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官收了6300萬還不算貪污，纏訟近十年；刑期從最重的12年，到現在只剩下4年10月，台灣司法到底發生什麼事？
（上個月有幫忙團購跑腿買私菸的少校，被判了超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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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庫都是我在管」的林益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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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陸續有朋友問我，林益世被控於2010年收賄的案子到底在吵什麼？除了已判決確定的財產來源不明罪（2018年判刑兩年定讞，已執行完畢假釋出獄）外，林益世確定已違法收錢，為什麼沒辦法認定他貪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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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的根源在於：違背職務行為，是否包括職務上「實質影響力」所及的違法行為？還是限定於違背「法定職權」的行為？而「法定職權以外」的行為，只能成立貪污以外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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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法院認為：林益世身為當時執政黨立法院大黨鞭，其法定職權是制定法律與質詢行政官員，並不包含決定國營事業董總人選，也無法對行政院發揮實質影響力。所以收受中鋼、中聯高層的款項屬於法定職權以外的行為，不成立貪污罪，只能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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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很長，先講這十年來的審判結果：
一審－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
二審－成立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
更一審－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改處有期徒刑4年10月，褫奪公權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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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6300萬都超過十年，到現在還扯不清是不是收賄，你說奇怪不奇怪？
（願意讀長文的人，請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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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簡單從頭回顧，第一審臺北地院認定：林益世假借立法委員職務的權力及機會，對中鋼公司董事長鄒若齊、中聯公司董事長翁朝棟及副總金崇仁（以下均以姓名簡稱）施加恐嚇，使他們心生畏懼，而同意與地勇公司陳啟祥締結轉爐石契約，取得轉爐石３分之１承購權的不法利益，觸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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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關於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權限範圍，經法院函詢，行政院秘書長只是「轉陳」經濟部長簽報行政院的中鋼董事長或經理人人選，就算有建議也是諮詢性意見，並不是職務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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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於「法定職權說」，林益世僅向鄒若齊請託，無法證明其有利用立委或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權限，達成與陳啟祥續約或「三方合約」目的，即使有向陳啟祥要求或期約交付請託對價，也與身為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上之行為」無關，不成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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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方面，雖然林益世曾在101年3月10日向陳啟祥、程彩梅自稱：「因為現在國庫的印章是我在蓋的」、「那個政府要去請錢，到最後都我那邊」、「行政院就兩顆印章而已，...行政院只有行政院長一顆印章，跟我一顆印章，兩顆印章而已」、「但是你說台糖你董事長要用誰當總仔，作總仔。它公文就要送到我們這邊，...我如果跟你不爽，你要是送來我就退回去，送來就退回去，你那個要當總仔，一輩子都當不到。」、「你看行政院那間那麼大間，有沒有？那一間其實就只有3個人在上班而已，就是院長、副院長跟我3人而已，剩下的都是我們的幕僚。... 我有兩個副秘書長，我的副秘書長14職等，所以我那兩個副秘書長跟部長一樣大」、「沒有印章可以蓋，你就變成你都建議，印章只有我和院長，我們兩個有印章，...你要是出去要排位子的時候，就又變成我們3個人排前面」等語，以表示他掌管國庫印章，是行政院「第三把交椅」，可藉由退回公文之方式操控公股事業機構之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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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荒謬的是，雖然林益世所做所為已表明他有足夠權勢與實質影響力，法院還是認為不成立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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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上訴後高等法院改採「實質影響力說」，認為：「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7078號判決意旨參照）。立法院得要求中鋼董事長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的預算、營運狀況，並接受質詢。對於營運業務為特定建議，甚或直接對於人事任用或營運業務為一定建議或要求，均具有實質影響。因此，中鋼人事與營運狀況，與立委及國民黨（當時執政黨）政策會執行長職務具有密接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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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鄒若齊因此未經嚴謹的評核程序以遴選廠商，直接為具體的指示修改廠商遴選標準，導致除地勇公司以外，並無任何其他廠商透過公平競爭方式參與遴選，可見林益世的行為，不但枉顧遴選廠商程序之正當性，更嚴重損及中鋼及所有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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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林益世之行為，與立委的職務具有密接關連性，對於促成對價的內容具實質影響力，堪認屬其立委及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職務上行為」，因他濫用職權，促成不具正當性契約，損及中鋼公司與中聯公司的整體利益，即屬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所收取的6300萬元，依一般社會通念，與其違背職務之行為具對價關係，成立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因此撤銷地院判決，處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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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再上訴後，最高法院還是本於「法定職權說」認定：是否違背職務之認定，仍應視所為是否在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而定。高等法院判決沒有具體論敘林益世的何種行為違背其何項職務，或是以何種方式濫用其何項職權，及林益世所為如何違反其職務上不得為的義務，有判決理由不備的違法，而撤銷發回高等法院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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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氣餒的是，高等法院於110年6月9日作成更一審判決認定：判斷立委所從事的「選民服務」是否該當於收受賄賂等罪「職務上之行為」的要件，其重點仍在於立法委員「選民服務」的整體過程中，有沒有運用自己身為立委的「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接關聯行為」，等於接受最高法院的「法定職權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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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益世所為請託及施壓、恫嚇，對於中鋼或中聯公司經營階層而言，實際上雖然具有不得不配合的實質影響力，然此影響力來自其豐沛的地方勢力、黨政關係，與身為立委「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接關聯行為」無關，並非收賄等罪所定「職務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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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更因自地方法院受理之後（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決確定，速審權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而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酌量減刑。改判林益世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改處有期徒刑4年10月，褫奪公權5年。遠遠低於原二審判決的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甚至也低於一審的有期徒刑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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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審判決簡要整理可知，林益世違法收錢成不成立貪污，究竟應限於「法定職權」？還是以「實質影響力」加以評價？都有最高法院的判決可援引，且確實曾為不同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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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宣判到送達判決要一段時間，目前應仍在上訴期間內，希望檢察官本於林益世所為與其立委職務具有密接關連性，具有實質影響力，屬於立委及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職務上行為」，針對更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違誤之處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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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期待最高法院能針對貪污治罪條例「職務上行為」，徵詢各庭意見，確認歧異存在後敘明理由，提案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才能解決目前莫衷一是的現況，真正遏阻貪官污吏亂政斂財，恢復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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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圖片引自 時代力量 New Power Party 粉專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