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香港國安法第一案重判9年；國安法庭現「四不像狀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口號極可能從此成禁語】

香港《國安法》正式落地生效一年後，香港今（7月30日）出現第一宗《國安法》的判決。判決對象是香港24歲青年唐英傑，在高等法院經歷審訊，早前被判「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兩罪成立，香港高等法院於今天下午3時宣判監禁9年的刑期。

法庭指出唐英傑的罪名有二，其中「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量刑起點為6年半，「恐怖活動」罪量刑起點為8年，當中兩年半分期執行，終判處9年監禁，同時吊銷駕駛執照10年。唐英傑代表律師隨後表示，將會提出上訴。

此事件起源2020年的7月1日，當天香港《國安法》落地生效，儘管警方拒絕七一遊行申請，大量市民仍自發上街抗議；唐英傑騎著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下稱光時旗）的重型機車，涉及未按警方指示停車並衝向防線，造成3名警察受傷。唐英傑隨後被捕，成為香港第一名以《國安法》被起訴的被告。被捕後唐英傑一直被收押，直到今年6月23日正式於法庭接受審訊。

24歲的唐英傑是餐廳的服務生，他在此案中選擇不自辯，交由資深大律師郭兆銘、大律師劉偉聰代理，劉偉聰此前參選區議員、亦在民主派初選47人案中被控違反《國安法》，目前保釋在外。罪成之後，郭兆銘在求情階段表示，被告在七一當日做了非常非常愚蠢的事，但被告曾經嘗試煞車避免意外發生，並非嘗試去撞死一名警員；被告單身，與父親及妹妹同住在公屋，被捕後他在收押所中修讀英文及管理學，希望出獄後能找到工作維生，現已真誠地為其行為感到後悔。

但法庭不接納所有求情，指出認為此案沒有減刑因素，雖然被告有悔意，但沒有認罪，法庭知道唐英傑是家庭經濟支柱，過往良好品格，但品格和家庭背景不可以用作求情因素。

自27日判決成立後，香港包括律師、學者、媒體都在討論未來「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一口號從此是否將成為禁語，是否在任何場合，以任何方式展示均違反香港《國安法》，目前各方只能猜測，結論仍是未知數。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對《明報》表示，日後如有市民公開呼叫「光時」口號或展示光時標語，「有相當可能構成煽動分裂國家」。

而香港法律學者、民間法律團體法夢成員阿腸（化名）表示，這次判刑相當具體和技術性，法庭沒有就《基本法》中所保障的人權進行辯論，也沒有針對「煽動」及「分裂國家」等控罪元素提出抽象的、一般原則性的總結，而是根據唐英傑揮動光時旗是在七一移交紀念日等具體情境，判決有罪。他預計在司法層面，這次判例不一定成為日後案件的直接參考，但由於法庭沒有就紅線畫出具體界線，反而未來可能讓市民進一步加強自我審查。

​​￭ 有別其他法律的審判過程，國安法庭不設陪審團，唐英傑案為香港先例

這一次審訊，是香港高等法院對高刑期的案件，首次不設陪審團。

在15天的長期審訊中，控辯雙方的一大爭議點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八字口號是否指向香港獨立的政治倡議，最終由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裁決，在本案語境中，這個過去兩年於港人口中朗朗上口的口號，帶有分裂中國的意思。

在香港法庭過往的高刑期案件中，事實裁決和是否罪成由陪審團做出。針對高等法院初審刑期達7年以上的刑事案件，香港法院過往會組成7～9位市民組成的陪審團，負責裁定不同的控罪元素成立與否，罪成之後，再由法官進行量刑。

從制定過程到執行方式，《國安法》均有別於香港現時法律。它沒有經過本地諮詢、立法會通過，完全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整部法案從消息傳出到正式生效僅僅花了41天，立法過程從未對外公開。

根據港府最新數字，自去年6月30日深夜生效以來，至今年6月底，香港已有117人被以《國安法》拘捕，當中64人被檢控，包括傳媒大亨黎智英、《蘋果日報》多名高層、主筆，不同光譜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學者如黃之鋒、朱凱迪、何桂藍、戴耀廷等。另外，包括《蘋果日報》在內的3家公司也因《國安法》遭檢控。

作為《國安法》第一名被告人，唐英傑被法庭宣布不得保釋，在開審之前已遭還押356天。唐英傑後，絕大部分被控《國安法》的嫌疑人均不得保釋。

阿腸指出，除不准保釋外，綜觀《國安法》第一案的審判過程，可見香港國安法庭出現了一種新型態，一種介於「普通法和大陸法之間的四不像狀態」，例如在討論「煽動」等控罪元素時仍沿用香港過往普通法的概念，但此次國安法庭不設陪審團，法官的角色在審訊中極大轉變，從原本中立的裁判員，變為經常親自下場、與控辯雙方討論、盤問雙方證人的角色。

對於《國安法》第一案，律政司一方此前稱旨在「保護陪審員的安全」，指示香港高等法院不設陪審團，改由3名指定法官審理。唐英傑一方曾就此提出司法覆核（指要向行政機關提出合憲性的審查），但申請未被接納。

香港法庭指出，《國安法》創立了「一種全新的刑事審訊模式」，律政司司長的指示屬於強制性質；法庭認為按照《國安法》特殊的法律地位及立法原意，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刑事程序中，即使被告擁有陪審團審訊的權利存在，亦應被廢除。

​​￭ 「光時」定義歷經兩方辯論，但香港法庭一錘定音

香港反修例運動中後期，「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一口號經常在香港民眾聚集的時候被高呼。此次案件的審訊焦點之一，在於上述八字口號是否倡議香港獨立，從而指向「分裂國家」。

控方找來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作為專家證人。劉智鵬從中國歷史上的字詞使用切入，「光復香港」意指香港淪陷敵人手中，須奪回香港，包含不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意思，並視中國為香港的敵人；「時代革命」則指利用不同方法改變政權和社會系統，借此改變時代，故包括拒絶中港政府的管治。

劉智鵬認為，光時口號有著「穩定的意思」（意為此口號代表著固定的意義）、「沒有其他條件或因素影響時，我認為一般人都會這樣理解」。

與之相對，辯方邀請了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李立峯作證。兩人從「光復」和「革命」二字的歷史淵源分析，同時採用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共同撰寫專家報告。

李詠怡和李立峯的報告採用焦點小組與抽樣訪問等方式進行研究，訪問了超過400個市民的意見，分析超過2,500萬條網上帖文。數據顯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兩句與「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分別僅為+0.295到+0.353，代表兩個詞組之間的相關性是「中等（moderate）」。在7月13日至15日的庭審中，李立峯在約兩天半的作證時間中，以大篇幅向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介紹統計學的基礎原理，以及社會科學視角看社會的複雜性。

李詠怡指，民眾對「光時」字眼有不同理解，不一定指推翻政權，亦可指「恢復舊有秩序，及團結熱愛自由的不同年齡人士，為時代帶來改變。」儘管李詠怡強調口號在不同脈絡會有不同意義，而控方則連番追問李詠怡，「光復香港」的其中一種解讀是否為「香港特區落入敵人手中」，李詠怡最終回答：「如果答案只能是或者不是，那我說是吧。」

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在27日最終裁決，辯方專家的方式未能協助法庭理解「光時」口號意思。判詞中，法官指出兩位專家在報告表明接納「香港獨立」是其中一個與口號相關的概念；判決內容也強調，李詠怡作證時雖說並非必然，但也有承認「光復」一詞能指恢復失去的主權，而「革命」也能指推翻政權，強調他們不反對口號可帶港獨含義。

​​￭ 法庭擴大了「煽動」與「恐怖活動」的定義

針對唐英傑被裁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兩罪成立，法庭認為，案發當天是中央對香港恢復主權統治的紀念日，也是港版《國安法》實施首日，並有反《國安法》示威發生，被告插着「光時」旗騎駛重機，在繁忙街道上來回巡遊展示背上的旗幟並故意違反警方指示，顯示他想吸引公眾注意力。法庭認為，所謂煽動屬「廣泛面向大眾」，「形式不管文章、廣告、演說亦成」。

法庭最終裁決，在當天情境中，旗上光時口號有煽動的「自然及合理效果」，是能夠帶有把香港從中國分裂的意思，也能夠煽動他人干犯分裂的行為；唐英傑理解口號有港獨含義，並故意展示口號與他人溝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至於唐英傑另一項成立的罪名是「恐怖活動罪」，法官的判決指出，被告蓄意騎重機撞向警員，符合「針對人的嚴重暴力」的定義；而且被告公然挑戰「象徵香港法律與秩序」的警方，無疑會引起守法市民對自身安全的恐懼，並擔心香港的公共安全，尤其會令他們覺得一個安全和平的社會將淪為無法無天，「必然會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

法官再提到，涉案口號不論是如上述裁定有分裂國家的意思，或者採用辯方的解讀，都屬於一個「政治主張」，因此，被告的行為構成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因而罪名成立。

​​￭ 商人、新聞學者：對判決感無所適從

曾在店內展示「民主女神像」、店鋪曾被警員以涉嫌違反《國安法》搜查的童裝連鎖店老闆周小龍知道判決後，向媒體表示認為判決仍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周小龍說他們只是把標語放在自己店內，沒有插在機車上衝向警察，希望法庭政府清晰解釋什麼「不可以做」。

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則反映，判詞顯示，法庭採納「光時」口號只要其中一個含意涉及港獨，已足夠構成違法。他指出法官可以憑環境裁定被告人犯案時的動機，情況會令新聞界擔心，以致損害言論自由。

（判決全文連結：https://bit.ly/3C66Dbx ）

（文／李智賢、溫艾鋒 發自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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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Country、State的差別；護照的作用 🔗https://wp.me/pd1HGm-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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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tion、Country、State的差別
其實在中文上許多人常常把這三個詞彙翻譯成國家。

在國際法上具有國家法人格的政治實體就是主權國家，會用sovereign state 來稱呼，有時會簡稱 State （大寫）

為什麼會特別說大小寫？比如像是美國、美利堅合眾國（英語：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縮寫為USA，一般稱為United States（U.S.或US），或America）國名英文中的State ，是指形成美國這個主權國家的構成份子 state（小寫），這個在中文裡翻譯為州。這些州並不是主權國家，只是在美國內部的組成份子。

我們在看條約或者公約的資料時，有時會看到 Contracting State 這個詞，這邊的 State 會大寫，意即指的是主權國家。

因此我們要注意看上下文關係，如果是在看與美國有關的資料，若是小寫的 state 那就是稱呼美國內部的州。

在國際法上主權國家是 sovereign state，但如果有某個主權國家的議員用 country 這個詞時，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 country 可能是指稱某個地域、地區區域，指稱某個上面有人、有土地、有治理當局，能自主運作的區域。但這個地域不一定是國際法上具有國家法人格的主權國家，特別是當這個地域缺乏外交能力的時候。

舉個例子，像是英國（其實稱聯合王國比較正確），全名是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英語：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國際標準簡稱聯合王國（英語：United Kingdom，縮寫作UK）或不列顛（英語：Britain）

英國由四個構成國組成，分別為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而聯合王國UK國家政府就是用 country 來稱呼她內部這四個構成分子。

因此若看到英國相關資料，看到英國稱台灣為 country，那就是指台灣是不具有國家法人格的自主運作的單位。

因此，如果聽到有人，尤其是屬於大英國協體系的國家，用 country 稱台灣，不要高興得太早。

Nation 著重是人的部分，這個詞合理翻譯是民族而不是國家，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是Nation State，也就是所謂的「民族國家」。若 nation 翻譯成國家，就會變成「國家國家」。

Nation是指由一群有共同文化、語言、歷史，對彼此有共同感、歸屬感的人所構成的民族。

Nation 這個詞其實就是指人，那為什麼會有人把它翻譯成國家？或者大多數會把Nation、Country、State通用？

原因是，當一群人共同生活時，除非四處飄泊，否則都會長駐某處，並透過長久共同生活 形成共同的文化、語言、歷史，並會在特定範圍內落地生根繁衍後代，進而集結成一個團體。

這群人會共同抵抗外在生存威脅，無論是抵禦野獸、抵抗外敵人、躲避氣候災難、或合作取得糧食。這群人是為了生存而聚在一起，為了共同完成事情而有了共通語言、文化，因為共同完成事情而有了歷史、形成共同體的意識。這群人會慢慢建立維持自己生存的專屬區域，進而形成邊界。若有其他族群侵入邊界就會產生競爭。而這群人可能會在對抗外敵的過程中進一步凝聚起來。族群為了生存而形成的專屬區域邊界跟地質上的邊界不一定相符，但可能會有差不多相符的地方，例如以河川或是山脈稜線為邊界。

這群共同生活的人會慢慢形成Nation（民族），而這個Nation的生存邊界涵蓋的區域就會成為Country。因為當一群人共同生活時，會出現領導階層，建立治理機構階來管理這群人跟生活區域，從而符合 country 的定義： 有人、有土地、有治理當局，能自主運作的區域。

那Country怎麼變成sovereign state?

現代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概念，是在十七世紀誕生。當時有一群代表各自 country 的領導者共同簽訂了西發利亞和約，創造出主權平等及領土完整性這些關於 sovereign state 的規則。當一個 country 接受並遵守 sovereign state 的框架與相關規則時，這個 country就會具有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的地位。

所以很多地方Nation、Country、State是可以互換。

基本上，當一個 country 願意遵守國際法秩序，願意遵守主權國家所形成的國際社會的規範，並得到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的認可，就會得到主權國家的地位。

這時候可能會有人問：是不是沒得到其他國家認可就不是主權國家？

這在早期是這樣沒錯。西發利亞主權體系是歐洲出現的，在當時歐洲人會覺得自己文明開化，所以如果有個地區要主張自己是主權國家時，需要其他既有主權國家的承認。因為在當時的邏輯會認為，既然國際社會是由主權國家構成的，要成為主權國家加入國際社會，就必須被既有成員承認你夠格，而且必須接受主權國家之間的規範。

所以，在當時如果現有的主權國家不願意承認某個主張自己是主權國家的地區是主權國家時，這個地區就會遇到麻煩。而不願意承認的主權國家還可能會運用影響力，透過政治操作讓其他國家不承認你是主權國家，這時候就會很麻煩。

歐洲許多國家在過去都是開船到處建殖民地，「發現」新大陸。當他們到新大陸遇到當地人時，可能會發現這群人確實是個Nation，他們生活的地域也滿足Country的要求，可是他們不懂sovereign state的原則，所以歐洲人不會承認這群人有soveriegn state，從而不承認這群人能得到領土完整跟主權平等原則的保障，所以歐洲人覺得自己可以任意侵略原住民的地方、把原住民的土地當成無主地 (terra nullius)，並利用無主地先占來主張自己擁有領土主權。

當時的「無主地」概念與現在有落差。

在國際法剛出來時，只要不是sovereign state的領土就會被當作無主地，所以才會出現那些殖民者到某地方完全不尊重當地的民族生活的地區，不把他們當成主權國家，認為這不是領土，因此能透過「無主地先占」來取得領土主權：因為不承認你是主權國家，所以否定你控制下的地方是主權領土，又因為不是主權領土就是無主地，於是可以透過佔領來取得領土主權。

這時候就會知道Nation、Country 無法提供法律上的保護。只有sovereign state能提供法律上的保護。

後來文明進步、重視人權概念以後，所謂的「無主地」概念就重新被檢視。透過尊重人權，而承認人具有決定自身未來的自決權，而由一群長久生活某處的人所構成的民族在與自決權概念結合後，就產生了可以用來建立主權國家的民族自決權。

也就是在國際法規則中，認可民族可以透過行使自決權來建立國家。

在這情況下，當某個民族要行使自決權建國時，通常就會以生存的範圍當作建國後的領土範圍。此時Nation民族生存的範圍不止是Country，也同時是此民族行使自決權建國成sovereign state之後的領土，這就是為什麼這三個詞有時會被當成同義詞的原因。但我們還是必須了解在什麼時候可以通用而什麼時候並不能互換。

之前有說過，一個主權國家可能是好幾個民族共同成立的，一個民族也可能會成立好幾個國家。所以Nation跟sovereign state不是一對一，而是多對多的概念。可以數個民族成立一個國家，可以一個民族成立一個國家，可以一個民族成立數個國家。

所以Nation不能直接翻譯成國家，不然今天遇到數個民族成立的國家時就會很難描述了。

所以要看前後文也要看使用者所處的邏輯，如果是指有這一群人共同成立的主權國家時才可以把Nation翻成國家，只是盡量避免這樣混用。比如說 聯合王國（英國）在使用的Country就不一定是指主權國家，很有可能是自主運作的單位。

史明前輩之所以「台灣民族主義」，正是因為台灣民族還未形成才需要倡議。以現在狀況來說「台灣民族」還在形成中，且邊界還很模糊，再加上一些歷史緣由造成的麻煩，因此法理建國派並不是主張民族自決，而是主張住民自決。

台灣上有原住民族的各族存在，其實可以各自主張行使民族自決權，但問題是各部落人的數量跟資源有限，加上與其他非原住民族在文化、交通、經濟各層面的重疊與結合，要明確切割出領域邊界有許多難關要克服，而在中華民國政權下更是難以克服。

因此我們主張的台澎住民自決權，是以共同經歷過日治時期這個殖民時代的歷史事實為基礎來劃定人的範圍，並不是血統論，而是用客觀史實跟客觀的法律身分，無論屬於哪個民族、哪個民族邊界，只要是曾共同經歷殖民，就是共同體的一份子，可以在「去殖民化」脈絡下行使住民自決權來建國。

目前台灣的情況，有一群人但是Nation還未完整形成，共同體的認知明顯尚未整合完成，地理區域的Country則涵蓋了金馬東沙等中國領土，所以邊界很尷尬，而sovereign state則因為還沒完成建國程序所以不存在。因此，法理建國派在地理界線上，會先將國際法上的中國領土金馬東沙先排除留待之後處理，並主張依據客觀史實，優先以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的台澎為範圍行使住民自決權建國。

在國際法上台澎還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台灣是一個自主運作的單位，有的人會說台灣是事實獨立，有人說事實上的國家，但在國際法上沒有這樣的說法，國際法上的主權獨立國家就是sovereign state 。

那些稱台灣是Country的某國議員，他們的國家都沒有承認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如果了解台灣的狀態覺得很難過的，可以把這心情轉化成建國的動力！

（這邊補充一下，「在建立國家時，『得到他國承認』是否是必要條件」的部分，可分「構成說」（Constitutive Theory）跟宣示說（Declaratory Theory）兩種。前者是必須得到他國承認才能有效建立一個國家，後者是國家是否有效建立與有沒有得到其他國家承認無關。「承認」在國際法通說上不是國家必要條件，但透過國際法程序建國後「承認」就可以發揮「外交效果」在國與國之間喔！）

關於事實獨立這個詞，在國際法上是沒有這個詞彙，這是政治詞彙。

台灣是自主運作的單位，那這個框架情況是什麼？ROC政權治理台澎的這個行為，ROC政權是依1945.9.2《一般命令第一號》同盟國分區授權佔領劃分了日本的領土，ROC政權就受這指令「代表盟軍全體成員」來台，以佔領執行者的角色受降跟實施軍事佔領。

《一般命令第一號》把日本在二戰時佔領的領土跟日本自己的領土，劃分成不同區塊由不同的盟軍成員佔領。

ROC政權是盟佔代管者，它的治理權限是來自於《一般命令第一號》，分區佔領的區域是同盟國劃定好的。佔領者在佔領地扮演的角色相當於一個國家的治理政權（政府），所以能做國家政府能做的事，但絕對不能要求佔領地人民效忠它。

基本上盟軍全體成員都會遵守分區授權佔領的規則，將當地的社會秩序、衛生、教育、醫療等維持在正常運作水準。

ROC政權對台澎南沙的治理權限是來自於同盟國分區佔領安排，而金馬東沙因為領土主權屬於中國主權國家，其他國家當然會基於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不多加干涉「中國領土」金馬東沙，ROC政權就是以中國政權（國家政府）的身分來統治金馬東沙。

台澎人也沒有在1945投票讓ROC政權來台，所以ROC政權絕對不是台澎人叫來的。大家要看清楚ROC政權為何可以在1945年來台澎，如果沒有《一般命令第一號》它是不可以到領土主權在當時屬於日本的台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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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護照的作用

passport英文直翻就是通行證，最主要的用途是辨識持有此證件的人從哪來。

實質功能就是如果從某地來的人不能入境，至少還可以回到出發地，不會無處可去。

國家通常會對自己的國民發護照，並告訴其他國家自己將護照持有者當成自己的國民看待，如果護照持有人在海外發生事情，發照國家會為他出口氣。

例如美國護照持有者到加拿大被欺負，回美國跟國家政府哭哭，美國政府就可以要求加拿大給個交代。

在護照內頁，會看到發行護照的單位（通常是國家政府）要求其他治理單位（通常也是國家政府）給予此人合法合理的對待，如果對此人沒好好對待，則發行此本護照的單位會跳出來。簡單來說，就是發行護照的單位會罩他、保護他，所以我們稱之為「護」照。

由於發行護照的單位會保護持有人，而發行護照的單位通常是國家政府，因此會讓人誤以為只有主權國家才能發行護照，所以能發行護照的就是主權國家，這是錯誤的觀念。事實上，不是主權國家的地方也是可以發行護照的。例如港澳不是主權國家，是屬於中國主權國家的領土，而他們的治理單位也會發行護照。港、澳原本都是其他國家為了進行貿易而建立的殖民地，此地人民會去其他地方做生意進行商業行為，所以殖民者就會發給他們一個通行證去做生意。當港、澳回歸中國主權國家治理時，因為當地人民還是要繼續跟其他地方維持貿易關係，所以他們的治理單位發行該地區專屬的護照方便當地人民維持原有的經貿關係。

現在港澳的人拿護照雖然可以方便進出他國，但如果他們到海外被欺負，港澳的人要找誰幫忙出氣？當然是找PRC政權外交部，而不是找港澳特別行政區政府。

現在我們說護照很好用，通常是說可以免簽進入許多國家，但其實如果在海外出事，並不是光靠「免簽」可以幫忙的，還是要主權國家透過外交途徑來出面處理。

目前ROC政權發的護照，到國際上那15個承認他是中國國家政府的國家還會有點「保護」作用，如果是到其他180個國家，這本護照很難發揮什麼保護作用。

當然，有些國家例如美英，有特別針對ROC政權在台灣的狀況特別立法，把ROC政權這個台灣治理當局「當成」國家政府來看待，讓它可以替台灣人出聲。但如果遇到不把ROC政權看作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甚至把台澎人看成中國人、台灣當中國領土的國家，ROC政權發行的護照就只是單純的通行證，如果被這些國家欺負，找ROC政權就沒什麼保護作用了，搞不好找PRC政權的「中國大使館」還比較有用。

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是因為想跟台灣人做生意、覺得台灣人文明水準夠又有消費能力有利本國觀光發展，所以給台灣人免簽，而不是因為ROC政權有多棒。所以不用擔心建國以後，這個國家發行的護照會不好用，因為其他國家仍舊要跟台灣人做生意、歡迎台灣人去觀光。

【文末補充】

香港、澳門特區政府發行的護照可以免簽入境的國家／地區數目，之所以會比PRC政權發行的護照還多，就是因為，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的人無論喜不喜歡PRC政權所代表的「中國」，他們都還是想跟住在香港、澳門地區的人往來，所以給管理香港、澳門地區的特區政府所發行的護照免簽 。台澎建國之後也是一樣。 無論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的人到時候喜不喜歡、承不承認在台澎建立的國家，只要他們還想跟住在台灣的人往來，就會給治理台灣的國家政府發行的護照免簽，給台灣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