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會會成為第二個教協？】

「香港律師會」將本月24日改選5名理事，參選成員各自有本身的背景及經驗。但值得注意的，是參選者是否曾經對政治高度表態，從而影響到個人專業判斷。發現有律師會理事會參選人疑與「蘋獨」沆瀣一氣，滿腦子「光時抗爭」，若獲選為律師會理事，會否造成「播獨」危機？

有參選理事的候選人曾經在2019年反修例黑暴期間，曾署名Selma Masood在社交平台寫上「在西九龍法院大樓」:「光復香港，時代革風，西九龍法院支持抗爭，香港人加油….」等字句，經翻查更發現Selma Masood與參選今次律師會理事之一的馬秀雯英文名字，是同樣的寫法。另外，更有署名「馬秀雯」的IG留言 ，諷刺在黑暴期間遇襲的律師陳子遷，是與何君堯同樣的混蛋。如果這些證據都證實是馬秀雯的所作所為，如斯強烈的政治表態，若成為律師會理事後會帶來該會甚麼影響?

馬秀雯早前與新聞界茶敘時卻變臉地說，律師會並非政治團體，律師本身是爭取客人最佳利益，今次參選並不關乎政治派別、或「黃藍」標籤。而對國安法的態度，馬秀雯認為公眾不應違法，對條文有疑慮、或擔心時，法律從業員應該向公眾解說。但有法律界人士指稱，馬所說的沒派系及不分「黃藍」，與她個人表現並不相符。有人目睹她在黑暴期間經常與時任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以及公民黨主席梁家傑等人為伍。亦有出席各類反修例集會如法律界黑衣遊行，所戴口罩均只有黑色及黃色兩種，質疑馬秀雯的政治態度與參選宣稱並不相同。

不過，在馬秀雯在宣布參選律師會理事後，包括她曾經戴上黃色口罩照片，以及在社交平台部分內容，都經已被刪除。是否她又在掩飾些什麼呢？

外界關心這個專業團體，會否在眾多聲稱「開明派」成員（即黃人）獲選入理事會後，令這個屬於維護香港法律核心價值的組織，變成利用法律去挑戰政府管治的團體？所以在整個由20名代表組成的律師會理事會中，各成員如何履行《基本法》下的香港法制是十分重要。月底的投票改選其中 5 名理事，如開明派奪取 4 席或以上，將會首次取得律師會的主導權。

香港律師會負責監管事務律師，現有 20 名理事，去年林洋鋐、彭皓昕等「開明派」獲取 4 席，令律師會理事會的「開明派」增至 7 人，如果該派系在8月底改選再奪得 4 席或以上，便可取得律師會主導權。同時，今次選舉理事後，律師會將改選新一屆正副會長，現任會長彭韻僖已連任三屆，按章需要「交棒」，如「開明派」在理事會中多數，會長一職亦會落入該派系手上。

法律界擔心上述結果會造成114年的香港律師會會終止歷史，律師會是負責監管、接管及紀律聆訊成員的法定職能，如律師會理事會控制，政府可能會孤注一擲收回律師會的專業監管權，律師會將會淪為一個註冊團體。故此，該界別成員認為這次理事會改選，投票必須非常謹慎。否則只會步「教協」後塵，因為中央政府不會再容許任何反中亂港的團體繼續禍害香港。

朱庭萱

蘋果假新聞及毒新聞監察組

一分鐘閱讀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我曾經寫過一句話：「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不是準確的研究判斷，而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講法。因為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都是由當代人按掌權者意圖而撰寫的。本朝人寫上一朝的歷史，多是貶多於褒；本朝人寫本朝歷史，就是褒多於貶。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說得更清楚：「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所以我有那種極而言之的想法。

近日我讀到一本由十篇書評組成的書，分別介紹十本關於近代史的另類書寫。跳出由掌權者設定的框框，提出了不一樣的歷史景觀。這本書就是由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的毛升博士所寫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中國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充斥著被列強欺凌的敗戰、國恥、苦難和悲痛，都是「痛史」。但有一本書就講述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達方式，把當時的社會、政治寫作「連串的笑話」，作者根據這些笑話寫成「笑史」。

近代史講到二戰時淪陷區的汪政權，總書寫為「水深火熱」，管治者都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有一本書就敘述名城蘇州在淪陷區時期更加繁榮，更享有「天堂」盛名。

十本近代史的另類書寫，包括：以小人物書寫大歷史、以笑代淚重寫近代史、以邊疆定義中國、以底層角度審視現代化，等等。撕破歷史的假面，讓我們看到部分歷史真相。
《中國近代新笑史》
在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這本書中，我選其中一篇文章介紹。這篇文章講述一本叫做《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的書。

《大不敬的年代》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的著作，2018年台灣出版了中譯本。毛升以《走出「痛史」》為題作介紹。

晚清以來的中國充斥著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也常以「痛苦」為底色。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也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制了現代文學的主題，更有把近代中國歷史比作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在這一主流的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但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教授雷勤風的研究指出，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趼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

英文學術界已經出版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這本書用了更多關於中國笑話材料，附錄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就多達一百多本書。此外，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惹笑的出版品。

《大不敬的年代》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一些中國人如何用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到樂趣？

近代新笑史的起源是十九世紀晚期小報媒體的興起。義和團動亂之後，白話報紙大量出現，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就開始於清末的1901年。為達啟蒙一般人之效，精英們放下身段，在報刊內容的通俗和嬉笑上下足功夫。吳趼人曾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寓意好笑才能發揮最大作用。為將笑話從傳統上純粹只為娛樂提升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吳趼人提出「笑話小說」一詞，試圖利用小說，將笑話連接，以達改造時風的最佳成效。1905年科舉廢除，使得文人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開始依賴小報媒體謀生，寫笑話是一種職業。《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從晚清到民國，一股笑話潮長盛不衰。晚清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以笑話貫穿了整部小說的所謂「笑話小說」。民國報刊上充斥笑話，副刊、專欄中笑話既是賣點，亦為補白的好材料。如果說晚清的笑話主要是趣事軼聞，那麼民國的笑話則主要是文人編寫的、類型化的笑話書。

「遊戲」在1890年末成為印刷媒體的一個流行詞彙，同時也被其他大眾文化所借用。文人在印刷媒體玩「文字遊戲」，寫諷刺文章、笑話、謎語以及鬼故事。他們不再以道德模範自居，而是以賣遊戲文章為生，同時也麻醉自己。

晚清的遊戲文字催生了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和李伯元的《新石頭記》。這兩個作品涉筆成趣，想像奇特，但論旨卻是嚴肅的政治話題。
辛亥革命前後，遊戲文字流傳到了各大報，打趣式的口吻成為當時時評的主要風格，揶揄是上海小報的重要特色，機智的笑罵文章也為各大報紙編輯所喜聞樂見。

接下來是石版印刷與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報紙副刊出現了大量的漫畫。漫畫在有關政治議題的表達上更為直接、有力。
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文化論壇就充滿了尖刻的諷刺與惡毒的謾罵。

《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是謾罵在主導輿論，如排滿運動中罵滿人、五卅運動中罵西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罵日人、1945年光復後討伐漢奸。文人之間的鬥嘴、詛咒也從來沒有停過。文人互罵，更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學雜誌中成為常態。白話報刊的發達給了罵人以登報的機會，同時文人的筆戰更是銷量的保證。文人都以批評謾罵作為辯論問題的主要方式。一旦有人罵到自己頭上，則絕不嘴軟，一定要罵回去。雷勤風特別提到一本充滿粗言穢語的小說《何典》，指出受白話文運動影響後的文人，反對用典，以粗俗為美，反認為雅是中國產生不了好文學的禍首。

《何典》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為廣告語，因其風格粗俗又具極高文學價值，在1920年代重版後，受到了文人積極的回應，並成為教人如何粗鄙地罵人的範本。
到了1920年代，「遊戲」一詞逐漸失去了喜劇性，報紙期刊也紛紛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漸培養出了一股滑稽風。滑稽風創造了一個惡作劇的世界。笑話、遊戲、罵人、滑稽，發展到惡作劇，逐漸激起人們的厭惡、鄙視、焦慮甚至是慎防被戲弄的恐懼。不安情緒逐漸匯成一股輿論，催生出1930年代的幽默。

「幽默」是林語堂對英文「humor」一詞的翻譯，在他的努力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開始改變之前惹笑的各種粗鄙。林語堂通過《論語》雜誌，將這種講究「同情」、「有理」、「從容」的「幽默」加以推廣，並試圖說服中國人，幽默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學影響了多位作家，影響力持續了至少十年，並引發文學界的討論：什麼是幽默？孔子幽默嗎？中國需要幽默嗎？需要怎樣的幽默？如何從幽默的角度，重新評價、發掘中國的傳統文化？「幽默」理念在當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有人提出，對文學家來說，1933年不是「憲政年」，不是「國貨年」，而是「幽默年」。

《大不敬的年代》把中國近代史的「痛史」翻轉，書寫出笑史，寫得妙趣橫生。除了豐富的材料、細節、圖像，睿智的觀點，精心設計的章節，作者在寫作風格上也在努力復原當時的幽默感，如模仿民國小報的風格寫序言，大量使用中國笑話中常見的雙關語。本書原是英文著作，中譯本有些直接用了原中文。笑依賴語言，讀原文常比讀譯文好。因此作者雷勤風在中文版序言中說：「本書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這句不是笑話。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大不敬的年代》
作者：雷勤風
由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2364&year=2021&list=1&lang=zh-CN

［和平與好彩］

農曆年過後，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審訊一宗接一宗。這天，元朗七二一白衣人事件開審，法官與控方就事件是「衝突」還是「白衣人先動手」在法庭展開討論；另外，23人在7月28日於上環指參與暴動開審；沙田新城市廣場中庭衝突中，咬警員手指的港大大學生被判有罪。

這一宗案件有點不同。不少與運動相關的審訊，不少被告年齡較輕，十多二十歲的。

這宗案件，被告人大部份是「銀髮族」，平均年齡70歲，有人佝僂着身子，有人滿頭白髮，替他們辯護的大狀也資歷豐富，撐着拐杖而來，以沉厚的英語替辯方發問：「Can you be anymore helpful?」

英語審訊，由翻譯員逐字逐句即時變成廣東話，或變回英語，每當有爭拗，偶爾控辯大狀和法官都會加入商議某個字如何翻譯。

七名被告人之一的李柱銘，是香港排名最資深的大律師；吳靄儀也當過18年立法局及立法會議員，參與制定多條法案、熟悉刑事檢控程序。除了二人，還有民主派領袖李卓人、何秀蘭、何俊仁、和身經百戰的長毛梁國雄，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他們被控於2019年8月18日，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當日，民間組織「民陣」成功申請在維園集會，並以「流水式」散去，但遊行及終點集會卻被警方反對。當日整個港島從午間到凌晨時間，大街小巷塞滿人，當天滂沱大雨，人群舉傘在街上蠕動的直播片段，在法庭播放。

這天，其中一位警隊女指揮官以證人身份作供。她同意，集會大致沒有發生暴力事件，在辯方多名大狀盤問下，她堅持這個結果，和主辦遊行的組織「民陣」沒有關係，並多次重申，民陣活動裡時有發生暴力事件。

辯方：「民陣舉辦的活動都是和平？」

女指揮官多次舉例反駁：「七月一日，民陣舉行維園遊行到中環，立法會不是途經路經，激進示威者去到金鐘偏離了路線入立法會嚴重破壞；七月二十一日，另一個民陣活動，原本是由維園到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警方要求在灣仔修頓完結，遊行後暴力事件發生，分開三路，攻擊中環警署，警察總部，還有第一次中聯辦大樓受破壞，不少中資店鋪受破壞。」

女指揮官說：「民陣可能『好多年前』即係2018、2017年時舉辦活動，冇特別暴力事件發生，但(2019年)六至八月期間的遊行集會明顯有嚴重暴力事件。」

女指揮官續稱：「我不是要佢（民陣）負責哂（廣東話：把全部責任負上），因為途中激進示威者混入其中，民陣沒有能力、亦不會把『和理非』和暴力示威者分隔。」

當被問及當日警方如何部署，女指揮官透露，沒有安排軍裝警員「落地」，並有意把警方防線移遠及押後一點，以防止警民衝突，但強調「警方並非不執法」，多次指警員已在港島不同地點駐守，一旦防線被衝擊就會快速到場處理。她解釋：

「全日無暴力事件……部份因為我們（警方）正確評估。因為過去事件，集會之中或完結後，激進示威者會透過警察執法，搞亂秩序。當時社會氣氛很差，警民對峙很嚴重，所以冇放軍裝警員在沿途，避免警民衝突。我相信我們的評估是成功的，當中也有好彩成分，絕不是因為辯方所說的『流水式』集會（所以沒有衝突）。」

她在較早之前，指相信整日沒有衝突，「最大原因我相信是好彩」，並再重申民陣活動發生過的「暴力事件」。

當女指揮官第一次說出「和平是因為好彩」，有家屬忍不住在旁聽席上露出訝異表情。

辯方大狀再問女指揮官，她在818當日，看到她形容為「非法遊行」開始時，做了甚麼？

女指揮官答道，「我監視着。」律師追問，「anything else? (有沒有做別的事?)」女指揮官再答：「我就是監視着。」律師不放棄，女指揮官忽然說：「我有呼吸有脈膊（跳動）囉！」眾人嘩然，法官做了一個手勢，示意女指揮官不用這樣回答，並嘗試建議辯方律師提問得更實質。

女指揮官又被辯方大狀問道，知否港鐵當日（因為人潮）而實施部份車站不停站的措施。她答道：「我不是港鐵職員我不知道，相信港鐵有其人流管制措施。港鐵不是公營機構，不是警察的一部份……」法官亦以手勢勸阻證人繼續說下去。

審訊持續一整天，本身是資深大律師，平日在法庭替人辯護的李柱銘，82歲滿頭白髮，經歲月洗擦的西裝外套，掛在他瘦削的身上顯得有點過大，作為「被告人」仍拿着筆記簿在庭上抄寫法庭筆記，有時閉目養神；73歲的Margaret，衣着仍然優雅，西褲下露出一小截黑色絲襪配襯了矮踭皮革紳仕鞋，她全程拿着粉紅色小巧暖壼，不時補充水分。

休庭時，英文名為Margaret的吳靄儀和何秀蘭，離開了犯人欄的玻璃箱。兩人半倚在庭內那道剛好及腰的原木矮欄良久，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庭內的律師們、工作人員們或低聲細語，或在走動，或在翻查文件，此時，這些人和事都化身成為她們眼前的風景。她倆憑欄的身影和姿勢，眼神望着遠方，好像在看海。

（圖為法院外的木棉花）

關於我講中文的弱點的問題，在討論區的討論應該放回上facebook，因為討論相當有水準，很多網友都相當有見識。但我覺得有時思維還不是很準確，要把件事分割成幾部分去看。首先﹐甚麼是中文的先天性問題，除非改成不是中文，否則是不能改變。第一，中文是全世界唯一非拼音文字。看一個抽象圖形，然後記住那個抽象圖形，然後用這個抽象圖形來思考。而拼音文字是一套密碼，由廿六個字組成不同的密碼，把它加上音，然後聯結一個意義。兩者的進路是不同。我是最近看神經科學家，才豁然大悟，影像思維是直接和快。但相反，要記住一大堆的影像，那是用多了腦內的記憶體。於是難以進入抽象思維，所以中國難以出現抽象思維很厲害的哲學家。這是中國的第一先天問題。
第二，因為中文是單音字。那把字組合而成新字，那好處是少很多字。康熙字典有四萬多字，但牛津字典有幾十萬字。因為把字組合的時候，字本身有其意義，組合成新詞的時候，也帶有舊有的意思，於是很難釐清。而其他語言，作一個新字就沒有了歷史包伏，只是純粹一個解釋，會簡單很多。中文文字是靠組合而來，這是第二個問題。

先天性問題上，是不是所有用中文的人都不能作高度抽象的思維。那又不是，自小去了外國讀書，會用英文思考，或者用數字思考。其實數學是用數字思考，那又是一種抽象思維，所以都是會有人做到，但是比較難。用中文同時可以抽象思維，加上英文去思維。所以中國偉大的科學家，大多是在美國讀書，不是完全做不到，但只是難很多。

另外，還要分開中文後天的問題。我要怎麼解釋給大家聽甚麼叫做後天的問題，剛才講的是原罪，除非不用中文，否則是不可改變，把中文改成拼音，那當然可以吧。但中文改做拼音，就要標聲調，否則讀不準確，於是又要作一個標聲系統去鑑別字的讀音是哪一個調，否則意義就不準確。中文字如果沒有調，意思就不太準確。這是中文不能拼音的理由。
第二，文字很長時間是要來做甚麼功能，因為做了某功能而向那方向發展，於是發展向那功能更仔細。舉例，阿拉斯加長期見到雪，所以他們對雪也有十多種名詞，但我們看雪就只是雪。中國人二千年來，用中文想最多的是想食，所以我們對食很講究，對煮法等都十分精巧。第二個東西是道德。由儒家思想到現在，大家都深研道德，所以我們的道德很複雜，「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幾乎在英文找不到相對的字出來，孝，英文會用Filial piety，但其實都有點出入。孝有多層次，中文發展兩千年，主要來講道德和作詩。為何話中文沒可能話很準確和客觀，因為中文沒用來做兩件事。自大憲章以來，英文用來寫法律，寫法律之後，大家會爭論，之後會決定當中的意思，一直發展了七百年，這有齊釋義，每個字的解釋。同一本法律，基本法的中文和英文來看，就會看到分別。英文就是準確。因為法律是要爭辯，之後大家會理清當中的意思，自然愈來愈準確。而準確性又影響回日常的英語。第二，是科學。科學力求客觀，不能帶感性語言。而文就是全部都是感性語言。所以一用中文講道理便吵架，變了傷害和侮辱。科學討論不可以吵架，完全是講道理。這寫科學訓練，由牛頓到現在已四百多年，別人用四百多年來發展。不只是中文，法文意大利文寫科學上來，也比英文差很遠。英文就是客觀很多，因為那科學的基礎，而且也會影回日常生活之中。這是互相影響。這是後天的東西，若去抄人當然會容易一點。因為現在不認真行法治，若大家搞清楚所有東西，減少法律的歧義，過多百年，中文也可以達到英文的水平。這不是不可能，這是後天的問題，而現在的狀況就是不夠客觀，和太感性了，所以不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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