勤員警與被告配偶我可以理解，但是派出所主管與本案有何關係？」

「本件主要還在於被告至派出所後，該名主管對於被告之行為已明顯有種族歧視之嫌，我們認為一定要傳喚。」

檢察官當然反對。

審判長笑著說，「關於主管部分，待合議庭審理後再行決定，還是請被告辯護人具狀表示，究竟與本件待證事實有無關係，否則我們無法傳喚。」

我點了點頭。

審判長接著說，「我們先整理爭執與不爭執事項，關於不爭執事項，應該是被告在上開時地有對公務員以不當之言語辱罵。爭執事項則是，被告之行為是否為正當防衛。兩造有無意見？」

我搖搖頭，「沒意見。」。艾先生看著我，低聲問：「什麼是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聽起來很拗口。」

「爭執事項，就是我們跟檢察官意見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我們要說服法院，你可能無罪的原因。至於不爭執事項，就是事情發生的經過，也就是事實的部分，我們對這些發生過的事實應該不會有意見吧？」，我說。

艾先生嘟噥的說，「我對整件事情都有意見。」

我轉頭跟審判長說，「我們沒意見。」

審判長決定了下次庭期，是在三週後。

艾先生走出法庭的時候，嚴肅的告訴我，「我一定要戰。」

三週後，我們在同一個法庭開庭，審判長並沒有准許傳喚主管，只有傳喚被告的配偶，還有警員擔任證人。

由於他們兩位是我們傳喚的證人，所以由我來主詰問，檢察官則是負責反詰問。

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詰問制度雖然實施了好幾年，但是仍然有部分律師及檢察官對於這個制度不太瞭解怎麼操作。所謂交互詰問，是在法院詰問證人的時候，如果證人是律師傳喚，就由律師先詢問證人，稱為主詰問；律師問完後，再由檢察官反詰問，也就是針對律師剛問的問題如果有疑點，可以針對疑點部分繼續追問，但是不能詢問證人律師沒問過的問題。接下來又是律師的覆主詰問，也就是針對檢察官剛剛提出的疑點，繼續詢問證人，而檢察官最後則提出覆反詰問，做最後的疑點澄清。通常律師傳喚的證人，都會對於被告比較有利，而檢察官傳喚的證人，則是對於被害人比較有利。這也就是所謂的「友性證人」與「敵性證人」的差異。要做好詰問，必須事先做足功課，設計好問題，否則容易會變成誘導證人，而被檢察官異議，甚至詰問可能會無效。不過詰問確實有很多技巧，可以協助真相的釐清。

「請問艾太太，你是伊斯蘭教徒嗎？」，我問。

檢察官立刻異議，「異議，辯護人所問的問題與本案無關。」

審判長看了我一眼，「請辯護人陳述這個問題與本案之關係。」

「我希望法院可以瞭解被告在本案的犯罪動機，這與案情有緊密相關性。」，我說。

審判長無奈的說，「好，但是請辯護人不要天馬行空，問題還是著重在釐清案情就好。」

太太回答：「是的，我嫁給了艾先生以後，我就改信伊斯蘭教。」

「那麼，伊斯蘭教的教義中，對於女性家屬在外人面前有沒有特殊規範？」，我問。

「異議。」，檢察官又再度發聲，禁止我問這個問題。

審判長又對我看了一眼，「辯護人，我還是讓你問，但是請你盡快進入主題，不要浪費法院的時間。」

我暗罵了幾個字，但是故做鎮定的說，「等一下我問的問題，會在辯論中表示意見。」

審判長示意證人回答。

「要降低視線，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飾，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們用面紗遮住胸瞠，莫露出首飾，除非對她們的丈夫，父親，丈夫的父親，兒子，丈夫的兒子，兄弟，弟兄的兒子，姐妹的兒子，女僕，奴婢，無性慾的男僕，不懂婦女之事的兒童；叫她們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們所隱藏的首飾。」(古蘭經24：31) ，她朗聲說出經典的文字。

法庭上一片靜默，連書記官的打字聲都停止，因為沒人知道她說了什麼。

「要用外衣蒙著自己的身體；這樣做最容易使人認識她們，而不受侵犯。」(古蘭經33：59)，她再說一遍，但是卻完全不同於前面一段話。

我也楞在當場，雖然我簡單翻閱過可蘭經，但也不知道她在說什麼，只好請她重新論述一遍，不然沒辦法記錄在文書中。

我咳了一聲，「當天下午四點多，」我總算進入主題，「你是否由被告搭載，由武昌街前往台北車站？」

「是。」，她說。

「當天發生什麼情況？」，我問。

「我跟我先生在路上騎車，突然有一名員警把我們攔下來，跟我要身份證。我先生說，那是我太太。警察表示他不相信，說臺灣女人最喜歡跟外國男人交往。我先生很生氣，質問他說什麼，他就用手推我，說他要看誰的身份證，誰就得給他看。我先生情急之下，就罵他是『媽的，什麼警察。』、『屁啦。』、『屁啊你啊、屁很爛的你、你超爛的。』，警察一聽就把我先生上手銬，帶回警察局了。」，她平靜的回答。

我忍住笑意，因為她先生罵得實在太有趣了。明顯就是一個中文很差的外國人，才會講出「屁很爛的你」這種文字，審判長與檢察官應該也覺得很有意思，只有旁邊的警察臉色鐵青。

「你覺得你有沒有被警員歧視？」，我問。

「當然有，在我們伊斯蘭教中，婦女是被充分保護的。警察推我，還用那種鄙視的言語擠兌我，對我而言是很大的污辱。」，她肯定的回答。

「我問完了。」，我簡單的問到這裡。

檢察官開始覆主詰問，「請問你覺得，警員為什麼要這麼對你？」

這下換我異議了，「異議！證人不可能知道警員怎麼想。」，我差點沒說出，「子非魚，安知魚樂？」

審判長似乎被我們煩死了，「檢察官的問題可以修正嗎？」

檢察官換個方式問，「當時警員有沒有告知你們，你們是因為逆向行駛，所以才會停車取締你們？」

「沒有，他一攔下我們，就直接跟我要身份證。後來就發生衝突了。」，她說。

接下來換警員上場。還是由我主詰問。不過，敵性證人要做主詰問，真的比較困難，因為他不一定會按照既定的問題流程跟著走。

「請問警員先生，您信什麼宗教？」，我問。

「異議！」，檢察官立刻發出不滿的聲音。

審判長不滿的對我說，「辯護人，這是個人隱私的問題，也與本案無關，我不許你發問這個問題。」

我無奈的點點頭，重問一次，「警員先生，請問你對於伊斯蘭教的瞭解有多少？」

我知道馬上又要被異議了。果不其然。不過法官這一次並沒有阻止他的回答，只是用不耐煩的眼神看著我，暗示我要盡快結束與本案無關的問題。

「你說的是回教徒吧？我認為回教徒不就是恐怖份子嗎？他們可以享齊人之福，娶四個太太，而且大部分都很有錢，女人在他們國家的地位應該很低，都要戴面紗不能見人。」，他聳聳肩，「我知道的就是這些吧。」

果然是對於伊斯蘭教完全不懂的傢伙。回教，是中國的稱呼，他們不自稱自己是回教徒。四個太太，在現代世界中已經很少，要講他們能娶四個太太，倒不如說匈奴人可以娶自己的母親，講這種天寶年間的事情有意義嗎？至於女人地位低，倒不如說他們對於女人的態度比較以保護弱者的角度去看，真正威脅女人的，不是伊斯蘭教，而是大男人沙文主義。

「請問你當時有沒有講過，臺灣女人最喜歡跟外國人交往？」，我問。

「沒有。」，他果然完全否認。

「請問你當時有沒有推艾太太一把？」，我問。

「沒有。」，他同樣簡短的回答。

「那麼她先生為什麼要對你辱罵？」，我緊接著問。

「我哪知道？說不定她先生覺得我要侵害她太太，有被害妄想症之類的。」，他輕佻的說。

我看著他，眼神很嚴厲，「如果你沒有對她太太動手，為什麼他會覺得你要侵害她太太？」

他突然一時語塞。只能說，「我當時確實沒有怎麼樣！」

檢察官開始覆主詰問，「請問當時你有沒有表明身份，並且告知他已經違反交通規則，涉及逆向行駛？」

「當然有，因為我穿制服，他知道我是警察，而且我有清楚的告訴他，這條路是單行道。」，他說。

艾先生立刻站起來，「他說謊，He is a liar! فهو كاذب！」，他講的英文我知道是什麼，但是阿拉伯文，大概只能猜到，意思應該與英文一樣。

法官示意他坐下，法警則是緊張的靠近他。

他洩氣般的坐下來，我拍拍他的手，要他冷靜。

檢察官沒有問題了，審判長決定，今天把程序走完，這時候我有不祥的預感。

審判長開始要我們對先前的證據，表示意見。就程序上來說，證據能力的意見表示，其實在審判中很重要，畢竟這些證詞、文件，如果不被採用為證據，對於被告當然相當有利。但是在實務上，這些所謂「對證據能力表示意見」，往往都只是聊備一格。畢竟如果在實質上，這個被告真的有殺人，誰會管這把兇刀是不是刑求取得的？就算兇刀真的是打了被告一頓才知道放在哪裡，法官也有辦法主張證據能力就是存在。所以，這部份的程序進行得很快，審判長馬上就要我們辯論。

檢察官很簡短的說，「被告犯行明確，確實以污穢之言語攻擊執勤的員警，依法應論處妨礙公務，請求從重量刑。」

我則看了被告一眼，站起身來說話：「被告是伊斯蘭教徒，對於女性家屬而言，他有保護的義務。本件警員以刻板的文化印象，未能考量被告的文化脈絡，而以戲謔的方式要求被告妻子拿出身份證，因此導致被告一時氣憤，應能主張正當防衛，請鈞院能酌予考量。」，其實這一段話，我說得有點心虛，因為正當防衛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主張，只是看到艾先生的樣子，我也只能鼓起勇氣把這一段話說完。

審判長聽完以後，問了艾先生跟我對於科刑範圍的意見。

「我們認為無罪，但是如果鈞院認為有罪，我們請求給予緩刑。」，我還沒講完，就被艾先生粗暴的打斷，「我堅持無罪。」，他說。

三週後宣判。

我們靜默的走出法院，艾先生點燃一根煙問我，「你還是覺得我有罪？」

我很艱難的點了點頭，「我認為你有，因為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辱罵警員。」

他搖搖頭，「我不明白，你們怎麼會這麼粗暴？」

我知道他是說文化上的粗暴，所以我沒有說話。

判決結果出來了。看著判決，我突然想起了伊斯蘭教開齋節的第一個週末，三萬多名的外籍勞工集體慶祝，卻被台南高分檢的檢察官，在臉書上寫著，「台北車站已被外勞攻陷」、「外勞吃飯、睡覺，野餐，擠滿車站，政府再不處理，不僅有礙觀瞻，也會出亂子。」時，我不禁問自己，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成熟的看待多元文化？

這篇文章，值得我們每個人省思。

有時候，我們對於不熟悉的宗教或種族的文化資訊，經常來自於外國影集和電影。在不了解的情況下論斷，有意或無意，都可能成為一種無知的粗暴。不要說個人面對不熟悉的宗教或文化的態度了，有太多人連面對其他台灣人選擇與異文化的對象交往，都會自動套入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成為變相的歧視。

這已經不只是法令的問題了，而是，台灣社會若無法在種族歧視以及對「非我族類文化」上有進步和共識，那麼我們離「多元化」還差得遠。

「你懂伊斯蘭教嗎？」，他似笑非笑的看著我。

「略懂。」，不知如何，我講這句話的時候，突然想起了諸葛亮火燒赤壁。

說實在話，我只有在倫敦唸書時，與一個伊斯蘭教的女生交往過短暫的時間，說略懂，其實很心虛。

「那我問你，你覺得我們伊斯蘭教徒都是沙豬嗎？」，他正色看著我，焦急的搓著他厚重的手。他的中文好到讓我意外。

我雙手一攤，「艾先生，我今天是來討論你的妨礙公務問題，不是來討論我懂不懂伊斯蘭教的。」

艾先生站了起來，他龐大的身軀佔據了我整個視線。「如果你不懂我們，你如何幫我辯護？你瞭解可蘭經以後，再來跟我談吧。」

我訕訕然的離開這個國家的駐台代表處，回到辦公室。這是一件很簡單的外事案件，不過就是我略懂英文，所以大使推薦我來承接這件案子。從起訴書來看，非常的簡單，就是一個外國人載著臺灣太太騎車違規，被警察攔檢後不服，對警察口出穢言，因此被提起妨礙公務的公訴。

為了這件案子，我決定開始閱讀可蘭經。可蘭經對於我這種信仰傳統宗教的人來說，實在難以閱讀，特別是要找出與「妨害公務」相關的記載，我覺得先知一定不會告訴我，可是我又不能只是停留在基本教義派（賓拉登）的印象，在基本教義派的眼裡，不要說妨害公務了，炸掉世貿大樓也是剛好而已。

可是，伊斯蘭教，就等於基本教義派嗎？如果是這種類比，那麼基督教豈不是就等於3K黨？

一星期後，我又到了中東某國的駐台代表處。

他開口問我，「大律師，你瞭解我們伊斯蘭教徒嗎？」

我順口說出（背出？）了一段話：「你們可以擇娶你們愛悅的女人，各娶兩妻，三妻，四妻；如果你們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們，那末，你們只可以各娶一妻。」(古蘭經4：3)

「哈哈，你有認真一點了。」，艾先生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跟他先前冷若冰霜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

我心裡捏一把冷汗，不要再問我了，我也只背得出這一段而已。

還好，他沒有繼續問下去。

「所以，你覺得我們伊斯蘭教徒對女性眷屬的看法如何？」，他換了一個方式問我。

「所有的原始宗教，在一開始都是歧視女性居多的，我想貴教應該也不例外，我只是覺得，貴國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似乎比較保守（conservative）一點。」，我小心翼翼的回答。

「保守？我把我的妻子當作我的命。」，艾先生突然脹紅了臉，「他們竟然這樣對她。」

我靜靜的聽他說。

「一個月前，我跟我太太騎車經過台北市武昌街，突然被警察攔下來。他說這是單行道，要開我罰單。一開始的時候，我站在旁邊，只是跟他爭辯不是單行道。他突然向我太太要身份證，我太太跟我當下都不同意，但是他突然用手推了我太太的肩膀一下，向我太太說，他要看誰的身份證，誰就得給他看。」，他大聲的跟我述說，彷彿我就是那個警察。

「我當下看到他碰到我太太的身體，我氣死了。我向他說，你是什麼爛警察？他接著就說，要告我妨害公務。我說，你對我太太不禮貌，他說，你要告就去告，接著，我就被他當作現行犯逮捕了，上手銬到分局去。」

「我不服氣，在我們國家，是不能隨意碰觸女性的身體的，我罵他有什麼不對？」

剎那間我懂了，如果不懂伊斯蘭教，如何為他辯護？

我們兩人靜默了很久。

「我有兩個建議，你可以認罪，大概法院會給你的刑度介於拘役或徒刑幾個月，易科罰金應該可以解決。另一種情況就是，不承認犯罪，主張你被歧視。」，我停頓了一下。「不過，有可能會更重，不一定能說服法官。」

「我要打這場官司。」，從他的嘴裡緩緩的吐出了這幾個字，「我在乎的是我家族的尊嚴。」

三天後，我們在台北地方法院開庭。

開庭前，我再次的詢問艾先生，他到底願不願意認罪，他沒說話，但是責備的眼神，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審判長在簡單的人別訊問後，開始審理程序。

「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審判長頭也不抬的說。

「如起訴書所載。」，蒞庭的公訴檢察官簡單的作了陳述。

審判長抬起頭來，是個年輕的男生，大概差不多三十歲上下。他簡單宣讀被告的權利後，問了艾先生。「你是外國人，需要聘請通譯嗎？」

艾先生：「我不需要，我在臺灣住了二十幾年，我會說中文。」

審判長滿意的點點頭，接著問他：「檢察官起訴你妨害公務，你是否認罪？艾先生，犯罪事實已經很明確，如果你認罪，法院可以給你機會輕判，希望你能夠考慮清楚。」

我緊張的看著艾先生。他站起來，雖然他的身軀很龐大，但我看來，彷彿他才是渺小的大衛，要對抗巨人歌利亞。

「我不認罪，我認為警察歧視我。」

審判長瞪大了眼睛，「歧視你？這句話從何說起？」

我知道這案件似乎引起了審判長的興趣，應該沒有人在罪證確鑿下，還會以歧視的「藉口」作無罪答辯理由。

「審判長，你讀過可蘭經嗎？」，艾先生很認真的問法官。

「沒有。不過，被告，這跟本案有任何關連嗎？」，審判長饒富興趣的看著這位留著小鬍子的外國人。

「我想說的是，有些臺灣人對我們伊斯蘭教徒缺乏尊重。」，他憤怒的說，「他不可以懷疑我太太是妓女，又碰觸我太太的身體。」

審判長問：「但你承認你有罵警察，你是什麼爛警察？」

「我有。」，艾先生理直氣壯的說，「他該罵。在我們國家，甚至會決鬥。」

我好想捂住他的嘴，怕又多一條恐嚇罪。好在法官相當寬容，他只是笑笑說：「你們國家與我們國家國情不同，決鬥恐怕不行喔。」接著對我說，「辯護人請陳述辯護意旨。」

「被告雖承認確實有於上開時日，對某分局某警察於執行勤務時，以『你是什麼爛警察』等言語，令該員警深覺不快，然並非因為警察開立罰單所致，而係該員警以不當之肢體語言，碰觸被告之配偶，因此引起被告以上開言語責罵員警，請鈞院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予以緩刑之處遇。」，我緩慢的唸出幾個字，可是覺得好艱難。

艾先生似乎聽到我的弦外之音，他急忙說，「我不認罪，我沒有犯罪。」

審判長看著我們兩人：「辯護人，你是作有罪答辯？似乎與當事人的意見不同？」

我低著頭，心想，依鈞院之心證，就算主張種族或宗教歧視，會無罪才有鬼，我才不要冒險。但是，艾先生的眼神，凌厲的幾乎要殺了我。

我抬起頭來，深吸了一口氣，向法官說：「以當事人陳述為準。請鈞院審酌被告所為乃正當防衛，予以被告無罪之判決。」

審判長看著我，不知是同情還是惋惜。「好，我尊重你們的決定。這樣的話，我們就繼續審理程序，有無證據要聲請調查？」

「請傳喚派出所主管、值勤員警、被告之配偶。」，我一口氣唸出了三個人的名字。

審判長有點疑惑，「傳喚值勤員警與被告配偶我可以理解，但是派出所主管與本案有何關係？」

「本件主要還在於被告至派出所後，該名主管對於被告之行為已明顯有種族歧視之嫌，我們認為一定要傳喚。」

檢察官當然反對。

審判長笑著說，「關於主管部分，待合議庭審理後再行決定，還是請被告辯護人具狀表示，究竟與本件待證事實有無關係，否則我們無法傳喚。」

我點了點頭。

審判長接著說，「我們先整理爭執與不爭執事項，關於不爭執事項，應該是被告在上開時地有對公務員以不當之言語辱罵。爭執事項則是，被告之行為是否為正當防衛。兩造有無意見？」

我搖搖頭，「沒意見。」。艾先生看著我，低聲問：「什麼是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聽起來很拗口。」

「爭執事項，就是我們跟檢察官意見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我們要說服法院，你可能無罪的原因。至於不爭執事項，就是事情發生的經過，也就是事實的部分，我們對這些發生過的事實應該不會有意見吧？」，我說。

艾先生嘟噥的說，「我對整件事情都有意見。」

我轉頭跟審判長說，「我們沒意見。」

審判長決定了下次庭期，是在三週後。

艾先生走出法庭的時候，嚴肅的告訴我，「我一定要戰。」

三週後，我們在同一個法庭開庭，審判長並沒有准許傳喚主管，只有傳喚被告的配偶，還有警員擔任證人。

由於他們兩位是我們傳喚的證人，所以由我來主詰問，檢察官則是負責反詰問。

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詰問制度雖然實施了好幾年，但是仍然有部分律師及檢察官對於這個制度不太瞭解怎麼操作。所謂交互詰問，是在法院詰問證人的時候，如果證人是律師傳喚，就由律師先詢問證人，稱為主詰問；律師問完後，再由檢察官反詰問，也就是針對律師剛問的問題如果有疑點，可以針對疑點部分繼續追問，但是不能詢問證人律師沒問過的問題。接下來又是律師的覆主詰問，也就是針對檢察官剛剛提出的疑點，繼續詢問證人，而檢察官最後則提出覆反詰問，做最後的疑點澄清。通常律師傳喚的證人，都會對於被告比較有利，而檢察官傳喚的證人，則是對於被害人比較有利。這也就是所謂的「友性證人」與「敵性證人」的差異。要做好詰問，必須事先做足功課，設計好問題，否則容易會變成誘導證人，而被檢察官異議，甚至詰問可能會無效。不過詰問確實有很多技巧，可以協助真相的釐清。

「請問艾太太，你是伊斯蘭教徒嗎？」，我問。

檢察官立刻異議，「異議，辯護人所問的問題與本案無關。」

審判長看了我一眼，「請辯護人陳述這個問題與本案之關係。」

「我希望法院可以瞭解被告在本案的犯罪動機，這與案情有緊密相關性。」，我說。

審判長無奈的說，「好，但是請辯護人不要天馬行空，問題還是著重在釐清案情就好。」

太太回答：「是的，我嫁給了艾先生以後，我就改信伊斯蘭教。」

「那麼，伊斯蘭教的教義中，對於女性家屬在外人面前有沒有特殊規範？」，我問。

「異議。」，檢察官又再度發聲，禁止我問這個問題。

審判長又對我看了一眼，「辯護人，我還是讓你問，但是請你盡快進入主題，不要浪費法院的時間。」

我暗罵了幾個字，但是故做鎮定的說，「等一下我問的問題，會在辯論中表示意見。」

審判長示意證人回答。

「要降低視線，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飾，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們用面紗遮住胸瞠，莫露出首飾，除非對她們的丈夫，父親，丈夫的父親，兒子，丈夫的兒子，兄弟，弟兄的兒子，姐妹的兒子，女僕，奴婢，無性慾的男僕，不懂婦女之事的兒童；叫她們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們所隱藏的首飾。」(古蘭經24：31) ，她朗聲說出經典的文字。

法庭上一片靜默，連書記官的打字聲都停止，因為沒人知道她說了什麼。

「要用外衣蒙著自己的身體；這樣做最容易使人認識她們，而不受侵犯。」(古蘭經33：59)，她再說一遍，但是卻完全不同於前面一段話。

我也楞在當場，雖然我簡單翻閱過可蘭經，但也不知道她在說什麼，只好請她重新論述一遍，不然沒辦法記錄在文書中。

我咳了一聲，「當天下午四點多，」我總算進入主題，「你是否由被告搭載，由武昌街前往台北車站？」

「是。」，她說。

「當天發生什麼情況？」，我問。

「我跟我先生在路上騎車，突然有一名員警把我們攔下來，跟我要身份證。我先生說，那是我太太。警察表示他不相信，說臺灣女人最喜歡跟外國男人交往。我先生很生氣，質問他說什麼，他就用手推我，說他要看誰的身份證，誰就得給他看。我先生情急之下，就罵他是『媽的，什麼警察。』、『屁啦。』、『屁啊你啊、屁很爛的你、你超爛的。』，警察一聽就把我先生上手銬，帶回警察局了。」，她平靜的回答。

我忍住笑意，因為她先生罵得實在太有趣了。明顯就是一個中文很差的外國人，才會講出「屁很爛的你」這種文字，審判長與檢察官應該也覺得很有意思，只有旁邊的警察臉色鐵青。

「你覺得你有沒有被警員歧視？」，我問。

「當然有，在我們伊斯蘭教中，婦女是被充分保護的。警察推我，還用那種鄙視的言語擠兌我，對我而言是很大的污辱。」，她肯定的回答。

「我問完了。」，我簡單的問到這裡。

檢察官開始覆主詰問，「請問你覺得，警員為什麼要這麼對你？」

這下換我異議了，「異議！證人不可能知道警員怎麼想。」，我差點沒說出，「子非魚，安知魚樂？」

審判長似乎被我們煩死了，「檢察官的問題可以修正嗎？」

檢察官換個方式問，「當時警員有沒有告知你們，你們是因為逆向行駛，所以才會停車取締你們？」

「沒有，他一攔下我們，就直接跟我要身份證。後來就發生衝突了。」，她說。

接下來換警員上場。還是由我主詰問。不過，敵性證人要做主詰問，真的比較困難，因為他不一定會按照既定的問題流程跟著走。

「請問警員先生，您信什麼宗教？」，我問。

「異議！」，檢察官立刻發出不滿的聲音。

審判長不滿的對我說，「辯護人，這是個人隱私的問題，也與本案無關，我不許你發問這個問題。」

我無奈的點點頭，重問一次，「警員先生，請問你對於伊斯蘭教的瞭解有多少？」

我知道馬上又要被異議了。果不其然。不過法官這一次並沒有阻止他的回答，只是用不耐煩的眼神看著我，暗示我要盡快結束與本案無關的問題。

「你說的是回教徒吧？我認為回教徒不就是恐怖份子嗎？他們可以享齊人之福，娶四個太太，而且大部分都很有錢，女人在他們國家的地位應該很低，都要戴面紗不能見人。」，他聳聳肩，「我知道的就是這些吧。」

果然是對於伊斯蘭教完全不懂的傢伙。回教，是中國的稱呼，他們不自稱自己是回教徒。四個太太，在現代世界中已經很少，要講他們能娶四個太太，倒不如說匈奴人可以娶自己的母親，講這種天寶年間的事情有意義嗎？至於女人地位低，倒不如說他們對於女人的態度比較以保護弱者的角度去看，真正威脅女人的，不是伊斯蘭教，而是大男人沙文主義。

「請問你當時有沒有講過，臺灣女人最喜歡跟外國人交往？」，我問。

「沒有。」，他果然完全否認。

「請問你當時有沒有推艾太太一把？」，我問。

「沒有。」，他同樣簡短的回答。

「那麼她先生為什麼要對你辱罵？」，我緊接著問。

「我哪知道？說不定她先生覺得我要侵害她太太，有被害妄想症之類的。」，他輕佻的說。

我看著他，眼神很嚴厲，「如果你沒有對她太太動手，為什麼他會覺得你要侵害她太太？」

他突然一時語塞。只能說，「我當時確實沒有怎麼樣！」

檢察官開始覆主詰問，「請問當時你有沒有表明身份，並且告知他已經違反交通規則，涉及逆向行駛？」

「當然有，因為我穿制服，他知道我是警察，而且我有清楚的告訴他，這條路是單行道。」，他說。

艾先生立刻站起來，「他說謊，He is a liar! فهو كاذب！」，他講的英文我知道是什麼，但是阿拉伯文，大概只能猜到，意思應該與英文一樣。

法官示意他坐下，法警則是緊張的靠近他。

他洩氣般的坐下來，我拍拍他的手，要他冷靜。

檢察官沒有問題了，審判長決定，今天把程序走完，這時候我有不祥的預感。

審判長開始要我們對先前的證據，表示意見。就程序上來說，證據能力的意見表示，其實在審判中很重要，畢竟這些證詞、文件，如果不被採用為證據，對於被告當然相當有利。但是在實務上，這些所謂「對證據能力表示意見」，往往都只是聊備一格。畢竟如果在實質上，這個被告真的有殺人，誰會管這把兇刀是不是刑求取得的？就算兇刀真的是打了被告一頓才知道放在哪裡，法官也有辦法主張證據能力就是存在。所以，這部份的程序進行得很快，審判長馬上就要我們辯論。

檢察官很簡短的說，「被告犯行明確，確實以污穢之言語攻擊執勤的員警，依法應論處妨礙公務，請求從重量刑。」

我則看了被告一眼，站起身來說話：「被告是伊斯蘭教徒，對於女性家屬而言，他有保護的義務。本件警員以刻板的文化印象，未能考量被告的文化脈絡，而以戲謔的方式要求被告妻子拿出身份證，因此導致被告一時氣憤，應能主張正當防衛，請鈞院能酌予考量。」，其實這一段話，我說得有點心虛，因為正當防衛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主張，只是看到艾先生的樣子，我也只能鼓起勇氣把這一段話說完。

審判長聽完以後，問了艾先生跟我對於科刑範圍的意見。

「我們認為無罪，但是如果鈞院認為有罪，我們請求給予緩刑。」，我還沒講完，就被艾先生粗暴的打斷，「我堅持無罪。」，他說。

三週後宣判。

我們靜默的走出法院，艾先生點燃一根煙問我，「你還是覺得我有罪？」

我很艱難的點了點頭，「我認為你有，因為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辱罵警員。」

他搖搖頭，「我不明白，你們怎麼會這麼粗暴？」

我知道他是說文化上的粗暴，所以我沒有說話。

判決結果出來了。看著判決，我突然想起了伊斯蘭教開齋節的第一個週末，三萬多名的外籍勞工集體慶祝，卻被台南高分檢的檢察官，在臉書上寫著，「台北車站已被外勞攻陷」、「外勞吃飯、睡覺，野餐，擠滿車站，政府再不處理，不僅有礙觀瞻，也會出亂子。」時，我不禁問自己，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成熟的看待多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