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盲點

十多年前寫過一篇「中醫與科學」（ http://andylee.pro/wp/?p=39 ）的文章，被許多人引用，也被香港朗文出版社收錄在其出版的「新高中綜合中國語文：科普作品選讀」（ http://andylee.pro/wp/?p=3214 ）。那個時候指出，所謂「科學的思維」是「系統性的觀察、提出假說來解釋觀察到的現象、依照假說來預測其它的現象、再度觀察來證實我們的預測」。如果我們的假說禁得起長時間的考驗而不出錯，這假說就變成了定律，新的假說就可以用此定律為基礎，再來解釋其它現象，如此不斷地往上架構，而能解釋及改變各種現象，因而成爲了一門科學的學科。

這樣的思維是所謂的「Logical Empiricism（邏輯實證論）」，也是目前科學界的共識，被廣泛使用，也造就了很多科學的突破。然而，建立在邏輯實證論的科學，有其根本的盲點，早在1960年代開始，就已經有很多科學家、哲學家、方法學家等都認知到問題所在，並有許多國際大型的討論來試圖解決。很可惜，經過那麽多年的討論及反省，目前還是沒有找到良好的答案，只能在原有的盲點内打轉。

建立在邏輯實證論的科學有哪些基本的問題？最常被大家討論的有幾項：

（1）「Confirmation vs. falsification」，在邏輯上，我們無法從觀察來正面推論一個理論的正確性（confirmation），只能從反面來否定一個理論（falsification）。譬如我們的理論為天鵝都是白色的，我們觀察一百隻、一千隻、一萬隻天鵝，發現他們都是白色的，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肯定哪一天會不會有隻黑天鵝冒出來。反過來説，如果我們假設天鵝都是白色的，卻發現了一隻黑天鵝，那我們就很容易知道我們的假設是錯的。大量的觀察，讓我們以爲理論是正確的可能性增加，但那也只是我們的偏見，譬如我們在一個地區看到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我們換到遙遠的另一個地區，才發現那裡的天鵝都是黑色的，而且那裡的天鵝數量遠遠大過原本地區的天鵝數量，那麽我們原本的觀察都只是個誤解，而非實證。

（2）「Observation is theory laden」，所有的觀察，無論是一開始的觀察，還是之後用來證實理論的觀察，都受到我們原本的概念、理論、期待等影響，並非真的客觀，我們往往尋找及看到我們想要看到的東西。譬如，上個世紀初期，科學家認為「電子」是一種粒子，因此觀察電子的方式幾乎都是基於帶電粒子的偵測，而由這些觀察所推導的電子相關理論也就建立在粒子行為上面，也以偵測粒子的方式來驗證推導的理論。這當然是自圓其說，直到後來發現電子有波動現象，科學家才驚醒，了解到以前的「觀察」是非常侷限及片面的。然而，我們怎麼知道電子除了粒子及波動現象外，沒有第三種、第四種的行為表現，導致我們目前對電子的理解依然還是自圓其說？這樣的盲點在各種學科裡層出不窮，舉不勝舉，人們總是可以找到證據來證實自己的觀點。

（3）「Circular logic」，科學界對一件事物的定義，往往是隨著理論的改變而改變，而非對應一個獨立的實體。當舊理論被發現不符合新的觀察時，我們不僅僅改變理論，我們對原本事物的定義也隨之改變，如此新的理論才能自圓其說。這樣的運作，其實是一種「循環式邏輯」。怎麼理解循環式邏輯？譬如我們說「大家應該遵守法律，因為不遵守法律是違法的」，這句話看起來有道理，其實完全沒有解釋我們為什麼要遵守法律。我們本來定義電子為一種帶電的粒子，當我們觀察到奇特的波動現象後，我們重新定義電子為一種具有粒子及波動雙重特性的東西，如此我們才能建立一個新的電子理論來解釋我們觀察到的現象，而這樣新的理論也才能配合電子的新定義。然而，在這樣循環式邏輯下，我們還是不知道電子到底是什麼，下一次看到無法解釋的現象時，我們再來改變電子的定義。

（4）「Screening」，當我們觀察到的現象不符合主流理論時，我們的觀察往往被鄙視，成為雜音，自動被過濾掉。甚至我們自己在長期洗腦下，自動把看到的差別歸咎於各種觀察上的誤差。科學界的霸凌，絕對不少於校園內的霸凌，我們能看得到的資料，往往是主流選擇下的「證據」。

無可置疑，一百年來科學大幅進步，把人類文明推向了從所未見的高峰。然而，如果我們過度相信邏輯實證論，無視現代科學所隱藏的盲點，那很可能將是人類最終衰敗的主要原因！

#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
（http://andylee.pro/wp/?p=10309）

翻開司法胡鬧國民的一頁？
廖緯民／中興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台中市）

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過程朝野激烈對抗；民間團體強力抗議。歷來民調顯示，司法造成民眾最大負面觀感的是「法官認知與社會脫節」。何謂法官認知？「認知」二字涉及學術上的知識論，不是簡單的議會表決問題或實務操作問題。

就這部分，英美法主張直觀案情的直覺判斷，其中行為分析是重點。德國法則強調學習法典過程中養成的理性認知，其中思維格式是重點。由於英美判例法源自一般老百姓的普通法（common law），所以向來尊崇個人的直覺，並在前例拘束原則上萃取法則，而嚴格遵從之。這個信念瀰漫整個英美學術思想，形成實證主義（empiricism）的傳統。英美系國家的陪審制，無疑是水到渠成、符合主流思想的。英美法即是庶民法；則柯建銘所謂「素人完全不懂法律」不是缺點，反而是重點。

司法院提出參審制，雖說是參考日本參審制，其實可見德國法的品味傾向。問題在於我國繼受德國法體例與原理，歷經百年以上，台灣法院今日在做事實與法律判斷時，猶無法熟習操作「涵攝」、「三段論」、「眼光流轉」等模式。這種認事用法，無法在實務上服人；其癥結在於華人式官僚體系的干擾。而前日本律師聯合會會長土屋公献律師也指出：「日前日本引進的審判員制度（即參審制），從根本來說是官僚審判制度。美其名曰國民參加司法，實質是利用國民來維護官僚審判制度，與陪審員制度（陪審制）截然不同，距離真正意義的國民參加司法尚遠。」

承上，陪審制是英美法學的精華、也是學術流派中實證主義的核心精神，卻未曾妥善交代，此次立法顯然欠缺智性。做為一種初始概念的主張，民間團體其實不需過多迎戰各種質疑；配套措施及事後修正才是建立新制度的重點工作。畢竟，中華民國的司法制度歷經一○九年也還是無法獲得人民的信任。司法院本於良知，必須說明：不嚴控官僚弊病、強化對法官理性思維的監督與究責，卻又提出可控可防人民見解的參審制是什麼道理？

再者，英美陪審制由於直接訴諸人本的直覺判斷，具有高度普世應用價值；台灣如果要查考人民的本土法意識，就應採用陪審制。歷來主張本土化政治目標、現在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接受此案，又是什麼道理？若皆無道理，那立法院中背離黨綱、同志翻臉、朝野反置的爭執就是一場鬧劇。

《國民法官法》真能開啟人民幽深而潛藏的智慧、或領略專家洞察之言？還是恐將翻開台灣司法胡鬧國民的一頁？其成敗存乎法官一心，司法院長官還請戒慎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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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s of Photography 攝影之聲
Issue 28 : #沖繩專題
The #Okinawa Issue　
　
「亞洲當代攝影文化現場系列」是我們聚焦亞洲各地影像文化與創作實踐的系列計畫，嘗試透過亞際跨域連結與在地論述視野，拓展我們對於攝影在亞洲的實踐歷程、視覺經驗、文化及其論域的認識座標，並藉此作為影像歷史與認識論的持續省思。
　
「沖繩專題」是此系列的第二輯，特別邀請影像研究者暨策展人町田惠美與許芳慈共同擔任客座主編。本期採雙向閱讀編輯，集結文論與訪談，穿越沖繩糾結的被殖民史與帝國陰霾，在霸權的支配和抵抗的鬥爭之間，批判地觀看沖繩的影像，以及作為影像的沖繩。
　
幾世紀前，位於太平洋上的琉球列島尚未成為「沖繩」，而是存在著一個封建君主制的國度——琉球王國，後經日本薩摩藩的島津氏入侵與大日本帝國擴張，廢琉設藩遭到併吞殖民，於1879年以「沖繩縣」編入日本國家體系之內。在二戰的尾聲、1945年激烈的沖繩島戰役後，美國的佔領統治期長達二十七年，沖繩從此劃進冷戰年代的軍事戰略島鏈。即使至1972年美國將沖繩「返還」日本，在「日美同盟」的交換條件下，僅為日本本土面積千分之六的沖繩，卻佈建了整體駐日美軍逾七成的軍事設施與基地。對某部分的沖繩來說，「戰後」彷彿被無限延長，使這個亞熱帶之島，彌漫著由地緣政治與新帝國主義擊燃而仍未散去的煙硝。
　
本專題介紹國吉和夫、石川真生、比嘉豐光與石川龍一等沖繩的影像實踐者，追索他們的生命經驗與攝影的多重構成，以及其間複雜的政治性問題意識；同時透過評論者仲里效、岡本由希子、仲宗根香織與井上間從文的專文，將影像之於沖繩、之於歷史，由慣常對於「如何再現」的注意力，置放於「如何建構」的維度。從而提示了影像不僅僅是從殖民的情境中派生，同時也反饋到殖民的情境裡，需要加以細緻地解析。
　
在專題的製作期間，由全球疫情激化的國際角力波濤洶湧。與沖繩同列第一島鏈的台灣等地讀者，閱讀本專題，或許會因類似的歷史背景與政治局勢處境而更能與沖繩共感。而在沖繩所帶來的種種啟示中，我們也將意識到對於當下的世界正在發生的反抗——無論是以國家主義修辭掩飾的極權主義和種族主義，或是以經濟復甦為號召的資本主義巨靈回魂，除非我們投入更多行動與關注，否則任何國家的「強國夢」，都會是人類史上的惡夢一場。
　
▍關於本期 About | https://bit.ly/vop-28
　　
The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in Asia” series is a serial project that focuses on imagery culture and creative practice in various regions of Asia. Through this connection and a view that pans across Asia, we are trying to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visual experience, culture and the identifying coordinates of photography in Asia, and using such knowledge as a continuous reflection of imagery history and epistemology.

Second in the series is the Okinawa issue that features Machida Megumi and Hsu Fang-Tze, both imagery researchers and curators, as our guest editors. This issue adopts a dual reading and editing process; a combination of essays and interviews brings readers through the complicated colonial history and the burden of empiricism on the island, taking a critical view of Okinawa’s imagery, and Okinawa as an imagined object while it struggled against hegemony.
　
Several centuries ago, there existed no “Okinawa”, but the Ryukyu Kingdom, a feudal kingdom in the Ryukyu Islands in the Pacific Ocean. After the invasion by the forces of the feudal domain of Satsuma, and subsequently by the Empire of Japan, the Ryukyu Islands were annexed and colonized, and in 1879, established as the Okinawa Prefecture.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1945, the U.S. forces occupied and ruled Okinawa for 27 years, sealing its fate in the strategic chain of islands in the Cold War era. Even when the U.S. forces “returned” Okinawa to Japan in 1972, the island, which only constitutes 0.6% of Japan’s total land area, houses more than 70% of the U.S.'s military facilities and bases stationed in the whole country under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To some parts of Okinawa, it almost feels like that the “post-war” era never ended, surrounding this subtropical island with a plume of smoke that rose from the collision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new imperialism.
　
In this series, we take a look at the layered composition of the life experiences and photography by Okinawan imagery practitioners Kuniyoshi Kazuo, Ishikawa Mao, Higa Toyomitsu and Ishikawa Ryuichi,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at is birthed from this interaction. We also move our focus from the question of “how to represent” to “how to construct” the background of Okinawa and its history through the essays by Nakazato Isao, Okamoto Yukiko, Nakasone Kaori and Inoue Mayumo. Through such a redirection of focus, we see the need for a careful analysis as it shows us that imagery is not only generated from colonization, but also feeds back into the issue.
　
While putting this issue together, the world is being ravag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intensifying power rivalries. We imagine that our readers in Taiwan and other areas, which belong in the first island chain alongside Okinawa, would feel even more relevance to the island (Okinawa), given our similar histories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As we feel inspired by Okinawa in many ways, we also become aware of the struggles that are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it is one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and racism under the mask of nationalistic rhetoric, or the return of capitalism in the name of economic recovery. Until we put into action our words and resist, any dream of a “nation of great power” is but a nightmare for the history of hu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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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經驗主義（Empiricism）—真理必須從經驗觀察開始

經驗主義（Empiricism）則認定知識的來源是感官，該學派強調人類的知覺、觀察能力，以及其他感官從環境中得到的東西，所以知識的獲得是根據觀察到的事實形成概念，因此我們的知識就是感官所發現並傳遞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在洛克的觀點中，人類天生的只有感官帶來的認知能力，至於通過認知而得的知識，全部都是後天求得的。他設想人的心靈如同白板（Tabula Rasa），沒有一切文字、不帶任何觀念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在經驗裏扎根，知識則由這些經驗轉化而來。另外，柏克萊（G. Berkeley）、休謨（D. Hume）是最重的經驗主義者。

講者：陶國璋（中文大學哲學系客座助理教授）、劉創馥（中文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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