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不景，央行正常應「放水」，卻因為全球供應鏈斷裂令物價上漲，使央行反其道「收水」遏止通脹，這就是我一年多前已講「後疫情時代」下將面臨的「滯脹風險」。對央行而言，這是個「向左走向右走」的難題。特別是對於已有28萬億美元國債的美國，滯脹就是「美元遊戲」的死門。

大家有時間可重溫我這兩年疫情前後所寫的文章，值得大家重溫。局勢正按照劇本一步步的進行，大家要及早部署，然後繫好安全帶，準備坐上大時代的過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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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 向右走的大時代

全球各國央行為應對新冠肺炎的疫情，均紛紛減息，重啟大規模量化寬鬆(QE)救市。部份經濟學家以傳統的貨幣經濟理論分析，均認為「無上限量寬」即將會帶來全球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脹(hyperinflation)。然而，全球經濟不景氣，加上新冠肺炎等不明朗因素將導致全球需求大幅萎縮，按此推斷理應會出現通縮。那麼，全球物價的走向應該會是向左走(通脹/滯脹)還是向右走(通縮)？這是一個複雜而有趣的議題。

要解題，首先要將複雜的事情簡單化。所有經濟理論都不外乎「供求理論」(即DSE同學仔都會的demand & supply)，關鍵是將「供求理論」放在哪一個市場進行分析，而得出綜合的結論。今時今日，我們面對變化最大的主要有兩個市場，一是貨物市場，二是貨幣市場。

大家印象中應該還記得，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新增了數以萬億計的貨幣供應，不少經濟學家都認為會引發全球通惡性通脹。然而，惡性通脹最後並沒有到來。原因之一是全球化導致的產能過剩。全球化供應鏈使生產鏈由先進國轉移集中佈局在中國、越南、柬埔寨和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大幅增加全球產能的同時，其低廉的生產成本及關稅的下調大幅降低了物價成本。在全球化供應鏈下，一個國家的物價水平已並非由單一國家的國內的供求所決定，而是以全球產能反映的總供應與全球性需求的角力。

另一方面，量寬新增的貨幣供應沒能有效地流入實體經濟，反而增加了投資/投機性需求，資金追逐高息及風險資產，最後只推升資產價格，要知道資產價格並不會計入消費物價指數(CPI)去衡量通脹水平。這是為何海嘯後的十年，儘管大規模QE，全球的通脹率仍然維持低水平，箇中的原因是全球產能過盛和資金流向資產市場的兩大主因。

以上是08年金融海嘯後十年的情況。然而，今次情況將會比當年有所不同，而且將會更複雜。首先，今次黑天鵝的主角是新冠肺炎，而新冠肺炎的傳播性使人人都不敢外出消費，一切都好像回歸基本，人人都只會搶購日用品，對於非必要的奢侈品需求一下子完全消失，消費意欲預期都會維持低沉相當一段時間。更重要的是，各國的封城封關使經濟完全停頓，全球供應鏈斷裂。正所謂飛得越高，跌得越痛。近年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得越來越成熟，當發展中國家集中生產，已發展國家加強科技的發展和消費，生產要素成本大幅下降，關稅下調，國際貿易效率一日比一日提高。萬萬想不到的是，一個看似完美的「全球供應鏈模式」，竟然被一隻黑天鵝切斷了，還要是完美地解體，一個完美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正在發生，各國即時走向供應鏈本地化(localization)。從此，產能不再過剩。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對症下藥」還是「落錯藥」？》所講，量化寬鬆手段能夠即時解決的並非實體經濟的問題，要量寬能夠解決經濟問題，其關鍵在於資金流向是否能夠有效流入實體經濟，但事實證明，大部份資金最終只會流向投資/投機，資金追逐資產，最終使資產價格不停上升，情況如08年金融海嘯後十年一樣。因此，要真正救經濟，一定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管齊下。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錢從何來？同一個題，2016年特朗普上場時我也問過，當時我寫了一篇名為《特朗普上場 (二) - 錢從何來與加息的邏輯》的文章。大家有時間可以參考一下。

有關「錢從何來」的問題，一般的財政政策項下的政府支出(Government Expenditure)是從政府的財政儲備而來。正如我們香港政府昨天剛公佈的1375億港元大規模抗疫救市措施，號稱是史無前例，但要知道香港政府目前的財政儲備有1.1萬億，而「全副身家」(即計及外匯基金的總資產高達4萬億港元)，是次的大規模救市的支出對比副「身家」依然是九牛一毛，可以說全民退休好幾年也沒有問題。這是為何我經常說香港的金融系統和基礎是非常穩健，即管是當年金融海嘯，香港的金融系統依然穩健。

另一方面，根據美國財政部2月12日公布的數據，美國預算赤字達到1.06萬億美元，而國家債務總額達到了23.3萬億美元，這是天文數字。當數字去到一定水平後，其實已經再沒意思，天文數字的債務不是債務，因為根本償還不了，再增個一兩萬億美元，影響不大，美元依然是「美元遊戲」棋盤下的唯一「代幣」，各個遊戲參與者只能相信美元，不信者大可離場。至於如何離場，我目前還未想得到。或者說，如果連我都想得出來，我想大部份國家應該一早已經離場。

巨額財政赤字下，美國如何支付即將推出的「2萬億美元救市計劃」？答案只有一個，就是直接向聯儲局借貸，那聯儲局的錢從何而來？那當然又是「憑空印出來」，原理跟QE一樣。說白了，就是美國財政部借聯儲局的手印鈔，因為美國政府很難還清這筆錢，或者亦沒有打算還錢。因此，對美國來說，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雙管齊下」實際上是「雙QE」。

如今，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已經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0%，以美國財政年年赤字的作風，這筆負債只會越來越多。因此，美國政府的負債相當於美元的永久性超發。在世界上存在的美元只會越來越多，全球的財富在美國「印鈔」的過程中被稀釋，世界各國再一次被美國政府「收割」。當然，在全球都面臨嚴重經濟危機的時候，美元超發的危害並不明顯，反而能提高市場流動性。但是，經濟危機過後，金融槓桿會迅速放大美元超發的危害，形成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

事實上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引發美國金融危機的導火線，美股及債券價格之所以會迅速下跌，是因為長期貨幣超發導致金融體系中積累了大量泡沫。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長期採取量化寬鬆政策刺激經濟，導致債務槓桿高企、資產價格高估。疫情對本身疲弱的實體經濟的衝擊刺破了債券、股票等金融底層資產的泡沫，導致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定價體系瞬間崩塌。而為了解決金融市場的問題，聯儲局選擇了QE，繼續向金融體系中注水，繼續「培育」資產泡沫，同時拉闊貧富懸殊，然後當下一個黑天鵝來臨時又再推QE。這個情況，在未來會繼續重演，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世界各國的財富將不停被收割。

可是，這次與之前不同的是，在今次的「雙QE」中，除了無限量QE的貨幣政策外，美國財政部借聯儲局的手印鈔推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會直接將資金注入經濟實體。另一方面，世界各國開始發現孤注一擲全球化的風險，如以單一國家如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風險，同時亦揭示了全球各國對全球化的隱憂，即使疫情過後，全球化再次啟動時各國之間的互信也大不如前。最後各國只會「各家自掃門前雪」，在表面上呼喊著「全球化口號」的同時，開始建立自己本地的供應鏈，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也就只成為一個「口號」。未來世界很大可能會走回頭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會令生產要素成本提升，慢慢回復至全球化之前的水平，過去全球化所導至的產能過盛不再。當兩大壓抑通脹的因素不再存在，當經濟回復正常時，全球或產生流動性過剩，而最終導致通脹的來臨，到時美聯儲不得不加息控制通脹，但在疲弱的經濟下加息會剌破經濟/資產泡沫，形成「向左走向右走」的兩難局面，而滯脹(Stagflation)就是「美元遊戲」的死門。這一天可能是「美元遊戲」的終結，同時也可能是世界經濟的嚴重崩潰。

我曾說過，最好解決泡沫的方法不是去延長泡沫爆破的時間，而是讓泡沫直接爆破。

Starman
2020.4.10

原文：
http://starnman84.blogspot.com/2020/04/blog-post_10.html?m=1

#舊文重溫系列

【跟進隱形貧窮人口 達致精準扶貧】
文／容海恩

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筆者為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大律師、扶貧委員會委員）

譚新強：中國正式墮入修昔底德陷阱
文章日期：2021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中國已墮進修昔底德陷阱。此發展非常危險和可惜，因為中國過去40多年的和平崛起，是歷史上罕見的，不止幫助全中國人民脫貧，更對全球經濟發展有極大貢獻，都是值得表揚的。不過，不幸地近日所見到的一系列重要政策突變，不止引發出一場嚴重的所謂監管風波，其實有更深層次的意義，似乎代表頗根本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甚至外交策略改變。

對此發展表示擔心的不止我一個，連長期中國大好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近日也發表文章，直言憂心中美已進入冷戰初期，同時中國大力打擊創業家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且危險地攻擊大量科技行業，包括各種電商、金融科技、社交平台、線上線下教育等等的商業模式，似乎正全面重估市場經濟的定位。羅奇甚至擔心此改變將影響到中國不能達到整體長期發展目標。

應鼓勵企業走出國際 爭取傳媒話語權
我相信近日針對個別行業的監管行動都有一定原因和道理，但絕不應變成嚴重內鬥（我明白內卷和內鬥的所謂區別，但我不忌諱，所以直稱為內鬥）的藉口，不可因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近月我已多番發聲提醒中國慎防形成圍城受困心態，應把眼光放得遠一點，鼓勵企業走出國際，爭取中國傳媒的話語權，與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地位。

先分析一下墮進陷阱的原因，主要有4個：
（1） 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開始，中國已看到美國經濟過度金融化的害處。更必然對以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印鈔解決問題非常反感，因為此舉無疑等如把問題輸出國外，由中國和其他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的人來買單。

我明白但不完全同意此觀點。美國和西方固然虛偽和採用雙重標準，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就責備亞洲各國貪腐和揮霍無度，所以解決方法就是即使在金融危機中，仍需勒緊褲頭，大減財政開支，結果弄至多年衰退，且通縮殺傷力遠超通脹，導致無數亞洲企業和人民破產，不少人自殺，在印尼甚至出現過恐怖的屠殺華人事件。

QE的後遺症的確包括嚴重拉闊貧富懸殊，確是近年全球很多地方出現不同規模社會動亂的主要背景原因之一，但這後果應仍遠比在2008年時採取相反收緊政策為佳。經此一役，中國學懂了防範經濟過度金融化，且決定把資本帳收得更緊，或最少大大拖慢了開放的步伐。但問題是此憂慮來得太早了，中國資本市場仍未成功發展起來，體積是增大了不少，但只約等同GDP，且從來不健康，熊市時間遠比牛市長，債市更是仍然混亂，信貸評級搞笑居多。

加速開放資本帳 提升人民幣地位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2008年後，雖成功把人民幣推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籃子貨幣，A股亦終能加入MSCI指數，即是我從前形容的「金融WTO」，但一如我所料，成功比「工業WTO」更難。最主要竟非外國的阻擋，而是中國仍缺乏打開資本帳的勇氣。結果就是名義GDP落後PPP GDP超過50%，從外國觀點，亦即人民幣滙率被壓低超過50%，所以導致相對中國的嚴重貿易赤字，可說中西方關係日趨緊張的重要導火線之一。

我認為中國非常需要加速開放資本帳，提升人民幣地位，最重要手法正是收窄貿易平衡，大量輸出人民幣，加深相互投資和貿易關係，使到西方更難與中國脫鈎，有助確保世界和平。

（2）COVID疫情絕對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毫無疑問，對比全世界，中國治疫是非常成功的，雖然仍有近5000人死亡，但相對西方，肯定等如救了最少近300萬條寶貴生命；加上中國慷慨，領先對國際伸出援手，輸出大量勇敢醫護人員、防疫用品和疫苗，其實非常值得表揚，但由於中國媒體力量太弱，反而經常被抹黑，實在令人氣惱。

但我也曾指出，從某角度看，中國治疫可能有點太成功了，令國人形成牢固的零容忍心理，政府因此不能或不敢改變接近完全封關的政策。一眨眼，措施已維持了一年半有多，連香港本地個案清零已超過50天，仍毫無與中國內地和澳門通關迹象。我明白「Delta變種病毒」仍然全球肆虐，但多種疫苗，包括輝瑞-BioNTech的疫苗「復必泰」，似乎對防範重症和死亡仍非常有效，中國毋須介懷，應加快審批和推廣，和馬上研究混合接種不同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

中國封關程度超明朝 如自我孤立
據觀察，中國可能繼續封關至明年中，甚至明年底，事態其實非常嚴重；老實講，封關的嚴緊度已超過明朝程度！我已多次指出，封關的害處遠超過經濟損失那麼簡單，最大壞處有兩方面，首先是斷絕了正常人民的商業、學術、文化和外交住來，等如中國自我孤立，與外國的誤會和矛盾只會日益加深。第二，更可怕的是停止與外面的實體接觸，互聯網亦是部分封閉的，所以逐漸形成圍城自困心態，更容易產生偏執症（paranoia），經常杯弓蛇影，以為裏裏外外，到處都是敵人。這亦是內鬥加劇的成因之一吧。

（3）兩年前香港的動亂，肯定也是改變中國政策思維的一個機重要催化劑。雖然在香港一事上，毫無疑問，全國絕大多數人民是支持中央和香港政府的止暴制亂政策，亦因此事令到中國人民更團結。

香港問題固然有其獨特歷史、文化和政經原因，但為何過去兩年，全球超過100個地方，包括美國本土，都有形式極度相似（包括衣着、雨傘作保護、武器等等）的暴亂？除QE是一個共通導火線，明顯社交平台和整個全球互聯網文化，亦是一個超重要傳播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新聞、科學、迷信和各種意識形態的「危險」渠道。即使在疫情上，連美國政府也知道facebook（美：FB）和Twitter（美：TWTR）等，負上極大責任，簡直可說滿手鮮血。

中國一向維穩至上，當然必須未雨綢繆，即使小規模動亂的機會亦不容許出現，所以加強監管整個互聯網是必然的後果。當然反壟斷和網路國家安全等考慮也是真實的，美國也有類似擔憂，但美國確以資本為主，人命為次，可說非常錯誤，令到監管太慢，結果養虎為患，但他們同時也考慮到facebook和Google等新媒體，對展現美國霸權的重要性。中國應如何做法，我沒有完美答案，只可說監管是一個平衡遊戲，更是一門藝術。

中國倘自主半導體技術 未必利全球安全
（4）最後，美國過去4年，率先墮進修昔底德陷阱，危險的零和遊戲思維，發動全方位貿易、金融、媒體、意識形態和科技戰，嚴重刺激中國反思和檢討自己所有政策，既是必須的，亦是無可避免的。結論跟我多年前的觀察一樣，相信我是全球有數最早指出的，中國核心科技最弱一環正是半導體，必須急起直追，重點不在設計，而在製造。而且瓶頸不止在芯片，更缺乏的是半導體生產設備。

我當然完全同意，亦十分支持，但我當年亦同時提醒中國，不可讓半導體成為一種沉迷，反成為加速墮進陷阱的誘因。不幸的是近日中國政策以至投資者，都似乎對半導體有點沉迷。

問題有三方面，第一，欲速則不達，清華紫光的下場就是個好例子。盲目投入大量資金，企圖收買人才和技術，但管理層缺乏知識和經驗，加上美國多方面故意留難、禁運和制裁，結果發展速度遠遜預期，公司卻債台高築，陷入財困。過去5年，除NAND技術稍為追近國際水平，DRAM、邏輯芯片、代工、EDA和生產設備等發展，仍未盡理想，進口芯片比例，只從90%略降至約85%。

第二，如中國真能達到自主所有半導體設計和生產技術，其實對全球貿易和安全都未必是好事。本來高科技就是最需要全球一體化底下的國際合作，家家有求才能促進貿易和技術發展，亦有助維繫國際安全。

第三，中國既是泱泱大國，理應胸襟廣闊，能同時有效和平衡地監管各行各業，為何突然判斷只有硬件技術如半導體、電池和電動車等才算高科技，才配在A股上市。剎那間，互聯網從雲端跌落凡間（爛gag），甚或更低些少。物流（Logistics）從來都是「線性最優化」（linear programming optimization）的高級數學難題，現今被貶為不值一文的低端送白菜商業模式！

我真的有點後悔從前提出的4個高科技不等號：

1. 硬件＞軟件
2. 製造＞設計
3. GPU＞CPU
4. 記憶體＞邏輯
現在幾乎全都應驗了，彷彿成為中國的發展藍圖！可能我應該把它改為等號！

（中環資產持有facebook及Google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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