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權博物館前兩天舉辦「2019臺德人權教育國際工作坊」，邀請到德國的轉型正義代表團來台交流，今天陳俊宏館長也帶著他們來到總統府，和我交流關於人權工作與轉型正義的經驗。


德國是我造訪過很多次的國家，年輕時多半是民主運動的國際交流，後來擔任高雄市長，也持續推動高雄在經貿、產業、文化等各面向與德國的交流合作，但我還是不忘許多德國老友，包括在美麗島事件時促成國際救援的推手之一、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 AI) 的克勞斯華爾特 (Klaus Walter)。

我一生感謝在台灣威權時代對民主運動伸出援手的外國朋友，他們不只拯救了美麗島事件和其他案件政治受難者的寶貴生命，更與台灣人民一同創造了今日有如空氣一般自然的自由民主。

我曾造訪柏林圍牆的遺址和柏林的轉型正義博物館，看過人類社會的進步與反省，也曾造訪波蘭、奧地利等歐洲各地的集中營，見證人類歷史的罪惡。


當謝志偉大使請我在轉型正義博物館的記錄本留言時，我寫下：

「我走過監獄，但我嚮往自由，
我祈願，人類社會的壓迫不再、恐懼消失。」


不過不只這樣，面對歷史的傷痛，我們還需要轉型正義的療傷。

德國轉型正義工作的成就，無論是針對納粹或東德共產黨，是台灣等許多走過威權時代的新生民主國家眼中的典範，但今天的訪賓告訴我，德國花費很多的代價才有現在的成就，而且也有很多尚未完成的目標。

東西德統一的前夕，東德的祕密警察史塔西差點成功銷燬無數的檔案，統一後的德國政府用極久時間、極多人力，才將碎紙一片片拼回來，拼湊出秘密警察監控人民的歷史真相。

訪賓也告訴我，還有無數的工作仍在進行，例如清查史塔西安排在東德公務機關、學校、醫院等機構的線人，平反遭到羅織入罪的受害者，以及補償因為政治因素被帶離原生父母的幼童學童。

相較之下，在我們台灣，諸如雷震先生在獄中的回憶錄等無數政治犯的著作和檔案，都遭到國民黨政府的焚毀無法救回，其他像是林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的檔案，也才正開始逐步解密，而直到近日才進行不法判決的平反。


想起每次與不分國內外老戰友的難得見面，我都不禁感慨「我們都老了」，甚至不少人已經離我們而去，但歷史真相仍未完全釐清，如今下一代也未必了解這些過去，這都提醒我們轉型正義的重要。

推動轉型正義，不只是為受難者和家屬平反，更是我們不能鬆懈、不容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