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樹文化—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 第五章]
第五章 精神疾病的基本結構

雖然透過分析實際衝突，就可以完整解釋和說明焦慮，但若是在性格精神病中發現產生焦慮的情境，就必須考慮在此之前已經存在的焦慮，藉此解釋為何病人恰巧在那個時刻產生焦慮並壓抑焦慮。接著，我們就會發現先存的焦慮，是由早已存在的敵意所引發——這是一個無止盡的循環。

為了理解整個發展過程，必須追溯到童年時代，然而荷妮很少提及童年經驗，這是因為本書要討論的不是激發精神疾病的個人經驗，而是精神病患者實際的人格結構。

考察了許多精神病患者的童年之後，荷妮發現，他們的共同點是「處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中」，這種環境會因其所佔的比例差異，顯示出幾種特徵：

1.最初的邪惡完全來自於缺乏真正的溫暖和愛所引起的。事實上，兒童內心深處若是覺得自己是被愛和被需要的，在極大的程度上，他可以忍受所謂的一般創傷。順帶一提，兒童是可以分辨真情的愛和虛情假意的愛。

重要的是，當父母患有精神疾病時，就難以給予子女溫暖和愛，這也是兒童沒有得到充足的溫暖和愛的主因。荷妮宣稱，缺乏愛的情況通常會被隱藏，因為父母會宣稱自己心中想的都是對子女有利的事情，而這種情況非常常見。

然而，在多數情況下，父母的行動或態度只能喚起子女心中的敵意，例如，只偏愛眾多子女中的某個孩子，又不公平的責罰其他孩子；或是時而過分關心孩子，時而忽視孩子；或是父母情緒不穩定、喜怒無常；也可能是父母未能兌現自己的諾言等等。

面對子女的許多願望，父母的態度會從暫時不予考慮發展到不斷加以干涉，例如干涉子女與他人的友誼、嘲笑他們的想法、損害他們的興趣或喜好，如藝術、體育。儘管父母無意，但孩子的意志卻被徹底粉碎。

過去討論引發兒童敵對的心理因素時，精神分析文獻總會強調兒童的願望受挫(尤其是性方面)，以及兒童的嫉妒心理。但是，叛逆性的敵對心理，並不只源於願望受挫。

在很大程度上，兒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樣，接受挫折和剝奪，只要他們認為這種剝奪是公平的、公正的、必需的、帶有目的性的。例如，只要父母不過分要求、避免使用欺騙或暴力手段來強迫孩子的衛生習慣，孩子並不會反抗教導。孩子也不會反對父母偶爾進行懲罰，只要他能確定自己是被愛的、受到的懲罰是公正的，懲罰並非要傷害他或侮辱他，就會接受懲罰。

事實上，對於激發敵意來說，挫折本身並不是重要因素，荷妮認為，許多父母過分注重挫折造成的影響，幾乎不敢干涉孩子，生怕傷害他們。

但事實上，無論是兒童或是成人，嫉妒都是滋生內心仇恨的牢固根源。兄弟姊妹之間的嫉妒情緒，以及對父母任何一方的嫉妒情緒，都會對神經質的孩童產生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會在他往後的生活中持續作用。

然而，我們仍然得問：是什麼樣子的內在環境導致嫉妒心理？

確實，在我們的文化中，兄弟姊妹之間以及父母子女間確實容易產生、存在嫉妒心理。同樣的，在任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社會團體中，也會發現這種嫉妒心理。這些嫉妒心理固然屬於人類反應，但也只有在兒童成長時期，經歷了產生嫉妒心理的文化氛圍，才能經由人為而產生。

在後面，荷妮會仔細討論「究竟是哪一種因素對產生嫉妒發揮了主要作用」，並對病態嫉妒的一般內涵進行分析，這裡只要先提到缺乏溫暖和鼓勵競爭會導致這種嫉妒心理就足夠了。

另外，荷妮指出，這種環境氣氛的製造者——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通常都對自己的生活充滿失望；而在情感關係和性關係極度缺失的情況下，他們通常會把子女視為愛的對象，然後把自己對愛的需求釋放到子女身上。

就荷妮所知的病例來說，罹患精神疾病的父母，都是以恐嚇和溫柔兼施，迫使子女對自己產生熱烈的依戀，從而使子女對父母的情感，帶有佛洛伊德式的佔有慾和嫉妒心。

而就子女而言，如果他們的反抗具有充分理由，這段過程中影響兒童性格形成的危險，主要並不是來自感受或表示抗議，而是對於這種抗議的壓抑。

壓抑敵意1：因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孩子在與父母互動的過程中，可能會把引起反抗的原因都歸咎於自己，並譴責自己，繼而覺得自己不配被愛：受到壓抑的敵意可能會引發焦慮，而先前已經提到關於這方面的心理發展。

為什麼孩子會壓抑自己的敵對心理呢？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覺得自己無能為力，感覺到恐懼、愛和罪惡感等等。對一般人的認知而言，小孩子在生理上是需要依賴父母的，但是在2～3歲左右，孩子生物上的依賴，其實會逐漸轉變為對心理、智力、精神生活等方面的依賴。這個變化過程會一直持續到青春期，直到孩子能夠獨立生活為止。

在不良環境下成長的兒童，由於父母恐嚇、溺愛，以及在情感上，父母始終處於依賴狀態，孩子孤立無援的感受變被強化了。孩子越是無能為力，越不敢感覺到和表現出任何反抗，這種反抗心理就會延續得越久，使得孩子內心奉行著「因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壓抑敵意2：因為我怕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兒童的恐懼可以由威脅、懲罰等直接的方式引起，也可能由間接恐嚇所引起，如父母總是說病菌、陌生人、路上的車子很可怕。孩子越是憂心，越不敢表現出來，甚至不敢感覺到任何敵意。

壓抑敵意3：我必須壓抑自己的敵意，否則我就會失去愛

父母若是缺乏對孩子真誠的愛時，他們往往會在口頭上強調自己是多麼愛孩子，使得孩子同時在口頭的愛與恐嚇之間掙扎，可能會抓著這些言語，做為愛的替代品不放，因此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心理，唯恐因為反抗而失去做為乖孩子得到的獎賞。

壓抑敵意4：我必須壓抑敵意，否則那我就是個壞孩子

根據上述討論可以看出，正是因為擔心會破壞與父母之間的關係，孩子才不敢表現出任何敵意。除此之外，文化的因素也是重要的，文化把孩子教育成，如果對父母表現敵對感，那自己就是個壞孩子，因此孩子更不敢對父母有所怨恨與責難。

更進一步的探討，在文化中，性的意涵是一個禁令，對性活動感到好奇是被禁止的，如果沉浸其中，他就是一個壞孩子。如果他的心中有涉及到任何關於父母的性幻想或願望，即便受到一般的禁慾態度而沒有公開表露，仍然可以使孩子產生強烈的罪惡感。

以上這些因素，都是壓抑自己敵意而導致焦慮的例子，但是，童年時期的種種焦慮，似乎不必然會導致精神病，荷妮認為，這不是致病的充分理由。

透過創造有利的環境，例如及早改變不利的環境，或是透過其他方式消除不利因素的影響，都可能防止精神疾病，但若生活未能削減焦慮，將持續推動構成精神疾病的內在過程。

荷妮特別關注幼年焦慮發展因素中的敵意與焦慮反應——這種反應會不會發展成對所有人的敵意與焦慮呢？如果一個孩子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如慈祥的父母、善解人意的老師、要好的朋友，那麼這些經驗將有助於中和家中的負面經驗；相反的，如果家中的處境越是艱困，使得孩子無法拓展經驗，就越有可能發展成對所有人的焦慮與敵意。最後，如果孩子順從父母，掩蓋自己的焦慮與敵意，就越有可能把焦慮投射給外部世界，進而認為整個世界都充滿危險與敵意。

若是這種情形持續加重，可能會導致孩子在與其他孩子接觸時，不敢表現出其他孩子那樣爭強好勝、富進取的心態。他會失去被他人需要的自信心，甚至把沒有惡意的玩笑，看作是對自己的排擠。

上述這些個人對環境因素的強烈反應，會形成一種性格態度，這種態度本身並不構成疾病，但卻會成為精神疾病的溫床，使得一些特定疾病隨時有可能長出來，因此，荷妮把這種性格命名為基本焦慮，它和基本敵意交織在一起，無法分離。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基本焦慮不存在於情境精神病中，而是存在於性格精神病中。所謂的情境精神病，乃是個體對實際情境中的衝突產生的病態反應，當個人處於情境精神病中時，他們無法正視衝突存在，因而無法做出明確的決定。但情境精神病的治療是相對容易的，性格精神病則困難重重且耗時。

在情境精神病中，衝突和精神病存在著恰如其分的關係，但性格精神病則否，因為後者存在著基本焦慮，即便是最輕微的誘發因素，也可能引起性格精神病最強烈的反應。

儘管基本焦慮的外在表現和對抗焦慮的防禦措施有千百種，但是基本焦慮的內在都是類似的：自覺渺小、無足輕重、束手無策、被拋棄、受威脅，彷彿身處一心謾罵、欺騙、攻擊、侮辱、背叛、嫉恨自己的世界中。

在各種精神變態中，患者往往能夠高度到這種焦慮病人往往只把焦慮限定在存在，偏執狂病人只會把這種焦慮限定在某個或某幾個特定的人身上，而思覺失調症的人則往往對周遭世界中潛在的敵意過分敏感，甚至將他人的善意視為笑裡藏刀。

然而，患者通常很少意識到這種基本焦慮或基本敵意存在，至少，病人不會意識到焦慮和敵意對自己人生的影響和意義。例如某個病人膚淺的相信所有人都十分可愛，但同時用一種膚淺而友好的態度與他人相處；而另一種蔑視所有人的基本敵意，又可以藉由隨時稱讚別人的方式來加以隱藏。

在這邊，荷妮特別區分何謂正常的焦慮。如果所謂的正常指的是一種普遍人類的態度，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在基本焦慮與德國哲學、宗教中所提及的生之苦惱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正常的聯繫，也就是在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災害、政治事件、偶然事故之前，我們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在童年時期就會認識到這些，並伴隨著我們一生，但卻不會認為這些力量含有敵意。

但如果正常，指的是文化認同的正常，我們就會發現，如果缺乏足夠的生活保障，那麼在他成熟後，這份經驗通常會致使他更加提防他人、更有所保留、更懂得人們實際上並不總是依正道而行、往往會受懦弱和隨機應變支配。

成熟健康的人，不會因為這些人類缺陷而感到無能為力，也不會像精神病患那樣不分青紅皂白，仍然能夠與他人建立真誠的友誼和信任。

人對自己和他人的焦慮中，基本焦慮還有特定的意涵，意味著情感的隔離和孤獨，如果此時人們內心還有軟弱感，這種情感上的孤獨會更令人難以忍受。它意味著脆弱不堪的自信心基礎，在人們的內心播下了潛在的衝突種子，讓人們既想依賴他人，又因懷疑和敵意而難以依賴他人。

當焦慮越是難以忍受，保護的手段就會越徹底。在我們的文化中，人們企圖藉助四種手段來保護自己、對抗基本焦慮，這四種手段分別是：獲得愛、表示順從、攫取權力、時時退縮。

手段1：如果你愛我，你就不會傷害我
獲得任何形式的愛，是對抗焦慮強而有力的手段。

手段2：如果放棄了自己的願望，就不會受到傷害
順從這點，一般人也會順從制度，但是如果是順從任何的人、不分好壞，即便受到攻擊也不還擊，即便偶爾意識到自己行為背後隱藏著焦慮，但是大多數時候他們認為自己是大公無私的，完全忽略了自己的願望，他們相信：如果我放棄了自己的願望，我就不會受到傷害。

這種順從態度，同樣也可以用於「藉由獲得愛來得到安全感」的目的。如果愛對某人來說非常重要，他願意付出任何的代價，也就意味著他會為此順從他人的願望，但是他又同時對愛保持著懷疑的態度，因此表現順從不是為了贏得愛，而是為了贏得安全感。事實上，有些人只有透過徹底順從，才能獲得安全感。

手段3：如果擁有權力，就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企圖透過獲得實質的權力、成就、所有物、尊崇和優越的智力來贏得安全感，他們帶著這樣的信念：如果我擁有權力，就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手段4：如果後退，就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傷害我
前面三種手段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願意透過某種方式和世界周旋。但自我保護則是選擇從世界中退縮出來、脫離他人，避免自己的內部或外部受到影響。

就外部而言，人們可能會透過佔有財富，擺脫自己受到他人的影響、獲得獨立，但是他們在享受佔有物的時候，往往存在著大量的焦慮，因為他們佔有的目的，乃是預防天災人禍。另一種擺脫外部需要的方式，則是將自己的需求降至最小。

就內部需求而言，讓自己擺脫與他人情感的聯繫，從而避免被任何事情傷害、避免感到失望，透過抑制自己的需求，對任何事情都不在乎，包括他自己。

退縮與順從的差別在於，順從是為了透過聽命他人來獲得安全感，但退縮則是不存在聽命的概念，他們透過放棄自己的慾望，來擺脫他人的影響、獲得獨立。他們帶著：「如果我後退，就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傷害我」的信念。

以上的手段並非由渴望滿足快樂慾望的本能推動，而是由想要獲得安全感所推動，且這樣的驅力可能與性本能同樣強大，甚至更強大。

然而，這四種手段可能帶來的代價是人格萎縮。且人們通常不會只採取一種手段，而是同時透過數種手段來獲得安全感，例如一方面順從他人，一方面又希望控制他人；一方面疏遠他人，一方面又希望得到他人的愛。這些根本未解的內在衝突，構成了精神疾病最常見的驅離核心，其中對愛的追求和對權力的追求，將在後面兩章更詳細的描述。

荷妮認為，他對精神疾病的論述，與佛洛伊德的理論——精神疾病本質上是本能驅力和社會要求(超我)相互衝突的結果並不違背，但荷妮並不認為這是精神疾病的充分條件，僅是必要條件：只有當這種衝突產生了焦慮，且當企圖減輕焦慮反而導致種種不可抗拒，卻不相容的防禦傾向時，才會產生精神疾病。

[小樹文化──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 第四章]
第四章：焦慮與敵意
前面討論了焦慮與恐懼的差異，並得到了第一個結論：「焦慮的本質是一種恐懼，這種恐懼與主觀因素息息相關。」在這裡則要進一步詢問，主觀因素具有什麼樣子的性質。

在這之前，需要了解一個人處於焦慮時的經驗，當一個人焦慮時，他會被一種強烈的危險感籠罩，而對此束手無策，無論是面臨絕症的恐懼感，或是實際站在高處的恐懼感，這些劇烈的危險感，以及對危險毫無辦法的感覺，將會困擾著這個人。

然而，這些感覺並不只存在於焦慮中，也會以同樣的姿態存在任何實際的巨大危險之中，以及對這種危險完全無能為力的處境當中。

但是在恐懼的情形下，危險是現實的，是對現實的危險無能為力的感覺；然而，在焦慮的情形下， #危險的感覺是由內在心理因素所引起， #並且有一定程度的誇大，是由個人本身的態度決定的。

因此，焦慮中的 #主觀因素問題，可以看成更具體、更特殊的問題：「這種強烈的危險感，和對這個危險無能為力的態度，究竟是什麼樣的心理環境產生出來的？」

荷妮認為，焦慮的本源並非性衝動，而是伴隨性衝動的敵對衝動。在佛洛依德的概念裡，焦慮中的主觀因素，源自於我們的本能驅力，也就是說，由焦慮預測的危險，以及由此產生的無能為力感，都是由自身衝動的爆發力所激發的。而在本章的最後，荷妮將會對此進行更詳實的探討，並指出她的結論與佛洛伊德有何不同。

原則上而言，只要這種探索與追求的衝動會損害生存利益和其他需求，只要這種衝動是激烈狂熱、難以遏制的，任何一種衝動都可能引發焦慮。例如在維多利亞時代，屈服於性衝動是非常危險的，未婚少女若是沒有約束好自己的性衝動，就會遭遇良心譴責與社會恥辱，但在當今的社會中，人們對「正常的」性衝動已經十分寬容。

而這種與性有關的文化態度，其變化可能會導致以下的事實：唯有在特殊情況下，這樣的性衝動才會成為癮才在焦慮背後的驅力。我們常常會在精神病患者身上發現與性相關的焦慮，或者由焦慮引起、對這方面的抑制。然而，深入分析後可以知道，焦慮的根源通常並不是這種性衝動，而是 #伴隨性衝動的敵對衝動。例如，性行為是為了傷害與侮辱對方等等。

荷妮提到，只要某種敵對衝動，強烈到足以挫敗個人意志，那麼這種敵對衝動，就是引發焦慮的直接原因。然而，在多數情況下，敵意與病態焦慮之間的因果聯繫並不明顯，為了說明我們時代的精神疾病中，敵意是造成焦慮的核心心理力量，我們就必須考察壓抑敵意所導致的心理後果。

壓抑敵意，假裝一切都很正常，導致的第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壓抑強化了一個人員先就存在的未設防感，例如一個人的利益被侵犯時，仍然壓抑自己的敵意，就會讓他人有機可趁。

除了借助壓抑作用，人們也有可能透過有意識的控制敵意來克服恐懼，不過，究竟是意志還是壓抑恐懼，是很難被掌控的，因為壓抑的過程是反射式的，只有當處境特殊，個人意識到自己的敵意難以忍受時，才有可能發生。

為什麼自覺、意識到敵意，會讓人難以忍受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人可以在恨某人的時候又愛著或需要這個人，使她不願意承認敵意是由忌妒或佔有慾等等而產生，因為在自己身上發現對他人的敵意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壓抑便是一個最簡便而快捷的方式，透過壓抑作用，令人感到害怕的敵意從意識中消逝，或是被阻擋在意識之外，使得人們不會意識到自己有敵意。

但這種快速而便捷的方式，並不一定確保安全，雖然敵意被趕出了意識之外，但並未被消除，只是脫離個體的正常結構、被分裂出來，因此也不再受到控制。這種具有高度爆炸性和突發性的情感，盤結在個人的內心深處，並隨時等待被發洩。

不過，人們一定意識到敵意，就會從三個方面來限制它的勢力範圍。一、處境特殊時，人們會透過盼但周圍環境，決定對敵人可以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二、如果一個人在某方面令他產生憤怒，但其他方面又讓他崇拜、喜愛或需要，這種憤怒最終會被整合至他的情感中。三、只要一個人已經形成了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的意識，不管人格如何，都會限制他的敵對衝動。

但是， #如果這種憤怒被壓抑，通向這三個限制的途徑就會被切斷，從而產生敵對衝動，同時從內在和外在，突破這些限制。

而透過分離作用，被壓抑的敵意會隨時間，透過外部途徑逐漸強化，例如上司未經商量就對員工作出一些安排，使得員工心生不滿，但員工透過壓抑作用，並未提出抗議，但也使得上司不斷重複用讓員工不滿的方式做出處哩，使得怨恨值不斷累積。

壓抑敵意的另一種後果便是，這種不受控制、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會在這個人的內心烙下印記。從字面上來看，透過壓抑，結果就是這種情感或衝動將不再被意識到，因此病人無法透過自己的自覺意識，感知道任何針對他人的敵對感情。

而佛洛伊德早已發現，雖然衝動受到抑制，但仍發揮著作用，而在更深的意識層面上，人們甚至知道它的存在。

接下來，荷妮將採用烙印這個詞來做代表，意指 #我們知道自己內心發身的事情， #但卻同時沒有自覺地意識到。

通常，只要敵意以及這個敵意對其它利益的潛在危險大到一定程度，壓抑敵意所產生的後果，就足以引發焦慮。隱約不安的狀態，可能就是透過這種方式建立起來。

但是，這段過程往往並不會就此停止，因為某些強迫性需求，致使人們想要消除這種由內而來、威脅自身利益與安全的情感。

由此，第二種類似投射的過程便會產生，這個過程就是個體的敵對衝動被投射到外部世界。

因此，用來補充第一種偽裝(壓抑作用)的第二種偽裝，也就是： #個體偽裝這種破壞性衝動不是來自自身， #而是來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

導致這種結果的成因，一部分是投射者的敵對衝動受到壓抑後，便將其殘酷無情的性質，賦予在被投射者身上；另一部分是，在任何危險中，這種效應的程度不僅取決於具體環境，同時也取決於人對這個處境所抱持的態度。人越是缺乏防禦能力，相對來說危險就會顯得越大。

投射作用還有一個附帶功能，當需要自我辯解時，這個功能便會出現。一個人想要傷害他人時，會認為自己不是要存心傷害他人，而是他人要傷害自己。例如一個女人無法意識到自己想要毀滅丈夫，主觀上認為自己很愛自己的丈夫，在這種投射機制之下，反而認為自己的丈夫很兇殘，想要傷害她。

投射作用還有可能得到另一種支持，這種支持源自於追求相同目的的心理過程：這時候，對報復的恐懼會影響受壓抑的衝動。一個人在企圖傷害、欺騙他人的時候，同時會害怕別人也用相同的方式對付自己。這種對報復的恐懼，在精神疾病患者心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壓抑敵意促使這些心理過程的結果，就是引發焦慮情緒的原因。事實上，#因壓抑而引發的心理狀態，#恰巧就是典型的焦慮狀態。

#壓抑敵意所產生的四大類心理焦慮：
A感到危險是來自自身內部的衝動
B感到危險是來自於外界
1感到危險是指向自己的
2感到危險是指向他人的

A1型：站在高處，不由自主地想跳下去，因而感到恐懼
A2型：怕控制不住拿刀殺人，因而產生恐懼
B1型：對雷雨的恐懼
B2型：母親憂心自己子女會受到各種危險而產生焦慮。

敵意與焦慮之間的關係，並不限於敵意能夠產生焦慮，這種展現過程也可以轉換成另一種：當一個人因為感受到威脅而產生焦慮時，這種焦慮很容易會反過來、形成反應性敵意以尋求自衛。

#荷妮與佛洛伊德間的三大分歧：
關於焦慮，佛洛伊德曾經先後提出兩種觀點，他的第一種觀點可以概括為「壓抑衝動導致焦慮」，而這裡的衝動僅僅是性衝動。這個觀點的依據是：被壓抑的性能量會產生內在生理緊張感，進而轉變成焦慮。就此來看，這純粹是以生理學來解釋。

第二種觀點是：焦慮(或者他所指的精神疾病焦慮)是由對於某種衝動產生的恐懼引起，因為挖掘並縱容這些衝動，會招致外在危險。第二種解釋也是以生理學來解釋，不僅僅涉及性衝動，同時也涉及攻擊衝動。但佛洛伊德對焦慮的解釋，完全沒有考察是否壓抑了這些衝動，僅針對放縱這些衝動會導致外在危險的恐懼，以及其成因。

為了對焦慮有全面、完整的理解，荷妮依據這個信念，也就是「必須綜合佛洛伊德的兩種觀點來考慮」。因此，她去除掉第一種觀點裡「純粹生理學基礎」，然後與第二種觀點結合起來。這樣一來，#產生焦慮的主要來源便不是恐懼產生衝動，#更多的是恐懼受壓抑的衝動。

而荷妮認為，#佛洛伊德僅以生理學的角度來作解釋，並未提及「如果某人壓抑自己的某種衝動，內心會產生怎麼樣的心理變化？」

關於佛洛依德的第二種觀點，荷妮持有不同意見，她完全支持佛洛伊德的觀點，認同「任何一種衝動，只要當放縱這種衝動會導致外在危險，就可以引發焦慮。性衝動當然也包括在內。#但是只有在個人和社會對這些衝動設置了嚴厲的禁忌之下，#才會成為危險的衝動。由此可見，性衝動引發焦慮的機率，極大程度上取決於現存文化對待性的態度。

簡而言之，在這一章中，賀妮想要強調的是，無論如何，只要發現焦慮或焦慮的跡象，就可以追問：「是什麼樣的敏感點被傷害了，才致使病人產生敵意？」「又是什麼原因，使得病人必須壓抑這種敵意？」

此外，佛洛依德認為，焦慮僅僅發生在童年時代，它始於佛洛依德認為的出生焦慮，繼之則有對閹割的恐懼，而往後產生的焦慮，都基於童年時代那些幼稚的反應。無庸置疑的是，我們所謂的精神病患者面對危險時，反應依舊停滯在幼兒狀態，沒有擺脫早已過時的狀態並達到成熟。而至此， #便產生了荷妮與佛洛伊德的第三個分歧點。

佛洛伊德斷言：「處於童年時期的人極易焦慮。」確實，這是事實，理由也充分易懂，因為孩童在面對種種不利的影響時，自我保護能力相對也較差。事實上，我們的確經常在性格精神病中發現──焦慮最早形成於童年時期，或者，至少荷妮所謂的基本焦慮，在童年時期就已經形成基礎。

然而，除此之外，佛洛伊德還相信，成年精神病患者的焦慮，與產生焦慮的最初條件相關聯。也就是說，即便一個男人已經成年，依舊會像小時候那樣對閹割感到恐懼而苦惱，只是苦惱的形式略有變化。但一般而言，#我們所發現的狀況並非毫無變化的重演，而是有所發展。分析某些病例，可以讓我們相對完整的理解這類精神疾病的形成，繼而使我們發現：#從早期焦慮到成年怪癖，#存在著一條不間斷的反應鏈。

由此可知，與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焦慮也可能包含於同衝突，但從整體來看，焦慮並不是幼稚的反應。如果我們把焦慮視為幼稚的反應，就會混淆完全不同的事情，即把任何發生在童年時代的態度，都錯看成是幼稚的態度。如果有正當理由把焦慮視為幼稚反應，那麼，至少也有同樣正當的理由，把它說成是兒童身上早熟的成人態度。

[小樹文化——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 第三章]
這本書真的不是很好讀，我也擔心我的詮釋會不夠精確，破壞了作者原先的意思，因此依然只做了重點式的摘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透過我的摘要配合原書閱覽，應該能夠比較理解原書之中的重點。

第三章：什麼是「焦慮」？
焦慮是精神疾病的動力中樞，在對精神疾病做出更細緻的探討之前，必須先解釋清楚「焦慮的確切意涵」。

焦慮和恐懼是有所差異的，恐懼是人們對自己必須面對的危險做出應有的反應，而焦慮則是在面對危險，甚至是想像中的危險時，顯現出不對等的反應。

然而，判斷某種反應是否恰當，必須以特定文化下的基本常識為依據。然而，即便根據這些基本常識斷定某種情緒是沒有緣由的，精神疾病患者依舊能毫不費力的為自己的行為找出合理的行為依據。

精神疾病患者會十分肯定的告訴你，他的恐懼是有根據的，而且還會一一列舉出已經在現實中發生的事例來證明。

恐懼與焦慮都是對危險的恰當反應，但是致使恐懼產生的危險是明顯的、客觀的、外在的，而引起焦慮的危險則是隱晦的、主觀的、內在的。

精神疾病患者的焦慮情緒，並不是由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危險所引起的，而是由內心感受到的處境引發。因此，努力發現某些處境對精神病患者的具體意義，才是心理治療的主要任務。

在了解焦慮的涵義之後，我們要進一步了解焦慮發揮的作用。在我們的文化中，一般人很難意識到焦慮在生活中究竟有多麼重要，而在精神病患身上，他們對於焦慮的狀況又很參差不齊，有些精神病患能夠清楚意識到自己正在飽受焦慮之苦，而且這個焦慮還有變化不定的表現方式；有些精神病患者，雖然意識到自己有時候被焦慮困擾，而這種焦慮有時候是被外在條件激發，有時候則不然，但不論如何，他們不重視那些外在條件；最後，還有一些精神病患僅發覺自己有些壓抑、自卑，或者性生活紊亂，以及其他類似的情況，但沒有意識到自己有焦慮情緒——我們可能深陷焦慮，而自己卻幾乎沒有察覺。

人們關於愛、憤怒、懷疑等等的感受非常短暫，使得他們還沒進入我們的意識，就已經被忘卻。這些消逝的感受可能毫無關聯，但是其背後，卻可能潛藏著巨大的驅力。也就是說，我們不僅可能意識不到自己的焦慮，同時還可能意識不到這是焦慮影響、甚至決定了我們的生活。

實際上，我們幾乎竭盡全力避免焦慮或避免感知到焦慮。這樣做有許多理由，最常見的理由是：嚴重的焦慮是最折磨人的情緒。在面臨外在的艱險時，一個人依舊可以鬥爭高昂、生機勃勃，但若是處在焦慮之中，就會覺得自己毫無解決辦法、完全束手無策，並且覺得事實就是如此。而對於那些將權力、地位、控制權置於首位的人來說，完全無法忍受承認自己無能為力。他們憎恨這種感受，因為這讓他們體會到自己的反應和理想落差過大，似乎證實了他們的懦弱與無能。

焦慮包含的另一種因素，是顯而易見的「非理性」，而讓非理性控制自己，是許多人無法忍受的事情，因此許多人在社會的影響之下，貶抑一切非理性的東西，將它們視為是低等的。

然而，焦慮會透過非理性特質，間接提示我們身體有些地方出了問題。事實上，這是一種警報，提醒我們審視自己，但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正視，它都是一種暗藏的警報。沒有人會喜歡這種警報，甚至讓我們最反感的，就是意識到自己必須改變某些程度。

在我們的文化中，透過自我欺騙來掩蓋焦慮的方式有四種：
1.將焦慮合理化
2.不承認焦慮
3.麻醉自己
4.盡量躲避所有可能引起焦慮的思想、情感、衝動和處境。

1.將焦慮合理化：
把焦慮轉變為恐懼，並藉此逃避責任。而這種轉變是有心理意義的：只要某人為自己的非理性態度強烈辯護，我們就可以肯定，對這個人來說，這種辯護具有某種極為重要的功能。

當有人告知當事人，他的恐懼其實是焦慮時，對方就會盡力的反駁你，例如：「幼兒時期，瑪麗不就得過這種傳染病嗎？」「之前不就有人用這種方式拐騙兒童嗎？」

2.否認焦慮：
在意識中完全否認焦慮，這樣做根本不能真正化解焦慮，這種情況下，恐懼或焦慮會伴隨生理現象展現出來，如顫抖、流汗、心跳加速、窒息、頻尿、嘔吐、腹瀉等。精神方面則有：焦慮不安、易衝動，或遲鈍、呆滯、麻木等現象。

當我們真正感到害怕，並意識到自己正在害怕時，或許這些感覺和生理現象都會出現。又或者，當焦慮被完全抑制之後，這些感覺和生理現象是焦慮唯一的外在表現。

但是，我們也可能在意識到焦慮後，又自覺地否認焦慮，並妄想以這種方式戰勝焦慮。

3.麻醉自己
透過服用藥物或酗酒，或是其他方式來達到，例如為了避免面對孤獨的恐懼，精神病患者會積極的投身到社會活動中，但是在強迫工作以麻醉自己、緩解焦慮之餘，假日的休息反而讓自己變得煩躁不安。

此外，精神病患者也可能透過不正常的睡眠來麻醉自己，即使過量睡眠通常無法消除疲勞。而性行為也可能被當作緩解焦慮的「疏導閥門」，人們很早就發現，強迫手淫是焦慮所導致的，但卻沒有意識到各種形式的性關係，也是焦慮所引起的。

4.規避可能引起焦慮的環境、思想和感受
這種方式，是所有方式中，屏蔽焦慮最徹底的一種。

雖然害怕而避免做某事，可能是有意識的選擇，例如避免登山和潛水。但也可能只是模糊的感覺，甚至根本意識不到焦慮存在，或者無法意識到自己用來逃避焦慮的方式，例如拖延看醫生、久久不回信。或是擺出不在意的態度來面對極為關注的事情，例如與他人斷絕關係。或是假裝自己不喜歡做某事來規避焦慮，例如說服自己本來就不喜歡跳舞，已避免參加舞會而受到冷落。

抑制狀態：為了避免引起焦慮，一個人有可能會透過不能做、不能感受、難以思考某些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難以自覺、意識到任何焦慮，有沒有能力憑藉自身克服抑制狀態。

雖然抑制作用很普遍，但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幾乎不會意識到它。

首先我們要意識到自己想要做某事，才能意識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做這件事情。例如，一個人在讀一篇論文時，即便他對這篇論文帶有一些批評，但受到抑制作用影響，他可能很難組織自己的想法，甚至表現出盲目認同對方意見的情況。

焦慮如何影響我們的行動？首先，當我們參與那些讓我們感到焦慮的活動，會讓我們感到緊張、疲勞，甚至精力衰竭。其次，與某些活動有關的焦慮，會損害與這種活動相關的功能。再者，與某種活動有關的焦慮，會破壞這種活動可能產生的歡愉感。

荷妮在這章的最後表示，人們真正擁有的焦慮，可能比他們意識到的要多更多，或者，他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處於焦慮之中，例如，生理上的不適感可以將焦慮隱藏起來，例如心跳加快、疲勞不堪等等，就可以使我們無法意識到自身的焦慮。

當抑制作用在個人生活中有重要作用時，第二個因素就會產生很大作用，阻止我們意識到抑制作用。此時，這個人就會堅信事實就是如此，也不願意承認這就是抑制作用。例如一個人因為工作而帶來競爭焦慮，他可能會堅信自己無法做任何工作，以保護自己，避免自己得再回到工作崗位，承受焦慮所帶來的恐懼。

第三種可能性，是一個人將文化、現存意識型態結合自己的抑制狀態。例如一個精神病患透過「女性神聖」來解釋自己無法靠近女生的狀態、一個人用遵守宗教教條來抑制自己身上害怕受懲罰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