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melded into one］

國安法首審進入最後判刑程序，早前傳出負責審議此案的三名法官，在兩日前判處唐英傑兩項罪名成立後，受到電話恐嚇。今早「求情」程序開始，法庭的保安措施明顯加強。高等法院地下門外駐守了約20名軍裝警員，而三樓的一庭外，亦有大量穿「警察」背心的便衣警員出現。

庭內平日有兩位外判保安員坐在當眼位置。他或她平日穿着寫有保安公司名字的白色制服，均為上年紀的中年男女。但今天，坐在這些位置的人，卻換了幾位穿西裝結領呔的男子，相信為便衣警員。兩名西裝男子坐在法官席與記者席中間，旁邊再加一位外判保安；另一位坐在犯人欄前面。

早上9時50分，清脆的金屬聲從法庭後方響起，懲教職員亮起腰間掛着的大串銀色鎖匙，咔嚓一聲，一名穿墨綠色懲教制服職員，把犯人欄打開，他走到庭內把文件交給法庭書記，自行回到犯人欄裡。

不一會，三名懲教職員押送唐英傑進入犯人欄。懲教職員今天的坐位清楚以三角型陣式，唐則坐在欄內角落。辯護律師團把握機會急步走近，俯腰跟唐談話。由於犯人欄加設膠片以隔飛沫，談話有點困難。

這天坐在家屬席的親友有多位，一名身型壯碩穿白色T恤的中年男士頭髮微白，有女性親手拍一拍他的肩略作安慰。唐亦多次望向親友席揮手，或在審訊期間，以手指及雙手放在胸口造心心手勢，向親友打招呼。據知唐母及唐父均有到庭。

早上10時8分開庭，八旬的外籍辯方律師Clive Grossman以柔軟的英語說：「明顯地，這是第一宗國安法案件，被坊間廣泛談論，被大幅報導，消息已經傳播到很遠。人們知道犯了國安法後果嚴重。」說時他眨了眨眼，扯一扯大狀袍。

「他（唐）是第一名被控告的人，我們要以全新的眼光，只聚焦這宗案的個別事實(peculiar facts)，只看這宗案的狀況。他已向社區發出訊息，就是不要幹這些事。」

Grossman引述國安法條文關於判刑的段落，唐涉及的「分裂國家罪」(國安法20及21條)「情節嚴重的判5-10年」「情節較輕的判5年以下」。另一控罪「恐怖活動罪」（國安法24 條）「若有前科、引致重傷死亡，或公私財產受重大損失」的判10年至無期徒刑，「其他情形」則判3至10年。

Grossman指出，唐並沒有籌劃組織甚麼，只是開着一支插了幟的電單車，「無疑他是魯莽駕駛 (reckless driving)，沒有人受影響，除了有些圍觀的人拍掌喝采，這應該是『情節較輕』的煽動。」

皮膚泛紅，尖鼻子眼袋大的Grossman攤一攤手續說：「至於恐怖活動，他（唐）不是有意襲擊警方，受傷警察的傷勢亦不算嚴重。唐亦沒有撞爛甚麼物件。」

坊間特別關注，兩項控罪是「同期執行」還是「分期執行」。早前法院判處兩宗非法集結罪，會提出若控罪本質相類似，會扣減總刑期的造法。

Grossman指出：「法庭在處理兩項控罪，都有提及被告駕駛如何惡劣，兩個控罪『煽動』與『恐怖活動』是否可以合以為一去處理 (two offences melded into one)？」

法庭處理求情，辯方有時會在庭上讀出親友師長撰寫的求情信內容。Grossman簡單處理，他輕輕說：「我只是想說，這是一位有為青年(decent young man who do something very very stupid)。他只是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取笑警察，魯莽開車，但他不是想謀殺警察。」

Grossman補充道，唐英傑正修讀管理及英語課程，急救課程則未完成，在社會運動中曾照顧傷者，他日唐重獲自由，可以在餐廳及咖啡店找到工作。

「他（唐）向警察表達真摯的歉意。我很久之前見到他，他已經跟我說過這事。我重申，他對警察表達道歉及悔意。」

Grossman再說：「這次對他來說是一個大教訓。他（唐）的人生已經被毁了，受到重大影響。他明白法庭對他的批評。我只是希望法庭對他寬大處理。」說完，Grossman彎腰跟旁邊的劉偉聰大狀及另一名女大狀商討，之後便說：「These are my submission」。簡短求情完成。

法官杜麗冰跟Grossman澄清了幾點唐英傑的背景：「他教育程度到中五？在餐廳任厨師？」Grossman澄清：「不是厨師，是侍應。」唐與父親及妹妹同住公屋單位，父母已離異，唐供養仍在求學的妹妹。法庭上披露，唐的祖母患有癌症。

三位法官退後商議片刻回到席上，彭寶琴法官提問，引述判詞與Grossman斟酌，「你提及被告人魯莽駕駛 (reckless driving)，然而法庭認為被告人在警方防線有機會停車，被警告仍然不停車，被發射胡椒球槍仍向前開車。」

Grossman堅持，唐英傑在頭三條條防線沒有撞向警察，是迴避了撞向警員。彭官不同意：「你可以有你的意見，但法庭並不接納，已經在判詞上反映了。」

彭官亦指，Grossman那句「兩控罪二合為一」的說法不清楚，着他解釋。Grossman指因為法庭判兩罪時，綜合了整件事來看，就是一個人插着旗開快車。「兩控罪互相摻合，不是不同日子的不同罪案。」

杜官及彭官都說，兩罪來自同一組事實。但彭官補充：「不爭議的是，兩控是來自同一組事實，但兩罪是分開和明確的（two offences are separate and distinct）。」

此時唯一男法官陳嘉信再說，「『恐怖活動罪』是來自被告直接衝擊警方防線，而警方是法紀的象徵；至於『煽動分裂國家罪』是關於被告展示帶有分裂國家意思口號的旗幟巡遊。法庭需要分開來審視兩條控罪 (the court is entitled to look at the matter separately) 。」

辯方與法官們交換了判刑觀點後，控方此時提出一些補充。

以往代表控方的周天行今天缺席，由律政司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代表，他戴着大律師假髮。

張專員向法庭提供了海外判刑案例，亦提供了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判刑參考資料。張專員在庭上提及的英語是 “PRC law legal texts” 。張指相關資料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對「最低刑期」是不會少於字面上的年期。

杜官指，海外的案例對法庭具是 “interesting” 但卻沒有「約束力」“not binding”.

Grossman直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香港國安法不相關。」

三官討論之後，彭官總結：「控方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參考資料是相關的。法庭告訴你，我們會跟據香港國安法，及以往香港法律一向使用的工具和法定詮釋。」張專員表示明白。

雙方曾經用了不少時間爭議充公證物的問題。辯方爭取讓唐英傑拿回開電單車的衣物及保護裝備，個人電話等。控方則指出，某些電子產品中有「光時」相關物品。

Grossman爭取替唐拿回一些物品：「（唐）坐牢出來可能想拿回物品做救護工作，這些東西他將來利用作犯案的機會微乎其微。」

Grossman亦指出，這是第一宗國安法審訊，有可能上訴至更高法院，擔心證物被干擾；法官們則反駁，上訴程序和充公證物是兩回事。Grossman則指：「始終這是第一單國安案件，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第一宗國安法，在沒有案例情況下，審訊、判決、判刑的過程，成為大眾關注焦點。

三名法官最後宣佈，於一天之後，(7月30日)周五下午三時，宣判刑期。散庭時，律師走到唐英傑身旁商議案情，而唐被押送離開犯人欄進入羈留室時，幾位女性親友向他揮手並喊道：「聽日見！」

在庭外，多名記者向張卓勤專員查問，律政司向法庭呈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文件」是甚麼。張專員只重申，該資料是「國內法律書籍」，內容「提及國內刑法」，該書「包含法律內容及評論」，而他在庭上向法庭提及的是國內法律的一個總的原則，就是「最低刑期」在判刑時「不可以少於（法律條文寫明）的最低刑期」。

本地及外國媒體記者多番請張專員提供該「國內法律書籍」的名字，並有人追問「是官方還是學者撰寫」？但張專員表示不方便提供，只說了一句：「本書係以簡體字出版」。

張專員離開時，分別以英文及中文澄清他是自行找書籍參考：「我係冇搵過任何國內人士，或國內特別人士，我要特別講呢一點」。

（圖為今天高等法庭外情況）

因為疫情緣故，許多人在家時間變得長了許多，許多家庭更因為孩子不用上學，需要多思考由誰來照顧陪伴孩子的學習與遊戲。但每個家庭在面對疫情的挑戰時，是否都有往「性別平等」的方向來規劃呢？還是自然地就認為某些工作就屬於某個性別角色呢？

這篇來自【報導者】的文章，帶我們一起反思「家務」分工背後的性別邏輯，也讓我們進一步思考面對疫情所帶來的工作與家庭時間變化，家中的家務又該如何進一步有更好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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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爾大學哲學系的副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在她的新作《厭女的資格》（Entitled: How Male Privilege Hurts Women, 2020）有一章名為〈不獲支持的女人：男人享有家務勞動的資格感〉的段落裡，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一些線索。
先說明一下，曼恩在書名和標題所使用的「資格」或「資格感」（entitlement）的意思，指的是：某些男性認為他對女性有一些理所當然取用的資格和權利，女性如果沒有做到這些，他便認為她對他有所虧欠。因此，「資格感」在這個章節的意思是說，有些男性認為做家事是女性「應該」要做的工作，如果女性沒做好，便是對男性或家庭的「虧欠」；另一方面，如果男性幫忙做家事，便是對女性的「施惠」。
在這種情況下，曼恩在本章引用不少相關的研究數據，陳述了幾種家事勞動上的性別差異現象。例如，當男女雙方都有全職工作的伴侶，成為新手爸媽後，男人在家中的工作量大約增加10小時，與此同時，女人的工作量則增加了約20小時。因此，母親不但必須承擔比父親加倍的工作量，而且父親們在這些承擔的新工作裡，有許多是與孩子互動這類相對「有趣」的任務──例如陪嬰兒玩。
這個章節還提及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男人似乎會高估自己對共同家務工作的貢獻程度。曼恩根據《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於2017年針對8個西方國家的父母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有46％的父親認為自己是付出等量的家長，但只有32％的母親同意他們對自己的評價。也就是說，父親可能高估了自己所做的家事量──舉例來說，父親以為自己做了3～4個小時的家事，但實際上總和的家事時間可能只有1.5個小時。
這或許就回答了我前面所提出的疑惑：為什麼當女性的另一半做家事的時間變多了，可是女性做家事的時間反而不減反增。而導致父親可能高估自己家事量的原因，或許就是他們對女性的「資格感」：認為家事是女性的工作，男性做家事不是天職，而是恩惠。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https://www.twreporter.org/a/saturday-features-philosophy-wormhole-covid-19-housework-gender-equality?fbclid=IwAR0vzLVZCO0wvtx6NoJz4i_UrxwMFmaozUCbmGIW4dRV_xQiojRRZ0jlULw

【匯控唔派息】（搵交嗌）
岩岩見到，原來飛卜度仲有人响度講緊匯控（5）唔派息係幾咁無錯，係班出黎嘈既散戶自己on 9啫等等。So99y，呢d文我真係睇到眼火爆。我最接受唔到既係，d人講既野係唔make sense架，但係佢就要所有既人都認同佢！我路見不平啫，如果我有錯既話，你可以指證我。

上市公司唔一定要派息——係，你講得好岩！派息唔係老馮既，所以股民係無權去challenge點解匯控唔派2020年既息架！呢個係商業決定，有無英倫銀行都係咁話，我有錢都唔一定要派俾你。但係我拗既並唔係2020年既息，而係已經宣佈左，除埋淨，但都唔派既2019年終股息呀！

股民响除淨前買入既，其實唔只係一隻股份咁簡單，而係（1）一隻股份，再加（2）一個收息既權，呢度係兩樣野黎架！我想講既係：a stock trading without rights to a dividend is worth less than the same stock trading with that right. 兩者既差距到底係幾多錢？咪就係個股息囉！

股民响除淨前用100蚊買到既，其實係一隻值96蚊既股份，同一個值4蚊既權。點解我知個權係值4蚊？因為同一隻股份，响除淨前既收市價同除淨日既開市價係相差4蚊，而唯一既不同之處，就係你响第二日買既股份係無息收囉！換句話說，令你可以收息果樣野，咪就係值4蚊囉！

有人話係揸匯控既人諗多左，幾時有人保證過有息收？我唔認同，一個人選擇响除淨前用100蚊買入一隻第二日只係賣96蚊既股份，其實佢係pay緊一個4蚊既premium黎買一個right。而呢個right賦予佢一個合理預期（reasonable expectation）。佢咁諗，絕對係合情、合理、合法。

我舉個例：假設我想食一個30蚊既麥當勞餐，又想要shake shake粉同個袋，於是我俾多兩個半佢。咁我係咪可以好合理咁預期，我會得到一個餐、一包粉同一個袋？但轉頭你同我講，粉同袋都派晒喇，你拎個餐走啦！如果我淨係想要個餐，點解我要俾多兩個半你？換轉係你，你會就咁算？

至於你話：「除淨果4蚊只係參考價黎，無實質意思，大把股份响除淨之後升突添啦！」我唔認同，一早一晚，個價剛剛好差4蚊？但點解唔係3蚊？又唔係5蚊？咪就係個right to dividend囉！開市之後個價點走已經係後話，但咁並唔足以推翻第一口價係扣4蚊，呢一個不爭既事實。

而睇得我最火滾既係有人話：「如果你响除淨之後賣出左股份既，就無權去追究啦！」我屌，你知唔知乜野叫做cut off？The time to determine which shareholders are entitled to a dividend係取決於你果晚有無過夜，同你之前揸幾耐，之後揸幾耐完！全！無！關！你真係唔識個渦！

我講完喇，有本事你同我拗丫！

利申：我無貨，但我有正義感，仲有啲橙皮添！

#匯控 #堂堂大藍籌 #除淨後不派息
#豈有此理 #金融騙局 #要據理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