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花與蒲公英 ＃成功不再跌跌撞撞

瑞典有一句諺語：「多數孩子是蒲公英，但有少數是蘭花」。蒲公英吃苦耐勞，不是最漂亮的花，但不必細心照顧，也能長得很好。沒有人會特別栽種蒲公英，因為沒這個必要，它們幾乎在所有環境都能長得很好。蘭花則相當不同，不好好照顧就會枯萎，只要用心培養，就會開出最美麗的花朵。

這裡不只是在講花，也不只是在講孩子，而是在談最新的遺傳學知識。近日的遺傳學發現，顛覆了「壞基因」與「好基因」模型，新一派的說法比較接近「增強因子」的概念，心理學家稱為「差別易感性假說」(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hypothesis)：帶來壞事的基因要是換了一種情境，可能會造就好事。同樣一把刀，可以惡意刺傷他人，也可以用來替家人準備餐點。一把刀究竟是好是壞，要看用在什麼情境。

講得具體一點，大多數人擁有一般的DRD4基因，但有些人擁有基因變異體DRD4-7R。這下糟了！7R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酗酒、暴力行為有關，屬於所謂的「壞基因」。

然而，研究人員艾瑞·柯納風(Ariel Knafo)做過孩子是否願意自動分享糖果的實驗，多數3歲小孩如果沒被強迫，不會願意放棄自己手裡的好東西，但擁有7R基因的孩子，卻比較可能樂於分享。

為什麼會這樣？帶有「壞基因」的孩子，就算沒被要求，反而願意幫助別人？因為7R基因其實並不「壞」。基因和刀子一樣，是好是壞要看環境。在暴力環境中成長的7R孩子被虐待、遭到漠視，日後長成酒鬼與惡霸的機率比較大。但是，7R孩子如果被好好培養，和善的程度甚至高過擁有普通DRD4基因的孩子。簡言之，環境造就了不同。

好了，先不談那堆科學術語與縮寫，大多數人都是蒲公英，幾乎不管生在什麼環境，還是都能順利好好長大。剩下的人則是蘭花，不只對負面事物敏感，對萬事萬物都敏感。

蘭花和蒲公英不一樣，無法在隨便的路旁盛開，但如果在設備完善的溫室裡好好照顧，就能光彩奪目，讓蒲公英自慚形穢。蘭花型的孩子要是在不良環境中接受不當教養，長大後可能很容易憂鬱，或是吸毒，甚至入獄。但如果環境對了，有人好好養育他們，就會成為社會上最具創意、最成功的快樂人兒。

太多時候，我們把事情貼上「好」或「壞」的標籤，但其實只不過是「不同」。以色列軍方需要能夠分析衛星圖像、判斷國防威脅的人才，他們要的士兵必須擁有驚人的視覺能力，能夠一整天看著同一個地點都不會感到無聊，而且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就能發現。

最後，以色列國防軍的視覺情報部門(Visu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IDF)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完美人選：他們招募自閉症人士。自閉兒在人際互動上可能有困難，但大都能夠勝任拼圖等視覺任務，成為以色列的珍貴國防資產。

臨床神經心理學家大衛·威克斯(David Weeks)博士寫道：「怪胎是社會演化的變種，提供天擇智力材料。」怪胎可能是像顧爾德這樣的蘭花，或是像菲爾普斯這種很有希望的怪物。我們往往耗費太多時間努力成為眾人眼中的「優秀」人才，但這種優秀通常只是「平庸」，真要出類拔萃，就必須不同。

追隨社會眼中的「好」，可不會讓你與眾不同，因為社會並不總是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其實，要當個最優秀的人，通常只需要拿出最好版本的自己就夠了！就像英國著名哲學家與經濟學家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說的：「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危機，就是太少人勇於與眾不同。」

只要環境對了，壞的也能變成好的，古怪會生出美麗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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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輯修改摘自《成功不再跌跌撞撞》，作者艾瑞克‧巴克 Eric Barker為賓州大學學士、波士頓學院MBA與UCLA大學藝術創作碩士。本書由天下文化出版。

📖
翻翻紙本書 https://reurl.cc/pxxM7r
下載電子書 http://moo.im/a/2467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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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蘭花與蒲公英》：https://reurl.cc/mvv3WY

⚠️ 花花本身並非醫療相關人員，僅以同為患者的角度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

昨晚花花收到了一封網友的來信，內文主要詢問我現在是否還有在服藥，並且想了解思覺失調是否有遺傳的可能，因為網友與他的家人都有同樣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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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目前所吸收到的資訊來看，精神疾病有沒有直接遺傳的可能還不能夠肯定，可以知道的是家族中若有人出現精神疾病，其他家人罹患精神疾病的機率也會比較高，且越近親罹患的機率就越高。

但，並非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就一定會生下有精神疾病的子女，有研究指出，有精神疾病的父母生下的同卵雙胞胎，其中一人有發病另一名則沒有，因此精神疾病不能夠完全用基因來解釋。

我在十八、九歲時被診斷出罹患思覺失調與憂鬱症（後來演變成躁鬱症），直到我二十八歲的這十年間，陸陸續續都有為了治療疾病而尋求醫療的協助，從精神科到腦神經內科皆有我的就診記錄。

不論是哪一位醫師給我的說明與解方都大同小異，大概都是血清素濃度太低、多巴胺無法正常分泌因此我會容易感覺情緒低落，前額葉的功能異常因此會出現幻聽、幻覺等思覺失調的症狀。

：「醫師，這個藥我得吃多久病才會好？」

：「這些藥是用來控制妳的症狀的，什麼時候能停藥得看妳的反應；但也有很多患者停藥之後症狀又惡化，所以通常都還是建議一直吃下去避免復發。」

跟許多人一樣，我也曾經以為精神疾病就如同感冒，只要投藥把病毒殺光後就會痊癒並且產生抗體；結果精神疾病就跟唇皰疹一樣難纏，平常看似沒事了，但某天醒來時就發現嘴角又出現潰瘍。

"殺不死妳，但也不會放過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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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自傳的讀者們都知道，使我對生存感到絕望的並非我的精神疾病，而是我一整個荒謬的人生；我多次嘗試自殺並不是想結束疾病帶給我的困擾，而是想停止我這場名為人生的鬧劇。

在多次嘗試自殺最終卻都失敗之下，我才正式接觸了改變我生命風格的 #個體心理學 （又稱 #阿德勒心理學） ，廣為人知的代表作品就是暢銷書《被討厭的勇氣》。

當然，並不是看完書後我的病就好了這麼戲劇化，看書是一回事，吸收內容並且實踐又是另一回事了。實踐個體心理學的過程並不輕鬆，也很難堅持下去，不過這不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改天有機會再講。

針對來信網友的問題“思覺失調會不會遺傳”以及"停藥後會不會復發"，我以停藥並且實踐三年個體心理學的角度來回答。

一、精神疾病是後天造成的。
二、停藥後確實還是會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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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本身是生父母不詳出生後被領養的小孩，因此我無法得知我的親生父母是否有精神疾病，不過我本身有生育兩名孩子，在他們身上也確實都有精神疾病的影子，他們兩個同時也都被確診ADHD。

在長子還很年幼的時候，我就能夠感覺到他是個多愁善感的孩子，我曾經很自責自己將精神疾病遺傳給他，直到我開始研究個體心理學後明白，長子是被我一手帶大的（直到離婚之前），因此在他身上會看見我的影子非常正常。

"錯誤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在這種家庭中變成模範和榜樣的作用，孩子從小在這種環境下長大，自然而然就把這些卑劣的行徑，比如竊盜，當成一種謀生手段。"（談犯罪性格是否與生俱來）《走出孤獨——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個體心理學非常重視兒童的教育，阿德勒認為個體大約在四五歲大的時候，他的性格就已經成型，而往後的人生也會遵循他的性格走出對應的人生型態。

在缺乏適當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一但性格往“不安”、“多疑”等方向發展，長大後將會比其他孩子更容易發展出精神疾病。而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正是影響孩子性格發展的重要關鍵，若照顧者本身很情緒化，孩子也很難發展出正面樂觀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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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我把精神疾病的基因遺傳給我的孩子們，更合理的說法是，我把精神病患的生活型態，教給了我的孩子們，使他們習得這樣的生存模式，並且發展出會被社會認定為 #精神病患 的性格。

因此，即便罹患精神疾病，只要能夠提供給孩子穩定、安心且正向的成長環境，患者的孩子也可能終生都不會出現精神疾病。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與行為才會被診斷為精神病患，既然如此又怎麼能夠在教養孩子上，做到完全不情緒化呢？

當然不可能完全不情緒化，正是因為有不同的情緒變化才能稱為人，不然跟機器又有什麼不同呢？

不論父母有無精神疾病，許多家庭的教養只會停留在情緒失控打罵孩子就結束；孩子犯錯是一回事，但父母打罵孩子也同樣不該發生。在這樣的環境下，孩子只會習得避免在父母面前犯錯，同時也會變得無法認同自己。

在還沒有獨力生存的能力之前，孩子必須仰賴照顧者才能夠得以活下去，因此照顧者對自己的評價會變成一種影響一生的自我認同。

經常被父母嘲笑、批評、否定或忽略的孩子，長大就容易變成缺乏自信、沒有主見以及疑心病重的大人，嚴重者就會演變成精神疾病，不論家族是否有出現過病史都一樣。

在教養孩子上難免會有沮喪無力、憤怒痛心的情況，與孩子間的爭執也在所難免，但只要在每一次的失控後，誠心地為自己的情緒失控向孩子道歉，並且跟對方說明自己為什麼會為此抓狂，孩子會明白是人都會有犯錯與失控的時候。

重點在於是否能夠從中獲得讓彼此變得更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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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說說關於停藥後又復發的問題吧。

精神疾病是後天所造成的，在個體心理學中更是一針見血的指出「精神疾病是個體自己所選擇的生存模式」，也就是說我會患病是我自己所選的，既冷血又荒謬是吧？改天再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接受這個理論的。

雖然是自己選擇患病，但患病之後對生理上造成的傷害也是真實且不可逆的；醫療研究證實缺乏適當生長環境的孩子，他們的大腦發展會遠低於同齡的孩子，甚至會出現萎縮的情形。

大多數的生物都是在發育得差不多了才會出生，黑猩猩出生後不久就有活動能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抓住母猩猩，以及尋找奶頭自主進食；人類大概是所有生物當中最脆弱的一種，出生後不僅沒有任何生存能力，連大腦都只有成人的三成不到。

五歲大的孩子性格已經成型，這個理論並非阿德勒瞎掰出來的；剛出生的寶寶大腦雖然小，但是發展卻非常的快速，也因此出生後頭幾年的環境對大腦發展的影響才會如此大。

缺乏適當環境成長的孩子，他們的大腦無法得以健康的發展，甚至會停止發展造成一些永久性的傷害，這也是為什麼精神病患停藥後又會容易再復發的原因。

如果可以選擇，相信大家都會想要有個健康的腦袋，不過我相信在現今的世界上，不論哪個國家的人，沒有一個人是「完全健康」的。

這些年來研究個體心理學後，我已經不會再執著於自己到底有沒有康復的一天這樣的念頭；正常或健康與否，都是人自己訂出來的標準，但這個標準的依據又是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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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稱之為「精神疾病」，我偏向於認為這是「個人特質」。認為是疾病就會想要去治療、去消滅；但若是個人特質，那就是怎麼去接受與面對的問題了。

停藥後的我，經常還是會出現情緒低落，或是躁症期間過度亢奮，去年剛接回兒子們後，暴漲的壓力也讓我的幻聽又多次重新出現；我明白服藥並不是為了治療這個病，而是像麻醉藥一樣，讓這個症狀暫時變得不活躍，但那不表示症狀已經不存在了。

學習個體心理學後也讓我明白，情緒的變化是我難以靠自己控制的，因為我的大腦負責控制情緒的部分，早在成長期間就已經受到不可逆的傷害；但大腦控制行為的部分顯然還算健康，因為我不會出現身體不聽大腦使喚的情形。

我指的並不是什麼情緒失控而打人這種不聽使喚，而是像妥瑞氏症那樣，因為大腦不正常放電而出現無法控制的肢體行為；情緒失控而出現的行為，實際上仍舊還是自己能控制的。

因此我能夠做到情緒歸情緒；行為歸行為。

當下的情緒低落是真的，也確實讓我很難受，但那並不會影響我去做該做的事情；如果我因為情緒低落而無法做任何事，在個體心理學的說法會是：

「為了不做某某事而不斷放大自己情緒低落的問題。」

在情緒低落的情況下，或許處理事情的效率與品質都會比較差，但我們也只是生存在一大群同物種間，在不傷害他人同時也不傷害自己為前提，讓自己過得好好的這樣就夠了，何必一定要達到完美才肯做？

所以，我的精神疾病從來就沒有真的康復過，我只是找到了和平共處的方式罷了。

⚠️補充說明：開始鑽研個體心理學時我還在服藥期間，當時我是在醫師的許可下漸進式停藥，身心狀況嚴重者切勿擅自停藥。

這也是我覺得極度不合理的事。

菲爾剛離開路透社時曾在台灣幾所大學開新聞相關課程，因為他有三十多年路透社的經驗，不客氣的說非常資深，校方十分禮遇鐘點費給的比較高。不是不知足也很感謝，但客觀看來就一個有這樣經驗的國際專業人士而言，這種數字是可笑的。當然學校不是有錢的上市公司他的目的也不是賺錢，否則根本不會在台灣教書。但那兩年我常想，台灣的大學要國際化，對本國老師壓榨尚且如此，如何請到國際專業人士來授課？

我們因為沒有經濟壓力也進入半退休狀態，對菲爾來說是為了興趣和樂趣而教，對我而言是可以回到台灣，他基本上把在台灣開課當慈善工作，因為得到的薪資付房租生活之外，所剩無幾。和發文這位老師一樣，花的時間不只是講課，有備課還有課前課後學生單獨來找的時間，往返的時間(這應該不能算)，改作業的時間，一趟出去的時數平均下來，有時鐘點費跟速食店超商打工所差無幾。說到錢很市儈，但這是殘酷的現實。

而在台灣的老師們，除了理想熱忱之外，還得養家。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

這個身分從我2015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

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Ｘ書院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700多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

那個700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周數*700
2*18*7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2月底到6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

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700，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

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

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

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20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

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

但是我並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外送員......或許也沒甚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

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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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

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9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3學分，當然一個系開不出甚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鶩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缺好幾個學期都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秘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之前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是多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為學校帶錢進來，就是廢物，不要也罷。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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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為了開不出課焦頭爛額好說歹說求爺爺告奶奶哄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他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夠在國立大學傳播學院當中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

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

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

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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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可以怪學生不用功、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但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

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

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甚麼我提過的書或是電影、聽過我放的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而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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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而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

只是覺得很遺憾。

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

那我問你，你要給你教的孩子承諾甚麼樣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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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2012年我在Ｘ書院開的第一堂課，全部的人一起躺下來聽學生解說她的創作。我躺在畫面右邊拿著手板。只有在教書的時候我可以感覺靈魂的充盈，那是一個純粹的魔法時間，是虛度生命最好的方式。

前天下課的時候學生跑來告訴我，他在學校裡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冒充者，好像在扮演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只有在我的課的幾小時裡，他不再是冒充者，他是他自己。

這是我開始教課以來最大的禮讚。勝過無數個700塊。

ADHD會伴隨一生。
原來從遺傳學來說，ADHD會透過懷孕遺傳給寶寶。
今集請來兒科醫生 王玉珍醫生為我們解說，
ADHD在出生至高小與患者的關係。

嘉賓：王玉珍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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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目內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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