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來回顧一下2020年度的〈檢仔聊齋〉系列〔第9-15回〕。
春節過後，更有架構的檢方－警方－媒體三方深度體系與社會問題分析，會在《#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這本書裡和大家細細道來！
小編註：新書預計於3月初上市，至於許多網友詢問是否有開放「預購」資訊，年後將由出版公司編輯團隊公布。
銷售通路由出版公司負責，#本粉專沒有私下金流交易，請各位網友不要被網路冒用大頭照「黑粉」誤導。（第N+1次提醒...）

🗝＜檢仔聊齋（九）：檢警一家親？檢察官指揮督導權「被架空」的危機＞：http://bit.ly/2vUyYnB
「 2017年9月，我平調至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人數逾百人、職員數數百人、規模大、看似有制度的一級地檢署——但沒有看到我過去所學習的檢察學理應有的偵查動能、檢警監督指揮關係，反而是一個被案件量拖垮、沒有生命力、搖搖欲墜的強弩之末。

再隔1年半以後，我在辭呈中寫道：「職調派新北地檢署後，發現本署看似為大地檢、理應具有制度與規模，實則紊亂、無制度、不思辯、不遵守內規、出事後想盡方法『蓋下來』。本署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行政，其次在於檢警關係」。

而這兩點問題，也是位於警方績效熱區、指揮動能下降、案件量超越負荷、資源與人力嚴重不足的大地檢署所面臨的問題。帶來的惡果，便是偵查品質不佳，難以進行精緻偵查。」

🗝＜檢仔聊齋（十）：刷防疫存在感？被權力宰制的檢察指令與偵查作為＞：https://bit.ly/2WI1QKM
「這波「防疫英雄」的熱潮也感染了向來喜歡作秀的警政機關，在基層員警忙碌的防疫期間，動起不知和防疫有何關聯的「掃黑專案」，還大打廣告。

連本應客觀中立而具有司法屬性的檢察機關，也加入「刷防疫存在感」的行列，並引來「向來關注於檢方動態」的媒體，特別為新上任的北檢檢察長寫一篇精彩事蹟，連「有祕方保養身體」都成為報導事蹟。」

「然而，就在北檢「跳出來從嚴偵辦」一躍成為防疫英雄，引來媒體報導「北檢檢察長一上任就好忙」以及其人生功績後，才赫然發現，案發地點在士林地檢轄區，且案件由南港分局「火速」調查，於3月14日傍晚通知該民眾到案說明，並擬報告士林地檢署偵辦。換言之，該案北檢似無管轄權，於是趕快把監視器勘驗完畢，把案件移轉給士林地檢署善後。」

🗝＜檢仔聊齋（十一）：重偵查、輕執行？檢察機關的業務失衡現象＞： https://bit.ly/2zlFRjm
「一位在地檢署擔任法警的前同事和我聊起職場甘苦時，提到他與其他同事在地檢署工作與值班時見聞的奇景：

許多來開庭的民眾，常常會在側門或採尿室附近，看見穿著地檢署背心的社會易服社勞人，蹲在各個角落大口哈煙，或是滑著手機，也常看到甚至就躺在路邊，也有人將掃把懸空，假裝掃地，輕鬆地折抵一日刑期。據說帶領過社勞的清潔阿姨，多唸個幾句，還會被投訴，彷彿社會勞動可以不必付出相對應的勞動即可輕鬆逃避自由刑或罰金刑的妙方。」

「易服社會勞動是一方面處罰犯罪的人，但另一方面又讓他以勞動力取代自由或財產的剝奪，給予改過遷善機會的立意良善措施。那麼，為什麼在現實中，卻被某些不肖受刑人利用來「逃避」刑罰？」

🗝＜檢仔聊齋（十二）：「老派衝組」若不倒，檢察體系不會好＞：https://bit.ly/2U3yIeV
「 過去幾年我在司法體系中，曾經跟很多年輕司法官學長一樣，憂慮那些出於個人利益考量的政客與團體，將司法體系往錯誤甚至民粹的方向導引，所以對於那些無的放矢的指責、「三盲」症狀下對於法治與司法的輕賤、不把「司法守護人權」當成一回事的民粹，我們提出非常多的批判。所以對外，我們進退維谷。

但在體系內，也有不少司法官對於權威無所畏懼，投身體系內改革，甚至想要動搖根深柢固的「升官圖」，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所以對內，我們也舉步維艱。

就在這種「裡外不是人」、全身被插滿案件的窘境中，我對改革深深失望。」

🗝＜檢仔聊齋（十三）：進一步退兩步？檢察體系改革的「復辟」勢力＞： https://bit.ly/3lkHBNd
「2020年7月上旬，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人審會」）開會審核各地檢署調升主任檢察官的人事升遷案，討論今年調升的民選版建議入圍名單，不料卻爆發大量基層檢察官不滿。之所以引發爭議，是因為有人不在入圍名單中，卻憑空被民選檢審委員另行召開的會議（以下簡稱「民選委員會」）拉進名單中。

這種情況，就好像人民歡天喜地前往投票所後，卻發現當選人根本不是當初讓自己圈選的候選人名單，淪為虛晃一招的「假民主」，令人費解。因此劍青檢改抨擊：「今年民選委員竟大開檢察民主化倒車，已呈現出檢察改革嚴重退步的狀況。」」

🗝＜檢仔聊齋（十四）：血統純正才優秀？士檢長「精英論」的體系沉痾＞： https://bit.ly/36YxwRt
「日前在法律圈內流傳士林地檢署檢察長朱家崎的「精英論」，事件起因於該檢察長想讓主任檢察官優先選宿舍，礙於跟現行的宿舍規定不合，因此其欲修改宿舍分配規定，並在主任檢察官群組裡發送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文章。由於內容帶有大量歧視資淺、外地平調至該署的檢察官的文句，因此引發檢察圈乃至於法律圈內人的熱議，據報載，連法務部長也直言「看不懂朱在寫什麼」。」

「 檢察官作為捍衛刑事訴訟程序與實體正義的「法律守門員」，其使命是透過程序正義而尋求實體正義，肩負起從偵查、公訴到刑事執行的刑事司法公正性。如果真的要評價「精英」與否，那麼，能夠無懼權力、實踐「法律守門員」的檢察官，就是精英；在權力中忘記使命的人，不但沒資格稱為「精英」，更沒有資格當檢察官。

然而現實中，我們卻看到檢察體系中存有把官位當成「精英」、把司法官學院僵化教育和分發進入特定地檢署的檢察官當成「精英血統」之謬論，且在掌握權力後，誓死捍衛既得利益，以獨裁的力量來試圖控制檢察體系。何以致此？而檢方環境的日益惡化，到底是人在體制中迫不得以、還是人性的貪婪敗壞了體制？」

🗝＜檢仔聊齋（十五）：培養乖乖牌檢察官？高檢署插手職務評定的惡果＞：https://bit.ly/36Xa7iW
「 法務部於2020年10月27日以法檢字第10904534570號函行文高檢署，高檢署旋即於今年11月10日以檢人字第10900159200號函行文全國各地檢署，要求各地檢署依照高檢署所決定的審核意見表標準，列出各地檢署職務評定未達良好名冊並「陳報高檢署審查」，再由高檢署「加註意見」後，報法務部審查。

從該二則函文的內容來看，法務部和高檢署似乎打算以區區二紙公文，修改今年全國各地檢署檢察官「職務評定」的作法，使高檢署可以插手地檢署檢察官的職務評定，實質擴大高檢署介入地檢署的權力，導致地檢署的職務評定委員會形同虛設。

上開函文在司法圈內傳開後，引發大量批評，憂慮「檢察一體」原則被法務部與高檢署曲解、甚至濫用，可能導致檢察體系權力位階更加牢不可破，從而箝制地檢署檢察官進行法律見解與事實認定，甚至高層也能透過人事權將魔爪伸入地檢署個案，影響檢察官在個案調查與判斷的獨立性。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地檢署檢察官在看到該等函文後，表示對於檢察體系的日益腐化更加失望，難免使人萌生「不如歸去」的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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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仔聊齋（九）：檢警一家親？檢察官指揮督導權「被架空」的危機＞：http://bit.ly/2vUyYnB
＜檢仔聊齋（十）：刷防疫存在感？被權力宰制的檢察指令與偵查作為＞：https://bit.ly/2WI1QKM
＜檢仔聊齋（十一）：重偵查、輕執行？檢察機關的業務失衡現象＞： https://bit.ly/2zlFRjm
＜檢仔聊齋（十二）：「老派衝組」若不倒，檢察體系不會好＞：https://bit.ly/2U3yIeV
＜檢仔聊齋（十三）：進一步退兩步？檢察體系改革的「復辟」勢力＞： https://bit.ly/3lkHBNd
＜檢仔聊齋（十四）：血統純正才優秀？士檢長「精英論」的體系沉痾＞： https://bit.ly/36YxwRt
＜檢仔聊齋（十五）：培養乖乖牌檢察官？高檢署插手職務評定的惡果＞：https://bit.ly/36Xa7iW

三十二年前，有一群熱愛電影，對於台灣電影現狀有所憂慮的文化人士，共同簽署了《台灣電影宣言》，某種意義上正式開啟了台灣新電影黃金年代。然而，三十二年過去了，過往憂慮依舊、新的憂慮接踵而來。當現今喜好電影的小孩在那邊楊導、侯導叫得親熱的同時，卻又對台灣現今的電影大多抱持嗤之以鼻的態度，甚至不聞不問。我想這相較於電影創作者對於自身困境的憂慮，這同樣值得關注。

而更應憂慮的是，台灣的電影某種程度上來說，被新電影所綁架了。過於鍾情他們口中的「另一種電影」，而有意無意的忘記了，電影並不只有「這一種」跟「另一種」，它其實應該有很多種可能。

因此，我們應當認知到的是，之於電影重要的，不僅僅是作者，觀眾同時也是。所以當我們面對台灣電影環境《海角七號》已降再度開花的時候，或許我們會對參差不齊的結果感到失望，但我們同時也應當開心，因為這一次次的跌倒、失敗都是與觀眾溝通的過程，這同時也是個脫離台灣新電影幽靈的途徑。

在這之中，我想身為一個半調子電影觀看者能做的是，或許便是儘量的去觸及那些勇敢嘗試、忠於自我、又不忘與觀眾溝通的電影創作者們。唯有持續的關注、台灣電影才不會死掉，唯有持續的討論，這有機的互動才會持續下去的可能，而也唯有持續的向前，才有機會打破台灣新電影的神話，創造出新的一波電影熱潮。

ps批評可以，但看完再罵，不要什麼都沒看在那邊說台灣電影怎樣怎樣的。呵
.
.
《台灣電影宣言》

在民國七十五年、七十六年的交界點上，我們回顧思索近兩年來臺灣電影環境發展的種種跡象，深深感覺到臺灣電影實際上也已經站在轉捩點上。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以下共同簽名的這些人，認為我們有必要緊急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憂慮；這一篇文字，將大致說明這些人共同部分的立場和意見，也將說明我們對電影政策、電影環境的期望與呼籲。

我們對電影的看法

我們認為，電影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創作活動，電影可以是一種藝術形式，電影甚至可以是帶著反省和歷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動。

但是，我們也知道，電影在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商業活動，它受生產與消費的各種定律所支配；電影產業因為有著投資風險和獲利能力的雙重性格，使得電影圈中活躍著各形各色的利益團體以及既得利益團體。

上述二者都是常識，知者甚眾〈卻常常忘記〉；我們覺得有必要重申這個基本認識，才能在表達立場和判斷問題的時候，不致忘了根本。

我們認為，屬於商業活動範圍的電影，自有經濟法則的支援與淘汰〈成功的商業電影自票獲得到報償，失敗的商業電影在錯誤的投資中得到教訓〉。這一切，都不勞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或知識界的意見領袖來費心。

但是，另一種電影〈那些有創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它們對社會文化的整體貢獻可能更大，而它們能掌握的經濟資源則可能更匱乏；這個時候，文化政策、輿論領域、評論活動才找到他們應該關心、應該支持、應該聲援的對象。

當然，所有的電影創作或生產，都聲稱他們有創作意圖、有藝術成就、有文化自覺；因此，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輿論界的工作者、評論界的專業人士就要負起責任，從創作的成品中觀察，指認出何者是，何者不是。

我們對環境的憂慮

創作與商業之間，政策與評論之間，上述的活動及其平衡本來是一件單純的現象〈如果各組人都扮演好他們的角色〉。但是，就近兩年臺灣電影環境所顯示的跡象來看，我們不得不表達若干嚴重的憂慮；因為，顯然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或扭曲的力量，使得上述活動無法得到正常的運作；其結果是，臺灣四年來發展出的「另一種電影」的微薄生機，就在此刻顯得奄奄一息了。

我們對電影環境的憂慮，大者有三：

一、我們對政策單位有懷疑

從電影事業融資辦法、七十五年金馬獎、外片配額制度取消後的參展影片獎勵辦法等事實，我們常常對電影政策的管理〈或輔導〉單位很困惑，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個電影的工業輔導機構，或文化輔導機構，還是一個政治的宣傳機構。

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顯然是性格分裂的，它的政策立場從不清楚。它有時候頒獎給《好小子》，獎勵它「拓展海外市場的成功」；它有時候頒獎給《箭瑛大橋》，說它「有益社會教化」；當它主動提出三千萬的資本拍攝政策片時，它拍出了《唐山過臺灣》、《日內瓦的黃昏》及《八二三炮戰》來，相信這些可以做有效的政治宣傳。

從文化政策的觀點看，這些工作都是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但是，這些事實畢章一而再、再而三在我們眼前發生，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管理這個社會的文化政策的，可能是從來沒有決心要支持文化活動的機構。

二、我們對大眾傳播有懷疑

臺灣的大眾傳播，對整體社會的改良似乎都懷著監督者、促進者的角色自許；這幾年，它們在政治新聞、消費新聞、環保新聞各方面，都有前瞻的眼光和具體的貢獻。

相形之下，大眾傳播從來沒有把電影活動當做文化活動來看，也沒有打算以專業知識提供一個支持體系〈但在文學、表演藝術方面，大眾傳播卻做了一些事〉。不僅如此，大眾傳播對電影活動明顯地有著「歧視」，它作賤電影的從業人員，把明星的私事醜聞當做頭題新聞，但是電影文化呢？一部在國際影展得獎的影片可能得不到討論或報導的篇幅。

究竟大眾傳播是怎麼樣看待電影活動呢？從現有的內容範圍及其品質，我們不得不懷疑主其事者從來不重視、不關心這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在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多年來在這個項目「失職」了。

大眾傳播不關心電影的文化層面，它的從業人員也失去這一部分關照的能力；這兩年，大眾傳播在討論港片、臺片之區別，討論商業電影的改良等問題，流露出知識的匱乏與見解的荒唐，證明長久以來大眾播的疏忽已經開始出現強烈的副作用了。

三、我們對評論體系有懷疑

評論體系或評論大眾〈criticizing public〉本來在一個社會扮演帶有強烈道德性目標的角色。它一方面有詮釋的功能，使創作活動的意義得以明朗或伸展；它另一方面又有制衡的功能，避免社會被單一的價值〈如票房、廣告、錯誤的評價〉所支配，提供給資源不足的創作活動另一種社會支持。

但是，近兩年在傳播媒介上出現的評論，卻有一組忘了他們的角色的「評論家」。他們倒過來批評有創作意圖的電影作者，指責他們「把電影玩完了」，指責這樣的電影「悶」；主張臺灣電影向港片看齊、向好萊塢看齊。

這樣的評論的出現，本來不足為奇。荒唐離奇的見解每個時代都有，但當這一類評論與落伍的大眾傳播結合時，成為一股評論的主流，這個評論體系就令人嚴重地擔憂－－我們沒有在評論體系得到平衡，反而偏得更遠了。

失職的評論大眾，扭曲的評論體系，我們又要從那一部門得到平衡呢？

上述三者，固然是我們對整個電影環境憂慮之大者；其他的憂慮也不是沒有，譬如：全盤商業化的公家電影機構，缺乏人才的電影商業界等等，但如果與上述三者相比，我們又覺得不值一提了。

我們期待的改變與我們自己的決心

我們所期待的改變，當然針對著我們所擔憂的事。這些改變，具體的方案有無數的可能，但原則卻是不變：

第一，我們要有明白表示支持電影文化的電影政策。我們希望，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能夠清楚說明他們的方向，他們所欲支持的電影，他們想把臺灣電影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希望，政策單位能夠明白，如果他們準備支持民族的自主文化，就必須有決心、有目標、有任事的勇氣。如果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決心要支持商業的電影、政治宣傳的電影，它也可以儘管說明，讓所有有意從事文化電影活動的人，趁早對政府機關的支持死了心。

第二，我們希望手中掌著大眾傳播的舵的任事者，注意電影活動的文化層面，注意電影在社會上可能扮演的諸種角色。我們希望大眾傳播把「影劇新聞」和政治新聞、文教新聞放在同樣的地位上，追尋同樣專業的人才，以前瞻的、公益的眼光來對待這一組新聞。

第三，我們誠懇地期望臺灣所有從事電影評論的工作者，反省自己的角色，忠誠地扮演自己在社會中最有意義的角色。在臺灣的電影環境，究竟那一種電影才是評論者應該著力討論的電影？我們也希望指出，評論者永遠要小心成為另一種既得利益者；評論者的價值來自讀者對他的信賴，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利益，忘了他是別人的「利益」，他就完全失去評論者的條件。讓我們共同進行一種「評論的評論」，把不合格、不誠實的評論者指出來，讓讀者們唾棄他們。

除了我們所期待的改變以外，我們尚在此表達我們的決心。我們相信電影有很多可能的作為，我們要爭取商業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為了這件事，我們在此簽下我們的名字，不僅在這個宣言上和其他相同意念的人站在一起，也將在未來的時刻，從自己的崗位上繼續支持「另一種電影」。－我們在新舊年度的交界點上、新舊電影的轉捩點上，提出這個宣言，我們渴望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援。

邀請簽名名單〈按姓氏筆劃順序〉：
丁亞民　丘彥明　奚　淞　陳純真　詹宏志
小　野　吳正桓　高信疆　陳國富　楊德昌
井迎瑞　吳念真　馬以工　陳傳興　楊憲宏
王小棣　吳靜吉　郭力昕　張　毅　廖慶松
王菲林　林懷民　陶德辰　張昌彥　齊物子
白　羅　卓　明　陶曉清　張照堂　蔣　勳
朱天文　金士傑　黃春明　張華坤　蔡　琴
朱天心　金恒煒　黃建業　曾壯祥　盧非易
李道明　柯一正　陳坤厚　童　娃　賴聲川
杜可風　胡台麗　陳雨航　焦雄屏
杜篤之　侯孝賢　陳映真　萬　仁

原載於文星雜誌一○四期，一九八七年二月。

三十二年前，有一群熱愛電影，對於台灣電影現狀有所憂慮的文化人士，共同簽署了《台灣電影宣言》，某種意義上正式開啟了台灣新電影黃金年代。然而，三十二年過去了，過往憂慮依舊、新的憂慮接踵而來。當現今喜好電影的小孩在那邊楊導、侯導叫得親熱的同時，卻又對台灣現今的電影大多抱持嗤之以鼻的態度，甚至不聞不問。我想這相較於電影創作者對於自身困境的憂慮，這同樣值得關注。

而更應憂慮的是，台灣的電影某種程度上來說，被新電影所綁架了。過於鍾情他們口中的「另一種電影」，而有意無意的忘記了，電影並不只有「這一種」跟「另一種」，它其實應該有很多種可能。

因此，我們應當認知到的是，之於電影重要的，不僅僅是作者，觀眾同時也是。所以當我們面對台灣電影環境《海角七號》已降再度開花的時候，或許我們會對參差不齊的結果感到失望，但我們同時也應當開心，因為這一次次的跌倒、失敗都是與觀眾溝通的過程，這同時也是個脫離台灣新電影幽靈的途徑。

在這之中，我想身為一個半調子電影觀看者能做的是，或許便是儘量的去觸及那些勇敢嘗試、忠於自我、又不忘與觀眾溝通的電影創作者們。唯有持續的關注、台灣電影才不會死掉，唯有持續的討論，這有機的互動才會持續下去的可能，而也唯有持續的向前，才有機會打破台灣新電影的神話，創造出新的一波電影熱潮。

ps批評可以，但看完再罵，不要什麼都沒看在那邊說台灣電影怎樣怎樣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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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宣言》

在民國七十五年、七十六年的交界點上，我們回顧思索近兩年來臺灣電影環境發展的種種跡象，深深感覺到臺灣電影實際上也已經站在轉捩點上。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以下共同簽名的這些人，認為我們有必要緊急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憂慮；這一篇文字，將大致說明這些人共同部分的立場和意見，也將說明我們對電影政策、電影環境的期望與呼籲。

我們對電影的看法

我們認為，電影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創作活動，電影可以是一種藝術形式，電影甚至可以是帶著反省和歷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動。

但是，我們也知道，電影在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商業活動，它受生產與消費的各種定律所支配；電影產業因為有著投資風險和獲利能力的雙重性格，使得電影圈中活躍著各形各色的利益團體以及既得利益團體。

上述二者都是常識，知者甚眾〈卻常常忘記〉；我們覺得有必要重申這個基本認識，才能在表達立場和判斷問題的時候，不致忘了根本。

我們認為，屬於商業活動範圍的電影，自有經濟法則的支援與淘汰〈成功的商業電影自票獲得到報償，失敗的商業電影在錯誤的投資中得到教訓〉。這一切，都不勞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或知識界的意見領袖來費心。

但是，另一種電影〈那些有創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它們對社會文化的整體貢獻可能更大，而它們能掌握的經濟資源則可能更匱乏；這個時候，文化政策、輿論領域、評論活動才找到他們應該關心、應該支持、應該聲援的對象。

當然，所有的電影創作或生產，都聲稱他們有創作意圖、有藝術成就、有文化自覺；因此，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輿論界的工作者、評論界的專業人士就要負起責任，從創作的成品中觀察，指認出何者是，何者不是。

我們對環境的憂慮

創作與商業之間，政策與評論之間，上述的活動及其平衡本來是一件單純的現象〈如果各組人都扮演好他們的角色〉。但是，就近兩年臺灣電影環境所顯示的跡象來看，我們不得不表達若干嚴重的憂慮；因為，顯然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或扭曲的力量，使得上述活動無法得到正常的運作；其結果是，臺灣四年來發展出的「另一種電影」的微薄生機，就在此刻顯得奄奄一息了。

我們對電影環境的憂慮，大者有三：

一、我們對政策單位有懷疑

從電影事業融資辦法、七十五年金馬獎、外片配額制度取消後的參展影片獎勵辦法等事實，我們常常對電影政策的管理〈或輔導〉單位很困惑，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個電影的工業輔導機構，或文化輔導機構，還是一個政治的宣傳機構。

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顯然是性格分裂的，它的政策立場從不清楚。它有時候頒獎給《好小子》，獎勵它「拓展海外市場的成功」；它有時候頒獎給《箭瑛大橋》，說它「有益社會教化」；當它主動提出三千萬的資本拍攝政策片時，它拍出了《唐山過臺灣》、《日內瓦的黃昏》及《八二三炮戰》來，相信這些可以做有效的政治宣傳。

從文化政策的觀點看，這些工作都是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但是，這些事實畢章一而再、再而三在我們眼前發生，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管理這個社會的文化政策的，可能是從來沒有決心要支持文化活動的機構。

二、我們對大眾傳播有懷疑

臺灣的大眾傳播，對整體社會的改良似乎都懷著監督者、促進者的角色自許；這幾年，它們在政治新聞、消費新聞、環保新聞各方面，都有前瞻的眼光和具體的貢獻。

相形之下，大眾傳播從來沒有把電影活動當做文化活動來看，也沒有打算以專業知識提供一個支持體系〈但在文學、表演藝術方面，大眾傳播卻做了一些事〉。不僅如此，大眾傳播對電影活動明顯地有著「歧視」，它作賤電影的從業人員，把明星的私事醜聞當做頭題新聞，但是電影文化呢？一部在國際影展得獎的影片可能得不到討論或報導的篇幅。

究竟大眾傳播是怎麼樣看待電影活動呢？從現有的內容範圍及其品質，我們不得不懷疑主其事者從來不重視、不關心這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在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多年來在這個項目「失職」了。

大眾傳播不關心電影的文化層面，它的從業人員也失去這一部分關照的能力；這兩年，大眾傳播在討論港片、臺片之區別，討論商業電影的改良等問題，流露出知識的匱乏與見解的荒唐，證明長久以來大眾播的疏忽已經開始出現強烈的副作用了。

三、我們對評論體系有懷疑

評論體系或評論大眾〈criticizing public〉本來在一個社會扮演帶有強烈道德性目標的角色。它一方面有詮釋的功能，使創作活動的意義得以明朗或伸展；它另一方面又有制衡的功能，避免社會被單一的價值〈如票房、廣告、錯誤的評價〉所支配，提供給資源不足的創作活動另一種社會支持。

但是，近兩年在傳播媒介上出現的評論，卻有一組忘了他們的角色的「評論家」。他們倒過來批評有創作意圖的電影作者，指責他們「把電影玩完了」，指責這樣的電影「悶」；主張臺灣電影向港片看齊、向好萊塢看齊。

這樣的評論的出現，本來不足為奇。荒唐離奇的見解每個時代都有，但當這一類評論與落伍的大眾傳播結合時，成為一股評論的主流，這個評論體系就令人嚴重地擔憂－－我們沒有在評論體系得到平衡，反而偏得更遠了。

失職的評論大眾，扭曲的評論體系，我們又要從那一部門得到平衡呢？

上述三者，固然是我們對整個電影環境憂慮之大者；其他的憂慮也不是沒有，譬如：全盤商業化的公家電影機構，缺乏人才的電影商業界等等，但如果與上述三者相比，我們又覺得不值一提了。

我們期待的改變與我們自己的決心

我們所期待的改變，當然針對著我們所擔憂的事。這些改變，具體的方案有無數的可能，但原則卻是不變：

第一，我們要有明白表示支持電影文化的電影政策。我們希望，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能夠清楚說明他們的方向，他們所欲支持的電影，他們想把臺灣電影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希望，政策單位能夠明白，如果他們準備支持民族的自主文化，就必須有決心、有目標、有任事的勇氣。如果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決心要支持商業的電影、政治宣傳的電影，它也可以儘管說明，讓所有有意從事文化電影活動的人，趁早對政府機關的支持死了心。

第二，我們希望手中掌著大眾傳播的舵的任事者，注意電影活動的文化層面，注意電影在社會上可能扮演的諸種角色。我們希望大眾傳播把「影劇新聞」和政治新聞、文教新聞放在同樣的地位上，追尋同樣專業的人才，以前瞻的、公益的眼光來對待這一組新聞。

第三，我們誠懇地期望臺灣所有從事電影評論的工作者，反省自己的角色，忠誠地扮演自己在社會中最有意義的角色。在臺灣的電影環境，究竟那一種電影才是評論者應該著力討論的電影？我們也希望指出，評論者永遠要小心成為另一種既得利益者；評論者的價值來自讀者對他的信賴，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利益，忘了他是別人的「利益」，他就完全失去評論者的條件。讓我們共同進行一種「評論的評論」，把不合格、不誠實的評論者指出來，讓讀者們唾棄他們。

除了我們所期待的改變以外，我們尚在此表達我們的決心。我們相信電影有很多可能的作為，我們要爭取商業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為了這件事，我們在此簽下我們的名字，不僅在這個宣言上和其他相同意念的人站在一起，也將在未來的時刻，從自己的崗位上繼續支持「另一種電影」。－我們在新舊年度的交界點上、新舊電影的轉捩點上，提出這個宣言，我們渴望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援。

邀請簽名名單〈按姓氏筆劃順序〉：
丁亞民　丘彥明　奚　淞　陳純真　詹宏志
小　野　吳正桓　高信疆　陳國富　楊德昌
井迎瑞　吳念真　馬以工　陳傳興　楊憲宏
王小棣　吳靜吉　郭力昕　張　毅　廖慶松
王菲林　林懷民　陶德辰　張昌彥　齊物子
白　羅　卓　明　陶曉清　張照堂　蔣　勳
朱天文　金士傑　黃春明　張華坤　蔡　琴
朱天心　金恒煒　黃建業　曾壯祥　盧非易
李道明　柯一正　陳坤厚　童　娃　賴聲川
杜可風　胡台麗　陳雨航　焦雄屏
杜篤之　侯孝賢　陳映真　萬　仁

原載於文星雜誌一○四期，一九八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