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 · 島嶼】是三「粒、顆、個」蘋果？語言學家何萬順破解看似廢話的「分類詞」

分類詞是個宛如闌尾般，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嗎？何萬順整合前人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包含我們使用的臺灣華語。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那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一切語言的秘密，都從質問最平凡無奇、理所當然的細節開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何萬順的出手，直指語言中的「分類詞」（classifier）。什麼是分類詞？用一個小學程度的中英翻譯說明：three是「三」，books是「書」，three books呢？為什麼不是「三書」，而是「三本書」？這憑空冒出的「本」，就是語言學上的分類詞。其他例子還包括五顆蘋果的「顆」、兩張桌子的「張」等等。

分類詞潛藏在我們每天運用自如的語言裡，但我們很少注意到它扮演的角色，甚至未曾意識到它的存在。實際上，在絕大多數的日常言談中，分類詞也的確無關宏旨。何萬順教授啟用語言學的顯微鏡，聚焦再放大，讓分類詞貫串連結了人類心智、數理邏輯、語言生成的機制、以及台灣語言與政治，再到世界語言史等主題，揭示分類詞和語言的奧秘。
量詞是必須，分類詞是廢話

語言學上，分類詞不同於一般較常聽到的量詞。何萬順的研究重點之一，正是想確立一條區辨分類詞和量詞的理論界線，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量詞是必要的，分類詞是廢話。」何萬順笑著說。

分類詞在語意表達上堪稱無用之物，其實說也好、不說也罷。何萬順喜歡拿這個聖經故事為例：「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白話來說，就是「五張餅、兩條魚，餵飽五千個人」，兩個句子只差在分類詞的有無，但意涵一模一樣、不增不減。至於量詞可就有紮紮實實的語意了，譬如：三「雙」筷子、五「包」衛生紙的「雙」和「包」一旦省略，說話者便無法順利表達心中所想的物品數量。

中文使用者不容易區別分類詞和量詞，是因為它們在語法上佔據相同的位置，都在「數詞之後、名詞之前（三__蘋果）」。不僅如此，何萬順更發現它們都能對應到數學的乘法關係，用更簡潔的式子表達：三雙筷子是3 x 2 x 筷子，三本書則是3 x 1 x 書。

兩者的差別在於，分類詞的乘法意涵再怎麼樣都只能是「乘一」，而在數學上「乘一」完全可以省略。分類詞無法描述「一」之外的數量，說了等於沒說，這就是分類詞和量詞的不同之處。何萬順結論道，分類詞的定義，就是它的乘法屬性「必然是乘一」；如果語意不是必然乘一，則屬於量詞。也因此，分類詞後面只能接可數名詞，其他林林總總的情況都算是量詞。

語言歷史中的偶然產物

這麼說來，分類詞不就是宛如闌尾般的存在，一個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何萬順整合多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其中也包含我們使用的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詞如其名，傳統的語言學家認為分類詞的功能，在於為名詞分類：指涉圓形的物體才能用「顆」、長條狀物體才能用「條」，這也是分類詞的名稱由來。但在何萬順看來，這個說法未免過於簡化。他認為分類的功能並沒有必要性，應該是分類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偶然衍生的副作用。

何萬順指出，分類詞的誕生起初可能只為了講求語言節奏的一致性，用於填補音韻的空缺。譬如說，三籃蘋果、三箱蘋果、三斤蘋果的三和蘋果之間都有一個音節；這時如果又說三蘋果，就會造成不太協調的感覺，而填上一個空詞，便能達到音韻的一致性。這個空詞不能有語意，只能是可省略的乘一，像是「個」或「顆」。

接下來，分類詞系統成形的第二部曲，可以說是微妙有趣的橋段。當人們創造了一個空詞，意義便開始逐漸注入。「語言中只要有聲響，人就很難不給他語意。」何萬順說：「那麼，該為數詞和名詞中間的這聲音賦予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先把後面要講的東西給你提點一下，東西是圓的就說顆、長的就說根、動物就說隻，這就造成一個很好的語意分散效果：透過分類詞彰顯後面這樣東西的某項特徵，先給你一個語意的範圍，也降低你理解的壓力，不必每個詞都聽得清清楚楚，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何萬順幽默舉例說：「如果有朋友跟你聊天，說他今天去逛街買了三頂⋯⋯，就算你沒聽到後面是什麼物品，都大概能猜出是帽子，而不是轎子。」這是分類詞和量詞的另一項區辨標準，分類詞能凸顯、提示後頭名詞某項內建的本質特徵（inherent property）；量詞卻不必和後面名詞的物件特徵有所關聯。被裝成一「包」的東西，沒有什麼共通的本質特徵，但用「隻」當分類詞的必定是動物。於是，分類詞在偶然間具備了提示、分類的功能，但這並非最初創造它的目的。

語言與數學的相通與應用

「分類詞」和「量詞」的分析，有什麼理論或實用的價值呢？何萬順點出，由於分類詞和量詞都奠基於乘法關係，它們共同呈現了人類心智一個基本的特徵，那就是算術能力和語言能力的相輔相成，他說：「這呼應了Chomsky的生成語法理論，即人類的語言中內建mathematical property，有數學的特徵在裡面。」

也因此，這些分析可能對教學應用有所助益。數學畢竟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如果透過乘法的邏輯介紹分類詞，將有助於母語中缺乏分類詞（如英文）的語言學習者，瞭解分類詞的運用方式。

另一方面，何萬順猜想反過來的應用方向或許也可行：「在教導孩童乘法時，先從日常語言中的量詞、分類詞切入，告訴孩童你早就知道乘法是怎麼一回事了，有助於建立學習信心。」這些應用都奠基於相同的理論基礎，算術、語言能力的相互關聯。

分類詞的單一起源？

分類詞乍看無用、瑣碎，卻成了何萬順進一步探索亞太地區語言分佈與傳播史的線索。就像地球科學家透過地層沉積物窺見地球的歷史，何萬順遍尋世界上具有分類詞系統的語言，經過一番分析後，提出了「世界語言中分類詞的單一起源假設」。

何萬順攤開自行製作的分類詞語言世界地圖，發現全球519個分類詞語言大多集中在亞太地區。可是，分類詞在語言功能上實在非屬必要，為什麼還會出現那麼多分類詞語言？於是他有天突發奇想認為：「分類詞會不會原本只在一個地方發生？接下來的擴張就好像一顆石頭擲到水池裡，啵，引起的漣漪。」經過層層嚴謹的證據蒐集、推敲與論證過程，他目前相信歐亞大陸的分類詞起源於北方漢語，而後逐漸往四處蔓延。
台灣華語獨特、豐富的分類詞系統

許多擁有分類詞的語言，不僅把這乍看無用的詞類給留了下來，還變出各種花樣來表達「乘一」，台灣華語便是之一。根據單一起源假設，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應該也是發源於北方漢語，往南一路散播，由漢人移民飄洋過海帶來並日漸生根。但時至今日，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卻在華語語系中一枝獨秀，蘊藏有上百個分類詞，比當今中國北方、南方的華語方言都還要豐富許多（北京土話常用的分類詞不過十來個）。這背後的緣由，就要從台灣獨特的歷史脈絡說起。

國民政府遷台後，蔣介石力推去日本化及中國化教育，並於六○年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亦在日治時期教育政策的基礎上實施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同一時間，中國深陷在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水深火熱和文明浩劫當中。

就在這重視古典文言文學、教育普及的制度背景下，多數台灣民眾學會了華語三千年以來的分類詞系統，並運用在日常的對話和書寫中。這些分類詞也注入台灣文學的發展，讓作家能運用更精緻、細膩的語彙帶出音韻和準確度的美感。歷史際遇的差異，讓台灣華語相較於中國，保存了更為豐富的分類詞。

除了官方因素，台灣民間各族群語言的交織匯流，更進一步豐富了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何萬順談到一次在深圳演講的親身經驗說：「當時一名學生舉手，說他們從不講什麼三顆、三粒蘋果，只講三個蘋果。」現場調查後，何萬順驚訝地發現真是如此，同時使用「個」、「顆」、「粒」似乎是台灣特殊的語言現象。他回頭分析：「台灣人可以說三個蘋果，因為『個』是最普通、一定可說的。說三顆蘋果就稍微文雅一點，我們可以在華文文學裡看到顆，天上一顆星星，就比一個星星更有文學性。」

至於粒呢？何萬順說：「把「粒」的用法擴大到比砂子更大的東西，則是受台語的影響，例如，saⁿ-lia̍p si-kue（三粒西瓜）。台語沒有『顆』，是國民黨帶來了『顆』。而現在台灣華語中『粒』的用法，就是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一起到學校上課時，互動溝通下共同創造出來的。他們上課學了『顆』，下課學了『粒』。」

換言之，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之所以如此豐富，是同時兼容了一般用法、文言文學教育、以及各族群語言交匯的結果。在「三」和「蘋果」之間，「個」、「顆」、「粒」等分類詞都是可以互換，甚至可以省略的廢話，翻譯成英文也都是three apples；但這些「廢話」卻輝映著台灣政治、族群、語言、與教育政策相互交纏的歷史。

#教育 #語文

【從《教父》到《越戰獵鹿人》：你不該遺忘的 John Cazale】 #葉郎電影徵信社 #舊文重新剪輯版

他是被遺忘了近三十年的演員。

他短暫的電影生涯中拍過五部電影，這五部電影每一部都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其中三部得到最佳影片。這五部電影總計入圍40項奧斯卡獎項，卻沒有一項足以榮耀他的傑出成就。他是 John Cazale。

或者對於記得他的臉卻無法記住他名字的人，他是 Fredo。


▉ I Knew It Was You, Fredo

幾年前一個美國導演 Richard Shepard 開始追蹤這個被遺忘的演員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紀錄片，片名就叫《I Knew It Was You 我知道是你》。

七Ｏ年代被稱作好萊塢文藝復興。這部紀錄片訪到了這個年代四個最好的演員 Robert De Niro、Gene Hackman、Al Pacino 和 Meryl Streep，他們全在七Ｏ年代與 John Cazale 合作過，並且在跟他合作過程中找到了自己職業生涯最突破的演出（有人戲稱這四位站一排根本是好萊塢版拉什莫爾山總統雕像）。

其中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任務的部分就是訪問 Meryl Streep。過去三十年她從不在公開場合談任何有關 John Cazale 的話題，因為她正是陪著 John Cazale 走向生命盡頭的親密夥伴。

出乎意料的是，經過整整一年的遊說 Meryl Streep 終於同意談 John Cazale。

「以前導演替他取了個綽號叫做『20個問題（20 Questions）』，因為他從來不會滿足於對角色的認識只其一不知其二，也絕對不會只照人家告訴他的內容去演出角色」Meryl Streep 這樣形容 John Cazale。

和 John Cazale 在標準石油公司打工送信時認識並變成哥兒們的 Al Pacino，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表演的時候能完全變成任何角色，而他的技巧就是問問題。他教我要不斷問問題但不必有答案，這就是這個表演方法的美妙之處。」

John Cazale 是 Al Pacino表演生涯每一次突破點的見證人。

Al Pacino 在外百老匯拿到奧比獎的時候，John Cazale 是同台的演員。《The Godfather 教父》、《The Godfather Part II 教父2》時，兩人扮演兄弟。接下來的《Dog Day Afternoon 熱天午後》同樣也是同台演出。

有趣的是 John Cazale 拿到 Fredo 這個角色來得比 Al Pacino 順利許多。導演 Francis Ford Coppola 柯波拉必須跟投資人大戰三百回合來力保 Al Pacino 的 Michael 角色，但 John Cazale 幾乎是一瞬間就無異議通過得到 Fredo 的角色。

Fredo在電影開場乍看完全不起眼，卻在真正關鍵時刻立刻讓觀眾感受他的明確存在感。在爸爸柯里昂大爺被街頭狙殺的瞬間，他那恐慌的雙眼讓角色性格瞬間大量爆發。據說向來難搞的Marlon Brando對他的演出印象深刻，甚至自願繼續躺在攝影機拍不到的水溝邊扮演屍體，以便讓攝影師拍攝Fredo的特寫反應。

最後證明了這個反應鏡頭確實無比珍貴。

柯波拉在《教父2》給了 Fredo 更重的戲份。一場 Michael 和 Fredo 的對手戲成為整個教父三部曲的最重要也最動人的時刻—— Fredo 絕望地癱在躺椅上和他的弟弟 Michael 對話。

「我記得拍那場戲的時候我扎扎實實地感覺到我們正在紀錄無比真實、非凡的時刻。關鍵就在 Cazale運用那張躺椅的絕妙方式。當然那張躺椅就在現場，你肯定是要躺下去，可是 Cazale 卻用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方式利用那張躺椅精準地表達整場戲的精髓。」柯波拉說。

就像 John Cazale 總是讓與他同台的演員翻過另一個表演生涯的山頭， Fredo 的角色成功之處就在於：因為有 Fredo 在場，Michael 才會加倍令人同情、加倍令人痛惡。

「關於表演，我從 John 身上學到的遠勝過其他人」因為 Michael 一角立足表演名人堂（如果有的話）的 Al Pacino 說。

如果電影是一場棒球比賽，John Cazale 毫無疑問就是《教父》、《教父2》的 MVP，也早該為他的表演貢獻入列表演名人堂。


▉ 越戰獵鹿人的無價保險金

以《教父》中 Fredo 角色成名的演員 John Cazale 一生只演過五部電影，這五部電影全部都是經典，而 John Cazale 在這五部電影中的角色都有一個明顯的特質：

深不見底的悲傷。

「找他演戲對我來說最令人著迷的部分，就是他身上總有一種無比巨大的悲傷。而且這種悲傷的來源完全是個謎。我不是那種堅信要侵入演員的隱私才能進入演員內在的導演。但我的天啊，那種悲傷真的無所不在，每一個鏡頭都是！」已故的《熱天午後》導演 Sidney Lumet 說。

《教父》中的兄弟同時也是現實生活中的哥兒們 Al Pacino 眼中，John Cazale 是個慢條斯理、若有所思的人。

曾當過室友的他這麼形容跟 John Cazale 吃一頓晚餐的節奏：「很可能你早已經吃完、洗完碗盤，準備上床睡覺了，他的晚餐才吃不到一半。接著他不疾不徐地拿出一根雪茄，看一看、聞一聞、點燃它，然後好不容易才吸一口。」

菸不離身的他在接演最後一部電影《The Deer Hunter 越戰獵鹿人》的時候被診斷出肺癌末期，合併骨轉移。

John Cazale 對帶他到處看病的女友 Meryl Streep 和 Al Pacino 堅稱病情好多了，他想要演戲。Meryl Streep 勉為其難答應，甚至自己也接演了同一部電影以便就近照顧。

但投資拍攝《越戰獵鹿人》的 EMI 發現了他的病況，立刻要求導演 Michael Cimino 開除他。EMI 的理由是一個隨時可能過世的重病演員會讓電影投保完工保險的保費變成難以負擔的天文數字。

「我被告知除非我擺脫掉 John，否則電影就得停拍。狀況糟透了，我花了數個小時在電話中咆嘯大吼，跟他們理論。」導演 Michael Cimino 說。

結果，有個神秘好心人默默替 John Cazale 付掉了保險金，讓電影順利開拍。

《越戰獵鹿人》男主角 Robert De Niro 付了這筆 EMI 不肯負擔的保險金，但他沒有告訴任何人。Meryl Streep 在三十年後回憶道：「他從來沒有當面跟我提過這件事，因為他就是個大方的好人。但我很肯定就是他搞定了 John 的工作。」

這筆好心的保費創造了 John Cazale 最後一次也是最成熟的演出。

《越戰獵鹿人》中的Stan角色幾乎是《教父》Fredo 的反面，在同樣的悲傷之中 Stan 充滿活力而甚至有侵略性。看著他的演出畫面你根本不可能相信他其實已經重病到有時候連說台詞都有困難（骨轉移的病人會有難以忍受的巨大疼痛）。

在搶拍完他的所有戲份後不久， John Cazale 隨即以42歲的年紀英年早逝。

「我認為藝術家總是來自於受苦的孩子（I think the artist is born in the suffering child）。」劇作家Israel Horovitz 用這句話來形容他一起長大的好友 John Cazale。


▉ 另外一個遠離非洲的旅程

Al Pacino 回憶到他在《教父》中的哥哥 Fredo，也是他現實生活中的哥兒們 John Cazale 有一回非常興奮地告訴他：

「我跟你說，我遇到了史上最偉大的女演員了！我跟她一起在公園裡演莎劇『一報還一報』！」 Al Picino 心裡嘀咕哪有什麼史上最偉大的演員，這到處留情的傢伙一定又是喜歡上隨便什麼人。

那個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27歲劇場女演員叫做 Meryl Streep。她當然是史上最偉大的女演員。

年齡相差14歲的 Meryl Streep 和 John Cazale 立刻陷入熱戀，很快就同居並訂婚。接下來迎接他們的是天大的噩耗：John Cazale 不久後就被診斷出肺癌末期，合併骨轉移。

小倆口若無其事地繼續過日子，沒有聲張，甚至還一起接演了《越戰獵鹿人》。連 John Cazale 的親哥哥都是在跟小倆口吃飯發現 John Cazale 在路邊吐血時才知道他已經病入膏肓。

頑強的 Meryl Streep 試著接更多戲，來填補未婚夫的醫藥費缺口。她不得不暫時離開 John Cazale，遠赴奧地利拍電視劇《Holocaust 浩劫餘生》來增加收入。結果原訂兩個月的拍攝時程延誤了半個月，她無比焦慮，因為她知道他的病況已經壞得不能再壞。

「她一直焦急地想拍完殺青戲然後立刻打包走人。我們甚至連跟她道別的機會都沒有。」該劇的導演Marvin Chomsky 回憶起當年的狀況。

Al Pacino 曾說，他從未見過一個人可以如此全心地奉獻給另一個像 John 這樣正在快速崩解的人。總是表現堅強的 Meryl Streep，絕無僅有地在一封給她恩師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院長 Robert Lewis 信裡坦露她焦慮無比的內心：

「我的伴侶病得非常厲害，經常進出醫院（比如說現在）。我確保他受到非常妥善的治療，也一直避免在他面前擰著手表現出擔心的樣子。但我真的無時無刻不焦慮萬分，卻無時無刻不得不表現的開朗振作的樣子，心理上、生理上和情感上這真的比我人生任何一次工作都還要心力交瘁。」

John Cazale 過世這一年，偏偏卻是 Meryl Streep 表演事業起飛的那一年，很難想像28歲的她如何在這種心力交瘁之中持續專業的演出。

電視劇《浩劫餘生》讓她得到人生第一座艾美獎，同一年的《Kramer vs. Kramer 克拉瑪對克拉瑪》讓她得到人生第一座奧斯卡。

有個說法最近才透過劇組人員轉述開始流傳、還沒有得到雙方當事人證實：

《克拉瑪對克拉瑪》開拍的第二天是一場關鍵戲，電影裡這對怨偶中的太太正要向丈夫宣佈她要永遠地離開他。兩位方法派科班出身的演員對戲，飾演丈夫的 Dustin Hoffman 無預警地開始用 Meryl Streep 的私生活當素材來即興表演，目的是製造夫妻失和的表演張力。但他不該提及她剛剛過世的男友 John Cazale，Meryl Streep 當場情緒崩潰，怒氣沖沖地離開片場。

她曾在受訪時說：「我無法忘懷，我也不想忘懷。不論你嘗試多少方法，那傷痛還是會躲在你心裡的某個深處，而且會影響從今以後所有的事物。我想唯一不受到傷痛困住的方法就是吸收它、同化它。」

這時候的她活生生已經化身未來那部電影《Out of Africa 遠離非洲》的故事主人翁 Karen。

為了徹底向前走，Meryl Streep 決定盡快搬離她和 John Cazale 同居的公寓。他哥哥的一個朋友正好長期在國外旅遊，便將房子暫時借給了她。幾個月後屋子的主人回來了，並請邀請 Meryl Streep 繼續住下來。

再過幾個月，Meryl Streep 和屋子的主人雕塑家 Don Gummer 結婚。迄今他們擁有四個小孩，最大的孩子已經36歲。這段婚姻就像 Meryl Streep 的表演事業一樣，淵遠流長而且結果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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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閱讀：向極權主義邁進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
這個星期我會介紹一本書，今天先談談書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索爾在書中的一句話：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湯馬斯‧索爾（Thomas Sowell）生於1930年，是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

1930年出生在紐約哈林區黑人家庭。高中時因家境輟學，之後被徵召參與韓戰。退伍後憑著自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經常針對國家的角色、種族問題等主題發表文章，著書20餘種，他最重要的作品，則公認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這裡引用書中的這句話，適用於社會普遍的職業。不論做什麼工作，任何人都會犯錯。阻止人們犯錯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錯了要承擔後果，要付出代價。因此而促使人們做事謹慎。常見的職場現象，是人們做錯了會把犯錯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下屬。而好的領導者就會主動承擔下屬做錯的責任，即使他對錯誤並不知情。

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而不須承擔責任的話，他就不會謹慎從事，就會輕易犯錯，而且不會承認過錯，反而堅持錯誤，持續犯錯。這樣，對工作，對社會，都會造成越趨嚴重的後果。

但索爾上述這句話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著名的學者、作家、意見領袖等等對社會的發展有實質影響的人。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他形容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對造成社會傷害而不須負責的人。
《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不久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譯作《新聞守護者》，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英國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真相卻發表文章暗示鍾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杜蘭迪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一廂情願地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刊登。但報導真相帶來的後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國東北採訪時遭到懷疑是蘇聯特務所暗殺。

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和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存在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然而，普立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知識分子的禍害
索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須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份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份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份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份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2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但最早讓鍾斯的故事廣為人知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湯馬斯‧索爾於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知識份子與社會》出版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才將這件事改編成電影。
人類左傾的代表
索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份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 「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為赤柬辯護…… 。索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份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份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淵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類的驕傲，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的平等構想：妄想知曉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要克服這種天然的左派衝動，幾乎一定要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從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右派價值觀。 但是，知識份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不易改變。 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份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份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環境，他們迷信「制度和環境」， 輕視世俗的「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 「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權分立，制衡權力的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

因為輕視觀念，知識份子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以實現平等， 「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這些觀念因知識分子的傳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戰私有產權的倫理，也不斷擴大政府管理權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和有限政府不斷向社會和權力妥協的後果，就是向極權主義邁進。

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份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知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

索爾提醒大眾，少一些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他們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要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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