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武漢肺炎Vs美國流感：當藍絲／藍營，也要有知識底線
一場武漢肺炎，本來理應全民集中精力抗疫，但在「政治正確」主旋律籠罩下的香港，卻成為政治角力場，林鄭月娥政府和「藍絲」群組不斷挑起群眾矛盾，展開批鬥「黑醫」「黑護」運動，同時不斷淡化疫情。「藍絲」群組其中一個最常見的「理論核彈」...
【#沈旭暉隨緣家書】武漢肺炎Vs美國流感：當藍絲／藍營，也要有知識底線
一場武漢肺炎，本來理應全民集中精力抗疫，但在「政治正確」主旋律籠罩下的香港，卻成為政治角力場，林鄭月娥政府和「藍絲」群組不斷挑起群眾矛盾，展開批鬥「黑醫」「黑護」運動，同時不斷淡化疫情。「藍絲」群組其中一個最常見的「理論核彈」，就是說美國流感死了數萬人，而武漢肺炎不過死了「區區數百」，為什麼大驚小怪；現在全球對中國又是封關、又是禁飛，為什麼卻不對美國制裁，明顯是「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云云。在互聯網時代，出現平行時空已成常態，以上論點在香港「藍絲」群組和台灣「藍營」群組，居然是想通的，不少台灣「藍營」KOL也公然附和，令人不忍卒睹。
筆者自然不是醫生，但身邊有大量真正的醫療專家學者，加上要拆解上述悖論，其實是社會科學問題。假如大家再遇上這類文宣，建議用以下五點回應：
1. 「美國流感」不是一種病毒，而是出現在「美國」、很多種「流感」的集合，每年都會出現、每地都會出現，筆者的馬來西亞朋友林韋地醫生，也就是新加坡草根書室的老闆，對此有撰文詳細解釋。假如要比較，中國每年也有這種流感出現，根據醫學權威期刊《刺針》研究，每年平均死88,100人，也就是比美國還多。相反武漢肺炎是一種病毒，全新出現，由中國引發，本來卻為其他地方未有，一切未為世界所知，潛在風險大得多，針對疫區源頭中國，自然也順理成章。
2. 「美國流感」平均每年有二千萬人感染，過去半年死亡率約0.06%、一年前約0.13%（不同計算數字略有差異），這包括了「和流感相關死亡數字」（即並非直接因流感病故）。而根據官方數據，武漢流感目前死亡率大約3%，都是直接數字，這還未算不少專家對中國官方是否刻意調低數字充滿質疑（有學者估算倍之）。不少中國學者又強調，只要武漢肺炎更多輕微患者確診，死亡率就會進一步調低，屆時就可以「放鬆」，這是另一謬誤：須知美國流感有了足夠案例，已經成功研發出疫苗，有效率約為60%，但武漢肺炎至今無疫苗可用、未有足以廣泛使用的有效藥可治，總體風險就比美國流感大得多。
3. 「美國流感」並沒有單一地區成為outlier，但武漢肺炎卻有一個密集式死亡例子：武漢。不少中國學者提供數據時，都喜歡說湖北省或武漢市以外的感染率、死亡率如何如何，卻解釋不了為什麼武漢災情特別嚴重。須知武漢是中國一線城市，先進、發達、現代化，絕非第三世界，除非有專家能通過氣候、環境、人為因素或任何原因，論證武漢是特例，並說服全球不會出現第二個武漢，否則邏輯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重蹈武漢覆徹。而任何地方面對那種災情，都不可能以現有資源單獨應付，自然必須防微杜漸。
4. 武漢肺炎的源頭出現在中國，無論愛國人士是否喜歡接受，這確實為控制疫情製造了更多不確定性。由於中國舉國體制的不透明，疫情開始時被刻意隱瞞，錯過了控制的黃金時間；即使是習近平發話要嚴肅正視後，官方提供的數字，依然充滿商榷性。例如不同外媒都傳出，不少武漢死者都不被當作確診個案，而近月武漢處理屍體數目不乎尋常地高，令不少人懷疑真實的死亡數字。這樣的作風，連帶令以往高度透明的香港政府，也失去一貫公信力，單是庫存多少口罩、有何用途一類問題，已多番反口覆舌、前言不對後語。這樣的國情，在非常時期，必然容易造成社會恐慌，而這時期的社會恐慌，又必然令全民杯弓蛇影，對疫情控制有壞無利，出現反效果幾屬必然。
5. 最重要的common sense是，世界各國處理公共衛生危機時，首重「防疫」，然後才是「抗疫」。武漢肺炎剛出現時，才是最值得全球關注的危機，當疫情真的失控，進入「抗」的階段，往往意味著已出現很多本來可以避免的犧牲。雖然武漢肺炎致命程度不及SARS，但傳染廣度一如流感，如何防範，依然未有定案。可惜在藍絲／藍營群組，以香港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為代表，往往本末倒置，宣揚「有嚴重死傷才考慮封關」、以免小題大做影響自己收成期一類歪理。這種思想，不但涼薄，也與人類文明進展背道而馳。
當然，美國流感和武漢肺炎兩者還有諸多可比／不可比性，而世界各地處理疫情時夾雜政治，也是必然。然而甚麼立場也好，對知識、邏輯的基本認知，畢竟要有底線，否則一切只講求政治正確，卻犧牲了一切，到頭來只會令自己支持的政權／陣營更失分，徒然成為歷史笑柄，何必。
蘋果日報，2020年2月10日
#武漢肺炎 #美國流感 #sars #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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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深度神經網路求解「薛丁格方程式」，AI 開啟量子化學新未來
作者 雷鋒網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1 月 02 日 0:00 |
19 世紀末，量子力學的提出為解釋微觀物質世界打開了一扇大門，徹底改變了人類對物質結構及相互作用的理解。已有實驗證明，量子力學解釋了許多被預言、無法直接想像的現象。
由此，人們也形成了一種既定印象，所有難以理解的問題都可以透過求解量子力學方程式來解決。
但事實上能夠精確求解方程式的體系少之又少。
薛丁格方程式是量子力學的基本方程式，即便已經提出七十多年，它的氫原子求解還是很困難，超過兩個電子的氫原子便很難保證精確度。
不過，多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在努力克服這一難題。
最近，來自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的科學團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他們發表的一篇名為《利用深度神經網路解電子薛丁格方程式》的論文，登上《Nature Chemistry》子刊。
論文明確指出：利用人工智慧求解薛丁格方程式基態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準確度和運算效率。該人工智慧即為深度神經網路（Deep-neural-network），他們將其命名為 PauliNet。
在介紹它之前，我們先來簡單了解薛丁格方程式。
什麼是薛丁格方程式？
薛丁格方程式（Schrödinger Equation），是量子力學中的一個基本方程式。又稱薛丁格波動方程式（Schrödinger Wave Equation），它的命名來自一位名為埃爾溫·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的奧地利物理學家。
Erwin 曾在 1933 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是量子力學奠基人之一。他在 1926 年發表的量子波形開創性論文中，首次提出了薛丁格方程式。它是一個非相對論的波動方程式，反映了描述微觀粒子的狀態隨時間變化的規律。
具體來說，將物質波的概念和波動方程式相結合建立二階偏微分方程式，以描述微觀粒子的運動，每個微觀系統都有一個相應的薛丁格方程式，透過「解方程式」可得到波函數的具體形式以及對應的能量，從而了解微觀系統的性質。
薛丁格方程式在量子力學的地位，類似牛頓運動定律在經典力學的地位，在物理、化學、材料科學等多領域都有廣泛應用價值。
比如，應用量子力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化學問題已形成「量子化學」基礎學科，研究範圍包括分子的結構、分子結構與性能之間的關係；分子與分子之間的相互碰撞、相互作用等。
也就是說，在量子化學，透過求解薛丁格方程式可以用來預測出分子的化學和物理性質。
波函數（Wave Function）是求解薛丁格方程式的關鍵，在每個空間位置和時間都定義一個物理系統，並描述系統隨時間的變化，如波粒二象性。同時還能說明這些波如何受外力或影響發生改變。
以下透過氫原子求解可得到正確的波函數。
不過，波函數是高維實體，使捕獲特定編碼電子相互影響的頻譜變得異常困難。
目前在量子化學領域，很多方法都證實無法解決這難題。如利用數學方法獲得特定分子的能量，會限制預測的精確度；使用大量簡單的數學構造塊表示波函數，無法使用少數原子進行計算等。
在此背景下，柏林自由大學科學團隊提出了一種有效的應對方案。團隊成員簡‧赫爾曼（Jan Hermann）稱，到目前為止，離群值（Outlier）是最經濟有效的密度泛函理論（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一種研究多電子體系電子結構的方法）。相比之下，他們的方法可能更成功，因在可接受計算成本下提供前所未有的精確度。
PauliNet：物理屬性引入 AI 神經網路
Hermann 所說的方法稱為量子蒙地卡羅法。
論文顯示，量子蒙地卡羅（Quantum Monte Carlo）法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對大分子來說，可縮放和並行化，且波函數的精確性只受 Ansatz 靈活性的限制。
具體來說，團隊設計一個深層神經網路表示電子波函數，這是一種全新方法。PauliNet 有當成基準內建的多參考 Hartree-Fock 解決方案，結合有效波函數的物理特性，並使用變分量子蒙地卡洛訓練。
弗蘭克‧諾（Frank Noé）教授解釋：「不同於簡單標準的數學公式求解波函數，我們設計的人工神經網路能夠學習電子如何圍繞原子核定位的複雜模式。」
電子波函數的獨特特徵是反對稱性。當兩個電子交換時，波函數必須改變符號。我們必須將這種特性構建到神經網路體系結構才能工作。
這類似包立不相容原理（Pauli’s Exclusion Principle），因此研究人員將該神經網路體系命名為「PauliNet」。
除了包立不相容原理，電子波函數還具有其他基本物理特性。PauliNet 成功之處不僅在於利用 AI 訓練數據，還在將這些物理屬性全部整合到深度神經網路。
對此，FrankNoé 還特意強調說：
「將基本物理學納入 AI 至關重要，因為它能夠做出有意義的預測，這是科學家可以為 AI 做出有實質性貢獻的地方，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實驗結果：高精確度、高效率
PauliNet 對電子薛丁格方程式深入學習的核心方法是波函數 Ansatz，它結合了電子波函數斯萊特行列式（Slater Determinants），多行列式展開（Multi-Determinant Expansion），Jastro 因子（Jastrow Factor），回流變換（backflow transformation,），尖點條件（Cusp Conditions）以及能夠編碼異質分子系統中電子運動複雜特徵的深層神經網路。如下圖：
論文中，研究人員將 PauliNet 與 SD-VMC（singledeterminant variational，標準單行列式變分蒙地卡羅）、SD-DMC（singledeterminant diffusion，標準單行列式擴散蒙地卡羅）和 DeepWF 進行比較。
實驗結果顯示，在氫分子（H_2）、氫化鋰（LiH）、鈹（Be）以及硼（B）和線性氫鏈 H_10 五種基態能量的對比下，PauliNe 相較於 SD-VMC、SD-DMC 以及 DeepWF 均表現出更高的精準度。
同時論文中還表示，與專業的量子化學方法相比──處理環丁二烯過渡態能量，其準確性達到一致性的同時，也能夠保持較高的計算效率。
開啟「量子化學」新未來
需要說明的是，該項研究屬於一項基礎性研究。
也就是說，它在真正應用到工業場景之前，還有很多挑戰需要克服。不過研究人員也表示，它為長久以來困擾分子和材料科學的難題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和解決思路。
此外，求解薛丁格方程式在量子化學領域的應用非常廣泛。從電腦視覺到材料科學，它將會帶來人類無法想像的科學進步。雖然這項革命性創新方法離落地應用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它出現並活躍在科學世界已足以令人興奮。
如 Frank Noé 教授所說：「相信它可以極大地影響量子化學的未來。」
附圖：▲ Ψ 表示波函數。
資料來源：https://technews.tw/2021/01/02/schrodinger-equation-ai/?fbclid=IwAR340MNmOkOxUQERLf4u3SK0Um6VQVBpvEkV_DxyxIIcUv8IP88btuXNJ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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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絲真係好神奇，一個月前吹風話武漢無事，話要去湖北開會，又講到武肺只係黃絲陰謀，但不足一個月，轉個頭就四處撲口罩，自己驚餐懵。無話你唔可以搶口罩嘅，但前後睇嚟肉酸咗啲啫。
藍絲撲口罩嘅同時，無汲取教訓，又繼續吹淡風，近來就經常吹，話武漢肺炎死亡率無一般流感咁勁。然後一向愛國愛大灣區嘅藍絲，又話乜嘢「我去到外國都唔見人戴口罩」，「外國人都未有好似我哋咁驚呀」。咁你唔驚，又戴罩？又唔去大灣區？
有時回覆類似訊息，確實累人，也很無謂。剛好睇到沈旭暉寫咗一篇文章，裡面提到五個要點，完美反擊。我覺得大家以後收到「流感惡過武肺」的藍絲風向，無謂浪費寶貴嘅精神時間去回應，直接善用 copy and paste 回覆就可以。
有時睇得對家陣營訊息多，確實擔心武肺以後，會有另一種更嚴重嘅疾病——武腦啊！
沈旭暉寫道：
「然而甚麼立場也好，對知識、邏輯的基本認知，畢竟要有底線，否則一切只講求政治正確，卻犧牲了一切，到頭來只會令自己支持的政權／陣營更失分，徒然成為歷史笑柄，何必。」
【#沈旭暉隨緣家書】武漢肺炎Vs美國流感：當藍絲／藍營，也要有知識底線
一場武漢肺炎，本來理應全民集中精力抗疫，但在「政治正確」主旋律籠罩下的香港，卻成為政治角力場，林鄭月娥政府和「藍絲」群組不斷挑起群眾矛盾，展開批鬥「黑醫」「黑護」運動，同時不斷淡化疫情。「藍絲」群組其中一個最常見的「理論核彈」，就是說美國流感死了數萬人，而武漢肺炎不過死了「區區數百」，為什麼大驚小怪；現在全球對中國又是封關、又是禁飛，為什麼卻不對美國制裁，明顯是「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云云。在互聯網時代，出現平行時空已成常態，以上論點在香港「藍絲」群組和台灣「藍營」群組，居然是想通的，不少台灣「藍營」KOL也公然附和，令人不忍卒睹。
筆者自然不是醫生，但身邊有大量真正的醫療專家學者，加上要拆解上述悖論，其實是社會科學問題。假如大家再遇上這類文宣，建議用以下五點回應：
1. 「美國流感」不是一種病毒，而是出現在「美國」、很多種「流感」的集合，每年都會出現、每地都會出現，筆者的馬來西亞朋友林韋地醫生，也就是新加坡草根書室的老闆，對此有撰文詳細解釋。假如要比較，中國每年也有這種流感出現，根據醫學權威期刊《刺針》研究，每年平均死88,100人，也就是比美國還多。相反武漢肺炎是一種病毒，全新出現，由中國引發，本來卻為其他地方未有，一切未為世界所知，潛在風險大得多，針對疫區源頭中國，自然也順理成章。
2. 「美國流感」平均每年有二千萬人感染，過去半年死亡率約0.06%、一年前約0.13%（不同計算數字略有差異），這包括了「和流感相關死亡數字」（即並非直接因流感病故）。而根據官方數據，武漢流感目前死亡率大約3%，都是直接數字，這還未算不少專家對中國官方是否刻意調低數字充滿質疑（有學者估算倍之）。不少中國學者又強調，只要武漢肺炎更多輕微患者確診，死亡率就會進一步調低，屆時就可以「放鬆」，這是另一謬誤：須知美國流感有了足夠案例，已經成功研發出疫苗，有效率約為60%，但武漢肺炎至今無疫苗可用、未有足以廣泛使用的有效藥可治，總體風險就比美國流感大得多。
3. 「美國流感」並沒有單一地區成為outlier，但武漢肺炎卻有一個密集式死亡例子：武漢。不少中國學者提供數據時，都喜歡說湖北省或武漢市以外的感染率、死亡率如何如何，卻解釋不了為什麼武漢災情特別嚴重。須知武漢是中國一線城市，先進、發達、現代化，絕非第三世界，除非有專家能通過氣候、環境、人為因素或任何原因，論證武漢是特例，並說服全球不會出現第二個武漢，否則邏輯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重蹈武漢覆徹。而任何地方面對那種災情，都不可能以現有資源單獨應付，自然必須防微杜漸。
4. 武漢肺炎的源頭出現在中國，無論愛國人士是否喜歡接受，這確實為控制疫情製造了更多不確定性。由於中國舉國體制的不透明，疫情開始時被刻意隱瞞，錯過了控制的黃金時間；即使是習近平發話要嚴肅正視後，官方提供的數字，依然充滿商榷性。例如不同外媒都傳出，不少武漢死者都不被當作確診個案，而近月武漢處理屍體數目不乎尋常地高，令不少人懷疑真實的死亡數字。這樣的作風，連帶令以往高度透明的香港政府，也失去一貫公信力，單是庫存多少口罩、有何用途一類問題，已多番反口覆舌、前言不對後語。這樣的國情，在非常時期，必然容易造成社會恐慌，而這時期的社會恐慌，又必然令全民杯弓蛇影，對疫情控制有壞無利，出現反效果幾屬必然。
5. 最重要的common sense是，世界各國處理公共衛生危機時，首重「防疫」，然後才是「抗疫」。武漢肺炎剛出現時，才是最值得全球關注的危機，當疫情真的失控，進入「抗」的階段，往往意味著已出現很多本來可以避免的犧牲。雖然武漢肺炎致命程度不及SARS，但傳染廣度一如流感，如何防範，依然未有定案。可惜在藍絲／藍營群組，以香港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為代表，往往本末倒置，宣揚「有嚴重死傷才考慮封關」、以免小題大做影響自己收成期一類歪理。這種思想，不但涼薄，也與人類文明進展背道而馳。
當然，美國流感和武漢肺炎兩者還有諸多可比／不可比性，而世界各地處理疫情時夾雜政治，也是必然。然而甚麼立場也好，對知識、邏輯的基本認知，畢竟要有底線，否則一切只講求政治正確，卻犧牲了一切，到頭來只會令自己支持的政權／陣營更失分，徒然成為歷史笑柄，何必。
蘋果日報，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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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武漢肺炎Vs美國流感：當藍絲／藍營，也要有知識底線
一場武漢肺炎，本來理應全民集中精力抗疫，但在「政治正確」主旋律籠罩下的香港，卻成為政治角力場，林鄭月娥政府和「藍絲」群組不斷挑起群眾矛盾，展開批鬥「黑醫」「黑護」運動，同時不斷淡化疫情。「藍絲」群組其中一個最常見的「理論核彈」，就是說美國流感死了數萬人，而武漢肺炎不過死了「區區數百」，為什麼大驚小怪；現在全球對中國又是封關、又是禁飛，為什麼卻不對美國制裁，明顯是「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云云。在互聯網時代，出現平行時空已成常態，以上論點在香港「藍絲」群組和台灣「藍營」群組，居然是想通的，不少台灣「藍營」KOL也公然附和，令人不忍卒睹。
筆者自然不是醫生，但身邊有大量真正的醫療專家學者，加上要拆解上述悖論，其實是社會科學問題。假如大家再遇上這類文宣，建議用以下五點回應：
1. 「美國流感」不是一種病毒，而是出現在「美國」、很多種「流感」的集合，每年都會出現、每地都會出現，筆者的馬來西亞朋友林韋地醫生，也就是新加坡草根書室的老闆，對此有撰文詳細解釋。假如要比較，中國每年也有這種流感出現，根據醫學權威期刊《刺針》研究，每年平均死88,100人，也就是比美國還多。相反武漢肺炎是一種病毒，全新出現，由中國引發，本來卻為其他地方未有，一切未為世界所知，潛在風險大得多，針對疫區源頭中國，自然也順理成章。
2. 「美國流感」平均每年有二千萬人感染，過去半年死亡率約0.06%、一年前約0.13%（不同計算數字略有差異），這包括了「和流感相關死亡數字」（即並非直接因流感病故）。而根據官方數據，武漢流感目前死亡率大約3%，都是直接數字，這還未算不少專家對中國官方是否刻意調低數字充滿質疑（有學者估算倍之）。不少中國學者又強調，只要武漢肺炎更多輕微患者確診，死亡率就會進一步調低，屆時就可以「放鬆」，這是另一謬誤：須知美國流感有了足夠案例，已經成功研發出疫苗，有效率約為60%，但武漢肺炎至今無疫苗可用、未有足以廣泛使用的有效藥可治，總體風險就比美國流感大得多。
3. 「美國流感」並沒有單一地區成為outlier，但武漢肺炎卻有一個密集式死亡例子：武漢。不少中國學者提供數據時，都喜歡說湖北省或武漢市以外的感染率、死亡率如何如何，卻解釋不了為什麼武漢災情特別嚴重。須知武漢是中國一線城市，先進、發達、現代化，絕非第三世界，除非有專家能通過氣候、環境、人為因素或任何原因，論證武漢是特例，並說服全球不會出現第二個武漢，否則邏輯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重蹈武漢覆徹。而任何地方面對那種災情，都不可能以現有資源單獨應付，自然必須防微杜漸。
4. 武漢肺炎的源頭出現在中國，無論愛國人士是否喜歡接受，這確實為控制疫情製造了更多不確定性。由於中國舉國體制的不透明，疫情開始時被刻意隱瞞，錯過了控制的黃金時間；即使是習近平發話要嚴肅正視後，官方提供的數字，依然充滿商榷性。例如不同外媒都傳出，不少武漢死者都不被當作確診個案，而近月武漢處理屍體數目不乎尋常地高，令不少人懷疑真實的死亡數字。這樣的作風，連帶令以往高度透明的香港政府，也失去一貫公信力，單是庫存多少口罩、有何用途一類問題，已多番反口覆舌、前言不對後語。這樣的國情，在非常時期，必然容易造成社會恐慌，而這時期的社會恐慌，又必然令全民杯弓蛇影，對疫情控制有壞無利，出現反效果幾屬必然。
5. 最重要的common sense是，世界各國處理公共衛生危機時，首重「防疫」，然後才是「抗疫」。武漢肺炎剛出現時，才是最值得全球關注的危機，當疫情真的失控，進入「抗」的階段，往往意味著已出現很多本來可以避免的犧牲。雖然武漢肺炎致命程度不及SARS，但傳染廣度一如流感，如何防範，依然未有定案。可惜在藍絲／藍營群組，以香港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為代表，往往本末倒置，宣揚「有嚴重死傷才考慮封關」、以免小題大做影響自己收成期一類歪理。這種思想，不但涼薄，也與人類文明進展背道而馳。
當然，美國流感和武漢肺炎兩者還有諸多可比／不可比性，而世界各地處理疫情時夾雜政治，也是必然。然而甚麼立場也好，對知識、邏輯的基本認知，畢竟要有底線，否則一切只講求政治正確，卻犧牲了一切，到頭來只會令自己支持的政權／陣營更失分，徒然成為歷史笑柄，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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