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摘要】：
為什麼兒童與成人感染新冠病毒的疾病嚴重度迥異，作者針對兩種可能性做探討: 腎素-血管張力素系統(Renin angiotensin (RAS) system)的受體(receptors)差異及對病原體的發炎反應(inflammatory responses)改變。


新冠病毒(COVID-19)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冠狀病毒(SARS-CoV)都是藉由血管張力素轉化酶2受體(angiotension-convereting enzyme (ACE)2 receptor)入侵宿主細胞並主要通過呼吸道傳播。


這些受體存在體內多種不同型態的細胞包含免疫細胞如單核球、嗜中性球和淋巴球等。RAS系統與發炎有關，藉由血管張力素II 和血管張力素轉化酶2改變RAS 活性，可使促炎症反應轉為消炎反應。


相關實證列舉如下: 在敗血症休克的動物模組可觀察血管張力素II第一型受體的抑制劑有部分緩解效果；在小鼠模組研究，血管張力素轉化酶2的濃度過高或過低都可能產生不正常的免疫反應和肺部發炎。


成人與兒童的發炎反應不同且隨著生命週期而變異。研究顯示年齡與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嚴重度有關，嗜中性球功能所涉及的促炎因子之增加也與年齡相關。


而在利用phytohemaggluttinin (PHA)刺激探討細胞激素生成(cytokine production)的個體發生學(Ontogeny)時，觀察到新生兒時期升高的IL-10在生命早期即轉變為IL-10 / Th1 / Th2 / Th17細胞激素的平衡。這有助於防止病原體的侵襲但改善細胞激素風暴(cytokine storm)。


嚴重新冠病毒感染的特徵在於大量的促炎反應或是細胞激素風暴導致ARDS和多器官功能障礙 (Multiorgan dysfunction)。因此建議對於重症病患進行是否過度發炎(hyperinflammation)的篩檢，藉由趨勢變化例如鐵蛋白(ferritin)增加、血小板減少或紅血球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下降，來辨識那些患者可能可使用抗炎治療以改善死亡率。


治療的選擇包括類固醇 (steroids)、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選擇性細胞激素的阻斷劑 (selective cytokine blockade) 如anakinra或tocilizumab、瑞德西韋(Remdesivir)、羥氯奎寧(hydroxychloroquine) 和JAK 抑制劑 (Janus kinase inhibition)。


Remdesivir (GS-5734)的結構為核苷酸類似物(nucleotide analog)，作用在阻斷RNA依賴性聚合酶(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是一種前驅藥物(prodrug，需於生物體內轉化才具有藥理作用)，目前使用於治療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感染的臨床試驗，具有廣泛抗RNA病毒的活性包括SARS-CoV和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氯奎寧(Chloroquine)可阻止病毒進入胞內體(Endosome)。在一個開放性(Open-label)、非隨機(non-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的臨床試驗，合併使用羥氯奎寧加抗黴漿菌藥物日舒(Azithromycin)帶來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曙光。系統性回顧亦顯示氯奎寧能抑制SARS-CoV-2在體外的複製。


中國正在進行一項臨床試驗，對於感染新冠病毒且IL-6升高的重症患者投予tocilizumab，目前的成果是正向的(ChiCTR2000029765)。Tocilizumab是一種抗IL-6受體之單株抗體，被核准用於巨細胞動脈炎(giant cell arteritis)和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但對幼年型免疫性關節炎似乎無法單用阻斷IL-6去控制發炎反應。


類固醇可抑制發炎，但由於缺乏有效的證據及存在免疫抑制和次發性細菌或真菌感染的傷害風險，世界衛生組織目前的臨時指南並不建議使用。


敗血症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強烈的初始促炎期和細胞激素風暴，接者是潛在的長期免疫抑制期，這個免疫抑制和調節異常是敗血症相關致死的主因。若在此階段進行抗炎治療可能是有害的。


個人化的免疫反應資訊將有助於啟動抗IL-6等治療，且全程監測促炎和抗炎反應是必要的。此外，敗血症的定義和反應在兒童及新生兒是不同的。兒童感染新冠病毒的預後較佳可能有多種原因，進一步了解在不同年齡層的免疫反應差異，對於標靶免疫治療 (targeted immunotherapies)是很有價值。


*關於羥氯奎寧、抗黴漿菌藥物日舒及瑞德西韋對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療成效已陸續有新的成果發表，包含可能的副作用等。請參考更新的實證。(「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陳美惠醫師 摘要整理)


📋 CIVID-19 in Children and Altered Inflammatory Responses(2020/04/03)+中文摘要轉譯

➥Author：Eleanor J. Molloy and Cynthia F. Bearer
➥Link： Pediatric Research (Natur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390-020-0881-y


#2019COVID19Academic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 1922防疫達人
疾病管制署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認真科學] 王道還的20本書：科學寫作講座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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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偽小編跑去參加一個什麼「科學寫作工作坊」，主要在鼓勵科學研究者透過大眾能知的語言文字，來傳遞、分享研究成果，讓科學研究與社會產生更多的連結。覺得有趣又受用，做個筆記分享給大家。主講者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的王道還教授，以「科學寫作經驗談」為題，為整個系列講座拉開序幕。在這場慷慨激昂的科普講演中，提到了20本書，這20本書散布於王道還的話語梗概內，如同其思想系統中的論述裝置，揮舞著他科學寫作經驗中的三大批判：文字、科學與思想。我們窮盡不了王道還數載寒暑的知識底蘊，或許，就將這20本書當作秘笈，偷點功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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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就是實踐

開宗明義，科學寫作就是一種「寫作」，王道還直接破題，他問道：「何謂寫作？」並給了個答案：寫作就是實踐。所謂「實踐」(praxis)，是指在一個具體的時空中所進行的活動；對於王道還而言，寫作實踐，即妥善地運用文字，其途徑唯有不斷地寫作。王道還舉馬克吐溫作為例證(Mark Twain)，在出版《湯姆歷險記》之前，馬克吐溫可是下足了寫作的功夫，他做記者，也做編輯，持續書寫，最後才成為「作家」。「寫作」並非一蹴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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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國的文學史，也可見得寫作的重要性。南朝蕭統以《昭明文選》為寫作奠定了地位，將之與經、史、子區隔開來，王道還以《昭明文選》中〈序〉的說明為證，論道：「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瀚藻」，即認為寫作的標準即「深刻的思想與優美的文字」。先不論「思想」，王道還直批當代中文寫作早已不符文字優美暢達的要求，隨處可見錯別字、標點符號、語句段落等寫作問題，尤其在「西化的文字」一窠臼上，還推薦了余光中的《西與中》作為案頭書，可以時常透過此小書來檢視自己的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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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寫作，更是一種沉思，是人類智識工作的具體運作。從科學哲學家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主義來看，寫作具有「反思性」(reflexivity)，其過程就是一種理性的自我批判；寫下文字使人得以從事延續性、組構性、系統性的複雜思考。王道還認為，寫作便是文明的來源，中國人常說的「敬字惜紙」還真是富含智慧，透徹了文化的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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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是文學作家如此，科學家亦然，科學家們也寫作。對於科學家而言，他們的文字工作便是科學寫作，或是科普寫作。歐基里德(Euclid)寫下《幾何原本》組織了嚴密的理性世界觀；更是不能不提到伽利略(Galileo)，他有二本對話錄，一是1632年出版的《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天世界體系的對話》，二是在1638年出版的《關於力學和局部運動的兩門新科學的對話和數學證明》，是西方科學史中最早的科普作品。一直到現在，西方的科學寫作依然穩定發展於教科書與大眾讀物範疇中，這與西方的科學文化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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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想說的是，寫作不只是社會與人文科學知識份子的職責，科學研究者們同樣也需要寫作，其關乎科學如何生產、傳播、積累與分配，如何與社會大眾產生關係，乃至於如何釐清自我的思考脈絡。在思考邏輯獨特的科學領域裡，寫作著實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但科學家究竟要如何看待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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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就是表演

科學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思想領域，王道還引用物理學家克羅默(A. Cromer)在《非常識》(Uncommon Sense) 一書中的說法，他認為客觀的科學思維方式對人類而言，是非常「不自然」的腦力活動，如果沒有經過特別的科學啟蒙與方法訓練，一般人是無法擁有此思維方式，而科學就是產生「嶄新認識」的途徑。科學家透過科學研究的過程，展現出新穎的、異端的、不常見的觀點。像是演化生物學家金道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在《自利基因》(The Selfish Gene)提出的有趣觀點：母雞是一枚雞蛋製造另一枚雞蛋的工具，他將一切生物類比為基因的生存機器便是鮮明的例子，科學證實或製造了一些相當奇特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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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舉了幾個科學獨特思維的例子後，話鋒一轉，直言「寫作就是表演，寫作就是思考」，他從《學術寫作之道》(Finding Your Way In Academic Writing)裡聚焦出此研究者寫作的核心。就算是科學寫作，文字語言的使用依然帶有書寫技藝的本質，其源自模仿與再現的樂趣，並且顯示為一種表現，一種表演。該書作者海寧(Elizabeth Henning)在導論中便說，學術寫作就像是知識的表演，如同研究者向讀者社群進行一場精彩的演出，企圖與讀者溝通，嘗試透過寫作與讀者建立起緊密的社會關係。科學家辛苦鑽研的成果，若不用妥善的方式分享給社會大眾，豈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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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書《成功的科學寫作》(Successful Scientific Writing)則直接提供科學研究者一些書寫技巧。該書作者馬修等(Janice Matthews and Robert Matthews)建議每一次動筆前，能夠先問下面四個問題：傳送甚麼訊息？誰會對訊息有興趣？適合那一種書寫形式？在何處出版？再針對引言、故事、寫作風格、詞彙、口頭報告等細節一一探討，作者認為，如果你在寫作工作中能夠找到樂趣與慧詰幽默，那麼讀者同樣也能感受到這篇文章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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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無疑是科學工作的一部分，無論是學術報告，抑或科普書籍，又或者根本沒有「學術」與「通俗」的區別；好的科學寫作，將會使科學的意義得以延伸，蘊育出科學文化。王道還加重了講演的語氣，踱步到投影片的正前方，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 Gould)影像打印在他的身上。王道還緩慢且堅定地說：「科學是屬於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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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人民的科學

古爾德是王道還最喜愛的科普作家，他一口氣介紹了《自達爾文以來》(Ever since Darwin)、《個體發生與系統發生》(Ontogeny and Phylogeny)、《我著陸了》(I Have Landed)、《進化論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雷龍面臨的危險》(Bully for Brontosaurus)五本科普書籍。古爾德專長於古生物學、演化生物學，但他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乃是他的作家身分，古爾德的科學書籍產量豐富，科普類型占了大多數。王道還說，美國社會大眾近三十年的生物演化概念，幾乎是依靠古爾德來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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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爾德為甚麼會如此重視科普呢？因為他受到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於1956年出版的《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一書影響。米爾斯的《權力菁英》描繪了50年代美國上層菁英生活的鉅細靡遺，菁英的權力來源在於對制度的主宰，當然包含各種教育與研究體系。古爾德高呼「人民科學」(science for the people)，試圖打破科學知識所設下的籓籬，如法國思想家傅科(Michel Foucault)提示：知識即權力(savoir/pouvoir)，古爾德以科普寫作來實現其科學領域中的政治理想，將知道的權力獻給人民。作為知識生產者的科學家是否本應該肩負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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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細數「人民科學」的歷史脈絡。1917年，蘇聯在科學技術發展取得輝煌成就之時，同時也非常注重科學與技術的宣傳，當時，蘇聯的科普活動是近代最大規模科普實踐。可以再往歐洲文明史中回顧，在1793年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政府決定，解散法國國家科學院，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人民科學機構：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該館設置12位教授，義務公開授課。這就是為人民所創設的科學，王道還指出，當現代科學家運用了龐大的公共資源來執行自己的研究興趣時，應該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科學寫作」。他又信手捻來幾本科學寫作書籍，像是平克爾的(Steven Pinker)《科學與自然寫作》(Science And Nature Writing) 、葛文德(Atul Gawande)的《美國科寫作選集》(The Best American Science Writing)與《一個外科醫生的修練》，這些科學家與科學寫作，將科學引入大眾，當科學家開始寫作，科學文化便從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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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科學

無疑的，王道還的講演帶著左派科學的神采，兩小時的課程時間，鏗鏘有力地批判了現代科學家及其科學活動，旁徵博引這20本書，激勵著在場的研究者們重新思考寫作與自己的關係，並且開始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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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的尾聲，我想起王道還開場時的那個問題：「何謂寫作？」這讓我聯想到法國存在主義者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小書《何謂文學？》(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在此書中，沙特強調，寫作是一種行動與宣示，並且堅持作家的責任在於「介入」(engagement)社會，寫作就是作家參與社會的具體實踐。對科學家而言，何嘗不是同樣的道理。

王道還做了三個總結，即科學社群的社會義務究竟是甚麼？首先是扛起科學教育的功能，其為科學社群的社會再生產之機制，有好的科學教育，才能有好的科學研究者來構成社群續存；其次，以明白暢曉的中文字，來請求研究經費、說明報告內容、報告研究成果，如此可保證科學活動的完整與透明；最後，科學家必須表現自身存在的價值，展現理性的光輝，豐富人文世界。而從事科普的科學家，則另具有批判性地思考科學價值的任務，就如同古爾德或王道還自己的誠懇建言。

但我想王道還最想說的是：「廢話少說，你寫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