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渾水一片：還原香港海界爭議發展史】 (上篇) #都市化洋謀 #9月專研

過往在香港討論有關海洋邊界爭議，往往是香港以南的南海主權問題。事實上近年的焚船污染、明日大嶼、12人越洋、走私不斷等當下議題，都與海洋空間規劃、定界及海權問題有關，而香港早年殖民期的海界及海權作為各種海洋亂象之源，卻少有人深入探討。

翻查一系列關於香港水域爭議的英國解密檔案，整理過往殖民地時期有關香港「含糊」水域爭議的發展史，揭示牽涉複雜的海洋邊界政治，除了作為當時中英政治角力的前緣，亦有助我們了解現時香港水域範圍的歷史脈絡及源起。

一條海界　兩個表述

殖民地時期早年，香港的水域範圍一直未有公開確實的版本，亦引伸出有兩種不同的界線表述。

於20世紀初，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香港地圖顯示，香港水域呈「方型」界線(square boundary )。根據一份關於新界邊界及現況的英國解密檔案(1962 CO 1030/1334 Status and boundaries of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當時中方海關經常巡邏於以大嶼山以西大澳水域一帶(方型界線以外)，似乎更視其為中方水域。然而，早在1901年英方已有向港督提及，按照國際上的海洋慣例，一般領海 (normal territorial waters)寬度應為3海里 (three nautical miles)，因而，香港領海界線應呈現為「彎曲型」(sinuous)，比起「方形」範圍雖然多了大嶼山以西水域，同時卻損失了東南方一大片水域，作為最早期的香港水域範圍的兩個表述。

後續1911年修訂《釋義條例》(Interpretation Ordinance) 時，由於港督的錯誤公告字眼(wording of an incorrect Proclamation)，令到香港水域繼續被闡釋為方型。

而這個錯誤的公告去到1950年被修訂。英方於1950年重新檢視與領海相關的條例，表示若沿用1937年英方對於《釋義條例》的闡釋，地圖所顯示的「方形」界線，只是英方租用中方領土的一條分界線(merely a line of delimitation of the area within which all territory was leased) ，並不是租用香港3海里以外的水域範圍(this did not mean that there was a purported lease of any waters outside normal territorial waters)，可見，內部確立「彎曲型」的領海範圍。

參考一份1950年關於香港水域的英國解密檔案 (1950 CO 537 6036 Territorial water) 中的英方外交部內閣大臣Jim Griffiths跟港督的電報來往中顯示，因當時中日關係惡劣，為了保持當時英方中立 (neutral) 的立場。英方亦想盡量避免中日雙方於香港水域範圍發生衝突 (Jørgensen N. H. B., 2019)，早於1937年至1939年，英方曾經指示香港水域要跟隨國際慣例，將領海寬度收窄至3海里。無獨有偶，1950年修訂《釋義條例》，已有英方法律意見表示當時擔心如果國、共兩軍在新海界（彎曲型）及舊海界（方型）之間的位置發生衝突，將會造成英方外交上尷尬，要盡快修例避免尷尬事件。可見，英方變動水域邊界時明顯有其政治考量。

即使已修例，1952年當時國際法庭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有關英挪漁業案(Anglo Norwegian Fisheries case)的判決 (Jørgensen N. H. B., 2019)，提及使用哪種基線方式來劃定領海的爭議，促使香港律政司重提「方型」領海是否合法地代表香港水域，但建議被英方否決。其後在1958年，即使英國外交部再次表示「方型」範圍只是表示港英領土的一條分界線 (all land within the line thus shown is Hong Kong territory)，但同時亦保留方型界線，聲稱為免影響航空航線。

早年香港水域邊界一直未被確實，即使在法律層面上，英方內部確立「彎曲型」領海範圍的合法性。然而，其後英方一直未有公開與中國共產黨政權講述其水域範圍，或擔心會侵犯中國領海主權。可見，香港水域一直受到變動中的海緣政治影響，經常遊走在當時國際上認可海洋慣例(彎曲型)與中英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方型)之間。

中方圍堵香港水域的預言？

水域範圍、基線劃定的方法及國際航海權一直是國際外交上一個十分敏感的議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卻緊貼住中國的領海範圍，除了香港水域定界，船隻來往香港的航道亦一直是英方十分頭痛的問題，稍有不慎，就會有被冠上侵犯中國海權的「辱華」罪名。

中方於1958年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已經單方面將其領海範圍擴展至12海哩，英國宗主國當時內部表明會反對中方單方面的領海宣稱，擔心會發生圍堵香港水域的情況。

根據新界邊界及現況的英國解密檔案(1962 CO 1030/1334 Status and boundaries of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中的電報來往，當時港英內部評估，認為中方擴展領海將對香港造成「海陸空」影響，除了會收窄飛機的航道、需要重新佈線電纜和無線電纜、亦會限制海軍的演練空間，大大影響香港的船隻來往，來往公海的航道走廊更會收窄到1海里(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could be reduced to about one mile)，形容「接近完全圍封香港」 (almost completely envelope Hong Kong)。

隨著國際共識的改變，在1972年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前夕，英方亦打算將國土領海範圍的3海里擴展至12海里。翻查另一份1972年關於香港水域爭議的英國解密檔案 (1972 FCO 21 1024 Territorial waters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當時英方內部考慮這次擴展海界，應否包括香港殖民地，並計劃在香港附近水域進行海道測量 (Hydrographic survey)，明顯想放風測試中方反應。

然而，根據英國外交部及港英的內部電報來往，英方雖然一度打算在翌年與中方在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提及香港殖民地水域擴展，但英方內部亦指出中方定會反對香港的水域擴展至12海里，除了因為香港擴展會跟中國水域重疊，中國亦一直視香港為固有領土，不可視香港為獨立的行政個體 (separate entity)，應該維持現狀，限制今次香港擴海界。

呼應早期50年代有關中方圍堵香港水域的擔憂，英方擔心如果掀起討論，更有可能令香港航道問題惡化 (a risk that any such discussion would vitiate the present adequate though limited freedom of passage)。按英國外交部理解，中方只不過默許船隻在不進入擔桿列島5海哩範圍的前提下進入香港；如果中國「執正嚟做」嚴格實踐其12海里的主權宣稱，則連博寮海峽都不能通行 (a 12 mile limit strictly adhered to in this area would make normal surface access to Hong Kong through the Lemma Channel impossible)。最後，英方外交部為免觸動到中方神經，加上「信唔過」中方 (their good will… cannot be relied on a year ahead)，建議的對策卻是避免「打草驚蛇」(let sleeping dogs lie)，絕口不提香港擴海界。

直到1987年，英國正式將水域擴展到12海哩，但香港並沒有納入被擴展的範圍。在香港前途談判過程中，亦未有正式提及香港水域擴展12海里一事(Jørgensen N. H. B., 2019)。可見，面對中方進取的領海主權宣稱，英方在香港水域邊界問題上，尤其顯得無力。

香港「渾水」邊界的潛規則

面對中國擴海界後將會圍堵香港的擔憂，根據一份有關香港水域及其爭議的英國解密檔案(1968 FCO 21 547 Dispute with China about territorial waters)，當中牽涉中英雙方就香港海界爭議鮮為人知的權宜之計(modus vivendi)。

事緣1968年一艘美國貨船於萬山群島近珠江口一帶(Lema Channel in the estuary of the Pearl River)被中方海軍的警告已入侵中方水域，檔案中有一份美國國務院情報與研究局官員Thoms L. Hughes事後對中國共產黨於香港鄰近水域的主權宣稱(Communist assertions of sovereignty over waters in the vicinity of Hong Kong)進行一份內部評估報告，提到中方不時會「放生」來往香港的商船。

於50年代初，船隻可以經萬山群島近珠江口一帶接近香港水域，可謂當時的潛規則（local ground rule)。然而，在中方宣稱12海里領海後，於1959年曾發出達20次警告，外國商船透過萬山群島近珠江口一帶接近香港期間入侵中方水域，並禁止一切外國船隻通往萬山群島近珠江口一帶，評估報告中亦提及多次美國商船及軍艦通往香港遇上中國海軍的事件。

然而，中方不但少有採取實際軍事行動，多是「口頭」表示抗議及警告外國船隻侵犯中國水域，更沒有對外公開批評數次入侵事件。就以上例子，美方評估中國當時並不是新的「強硬路線」宣示領海主權(new harder line from Peking)，只是由於過多船隻進入萬山群島內沿而作出的回應(is a reaction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assages through the interior Lema Channel)[萬山群島內沿被中國視為內海]。

而當時美方估計中方「放生」的動機，很可能取決於政經考量，其一為不想失去香港作為(kill the goose)來往外國商船主要來往中國的航道，以及香港為中國帶來的外匯，而另一原因則是避免發生中國海軍與美國軍艦於海上起衝突。

此外，除了英方一直未有公佈香港水域邊界，中方一直並未有公開宣稱香港以西南的珠江通道12海里的精準劃界(public silence regarding the exact limits of its claim)。中英雙方基於政治考量，對於香港水域劃界及航道，更被美方稱靈活的實用主義(flexible pragmatism)。

而美方認為英方亦知悉船隻來往香港的「後路」，根據一份英方未被公開的非正式文件( informal note)顯示，除了船隻背後的註冊國家將成為影響進入香港的政治因素，英方更提及最合適的接近香港水域的航道，是經萬山群島以南以及擔桿頭島五海里以外(keep to the south of the Lima Group and five miles or more off Tam kan Head)，港英政府早於五十年代，已廣傳這份文件到商船公司及中方，有共識地默許外國船隻經香港東南方水域，作為當時來往香港的「後路」。

可見，比起香港陸上的邊界，早期香港水域由定界、擴界到圍堵，可謂「渾水一片」。而當中牽涉複雜的海緣政治，亦顯示香港水域並非一條確確實實的邊界範圍，反而是中英雙方的妥協空間。而後來香港水域邊界將如何落實為現時版本？當中牽涉多少談判？而所引伸的一系列有關領海執法權以至政府管轄權的問題，將揭示香港水域日後跨境執法以至逃犯移交的爭議。(下集待續)

參考資料

Jørgensen, N. H. B. (2019).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s Waters and China’s Baselin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cean Law and Policy, 4(1), 1–27.

1950 CO 537/6036 Territorial water

1962 CO 1030/1334 Status and boundaries of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1968 FCO 21/547 Dispute with China about territorial waters

1972 FCO 21/1024 Territorial waters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1974 FCO 18/154 Hong Kong territorial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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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舊建築消失得快，不止於唐樓。看起來粗糙簡陋的粗獷主義（Brutalism）建築也是其中一種。

「一幢四、五十歲的樓，本身就容易被拆掉，而粗獷建築更特別容易成為目標。」建築師Bob Pang近日與團隊於深水埗大南街開設展覽 @brutalism_hk ，期望引起更多討論和關注。

「As Found」是粗獷主義的重要概念，意思是如實呈現建築物料原貌，例如不經處理的水泥和紅磚等，經年累月便會顯得特別殘舊。「香港約八成被破壞的粗獷建築，都是為了保養和外觀翻新，被蓋上一層新的油漆，但加上油漆便不符合粗獷主義了，這種破壞是無法修復的。」

香港粗獷建築主要於1950至1970年代建成，處於二戰後與香港經濟起飛之間的時期，例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堂、中大聯合書院胡忠圖書館、中大牟路思怡圖書館等等。「從前生活比較樸實，對建築要求不高；而粗獷建築作為當時一種風潮，如實反映了當年的社會狀況和生活環境，因此不少都是造價成本不高的公共建築，如圖書館、學校和教堂。」

根據這次展覽團隊的調查，聖士提反堂最初的設計主張選用瓦頂，但最後建造時沒有依從圖則，而改用水泥，估計是基於成本考量，卻變相建成了一棟符合粗獷主義的建築。這種有機的建造過程，也體現了當年香港社會的人文面貌。

葵涌的東海工業大廈是香港少見依然保持原貌的粗獷主義建築，外觀形狀大而且重，大廈各部分運用不同的水泥物料，組合出粗糙與沉實的質感，並罕有地使用麻石作為牆壁飾面，另外樑柱模仿工字鋼樑 (I-beam)的形狀，實際是以清水混凝土製成。大廈的每個建築部件都有凹槽，像樂高積木一樣，可以將部件運到工地進行組裝，節省時間成本，切合當時香港經濟急速起飛的步伐。

既然香港擁有這種獨一無一的風格建築，保育便成為急切的課題，「一幢建築值得保育，往往不只一個原因，除了獨特性、歷史意義、集體回憶，它所記錄的華人建築師歷史也十分重要。」香港的粗獷建築，不少都出自當年留學英美，受外國建築風格影響下把Brutalism帶入的香港第二、三代華人建築師。

展覽亦展出了以水泥為顏料的立體創作。藝術家混合不同深淺顏色的水泥，呈現建築物在光線下的明暗，又參考建築物的外觀，鋪上不同厚度的水泥，讓每張作品觸摸起來都有建築物的立體感。團隊亦重新手繪建築圖紙，讓觀眾可追溯各建築物的演化過程，了解箇中的設計語言和特徵。

日期：9月3日至17日 (星期一休息)
時間：12點至晚上7點
地點：@openground_hk (九龍深水埗大南街198號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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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825）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寫了許多個人成長、親屬關係，特別是與中國、與左傾思想有關的事，也許該講講香港了。

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過重要角色：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革命的醞釀，對中國歷次革命和抗日戰爭的支援，中國革命者、抗戰和戰後文化人，選擇作為避風港……。香港對中國的影響和作用很大。但是，作為香港普通市民，無論是土生土長，還是大陸移民，都並不關心中國的事。關心中國的，主要是部分知識人：從大陸來的學者，從事新聞出版業的人。一般市民會關心自己在大陸的親屬，但不會關心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狀況。

1945年香港只有50萬人口，那時對大陸來港的移民沒有任何限制，內戰激烈的1948、49年，來港移民激增，1950年香港人口達220萬。那時，香港人把所有不講粵語的外省人，通稱為「上海佬」。上海佬把外省經營工商業的資金、管理、文化，帶來了香港，香港經濟開始了躍動。

1948年我來香港時，住九龍城，許多電影界人士都住那裡。從我家騎樓望出去，常見有人在劈木柴，那時香港還是燒柴時代。與我之前生活的上海比較，香港的硬件落後於上海。我記得1957年，香港萬宜大廈裝自動電樓梯，許多市民還好奇跑去看，但上海戰前的百貨公司就有電樓梯了。

來港的合法非法移民，在1950年後持續增加，大約每十年香港人口增加100萬人。大陸來港的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來港的移民與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靜和法治穩定之下，過着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居樂業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這裏的中國人能在基本上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從而創造出香港的經濟奇蹟。大陸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均貧化對香港人沒有實在的衝擊，但領教過中共的統治強權，又看到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沒有長遠計劃，因此使香港人在心理上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我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香港是一個跳板，許多人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

自古以來，中國人面對天災，就是逃荒；面對暴政和橫逆，就是逃亡。逃，是中國人主要的求生手段。忍無可忍的時候，中國人也極少會反抗，反抗者也極少有機會獲眾人響應，因為多數人從來就是「走為上著」。

那時的香港人享受著英國法律的保護，千方百計謀生和發展事業，但就遠離政治，既遠離中國的政治，也遠離香港的政治。港英時代市政局民選，但投票率極低。許多人都認為政治由英國人管就好，幾個華人領袖也只是做做樣子，大眾市民無謂枉自操心。五六十年代，香港警察不但貪污嚴重，分贓規則的嚴密程度有過於警察明訂的管理規則，市民也無怨言。英國統治者大概也覺得貪污是中國人的文化，就像採取「大清律例」容許納妾一樣，都聽之由之。在英國洋大人面前，香港華人是否低一等呢？也許是的，比如在公務員升遷上不如洋人。但有什麼關係？比諸在中國人當統治者的地方，許多人還是選擇逃來香港。

報紙是香港民情最真實的反映。在五六十年代，香港中文報紙數量之多，蔚為大觀。五十年代報紙售價一毫，絕大部分報紙的報頭，都以「中華民國」記年，若看到以公元紀年的，就是左報了。暢銷報紙的頭版都是港聞，極少用中國、台灣、國際新聞作頭版。那時有報壇中人概括報紙暢銷三條件：港聞不厭其詳，狗馬「生性」（狗經馬經的貼士準），副刊「滋陰補腎」（各連載小說要有點鹽花，但又不過分）。

港聞最吸引市民眼球，那時沒有電視，一場醫生強姦女病人的官司，各報港聞全版詳細報導，讀者看得津津有味。頭版定大標題的編輯是搶手的人才。最經典的是報壇名人韓中旋，在1961年雅麗珊郡主訪港時為《明報》起的大題：「打炮廿一響，送御妹過海」，帶廣東俗語的「淫詞」，把老板金庸嚇到去華民政務司署請罪，並即時辭退老韓。各報副刊多刊登一個個方塊的連載小說，寫手都是有才識、文筆生動、頭腦靈活又生活多姿多彩的作家，其中高雄、馮鳳三、王季友等都日寫萬字以上。他們寫稿純然為了賺稿費，不留底，不剪報，交稿就算。但實際上大都寫得很好，應有留存價值，真是可惜了。

香港報紙的面貌，正是反映了那個時代香港人的普遍心態，就是在英國法律的保護下謀生，香港話就是「搵食」。但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無需擔憂政治災禍地「搵食」，就是百姓所求的安居樂業。不過香港人和港英政府的這種但求無災無難的心態，在1967年左派暴動後就改變了。（54）

圖1，1948年剛到香港時，與父親和姐姐。

圖2，1959年與麗儀。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九龍城寨，一個見證了香港百年滄桑的地方，雖然我們大多數人沒有去過這個神秘的地方，但是通過港產黑幫片或多或少知道這裏的故事，在我們的印象中，這裏「生人勿近」，是黃賭毒的溫床、黑幫的天堂，哪怕是最英勇的幹探，也不敢輕易走進這裏，因為這裏只有賊，而沒有兵。追源溯本，當地原為「九龍寨」，大清官府駐兵於此，守備張保仔等海盜。1842年，英國佔領港島。清廷在此寨築城防犯英軍，名為「九龍寨城」。後來英國進佔九龍，並於1899年驅逐城內清兵。直到二戰打響，日本人進駐後，城牆遭拆毀，石頭用來修築啟德機場新海堤。二戰後，這裏成為難民港，起初城寨只是寮屋區，後來還索性建起樓房。就算1950年發生火災，沒有嚇跑居民，換來只是重建和加建，最後成為針插不下的巨大聚落。這裏因為自歷史之上就備受爭議，因此成為實實在在的「三不管」地帶，也成為港產黑幫片的最大故事來源之所。不論是早期的《城寨出走者》還是近期的《追龍》，講述的都是城寨的真實點滴。城寨佔地約25000平方米，卻住了近4萬人之多。加上治權不清，各方「江湖人馬」一度劄根於此，黃賭毒等不法勾當蓬勃發展，這些惡名一直未能清洗。城寨中充滿無序、黑暗、密集、艱難。在底層，電線如樹根一樣盤根錯節。在天臺，電線又如蜘蛛網一樣到處亂鋪。小孩把魚骨天線當成遊樂場的支架，鐵制花籠則囚禁著疲倦的眼睛。訪談中的城寨，混雜著燒臘味、麵粉味、糕餅味，還傳出污水、爛肉、腐屍的惡臭。每隔幾分鐘，飛機從天而降，震耳欲聾。牙醫、工人、郵差、員警、牧師、道友在迷宮中或停或走，看似危險，「猶如置身恐龍的嘴巴裡」，卻又那麼稀鬆平常。沒到晚上，城寨的角落中燃起點點星火，各路「道友」（吸粉者）聚在一起飄飄欲仙的「追龍」，幾乎每隔幾天，就有人死在犄角旮旯之處，很是悽慘。
在這裏擁有自己的江湖規矩和準則，城外人不能插手，也不敢插手，更無權插手。哪怕是總華探長呂樂（雷洛）這樣的瓢把子，也要給城寨大佬們幾分薄面，因為得罪了他們，真的很麻煩，還要依仗這些人「賺花紅」，所以得罪不得。連帶槍的阿Sir們都不敢進入的地方，自然而然成了那些兇徒們的避難所。在外犯事，只要到了城寨，拜了碼頭，也就沒人敢進來抓人。當然，如果是阿Sir們必須要拿的人，也會要求大佬們將人交出來，雙方配合默契，坐地起價，互贏互利。城寨的文化和歷史，以及特有的規矩和制度，讓這裏成為一些人的神仙窩，也曾為一些人葬身地。不過，城寨確實也有被汙名化的嫌疑，很多城寨中走出的「籠民」，依舊成為社會棟樑和社會精英，包括一些大明星也是總這裏走出來的。雖然城寨現在已經變了模樣，早已不再是那種密密麻麻的「老鼠窩」、「蟻洞」，但城寨的文化和歷史卻永遠保留下來。這裏當年成為香港電影或國際電影的故事取材地，如《重案組》、《城寨出來者》、《雷洛傳》、《O記三合會檔案》、《蝙蝠俠-俠影之謎》、《追龍》等。

三聖墟Sam Shing Hui是香港屯門的小漁村，位於青山灣東南岸，介乎井頭村和掃管笏村之間，該地的三聖墟海鮮市場Sam Shing Hui Seafood Market是香港著名海鮮市場之一。三聖墟原來的名稱是青山灣，後來因村旁山邊建成三聖廟而得名。廟旁佇立著一塊巨石，石前有碑文記述「填海之前，岸線所在，以此石為界」。這正是往日屯門海岸線之標誌。村內的居民以蜑民和客籍為主。到1950代初，因來自大陸的移民日漸增多，山邊已建不少寮屋，居民就地在海邊搭建棚屋。近海地方逐漸發展成為墟集。到1976年，香港政府發展屯門新市鎮，三聖村大量棚屋被拆，填海後興建三聖邨。而附近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亦興建不少私人住宅。三聖墟鄰近青山灣避風塘，現時的「三聖村海鮮街」Sam Shing Hui Seafood Market又名青山灣海鮮街Castle Peak Beach Seafood Street。是香港著名的海鮮市場之一，設有約10間大小海鮮檔，當中以關財記較具規模。
鴨脷洲大街Main Street, Ap Lei Chau，當地簡稱大街，是位於香港鴨脷洲東北部的一條大街。鴨脷洲大街亦是鴨脷洲的中端位置，無論是鴨脷洲邨，山上利東邨、漁安苑，還是海旁的豪宅南灣、深灣軒的居民也會不時前往。鴨脷洲大街以生猛野生海鮮聞名，被多家傳媒稱為「香港築地」，海鮮每日捕獲，種類繁多。鴨脷洲大街的街市及海鮮食肆，吸引很多遊客、區外人士特意前往，享負盛名。現時，鴨脷洲大街除海鮮食肆外，愈來愈多特色店舖陸續開業。2014年5月，古物古蹟辦事處將位於鴨脷洲的洪聖古廟，列作法定古蹟。在此之前，洪聖古廟是有二百多年歷史的一級歷史建築。鴨脷洲風之塔公園Ap Lei Chau Wind Tower Park簡稱風之塔公園，是香港的一個公園，位於香港島鴨脷洲北岸海旁，鴨脷洲海濱長廊以西，香港仔避風塘以南，前身為城巴車廠，佔地2.62公頃，耗資1億港元興建，於2009年9月28日開放，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鴨脷洲市政大廈Ap Lei Chau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是香港一座多用途的市政大樓，位處於鴨脷洲洪聖街8號，於1996年1月19日動工興建，於1999年3月27日正式啟用，為市政局殺局之前最後一次建成的市政大廈。樓高6層，設有5部升降機，佔地2900平方米，是前市政局（即今日的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第一座設有空氣調節設備的市政大廈，耗資1億7,100百萬興建。大樓曾經於2005年進行過外牆翻新工程。地下及1樓：鴨脷洲街市;1至3樓：鴨脷洲體育館 （設一個多用途主場、兒童遊戲室、美式撞球室、健身室、2個壁球場、2個室內草地滾球場、2個舞蹈室、2個多用途活動室）;2樓：熟食中心;2至4樓：家庭康樂中心;5樓：鴨脷洲公共圖書館。香港仔小輪香港仔至鴨脷洲航線，是一條香港仔避風塘內的航線，由香港仔小輪營辦，實際營運時則分為兩條支線：兩者皆由鴨脷洲（悅海華庭）來往香港仔：其一停靠香港仔行人隧道口，另一則服務香港仔珍寶碼頭。

聖神修院Holy Spirit Seminary是香港一座富歷史的神學院，位於香港黃竹坑惠福道6號，原址屬創辦於1931年的華南總修院South China Regional Seminary / Regional Seminary of South China。該院於香港日治時期曾一度停辦，復辦後又因大陸政權更迭，華南地區沒有修士前來而停辦。羅馬教廷傳信部於1964年將華南總修院移交予香港教區管理。同年，原址位於薄扶林太古樓、一塊由巴黎外方傳教會所捐獻的土地的聖神修院遷入華南總修院原址發展。華南總修院三十四年間共有230位畢業生成功晉鐸，第一批晉鐸的神父有馮息堯、劉榮耀和葉蔭雲（於1934年晉鐸）。眾畢業生當中出了一位樞機（前香港教區胡振中樞機）、一位總主教（前古晉教區總主教鍾萬庭總主教）、十五位教區主教或輔理主教。具有主教職務而未曾有主教職份（如監牧、教區長或教區署理）的畢業生則有七人。有不少在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之前晉鐸的中國神父後來回到中國大陸服務，有一些在1949年之後才來修讀的修生也有不少在學成後返回國內。到了1950年代，不少學成後的修生不能返回中國大陸，故留在香港，一部份的神父名義上仍屬原有的教區，工作上則借予香港教區，而他們的生活費則由原本的修會負責。到了1970年，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主教宣布歡迎所有居於香港的華南總修院畢業生全部改屬香港教區聖職班，華南總修院畢業生外借予香港教區的情形才告結束。華南總修院的畢業生除了外借予香港教區一途外，亦可選擇轉往其他教區，不過不同於一般的例子，華南總修院的畢業生若要轉往其他教區，除了要有本人、舊教區及新教區的同意外，亦要有教廷傳信部的同意。現時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為一般教友提供神學學士學位課程、哲學學士學位課程及宗教學學士學位課程，課程收費每年為港幣9000元，或以每學分400港元計算。在碩士課程方面，聖神修院亦為所有天主教司鐸、終身執事、修女、會士、修士和教友提供神學碩士學位課程，但申請者必須先擁有「榮譽」(Cum Laude)神學學士學位；而不符合此條件者，將由校長成立之入學委員會決定是否接受其申請。每學分收費為港幣450元，不設旁聽。準備晉鐸，而無意立即繼續神學碩士課程之教區修士和修會修士亦可以考慮報讀牧職年課程。攻讀神學碩士課程的修士須在兩年內，以部份時間形式修讀必修科中之主要科。為了回應教區目前及日後的需要，此課程除了開放予修士外亦開放予牧民小組成員、修女、牧民工作者、傳道員及終身執事等人士。全科生最快可用一年可完成牧職年課程，課程完成後會獲授學院頒授畢業証書。修院在2009年時有修生十五名，但屬天主教香港教區的只有十一名。2010年時有十六位來自香港、澳門、墨西哥和越南的修生。聖神修院現時除了是香港訓練天主教神職人員及供教友靜瞻修鍊的重要地方外，也為教友提供圖書館、靜舍租用等服務以及開放教區文物館予已預約人士。亦有每月一次，名為「聆風樂禱」的讀經及供一般人士參加之祈禱活動。教區文物室設於聖神修院圖書館三樓，於2006年7月9日由湯漢輔理主教主持開幕祝福禮及開放日，並於同年10月正式開放。教區文物室共有兩個展覽室，第一個用作介紹香港的教區歷史，第二個則介紹第二次梵諦岡會議之前所用的彌撒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