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5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林則徐在西城內辭行（註1）。

註1：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4 / 4556。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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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侷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製成，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術用之」的事實，已明確無誤地表明，時人已懂得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並且借助它的藥力來縱慾了。從中我們已可窺見明代社會衍變中的風氣了。
　　
毒品風靡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期，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中制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明會典》載：暹羅、爪哇、榜葛剌等地多產烏香，即鴉片。他們時常將「烏香」，即鴉片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政府已將它列入納稅之藥物。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頒布的《貨物抽稅現行則例》中規定：每10斤鴉片的稅銀為一錢七分三釐。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明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鴉片是一種成癮物品，一旦成為社會供應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隨著食用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因需求太大，價格奇貴，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續紺珠集》記載，鄭和之徒弟自西洋攜回「碗藥」，當時中貴多嗜之。這「碗藥」，就是鴉片。
　　
鴉片特有的醉生夢死、飄飄欲仙的舒暢感，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倖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長年不視朝政，戶部主事董漢儒說：「(萬曆皇帝)頻年深宮，群臣罕能窺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因吸食鴉片，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而史家許熙重則把皇帝吃鴉片的責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紀要》中指出：「帝之倦於正朝，多年不見臣工。實為奸臣毒藥所蠱。」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還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個鴉片癮者，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說清代的罌粟種植。由於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到了清代，罌粟主要通過海、陸兩條途徑流入各地。海路由東南亞諸地傳至台灣、福建。福建最早種植罌粟的，大約是福寧府的福安縣。在嘉慶年間，那裡的罌粟花已經盛開了。此後，又由福建傳入浙江。浙江的土壤顯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適合罌粟的生長。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幾乎已是遍地罌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寧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次之。有台漿、葵漿名目，均與外洋鴉片煙無異，大夥小販到處分銷。」同樣，在安徽，「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戶串通該處業戶，私種分肥」。
　　
陸路由印度經東南亞、緬甸傳入雲南。較早記載雲南種植罌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出版的《雲南府志》。雲南天熱多雨，是栽培罌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邊夷民向有私種罌粟」。該地出產的「雲土」(又稱「南土」)在土煙中為上品，產量也急劇增加。1839年，雲貴總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緝獲煙土1.2萬兩。
　　
雲南的罌粟很快傳入四川，至遲在道光元年(1821)時，涪陵一帶的農民已棄糧種煙了。所產人稱「川土」，據史料載：「川省五方雜處，間有吸食鴉片煙之人，會理州、平武縣一帶，毗連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處所。」從此不僅「川土見盛」，而且四川還成為罌粟傳播的中轉站。
　　
罌粟由四川傳入貴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時，貴州「尚無栽種熬煙之事」。但四年後，已有種、吸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記載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已是「遍載罌粟，熬煉成土」了。貴州巡撫賀長齡奏稱：「黔省民、苗雜處，多有栽種罌粟熬膏售賣之事……現據郎岱、普定、清鎮、貴築等廳縣先後查明民、苗私種者，或數畝、十數畝不等。此外，各州縣地方栽種牟利者，尚不知有幾。」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四川北上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這樣一來，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氾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煙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就有人提出以土煙來抵制洋煙的主張。道光十四年(1834)，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煙之利;也有人說：「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又有人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農者大矣」;甚至還有人認為「內地之種越多，夷人之利日減……不禁而絕」。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煙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如較早的道光三年(1823)吏、兵兩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條例，要求禁止「私種罌粟煎熬煙膏」。此後，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一折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內地民田遍載罌粟，熬煉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
　　
但對於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為罌粟花，將煙膏改稱為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其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煙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成為近代「東亞病夫」的象徵。

如今，一提及鴉片乃至毒品，人們大多是「談毒色變」。其實，絕大多數毒品，都具有醫療上的功效，只是過量服用後，可能會造成上癮等嚴重的副作用。在生活中，人們手術時要打麻醉，而手術後要打嗎啡止痛，有時精神不濟也會喝提神飲料……仔細去觀察，麻醉藥、提神飲料，其實或多或少都與毒品的成分有些類似。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吸毒」或許也可以被視為「基於不正當目的」而「過量濫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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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中國歷史 #鴉片戰爭 #林維喜案 #林維喜 #林則徐 #知史討論

秦始皇出巡五次為體察民情還是遊玩？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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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再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在短短11年的時間裡，秦始皇曾有過五次出巡。有人說秦始皇如此頻繁的出巡完全是為了滿足自己遊山玩水的私慾，也有人說秦始皇出巡是為了向六國遺民顯示武力，以威懾意圖叛亂者。其實，如果對比秦始皇的五次出巡路線便不難看出：秦始皇五次出巡即有遊玩享樂的成分，又有到各地炫耀皇威，加強對帝國控制的目的。

第一次出巡：《史記》記載，「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

公元前220年，這一年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第二年。秦始皇從咸陽出發，經北地郡治(甘肅慶陽)，出雞頭山，經過回中道越過六盤山到隴西郡治(今臨洮)，視察完畢後，又回到了咸陽城。

始皇帝第一次出巡

看秦始皇將第一次出巡的地方鎖定為北地郡和隴西郡，其實就可看出秦始皇的危機感還是十分強烈的。隴西郡和北地郡本是西戎的遊牧地區，幾乎等同於秦朝的邊防地帶，此一地區的安定與否直接關係到秦朝心臟地帶——關中的安危。同時，隴西郡與北地郡又是秦王朝的起家之地。當年秦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即是指此一區域。故而秦始皇此行的目的就是讓那些遷徙不定的戎人告知他們那些遠方的「親戚們」：大秦已經統一天下，閒雜人等遠離!

公元前219年第二次出巡：

如果說秦始皇第一次出巡是一場短途旅行的話，那麼第二次出巡則是一次長途跋涉。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台下，復十二歲。作琅邪台，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准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關歸。」——《秦始皇本紀》

路線：出函谷關，過洛陽，經大梁、陳留、定陶，登鄒嶧山、泰山，封禪後，又經臨淄、黃、腄，到成山，又折回芝罘到琅琊，經郯城、彭城，西南渡淮水，到壽春，經安陸、株縣，南至湘山，沿江西行，經江陵、宛縣，最後由武關回到咸陽。

始皇帝第二次出巡

算起來，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與第一次出巡的時間間隔才幾個月。雖然表面上秦始皇是傚法古代聖賢去泰山封禪，實際上秦始皇還是為了向新徵服的原齊國地區宣揚秦朝的赫赫武威。因為在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戰爭中，地處最東端的齊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戰爭而滅亡的。當年，秦國兵進齊國之前，其他五國王室的殘餘分子已經聚集在齊國，他們都十分希望借齊國再次翻盤復國。所以，秦始皇此次泰山之遊，除了向天下展示秦朝的強大武力之外，還借助了一種輿論——刻石，來宣揚秦始皇的卓越武功。

前218年第三次出巡：

《史記》記載：「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始皇帝第三次出巡

路線：第三次出巡大體與第二次出巡一樣，不過回咸陽時則取道趙國舊地，經邯鄲、上黨、安邑、蒲津渡回到咸陽。當然，個中的原因還是在於威懾趙國的反抗分子。但這次出巡，秦始皇卻險些被刺殺，即張良策劃的博浪沙鐵錘砸車事件。於是，下令大索天下十日而不得刺客的秦始皇怏怏不樂地再次來到齊國舊地芝罘，並立石刻辭，以宣揚秦國統一六國的豐功偉績，告訴天下：秦朝統一六國是為了「烹滅強暴，振救黔首」，結束六國之間「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的征伐。算是多少回擊了那些總是喜歡搞出類似博浪沙刺殺事件的六國殘餘分子。

前216年第四次出巡：

秦始皇自第三次出巡歸來後，長達兩年都沒有出遊。如果看秦始皇隨後修築長城，討伐匈奴的一系列國防舉措，也許秦始皇在這兩年裡感受到了遊牧陰山河套之地的匈奴對秦朝的威脅，所以他一直都在考慮如何穩定秦朝北邊國防的問題。公元前216年，又發生了一次刺客事件直接促使秦始皇下定再次出巡的決心，即秦始皇與四武士微行咸陽，突然在蘭池宮遭遇刺客。雖然四名武士奮力擊退刺客，但是卻未生擒或擊斬一人。於是，秦始皇於公元前216年開始了第四次出巡。這次始皇帝視察的重點區域是秦朝北部國防線，終點站是碣石。

始皇帝第四次出巡

「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防。…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此次出巡，秦始皇繼續除了尋找不死藥之外，還下令拆毀了魏、韓、趙、齊等國修築的堤壩以及阻塞交通的關卡城堡。戰國時，黃河開始肆虐，地處黃河下游的魏、趙、韓、齊等國為了將黃河固定在穩定的河道上，都各自在自己的國境中修築了高高的堤壩。一則是為了防備黃河氾濫，二則是為了改變河水流向以禍害鄰國。這也便是成語「以鄰為壑」的由來。當然，秦始皇主要著眼點還在軍事，即為討伐匈奴做準備。所以始皇帝才在歸程中巡視了秦朝北部，並從上郡歸咸陽。一則是為秦朝修築長城做一次親自勘探，二則瞭解下匈奴的邊患程度。這一年，始皇帝命蒙恬發兵三十萬驅逐了匈奴，奪取了陰山河套地區，並修建了長城。

前221年第五次巡遊：

自秦始皇第四次巡遊歸來，並相繼派兵驅逐匈奴，並修築了直道和馳道等一系列軍事工程。由於秦朝過分使用民力，使得天下百姓怨聲載道。所以，秦始皇在第四次出巡歸來後，在咸陽呆了四年多。此一時期，自信外患已除的秦始皇或開始處理國內反對者，或為自己縱慾做準備。如焚書坑儒、興建阿房宮、修築驪山陵等。

始皇帝第五次出巡

公元前211年，一顆隕石降落到齊地，有對秦始皇暴政不滿的百姓立即刻上了一句話，「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聽聞暴怒，下令處死隕石周圍的所有居民。同年秋，秦國使者又遇到了一件事。自函谷關而來的使者經過華陰時遇到一個手持玉璧的人，那人告訴他五字預言，「今年祖龍死」，然後便消失不見了。後來，始皇帝將玉璧交給秦朝御府收藏，御府官吏卻告訴始皇帝此玉璧乃是第二次出巡時，始皇帝乘船遇到水上風波，投水祀神的那塊。接二連三的無解事件，讓秦始皇感到了深深地恐懼。於是秦始皇問太卜如何才能消災避禍?太卜算卦後回覆道，「游徙最吉」。隨即，秦始皇除了遷徙百姓之外，自己也開始第五次出巡。不過，這次出巡也是秦始皇的最後一次出巡。這一次，秦始皇還是和前四次一樣，依然進行了刻石活動。不過途徑沙丘的始皇帝卻意外病亡，並留下了一個隱患重重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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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二）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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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局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製成，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術用之」的事實，已明確無誤地表明，時人已懂得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並且借助它的藥力來縱慾了。從中我們已可窺見明代社會衍變中的風氣了。

毒品風靡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期，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中製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採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明會典》載：暹羅、爪哇、榜葛剌等地多產烏香，即鴉片。他們時常將「烏香」，即鴉片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政府已將它列入納稅之藥物。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頒布的《貨物抽稅現行則例》中規定：每10斤鴉片的稅銀為一錢七分三厘。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明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鴉片是一種成癮物品，一旦成為社會供應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隨著食用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因需求太大，價格奇貴，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續紺珠集》記載，鄭和之徒弟自西洋攜回「碗藥」，當時中貴多嗜之。這「碗藥」，就是鴉片。

鴉片特有的醉生夢死、飄飄欲仙的舒暢感，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倖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明神宗就是一個「鴉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長年不視朝政，戶部主事董漢儒說：「（萬曆皇帝）頻年深宮，群臣罕能窺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因吸食鴉片，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而史家許熙重則把皇帝吃鴉片的責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紀要》中指出：「帝之倦於正朝，多年不見臣工。實為奸臣毒藥所蠱。」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還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個鴉片癮者，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說清代的罌粟種植。由於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製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到了清代，罌粟主要通過海、陸兩條途徑流入各地。海路由東南亞諸地傳至台灣、福建。福建最早種植罌粟的，大約是福寧府的福安縣。在嘉慶年間，那裡的罌粟花已經盛開了。此後，又由福建傳入浙江。浙江的土壤顯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適合罌粟的生長。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幾乎已是遍地罌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寧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次之。有台漿、葵漿名目，均與外洋鴉片煙無異，大夥小販到處分銷。」同樣，在安徽，「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戶串通該處業戶，私種分肥」。

陸路由印度經東南亞、緬甸傳入雲南。較早記載雲南種植罌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出版的《雲南府志》。雲南天熱多雨，是栽培罌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邊夷民向有私種罌粟」。該地出產的「雲土」（又稱「南土」）在土煙中為上品，產量也急劇增加。1839年，雲貴總督伊里佈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緝獲煙土1.2萬兩。

雲南的罌粟很快傳入四川，至遲在道光元年（1821）時，涪陵一帶的農民已棄糧種煙了。所產人稱「川土」，據史料載：「川省五方雜處，間有吸食鴉片煙之人，會理州、平武縣一帶，毗連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處所。」從此不僅「川土見盛」，而且四川還成為罌粟傳播的中轉站。

罌粟由四川傳入貴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時，貴州「尚無栽種熬煙之事」。但四年後，已有種、吸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記載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已是「遍載罌粟，熬煉成土」了。貴州巡撫賀長齡奏稱：「黔省民、苗雜處，多有栽種罌粟熬膏售賣之事……現據郎岱、普定、清鎮、貴築等廳縣先後查明民、苗私種者，或數畝、十數畝不等。此外，各州縣地方栽種牟利者，尚不知有幾。」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四川北上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這樣一來，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氾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菸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就有人提出以土煙來抵制洋菸的主張。道光十四年（1834），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煙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菸之利；也有人說：「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又有人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農者大矣」；甚至還有人認為「內地之種越多，夷人之利日減……不禁而絕」。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菸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如較早的道光三年（1823）吏、兵兩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條例，要求禁止「私種罌粟煎熬煙膏」。此後，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一折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內地民田遍載罌粟，熬煉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

但對於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煙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為罌粟花，將煙膏改稱為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其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菸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成為近代「東亞病夫」的象徵。
（二之二，續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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