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錫主義及其美國民權侵害的歷史教訓
來源：《人權研究》2020年第2期
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23057
單純
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

[內容摘要]
麥卡錫主義是美國近代社會中兩大民權侵害事件之一，它是"反共產主義"和"紅色恐慌"傳
統最集中的表現，是西方傳統的"懼恨異己"文化意識形態的美國翻版。麥卡錫參議員濫用
公權力特別是國會司法調查和聽證權力，煽動社會極端右翼勢力，蔑視憲法權威，對美國
共產黨人、猶太移民、工運人士、藝術家、學者、女權主義者造成了巨大的人權侵害後果
。本文認為，麥卡錫主義的歷史教訓是：公權力不得以任何藉口超越憲法所施諸其上的限
制，人權是憲法權利的核心與主體，任何侵害民權的行徑必須訴諸憲法審查，爭取民權有
賴於持續性的社會抗爭運動；人性尊嚴是社會治理的道德引領，人權是立法、司法和行政
公權力不容突破的社會倫理底線。


一、引言

人權在西方話語體系裡有幾個基本的表達形式，如古希臘的"市民身份"、古羅馬的"公民
權"、"拉丁人權利"和蓋尤斯《法學階梯》裡總結的"身份權利"、英國古代社會的"人身權
"、美國革命時期的"天賦權利"、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男人權利與市民權利"、現代非洲社
會語境中的"人權與人民權利"以及當代國際法體系中的"基本人權"。而體現在"國際人權
憲章"（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基本人權中的"公民權利（civil rights）
"一詞，中文習慣的翻譯有兩個：一個是專指美國國內的"民權"；另一個則是指國際語境
中的"公民權利"。因此，我們常說的"人權侵害"在美國的歷史與社會環境中就是指"民權
侵害"。說到美國歷史上的"民權侵害"，麥卡錫主義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話題，它是美
國歷史上因"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對美國社會產生的史無前例的人權侵害。麥卡錫主義
是1950年代以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命名的一場席捲美國社會各階層的"民權侵害"運動，其口
號是阻止"共產主義在世界上的蔓延"，而本質是以各種法律手段侵害美國公民在"憲法修
正案"保障下的人權[1]，為美國民權史和國際人權史留下了慘痛的教訓。


二、麥卡錫主義形成的歷史背景

1950年代的最初五年，整個美國社會的政治圖景都籠罩在麥卡錫主義的恐怖氛圍之中。一
位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 1908-1957）利用自己在
參議院中的權力，以阻止共產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和對美國政府的滲透為名，對美國社會各
階層人士發起捕風捉影的司法調查和政治誹謗，嚴重侵害了這些人的言論自由權、結社自
由權、思想自由權、名譽權和工作權等憲法保障的人權，造成了美國歷史上可與歧視黑人
比肩的兩大人權災難性事件之一。與基於種族因素歧視黑人不同，麥卡錫主義觸發的人權
侵害主要是基於意識形態，即"反共產主義"（anti-communism）。

（一）"反共產主義"的傳統

西方自古希臘起就有一個綿延不絕的"懼恨異己"（xenophobia）傳統，之後演變為持續時
間最長、最慘烈的因宗教差異而形成的"懼恨猶太人"（Judeophobia）或"反閃米特主義"
（Anti-Semitism），其在希特勒統治德國時演變為登峰造極的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holocaust），其間或之後還有類似變種，如近代早期英國與西班牙爭奪海上霸權而形成
的"懼恨西班牙人狂潮"（rampant Hispanophobia），因意識形態差異而"懼恨俄國"或稱
恐俄（Russiaphobia）和"懼恨中國"或稱恐華（Sinophobia）思潮，以及因宗教和恐怖襲
擊而疊加形成的"懼恨穆斯林"（Muslimophobia）思潮等。而"反共產主義"傳統的主要內
涵就是"懼恨俄國"和"懼恨中國"思潮，因為這兩個國家是西方人心目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的主要代表。

伴隨1917年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人類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
思想的國家政權，以美英為首的西方社會也興起了一個"反共產主義"思潮以應對這個"異
己"政權。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俄國的勝利，觸發了歐洲和亞洲一些國家共產黨人的
政治激情，他們紛紛效仿俄國，採取武裝鬥爭的方式奪取政權，衝擊了近代美國和法國大
革命以來所確立的政治秩序，進而引發西方社會的恐慌，形成了"反共產主義"思潮的第一
階段。

"反共產主義"思潮的第二階段肇始於1933年。1929年至1933年出現了世界範圍內的"大蕭
條"，以希特勒為代表的納粹利用"大蕭條"造成的政治危機，特別是利用"國會縱火案"誣
陷國際共產主義的"奪權"陰謀，藉機竊取了"魏瑪共和國"的權力，毀滅了德國社會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廢墟上建立和平、自由和民主國家的理想。德國納粹是從德國工人黨（
1919-1920）演變而來的極端右翼政黨，全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1920-1945 ），即以國家社會主義
為意識形態的政黨。這讓美國和西方社會將之與蘇聯的意識形態掛鉤，視之為與西方民主
和法治社會格格不入的極權政體。為了應對這兩個極權政體的威脅，"反共人士不得不在
兩個魔鬼之間做出選擇：納粹還是共產主義，哪個是對西方社會最直接的威脅？美國社會
中一些人，特別是右翼的反共產黨顛覆活動人士和多數天主教徒，都認定希特勒納粹比蘇
聯共產主義的威脅要小很多，甚至認為可以將德國納粹視為同盟"。[2]

對希特勒獨攬大權之後納粹德國的"東擴"，美國和歐洲的盟友都採取了"禍水東引"的"綏
靖政策"，與納粹德國簽署了《慕尼黑協定》。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反共產主義"
思潮，不僅沒有遏止希特勒對西方盟友的侵略野心，還迫使蘇聯和納粹德國簽署了《蘇德
互不侵犯條約》，使希特勒可以集中兵力反向蠶食和閃電擊潰英美在歐洲的盟友。

"反共產主義"的第三個階段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當時蘇聯紅軍直接佔領了東
歐不少國家，引起了西方對蘇聯共產黨借戰爭勝利的機會輸出自己意識形態的警覺。英國
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警告美國要防止蘇聯在東
歐的擴張。二戰結束後，希臘隨即陷入由共產黨領導的、5萬多人武裝起來的"解放軍"與
英美支持的自由主義者流亡政府之間的內戰中。由於希臘共產黨在德軍退出雅典而臨時接
管政權期間以"賣國賊"等罪名處決了8千名希臘人，有濫殺無辜之虞；且在內戰失利撤離
雅典時又裹挾了成千上萬的雅典民眾作為人質，這些使得共產黨在歐洲和國際上的威望嚴
重受挫。時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因此對蘇聯共產黨政權實施了"遏制戰略"，這自然也加深
了美國國內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敵對情緒。

第四階段"反共產主義"思潮的代表就是麥卡錫主義。它開始於1950年代來自威斯康辛州年
輕的參議員麥卡錫策動的一系列對美國知識精英和軍隊及政府部門的所謂"共產主義間諜
和滲透"案件的指控和聽證，一度形成了美國國內的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反共同
盟，達到了美國"反共產主義"傳統的最高潮。直到1954年底，參議院對麥卡錫的活動所產
生的人權侵害進行嚴肅地聽證和追責，麥卡錫本人也因濫用司法權力而受到公開譴責，參
議院撤回了曾賦予他的各項特別委員會主席的權力。隨著他本人淡出政治舞台，"反共產
主義"思潮也開始降溫。（由於麥卡錫主義是美國"反共產主義"的高潮，更詳細的分析見
後文"麥卡錫主義的本質"部分。）

第五個階段開始於美國總統雷根任期的1975年。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和以蘇聯為首的歐
洲共產主義國家簽署了《赫爾辛基協定》，承諾努力降低美蘇兩大對立意識形態集團間的
緊張關係，確保二戰之後所形成的歐洲現狀。協定擬定後，所有的歐洲國家（除了阿爾巴
尼亞1991年補簽之外）和美國及加拿大都共同簽署了這項協定。35個簽字國承認二戰後形
成的歐洲國家邊界不可侵犯，公開宣佈尊重人權和國際法確定的基本自由，尋求籤字國在
經濟、科學、人道主義及相關領域的合作。《赫爾辛基協定》雖然不是一項具有法定約束
力的國際條約，但是其表達了一種普遍的道德意識和政治訴求，為美國近半個世紀的、針
對蘇聯的"反共產主義"思潮劃下了休止符。

（二）"紅色恐慌"（Red Scare）

如果說"反共產主義"是一種對"異己"意識形態的仇恨情緒宣洩，那麼"紅色恐慌"就是針對
某些具體事件而產生的集體警覺意識，不過這種意識往往由於群體之間的交叉感染，而變
得過分敏感和荒誕，以至於整個社會都患上了政治妄想症。

自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由於布爾什維克的紅旗與其領導的紅軍以及其主張的流血革命等因
素，共產黨政權就與紅色產生了關聯。隨著共產主義的思想在亞洲一些國家的傳播，1919
年之後，中國、印度、日本、朝鮮和越南等亞洲國家紛紛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或政黨。同一
時期，美國工人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也宣告成立共產黨，這使得美國社會中的一些有政治影
響力的人士開始擔心這樣的紅色思潮會衝擊美國，誘使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發
動類似俄國的社會革命，顛覆美國現存的政體。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是站在英、法
、俄組成的"協約國"一邊，與德、意、奧組成的"同盟國"作戰，戰爭的勝利極大調動了美
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同時也產生了對俄國共產黨取代沙皇政權的"紅色恐慌"，致使美國社
會中任何反對戰爭或支持工人運動的人都會被懷疑為"反美"和"親共"分子，政府權力部門
乃至一般民眾都會舉報和監控被懷疑者，搞得人人自危，無法無天。

在"紅色恐慌"的籠罩之下，利用罷工運動爭取自己權利的工人、支持或同情工人的社會組
織都被貼上"共產主義者"的紅色標籤，被列為政府監控和司法懲戒的對象。1919年5月，
美國國會批準成立了"美國退伍軍人協會"（American Legion），該協會以宣揚愛國主義
、個人榮譽並促進國家安全為己任，大力傳播"反共產主義"信息和策劃有關"紅色恐慌"的
宣傳項目。1919年底，政府層面成立了聯邦調查局情報處以監控共產主義嫌疑分子，司法
部啟動了一系列針對美國政府的間諜和顛覆活動的調查和審訊，情報處會同司法部拘捕了
數千名"涉共"顛覆分子並將他們投入監獄，另外有200名國外出生的"涉共"人員則被直接
驅逐出境。

1922年，美國共產黨通過法律程序正式組建，起初叫"工人黨"，1929年，正式更名為"美
國共產黨"（CPUSA），蘇聯共產黨為其提供秘密活動經費和指導意見。正像蘇聯共產黨內
部有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一樣，美國共產黨也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兩派。隨著托洛茨基
被流放，美國共產黨也清洗了自己內部的托洛茨基分子，成為一個受蘇聯共產黨遙控的國
際支部。1920年代的美國共產黨人大多數都是出生在芬蘭的外國移民或移入美國的歐洲猶
太人。受到斯大林迎接經濟危機時期"革命高潮"到來口號的鼓動，美國共產黨人開始公開
反對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試圖煽動美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但美國勞工組織對此十分警惕
，結果反而使美國共產黨社會影響力嚴重受挫。1933年，希特勒上台，將猶太人與共產黨
掛鉤，視為納粹的主要打擊目標。斯大林感覺到新的直接威脅來自納粹德國，意圖與西方
國家緩和關係，以便共同對付納粹。因此，他指示國際上的共產黨組織將注意力轉向建立
廣泛的抵製法西斯的同盟戰線。響應斯大林的號召，美國共產黨喊出了"共產主義即20世
紀的美國主義"並動員組織了各種左翼社團聯盟，支持羅斯福總統競選連任。1936年，西
班牙爆發內戰，美國組成了3000人的自願軍前往西班牙參加"國際旅"，抵抗法西斯，保衛
西班牙共和國，其中，美國自願兵中80%都是共產黨人。1939年，斯大林與希特勒簽署《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後，美國共產黨緊隨斯大林，對德國法西斯侵犯波蘭採取了默認的態
度，導致其在美國社會的聲望暴跌。美國共產黨政策隨斯大林指示而變換，引起美國社會
的驚恐，由此產生了斯大林通過美國共產黨滲透到美國政府、損害美國利益的各種妄想：

"一場'小規模的紅色恐慌'瀰漫社會，美國共產黨人開始遭遇到一系列司法打擊：紐約
城市學院解聘了有共產黨背景的教師，1940年，斯大林任命的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布羅德因
護照作弊而被投入監獄。1941年，國會通過了斯密斯法案，賦予聯邦政府特別權力，以起
訴那些鼓吹通過武力和暴亂而顛覆政府的行為。"[3]

可是，隨著1941年希特勒閃電入侵蘇聯，美國共產黨又迅速轉變立場，從反戰的"光榮孤
立"轉向呼籲美國政府進行積極的戰爭干預。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第二天美
國政府即宣佈對德、意、日組成的"軸心國"進入戰爭狀態，蘇聯旋即與美國結成"同盟國"
，美國共產黨秉承蘇聯的旨意對羅斯福政府亦表示全力支持。至1943年，斯大林為了表示
對美國的友好姿態，將意識形態糾紛放在一邊，宣佈解散"共產國際"。美國政府亦宣佈釋
放被監禁的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布羅德，後者即刻宣佈解散美國共產黨，代之以"共產主義
政治學會"（CPA）。至此，伴隨1917年十月革命而興起的"紅色恐慌"，在美國進入"退潮"
歇息階段。


三、麥卡錫主義的本質

麥卡錫主義既是一種"反共產主義"思潮，也是一種以"涉共"相關的各種罪名侵害人權的活
動，是美國"反共產主義"傳統的高潮和"紅色恐慌"中最瘋狂、危害最烈的政治濫權鬧劇。
它的直接起因是二戰結束後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敵視和歐亞新出現的"紅色"國家政權，而
共和黨政客麥卡錫正是利用這些因素在美國社會製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濫用美國的政治
與法律機制，引發了美國歷史上波及面最廣的人權災難。

（一）"原子彈間諜案"

在美國和歐洲的西方盟友看來，斯大林的蘇聯與希特勒的納粹都屬於同一極權政體。在摧
毀德意日法西斯政體之後，蘇聯政體會成為挑戰西方民主自由政體的天然敵人，"熱戰"之
後必然會迎來"冷戰"。特別是美國社會，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視為維護民主
自由政體當仁不讓的"世界警察"，對防範和阻擊蘇聯共產主義的全球傳播和擴張負有首要
責任。麥卡錫主義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得以形成。

在1947年杜魯門總統公佈遏制蘇聯擴張的"冷戰"之後，蘇聯間諜成功策動了1948年2月的"
布拉格和平演變"，讓美國人意識到通過少數人的陰謀可以顛覆一個穩定的民主政體。因
此，美國中央情報局積極介入1948年4月的意大利大選，成功挫敗了意大利共產黨和平奪
權的圖謀。6月，佔領東柏林的蘇聯紅軍則直接封鎖了西柏林的陸路交通，時間長達11個
月，意圖強勢回應美國在歐洲對蘇聯的"遏制"戰略。蘇聯人封鎖西柏林、逼迫美國在其他
地區戰略收縮的策略在美國國內也引起了恐慌。而在蘇聯人解除西柏林封鎖後的僅僅3個
月之後，即1949年8月29日，蘇聯人就成功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顆原子彈，這件事情讓美國
各界十分震驚。因為，根據美國人的經驗預測，蘇聯人最早也只能在1953年左右試爆原子
彈。這種令人出乎意外的核武器研製進展很快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找到了答案--美國和英國
科學家或有條件接觸核武研究的人員向蘇聯傳遞了秘密情報。

1950年2月，美國聯邦調查局根據秘密情報線索查出了德裔英國科學家克勞斯·福克斯（
Klaus Fuchs）是向蘇聯間諜提供美國核武器情報的關鍵人物，並將他逮捕。在審訊福克
斯的過程中，順藤摸瓜抓捕了美國國內其他一些涉案人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國共產黨
人羅森堡夫婦。儘管他們從1950年6月被捕到被處決始終拒絕認罪，1951年3月，紐約聯邦
法庭還是以"間諜罪"審判了羅森堡夫婦。檢察官適用的是1917年公佈的"間諜法案"（The
Espionage Act of 1917），根據此法案的規定，間諜罪最高可以判處死刑或30年以上的
監禁。由於羅森堡夫婦始終拒絕認罪，主審法官對他們進行了死刑判決並於1953年6月執
行。這是整個"冷戰"期間西方唯一的間諜案死刑判決。羅森堡夫婦雖然在當時被冠以"原
子彈間諜（Atom Spies）"的惡名，但是，關於他們的審判是否公正一直是美國司法史和
政治史上最具爭議的話題之一：

"羅森堡夫婦案件的審判引起幾乎半個世紀的爭議，涉及到法律、政治和歷史等相關背
景。有人認為他們是籠罩在美國1950年代政治圖景中歇斯底里的恐共主義的犧牲品。也有
人認為他們是罪犯，應該為美國失去核武器壟斷地位和數百萬人的安全受到蘇聯核武威脅
而承擔罪責。無論如何，歷史學家關於他們的描述都不算全面，因為相關的檔案仍然沒有
解封。"[4]

紐約聯邦法庭的審理，拒絕了羅森堡夫婦引用"憲法修正案"第5條--"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
中被迫自證其罪"--為自己進行辯護，僅僅採信羅森堡妻弟格林格拉斯的口供而將羅森堡
夫婦定為死罪，而證人在許多年後寫書承認當時自己是在聯邦調查局誘逼之下作了陷害其
姐姐和姐夫的假口供。而引發"原子彈間諜案"系列抓捕和審訊活動的主犯--英國科學家福
克斯，因為認罪態度積極只被倫敦中央刑事法庭判處14年監禁。

至今，隨著更多的相關材料被公佈，以及學術界對"反共產主義""紅色恐慌"和麥卡錫主義
的研究更加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和讀者認同，所謂的羅森堡夫婦涉嫌的"原子彈間諜
案"是因為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仇恨和民粹主義情緒，在聯邦調查局長埃德加·胡夫的干
預和麥卡錫主義的煽情下，嚴重侵害當事人及其孩子的各項基本人權的、美國歷史上司法
侵權的典型案例。

（二）"第二次紅色恐慌"

美國社會由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引發的"紅色恐慌"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
階段主要是對政治上極端主義思潮的恐慌，當時代表政治極端主義的不僅有共產黨，也有
無政府主義。這兩者的共同政治秉性都是主張和煽動以暴力方式推翻政府，摒棄法律，重
塑自己所主張的社會秩序。美國人認為這兩種極端的政治思潮都是發源和肆虐於美國本土
之外的政治瘟疫，外國勢力總是試圖用這些極端思潮顛覆美國政府並破壞美國政體。為此
，美國國會於1918年通過了"移民法案"，該法案中充斥著對其他民族和意識形態的敵意。
聯邦政府及其相關的司法部門對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展開了大規模的調查、逮捕並
驅逐了大批與之相關的外來移民。

"第二次紅色恐慌"形成於1920-1930年代，當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以暴力方式奪
取政權後，美國人將這些基於極端主義的政治思潮和奪權行為建立的政權視為與蘇聯共產
黨同等類型的"極權"政治，認為這些是對美國自由民主政體的新威脅。由此，"第一次紅
色恐慌"中的"無政府主義"已經被法西斯和納粹所取代，其中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黨"因
素與"共產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具有諸多共性，形成了美國人對它們的"第二次紅色恐慌"。
"第二次紅色恐慌"一直延續到1950年代中期，隨著麥卡錫主義破產，才逐漸消沉下來。
[5]其間，美國、英國因與蘇聯結成反法西斯的同盟國，對國內共產黨的態度一度變得比
較寬容，在國際上對蘇聯和歐洲的共產黨抵抗組織也呈現相當程度的好感。但是，二戰結
束後，隨著蘇聯在東歐的擴張、"紅色中國"的崛起、朝鮮戰爭的爆發等，美國的"第二次
紅色恐慌"達到高潮，標誌性的事件就是麥卡錫主義的興起和對美國社會大面積的政治迫
害，這造成了美國除"黑人奴役制度"之外的另一大人權災難。

從麥卡錫主義在1950年代中期逐漸淡出美國社會和1960年代的"女權運動"蓬勃興起來看，
"第二次紅色恐慌"中反對女權主義、媒體廣泛介入對"性別平等權"的消極、負面報導，進
而煽動起美國社會中針對"牝雞司晨（powerful women）"和"親女男子（effeminate men
）"的仇恨。從兩次"紅色恐慌"的消長情況來看，它們與"反共產主義"傳統不同之處在於
，"紅色恐慌"本質上是對挑戰歐洲男性殖民者權力文化的一種保守心態，只不過在美國當
時的社會環境中被諸如麥卡錫這樣的右翼極端勢力所操控，演變成了公眾宣洩不滿的悲劇
性事件，使美國社會中爭取各種權利平等的人群淪為"弱勢群體（vulnerable people）
", 其憲法保障的人權因而受到嚴重侵害：

"為《華盛頓秘聞》寫作的赫斯特報業集體的專欄作家屬於保守派的陣營，他們利用自
己在媒體和政府中的影響力在'第二次紅色恐慌'中煽風點火。此陣營中的政客們、調查者
們和記者們極端地仇視女權主義者，他們知道怎樣利用民粹中的反女權情緒來打擊左派和
自由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性別意識形態之爭在媒體上表現得十分搶眼。儘管政治立
場各異的記者們會不自覺地表露出男尊女卑的性別思維定勢--1960年代之後這種思維涉嫌
'歧視女性'，但當時只有保守派的記者們才刻意貶低那些在言談舉止或職場中挑戰男性權
威的女性，即'女權主義者'。"[6]

而在大學校園內，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請願權
利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騷擾和侵害；但是在當時"紅色恐慌"的社會氛圍中，這些明顯侵犯
"憲法修正案"權利的行徑並沒有得到有效地制止。正是基於對"反共產主義傳統"和"紅色
恐慌"，特別是"第二次紅色恐慌"中"權利法案"不可侵犯和"民權在於爭取"的深度反省，
在麥卡錫主義退潮後的1955-1969年間，美國爆發了空前的黑人爭取民權運動、婦女爭取
性別平等權運動和大學生的反越戰徵兵運動。這些運動相互影響、延綿不絕，成為美國民
權史上成就非凡的篇章，也可以視為對"紅色恐慌"和麥卡錫主義的"報復性反彈"。

（三）麥卡錫主義的本質

麥卡錫主義本質上是由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利用其政治身份和司法權力掀起的右翼極端
主義思潮和廣泛侵害美國公民人權的社會運動，其性質類似於西方歷史上盛行的"懼恨異
己"潮流和"獵巫行動"，也是美國"反共產主義"傳統和"紅色恐慌"的最高形態，折射出美
國社會中一種反社會、反法治、反人權、反倫理的意識形態。

二戰結束後，基於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冷戰"旋即啟幕，"反共產主義"和"紅色恐慌"又重
新回到美國的政治舞台上。1946年，美國威斯康辛州一個名為約瑟夫·麥卡錫的年輕共和
黨人利用這個特殊的歷史機會，以極端右翼的思想面貌贏得了該州的聯邦參議員席位，成
為當時最年輕的國會參議員。不過，在進入美國政壇的初期，他並沒有立即獲得享譽全國
的名聲。1947年，杜魯門總統啟動了"國家忠誠項目"（Loyalty Program），即任何同情
或參與具有顛覆美國政權的組織和行動的人都無權擔任聯邦政府的工作崗位。受此引導，
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擴大了自己的調查權限，開始公開調查所謂的
共產主義者或他們的同情者。這個委員會在二戰前夕（1938年）設立的初衷只是調查"那
些可能威脅大眾生活方式和政府運作"的活動，而在"國家忠誠項目"確立之後，委員會的
權限便被延伸到強制公務員進行"效忠宣誓"。其所開展的活動已經明顯超越了法律的授權
，直接侵害到"憲法修正案"即"權利法案"所保障的各項人權，因為凡被調查過的人都有涉
嫌"顛覆國家"的污名化印記，導致其要麼直接失去工作，要麼蒙受各種歧視性傷害。加之
，1949年的中國政權改變了顏色，"原子彈間諜案"以及之後的朝鮮戰爭，這些加深了美國
社會對共產黨的敵意，人們記憶中的"紅色恐慌"再度爆發。麥卡錫抓住這個疊加的非常機
遇，利用自己做律師和法官的經驗，操弄立法和司法程序，指控和調查了大批民權活動人
士或同情共產黨的學生、藝術家、媒體人，甚至直接指控二戰中與蘇聯結盟抗擊納粹的美
國民主黨總統羅斯福和杜魯門。他把"反共"和"恐紅"的情勢推至高潮，使自己在"冷戰"氛
圍濃郁的大環境中聲名鵲起，營造出一個後來被歷史證明是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時代"
（the Era of McCarthyism）。

麥卡錫在競選成為"最年輕的聯邦參議員"後，經歷了一段政治投機和冒險的觀察和準備時
期。直到1950年，其在西弗吉尼亞威靈鎮的演講後，才"一戰成名"，奠定了在全美、特別
是那些崇尚"卡里斯馬威權人格"的民粹主義者心中的地位。在"威靈演說"中，他煽情地宣
稱：

"美國的問題出在那些我們國家待之不薄的賣國賊的背叛行為上。賣國賊們人數不多，
但是運氣卻好得出奇，他們享有世界上最好福利國家的一切好的待遇：最好的住房，最好
的大學教育，以及我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政府工作崗位。這些人佔據著國務院顯要的位置
，這些人出生富貴，佔儘先機，可表現卻最壞。"[7]

他這是對著威靈鎮的共和黨婦女聚會人群講的，目的顯然是為了煽動起她們對社會問題和
政府治理無能的不滿；他甚至更加聳人聽聞地指控：美國的國務院已經滲透進了205名共
產黨人，他接下來要對涉共的美國精英和政要們進行不懈的司法打擊。

如他所料，"威靈演說"引起了全國性的震動。聯邦參議院為此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對國
務院諸多要害人員進行調查和聽證，結果證明是"子虛烏有"；但是，礙於黨派利益，參議
院並沒有阻止麥卡錫後續對自由派、共產黨人、工會運動人士、藝術家和軍隊中和平主義
人士的司法誣陷。1953年，麥卡錫再次當選參議員，次年又被任命為參議院"政府運作委
員會"以及其下屬的"調查委員會"主席。麥卡錫利用這兩個位置的司法便利，對"滲透"進
入美國政府、軍隊、學校、好萊塢、司法系統的共產黨間諜或代理人開展了持續性的"獵
巫行動"，搞得美國社會各界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他指控說，民主黨的羅斯福和杜魯門
總統主政白宮時"犯有20年的賣國罪"--暗示這兩人對國內共產黨很寬容，以及與蘇聯在二
戰中結成同盟關係。麥卡錫甚至對同為共和黨人的艾森豪威爾總統也進行"通共"指責，因
為後者主導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

僅從1950年2月的"威靈演說"到1954年12月參議院通過對麥卡錫譴責議案的近5年時間裡，
麥卡錫因濫用司法授權發起的"涉共"和"顛覆美國"的調查和聽證就多達500多場。成千上
萬的美國公民，特別是那些知識精英和政府僱員，職業生涯和生活方式都直接或間接受到
麥卡錫主義的摧毀。1953年底，麥卡錫發起了一場針對美國軍隊和政府文職人員涉嫌顛覆
國家政權的司法調查，因為事關重大，調查啟動之後，美國全國電視直播了幾場重要的聽
證辯論。1954年4月，由於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堅持要公開公正地審理針對軍隊的
指控，一場持續了36天的電視聽證會向全國直播。也因此，麥卡錫的政治野心、對證人的
司法霸凌以及蠱惑人心的陳詞濫調被直觀地呈現在滿懷狐疑的美國公眾面前，尤其是軍方
聘請的特別法律顧問約瑟夫·韋爾奇對麥卡錫個人政治品行的道德拷問，直擊要害，使不
可一世的麥卡錫遭遇了自己職業生涯中的"滑鐵盧"：

"此前，幾乎沒有美國電視觀眾見過麥卡錫的現場表演，也認識不到他的奸詐。韋爾奇
代表軍方反指控麥卡錫利用不當影響為自己的助手在參軍後謀取私利，指出他蓄意篡改證
據，拼接這位助手與陸軍部長羅伯特·史蒂文斯在一起的照片以誇大助手在軍隊中的地位
；麥卡錫還編造了聯邦調查局長埃德加·胡佛給亞歷山大·博林少將的備忘錄，警告後者
陸軍信號兵中有顛覆分子。他還不停地打斷聽證程序，故弄玄虛地叫囂：'不得違反議事
程序！'因此，人們越來越看清楚了麥卡錫的嘴臉：虛偽，魯莽，盛氣凌人！當麥卡錫對
韋爾奇波士頓律所一名青年實習律師發出指控，懷疑他與共產主義者組織有關聯並且一直
潛藏下來時，他在人們心中的印象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對此，韋爾奇回擊麥卡錫的攻擊，
認為這有可能破壞一個年輕人的職業生涯，而這個年輕人早就脫離了與共產黨陣線的短暫
聯繫。韋爾奇怒斥：'議員先生，一分鐘前我還不能確認你居然是這樣的暴虐和狂妄！'然
而，麥卡錫仍然咬住斐謝爾不放，韋爾奇立即打斷麥卡錫的纏鬥，大聲說出了事後被證明
是驚世駭俗的反駁意見：'別再用你的伎倆謀害這個年輕人了，議員先生！你太過分了！
做人總得有點羞恥吧？先生，你的無恥真是登峰造極了！'陷入極度歇斯底里的麥卡錫根
本聽不進去，仍然揪住斐謝爾發問。韋爾奇再次打斷麥卡錫的提問，直接向聽證會主席建
議召喚下一個證人，此刻全場響起一片掌聲，大家把麥卡錫晾在一邊，後者驚慌失措地問
自己的助手：'我做了什麼？我做了什麼？'"[8]

這場讓美國人民親眼目睹的電視直播聽證會，宣告了麥卡錫主義的終結。之後的全國蓋洛
普民意測驗顯示：1954年初支持麥卡錫的人還有50%，6月份則回落到了34%，而對麥卡錫
持負面看法的人則從29%上升到了45%。[9]同年12月，參議院以67對22票的絕對優勢通過
決議，公開譴責麥卡錫，稱其作為一個國會委員會的主席，濫用職權，其行為是"不可原
諒的""不道德的"和"粗俗且令議會蒙羞的"[10]，之後，依法罷免了他的議員資格。此後
，麥卡錫聲名掃地，淡出了美國政界，終日酗酒，於1957年1月，在鬱鬱寡歡中去世。

從麥卡錫濫用民主制和司法程序給美國社會造成的"體制創傷（institutional trauma）"
來看，麥卡錫主義不外是西方"懼恨異己"傳統在現代美國社會的一個翻版，其性質類似於
"反猶太主義"中的"血祭誹謗（blood libel）"、"水井投毒（well poisoning）"和"褻瀆
聖體（host desecration）"，即對於不同信仰的群體尋找各種蠱惑人心的藉口加以迫害
，所不同的表象僅在於麥卡錫及其追隨者濫用司法權力，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進行污名
化運作，將共產黨人、自由主義者、猶太人、工運人士以及同情左派的公民貼上"紅色"標
籤，以"紅色恐慌"綁架美國社會，編造莫須有的罪名，對上述人群進行瘋狂的司法和政治
迫害，釀成美國二十世紀重大的人權侵害事件。


四、民權侵害的歷史教訓

麥卡錫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消沉之後，美國的知識精英就開始認真反思，這場明目張
膽的侵害人權的行徑何以能在這個以法治與人權為立國精神的國度大行其道？他們形成的
一個普遍共識就是：各種公權力，包括行政權力、國會的立法權力和司法權力都越過了憲
法所保障的人權邊界，為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所綁架，只有通過合憲性審查並在權力運作
中恪守憲法至上的法治原則，才能確保"憲法修正案"中所確立的各項人權。之後，聯邦最
高法院在對重大的、依據《史密斯法案》提起的訴訟裁決中都明確支持對公權力的限制，
以保障私權利的弱勢一方。如，1951年的"鄧尼斯訴美國政府案(Dennis v. United
States)"[11]和1957年的"雅茨訴美國政府案(Yates v. United States)"[12]，聯邦最高
法院的判決都偏向維護涉案的兩位共產黨領導人的私權利，嚴格限制政府所引用的《斯密
斯法案》中"鼓動以暴力推翻美國政府"罪責的解釋，闡明其引用不得與憲法權利中的思想
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相牴觸。伴之而起的維護憲法權利活動也蓬蓬勃勃地展開：黑
人爭取種族平等的"民權運動"、婦女爭取性別平等的"女權運動"、學生爭取抗議權利、請
願權利和信仰權利的"反越戰運動"以及拉美裔和土著美國人的"平權運動"等，構成一幅多
姿多彩的"民權運動"政治藍圖。這些美國歷史上空前的"人權覺醒"和"民權運動"也可以視
為反思麥卡錫主義的一個積極成果，其中有兩點教訓是值得認真思考的。

（一）"懼恨異己"是人權公害

麥卡錫主義在當時是以民粹主義的形式出現的，它以政府僱員、政治家、藝術家、軍人、
媒體人、科學家、學者甚至是在校大學生為追訴對象，製造社會精英群體在美國政治生活
中危及國家安全、持有敵對意識形態的代理人的形象，煽動起了全國性的"反共產主義"和
"紅色恐慌"的狂潮，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

"基於政治動機而對共產黨的'獵巫行動'在1950-1954年之間登峰造極，其要害是對美國民
權體系的公然蔑視，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的本質。"[13]

而就在麥卡錫主義盛極而衰的1955年，美國一批知識精英開始撰文反思麥卡錫主義的起因
、現象、本質和後果：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社會學家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政治學者瑟穆爾·利普賽特（Seymour Lipset
）和時評政論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共同撰文，輯為《極右勢力》（The
Radical Right）一書，從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角度分析了麥卡錫主義，指出，它與歷史上"
懼恨異己"文化意識形態的某種關聯性：

"麥卡錫主義者的狂熱折射出中世紀宗教裁判所那種根深蒂固的異教徒懼恨情結：對富蘭
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怨恨，對'羅斯福新政'刻骨銘心的拒斥，趕走或者摧毀聯合國的誓願
，懼恨猶太人，懼恨黑人，孤立主義，廢除所得稅法，擔心水系統氟化而引起中毒，反對
教會的現代化。用麥卡錫自己的話來說，這些是'持續了二十年的叛國行徑'，其實是由長
期對異教徒的仇殺所釀成的社會焦慮，用右翼發言人弗蘭克·喬多洛夫（Frank Chodorov
）的更好的觀點來說，自1913年通過稅收修正案，對美國的背叛就已經開始。"[14]

這是對麥卡錫主義一種現象性的觀察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總括，我們也可以在此基礎上做一
點引申：即麥卡錫主義在本質上仍然屬於植根於西方"懼恨異己"文化意識形態的一種現代
翻版。其中，希臘人對波斯人的懼恨多因波斯人有著不同於希臘民主制的東方君主專制，
羅馬人對基督教的懼恨多因基督教是不同於多神信仰的一神教，中世紀的基督教社會對"
大流散"的猶太人的懼恨則源於宗教與歷史傳統之異，歐洲中世紀的"獵巫運動"多源於男
性對女性生理相異而產生的文化偏見，近代美國白人移民對黑人奴隸的懼恨則因膚色與社
會地位相異，而麥卡錫主義則是"懼恨異己"在"冷戰"時期的美國版，是集懼恨猶太人、共
產主義意識形態、精英文化、外來移民以及"厭女症"（misogyny）之大成者。追溯這種"
懼恨異己"的文化意識形態傳統，所展現的就是一部"人權災難史"。人類社會在反思這部"
人權災難史"時，也總結出了"人類固有尊嚴和普遍神聖權利"這類寫入《世界人權宣言》
指導思想的基本原則，它雖然沒有有效地阻止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的出現和肆虐，但是卻有
效阻斷了其在美國的繼續為惡和向世界各地的傚尤性擴散。從其演變過程來看，美國各界
特別是知識階層，對它的批判和總結在於指明它與"懼恨異己"傳統的關聯性，警示美國社
會和國際社會，它是一種人類文化痼疾的新變種，告誡國際社會應該從"包容異己性"方面
重建人類的文化意識形態。而美國立國的民族精神中的"宗教寬容""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羅
斯福"四大自由"原則中都有這種"包容異己性"的基因，這是古羅馬社會創建基督教時，普
羅提諾（Plotinus）對"多元一體"（unity in diversity）思想的創造性轉化，也是當代
國際社會制定《世界人權宣言》時所達成的共識，即"一體"必定包含"多元"，這樣才能兼
容人的多元性。在《世界人權宣言》的英文版中，中文"世界"一詞就是用"普遍性"表述的
，其深意就是要以"一體"兼容"多元"，消解"懼恨異己"和"排斥它者"的文化意識形態。

20世紀中國有位德高望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1910-2005），他晚年提出了一個跨文化的
人類共生原則，叫作"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6字箴言，[15]從中既
可以看出契合於普羅提諾所闡釋的"多元一體"思想以及"彼此容納"（live and let live
）的美國精神實質，也可以體會到中國儒家所提倡的"以德服人"、"德不孤，必有鄰"的"
大同"理想。因此，美國社會或國際社會應該從麥卡錫主義這類人權災難中汲取的一個深
刻教訓，就是摒棄各種形式的"懼恨異己"文化意識形態，積極提倡"兼容異己、互尊共生"
的人類大同文化，警惕麥卡錫主義以任何形式"死灰復燃"，恪守人民主體、人性尊嚴和人
權神聖的人類共識性原則。

（二）警惕極端主義

如同歷史上出現過的極端主義思潮都必然導致恐怖主義和人權侵害一樣，麥卡錫主義肆虐
也表現為一種極端主義形式，其結果同樣導致了對美國社會各界的人權侵害。像"原子彈
間諜案"羅森堡夫婦的死刑判決，在許多方面都突破了"法治"精神的底線：輕信單一口供
，輕罪重判，罔顧"憲法修正案"賦予被告的權利，適用法律不當，誘供逼供，渲染被告猶
太人身份以調動社情壓力等。這類麥卡錫主義的典型手法都是思想與行為方式上的極端主
義的表現。綜觀"懼恨異己"的各種表現形式，極端主義是它們的一個共同的基本特徵，它
既會掩蓋"自己"主體的缺陷，也會刻意抹殺"異己"的優點，在應對"自己"與"異己"的社會
關係時，經常"走極端"，無視社會治理中"異己"的公平權利，引發了罄竹難書的人道主義
災難和觸目驚心的人權侵害事件。與極端主義伴生的這些人類不同群體之間的殺戮和犯罪
諸多，從古代希臘軍事同盟之間的征伐、古羅馬的迫害異教徒、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
、基督教產生以來的仇恨猶太人運動、宗教改革後新舊教派之間的宗教戰爭、近代歐洲帝
國同盟之間的戰爭一直到歐洲共產黨誕生以來與資本主義社會政體之間的政治意識形態衝
突，特別是二戰中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滅絕性大屠殺，每一個歷史片段都充滿了血腥和殘
暴，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是一部人權悲劇。因此，可以說，"懼恨異己"也是人類思想和行為
方式上的極端主義，而極端主義又必然會導致恐怖主義和人權災難。

麥卡錫主義這種美國特色的"懼恨異己"，其最初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就是極端地仇恨猶太人
、共產主義者、外來移民、工運群體、女權主義者，甚至是和平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後
者對於主流的美國"盎格魯-撒克遜男性殖民者"及其正統後裔"農場主和工廠主"來說，都
是"異己"性質的極端主義者。所以這些"主流"美國人在"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中"以眼還
眼，以牙還牙"，無情地採取極端主義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對待"異己"群體，而且濫用各種
公權力，造成的人權侵害後果十分慘烈。美國國會、政府、聯邦調查局都被裹挾其中，這
對美國法治社會的價值基礎--人權、自由、公平與正義等造成慘重損害。甚至在麥卡錫主
義消沉之後，美國社會長期動盪，各種民權運動風起雲湧、延綿不絕，進而使得美國政治
權力運作的公信力面臨嚴峻挑戰：

"當公眾人物沉迷於濫用權力，當他們剝奪他人的公平司法權利，當他們訴諸捕風捉影、
栽贓陷害、造謠中傷、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搆陷他人時，就是用極端主義突破我們民主社
會的底線，使我們的民主社會陷入絕境。"[16]

這是美國"冷戰"時期資深民主黨參議員威廉·富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對麥卡錫
主義的一段尖銳批評，也成了反思美國"極端主義"政治思潮的至理名言。遙想當年，麥卡
錫議員以反對法西斯極端主義為號召，很快就吸引了"反共產主義"和"紅色恐慌"的人群聚
集到其麾下。在各種公權力的加持下，麥卡錫把"懼恨異己"的文化意識形態發揮至當時美
國社會的極限，最終使自己也蛻變成為新的"極端主義"，給美國民主社會造成前所未有的
政治信譽危機，釀成了歷史上波及面最廣的美國民權侵害。因此，富布萊特議員對他的批
判可謂一語中的，同時表明，美國社會應當從肆虐一時的麥卡錫主義中汲取沉痛的教訓。

如果我們將這個聚焦歷史教訓的鏡頭轉向古老中國"群雄鏖戰"的春秋時代，可以發現，中
國儒家的先哲孔子也對極端主義的政治思想和行為有過同樣深刻而簡潔的批判："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17] 其意為：政治上走極端主義路線，其後果一定是危害無限的。按照
他"和而不同"與"取信於民"的治國理政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才是"可謂
仁之方也已"。[18]這就是說，在處理社會關係或運用公權力時，無論是思想和行為方式
，都應該遠離"異端"，而不是執迷於"異端"，戕害"忠恕之道"。仔細想來，作為糾正"攻
乎異端"的"忠恕之道"與"彼此容納"的美國精神確有明顯相似的人權價值取向，其意義也
可以引申為制約公權力的人權倫理，二者可為富布萊特對麥卡錫極端主義的批判作更進一
步的法治詮釋。


五、結論

儘管麥卡錫主義最甚囂塵上時也不過五年，但卻是自1917年"反共產主義 "和"紅色恐慌"
之後所形成的一個時代縮影，也是一個更久遠的"懼恨異己"的文化意識形態在當代美國社
會的迴光返照。其落幕之後，雖然有了一個近15年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高潮，但消極影響卻
不容易隨即滅絕，其社會預警和矯正機制自然也會長期存在。聯繫到美國在"9·11"之後
，於社會群情激憤之中，一個月內就通過立法機制、由總統簽署了《美國愛國者法案》（
USA Patriot Act），該法案擴大美國司法機構和情報機構的搜查和監控權力，這難免置
美國公民和他國公民的權利特別是隱私權和身體安全與自由權於相當弱勢的地位。待其實
行一定時期之後，此法案引發的侵權事件和相關侵權質疑聲也不斷見諸於各媒體，不少人
權活動人士公開發聲，批評美國在中東和阿富汗戰爭中的傷及無辜和監獄虐囚，呼籲大眾
警惕麥卡錫主義民權侵害悲劇的重演。這些情況表明，經過麥卡錫主義導致的民權侵害磨
難，美國社會的治理文明中已經形成一種新的趨勢：即以人性尊嚴的信念為社會治理提供
道德引領，以憲法至上的原則對各種形式的公權力施加法律限制，恪守人權是立法、司法
和行政實施其公權力的社會倫理底線，為現代社會的制度文明樹立一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和價值實現的政治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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