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27）
非常有用的白痴

1971年4月30日，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了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1905－1972）的文章《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當時一位親中的大學講師對我說，不要相信斯諾這篇東西，全篇都是假的。這位老兄一面在港大任教，一面也同我們聯繫，想為愛國事業做點事。他算是對西方文化有點了解的人，但受文革的宣傳洗腦，也無法接受毛澤東所講的不那麼符合文革宣傳的話。那麼更不要說當時香港和海外的一般左派盲眾了。

斯諾所記的毛澤東說了什麼呢？他說他雖不否定有個人崇拜，但搞得過分了，「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令人討嫌」，那些喊「萬歲」的人，有真心實意的，有隨大流的，也「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他說，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訪，中美的問題必須同尼克遜解決。他說美國科學技術、工業發展領先世界，教育普及。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五十個州那種做法。他盛讚日本侵華，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期間，「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他說中國的核彈只是一個小指頭，美蘇就各是一個大拇指。一個小指頭怎麼敵得過兩個大拇指呢？但據說蘇聯對中國還是有點怕，就像房間有幾隻老鼠，還是有人會怕的。

這些說法，今天看來不是什麼高論，但在文革極左思潮氾濫下，卻讓人難以置信。不是一直說日本侵華如何罪惡，中國如何無敵，美國如何是紙老虎，美國如何是中國不可妥協的敵人，毛澤東這樣的偉大人物千年一遇嗎？

斯諾是1970年8月到中國，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站在一起，12月18日同毛進行5個小時談話，12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毛與斯諾在天安門的照片，稱斯諾為「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延至71年四月才刊出談話文章，表示「最近才能夠證實他（毛）不反對在不直接引用原話的情況下發表他的一些談話。」也就是說，斯諾的文章是在毛同意下發表的。

與此同時的71年四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這是打開中美外交僵局的第一波——乒乓外交。斯諾文章預告了中國有意與美國修好，這是第二波。7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會見毛澤東，與周恩來詳談，決定了美國總統次年對中國的訪問，是第三波。

這些事態的急劇變化，《七十年代》都緊緊掌握機遇，作大篇幅的報導和評論。其中最精彩的，是在九月號全文譯載了美國《紐約時報》副社長、專欄作家賴斯頓（James Reston，1909－1995）同周恩來的談話。賴斯頓是美國一流記者，他以尖銳的詞峰，與周恩來就聯合國席位、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印支局勢展開舌戰。不能說周恩來的回答令賴斯頓滿意，但至少對答如流，沒有迴避問題，也沒有被難倒。重看這個訪談，只能慨嘆在五十年後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外交人員可以達到周那樣的水平了，更何況他當時是處於毛澤東和極左思潮的擺布下。

西方和日本關於中美關係突破的深入報導及評論文章很多，《七十年代》倚靠《大公報》的曹驥雲（陶傑父親）幫忙選擇及翻譯。當時香港左派和右派的報刊，仍然未見有這方面的大量文章，去滿足讀者急切需要了解形勢的求知欲。右派因為對台灣國府不利，少碰這話題還可以理解，但左派就可能仍然擺脫不掉極左思想框架，而不敢大膽去報導與評論中國與「美帝國主義」趨友好。就像保釣運動開始時那樣。

這一年的九月，旅美留學生的五人保釣團經香港到中國秘密訪問。我被通知去同他們見面。這個後來被稱為「保釣第零團」的五人，是李我炎、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五人獲周恩來接見並長談。中國也是在這時候正式肯定了保釣運動。

據後來了解，周恩來是早前在《七十年代》上看到關於保釣運動的報導和評論，從而認識保釣和《七十年代》雜誌的。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轉為對權力的依附。《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

這既是《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惱的開始。

2021年5月3日，法國《世界報》說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痴」以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來宣傳形象。我在當年，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白痴」。（68）

圖1，1970年10月1日，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圖2，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會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920）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七十年代》月刊在1970年2月創刊。那時文革狂潮稍稍平靜，但極左思潮仍然籠罩著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生活只有八個樣板戲，書店只有馬列毛的著作，和兩三部樣板小說，其他古今中外名著或被燒毀或被收藏起來了。香港六七暴動已告平息，但左派的文化事業無法復元，產生不出既符合中共意識又能迎合香港市場的電影和出版品。左派陷入文化真空中，親共人士深感文化飢渴。但香港整體社會則在港英平暴與開始改良中，本土文化開始萌芽。

這是中國和香港的政治氣候，但國際氣候就是另一景況。在六十年代後期西方世界左傾思潮激盪。美國民權運動，「黑人權力」和「學生權力」結合，反越戰、反建制運動風起雲湧。法國1968年5月發生持續七周的學生運動，出現了總罷工、遊行、佔領大學及工廠的行動。

捷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後遭到蘇聯的殘酷鎮壓。日本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大規模學運抗爭。整個西方世界的青年運動，都指向原有的民主體制，指向蘇聯對東歐的壓制權力。左派思潮，特別是西方年輕人搞不清楚的毛澤東思想，竟然在反建制的西方學運中流行。受年輕人推崇的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沙特，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主持一個審判美國在越南戰爭罪行的法庭。沙特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支持法國學生運動，反對越南戰爭。他甚至參加了一份支持中國毛思想的左派所辦的報紙。

在中國，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製造無數悲劇。在香港，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左派暴動使市民厭惡。但在西方，不明真相的反現有建制的年輕人卻有不少人認為毛思想是一條出路。

六七暴動後，香港市民尤其是大專學生，開始排除了不問世事、只顧謀個人自利的心態，關心起社會、世界和人生了。對本土的文化認同固然有了開始，但對身份的認同卻不是一面倒向香港，而是有相當多人思考作為「中國人」的身份。1968年，大專學生發起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以之作為建立民族身份的象徵。年輕人在否定六七暴動的同時，亦受西方左派思潮影響。

這是一個西方和香港年輕人思想活躍但又混亂的時代。

創辦《七十年代》，是我看到了左派文化真空的時機。中共陣營的出版物，報導或討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事務，很難不犯禁；但報導和討論國際事務，卻有很廣闊的空間。於是，我在《七十年代》的刊名下，列出「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

回想五十年前創辦這本雜誌，既有對香港形勢和世界思潮的時機判斷，亦有個人要在左派圈子中創出事業的自私目的。

前文談到「二重生活的悲哀」。仔細分析一個人的「二重生活」，其實是由三樣東西支配的。一是想像共同體，二是事實共同體，三是個體。想像共同體指的是民族、國族、省籍等等的共同想像，受抽象的國家、民族、省籍觀念主導的人，渴望融入不同的想像共同體。但它只是一種想像，未必與我們的生活有真實關連。事實的共同體是指身處某種行業，在某個工作環境，或者是一個家庭的成員，形成了事實上的利益共同，話題共同，命運共同。至於個體，就是獨立於這些共同體之外的個人，個人的思想，認識，價值觀。

許多人對國家民族政黨的認同，實際上這些都只是想像中的東西。但這種想像共同體若貫徹到你的工作環境、職業、行業，尤其是家庭中，那就成為你的利益、命運、存在價值甚至安危相關的事了。想像共同體一旦融合到事實共同體之中，那就不再是想像了。個人可以接受或抗拒想像共同體，但在事實共同體中，要堅持與共同體相悖的價值觀，去獨立行事，不僅會犧牲個人利益，而且會影響家庭甚至安危。

對當時的我來說，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曾經是我的想像共同體。但社會主義祖國的極左思潮，尤其是對毛的歌頌，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肉麻程度，我的想像共同體有些動搖了。只不過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事，我仍然期待中國的不合理現象會改變。更重要的，是我既在左派機構工作，妻子又在大陸生活，這種想像共同體已經與事實共同體及利益共同體結合在一起。我只能在事實共同體中，尋找個人的發展空間。

創刊之前，取得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同意和支持，上海書局老闆方志勇投資。我在創刊詞中，提出「盲從太危險」的觀念。這當然是常識。但香港左派從1966年前的「社會化」，一下子變臉為「打倒港英」，又忽然一夜間「反英抗暴」收攤，他們怎麼沒有感覺「盲從太危險」是一個警示呢？（65）

圖1，文革時3歲的幼童也戴毛主席像章、手拿毛語錄，高呼口號。

圖2，1968年布拉格之春受蘇聯軍隊鎮壓而受傷的捷克青年。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915）
由非常跌入反常

1967年10月港英搞「香港週」以穩定人心，11月無線電視啟播，12月，一夜之間，街頭的真假炸彈突然無影無踪，「反英抗暴」不動聲色地收攤。香港大多數市民發現「粉碎港英殖民統治」原來是虛張聲勢，而港英的堅定維持社會秩序，不受威嚇，也使市民意識到，原來香港是個可以久居和值得珍惜的地方。過客的心理，經六七暴動而有所消減。

暴動之後給香港帶來的歷史性轉變，我當時身處左派陣營是完全預計不到的。我看到的是電視、電台、絕大部分報紙所反映的社會意識，也就是香港市民的政治取向，幾乎都一面倒向港英殖民政府的政策措施。為帶風向，新華社派人到各界別宣導，左報的言論，都從「打倒港英」轉為「支持越南抗美」「打倒美帝」「世界革命」等等遠大目標，而淡化香港的「反英抗暴」。大多數在左派陣營的盲眾繼續興奮。可是我和陳凡等幾個朋友私下議論的是：「反英抗暴玩完了」。

我沒有看到香港接下來的盛世美景，反而為「愛國」「社會主義」的理想受挫，和「反殖民地」鬥爭的失敗而悲哀。

當然，更感困惱的是，我們一向信任和依靠的「社會主義祖國」，其文革的走向也越來越難以理解了。

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態，雖有香港非左傳媒的廣泛報導，但具體的人和事，我們在香港畢竟沒有實在的接觸。中國全國的銀幕和舞台僅可以存在的八個樣板戲，被吹捧得神乎其神，但就「神」到不符合人性的不正常境地。所有樣板戲的人物，都沒有配偶，極少有愛情，即有也是暗示性的，或點到即止。《紅燈記》中的奶奶（祖母）不是親奶奶，爹也不是親爹，但稱為「表叔」的革命同志就「數不清」。最神奇的是李玉和從一個重傷同志身上取到的「密電碼」，沒有送出去時柏山游擊隊不見影，連李玉和被捕都不來救，一旦送出去，游擊隊就出現而殺了鳩山。這「密電碼」是什麼革命神器？這不是現實故事，而是神話。

那時江青指示，革命樣板戲要有「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沒有「三突出」的所有中外文化產品就都是「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主要英雄人物為了革命可以不吃不睡沒有性欲，以這種非常、實際上是反常的英雄人物去要求人民，只能使全國人都口是心非，人人說謊，社會也就跌入反常狀態。

我那時在心中、腦中仍然盤旋著中外的文學名著。我所讀過的偉大文學作品，都是直接間接地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陰暗面。杜斯妥也夫斯基寫底層人物，逼視着人性的絕望，讀者彷彿聽到人物的靈魂碎裂的聲音；契訶夫寫了許多可笑的或悲慘的人物故事，他的劇本《海鷗》有兩句對白：「為什麼你總是穿著黑色的衣裳？」「因為我在為我的生活戴孝。」魯迅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所有中外文學創作的悲劇喜劇，無論有價值東西的毀滅，還是無價值東西的撕破，都是醜惡現實的反映。

文學的價值，就在於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醜陋。社會不會因為這種揭示而變得更壞，反而因這種揭示而響起警鐘，提醒人類去正視、去改正自身的邪惡。一味寫正面人物，強調要發放正能量，不但無趣，而且反常，作品本身難掩虛假，亦在社會散播虛假。

文革的極左思潮，是人人都口是心非地宣揚崇高的「大道德」——解放全人類，卻把日常道德比如吐痰、排隊等丟棄了；人人都知道「大知識」——馬列毛思想，但把「食色性也」這些常識給忘了，或不是忘，而是只做不說，於是一旦改革開放，就物欲橫流。

文革的病毒，藉「反英抗暴」而在香港左派圈中流播。一年多前的1965年同我一起去北京的出版界中人，那時還一味講要「社會化」，避免做「紅面關公」（即隱藏紅底），這時忽然大談在香港要學解放軍「忠於毛主席」；出版界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平日正常的人，忽然哭訴在舊社會如何苦大仇深，喚起學習班的人「憶苦思甜」。在左派陣營裡，一切都變得虛假，形式化。

我這時的思想陷於矛盾、反覆與掙扎中。不斷想到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所寫的「近代人的四種悲哀」，特別是其中的「二重生活的悲哀」。下一篇再談。（63）

圖1，1967年《人民畫報》的《紅燈記》劇照——角色都是非常人；

圖2，攝於1968年的照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歷史上的今天 1969-MAY-06 香港六七暴動

長達半年之久的六七暴動，在1969年5月6日的香港發生。原本這是一場由左派激進思想影響的親共人士，所發起的工人反政府示威遊行，最後卻引發為大規模的恐怖攻擊行動，造成51人死亡，800餘人受傷，是香港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暴動事件。

▶ PODCAST收聽：
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9v96uh7qtfv0873qy00mn3j

六七暴動，或稱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1969年正值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峰，一群在香港受到文革思想的親共人士，開始發起對抗香港政府的暴動。當時香港仍然為英國殖民，而暴動最初也只是一場為工人爭取權益的遊行，最後卻演變成為嚴重的恐怖攻擊行動。

從5月6日開始，各地發起了許多示威遊行，經過兩個禮拜後，這群示威者陸續受到死亡威脅；暴動越演越烈，最後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影響到中國。中國各地發起了不少聲援香港抗暴的示威遊行，許多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紅衛兵攻擊，引發國際關注。

直到12月，暴動才陸陸續續降溫；港英政府警隊成功平息暴亂，而香港市民普遍對這些造成暴動的激進左派或親共人士轉為反感，造就了一波香港移民潮。有部分歷史學家研究，六七暴動後到1997年香港回歸為止，香港經濟開始復甦，也是因為在沒有太多親中人士的干擾之下，造就了香港日後的經濟奇蹟。

而直到今日，仍有不少六七暴動遺留下的轉型正義議題；包括近期討論熱烈的歷史教科書內容遭到親中政府修改，避談六七暴動的舉動造成民眾反彈；當時的受害者家屬也不斷爭取政府解禁秘密檔案，也出現了不少像是《消失的檔案》這種紀錄片，試圖為歷史還原真相。

大家如果對六七暴動有興趣，不妨可以參考香港知名導演 吳宇森在1990年執導的《喋血街頭》，由梁朝偉、張學友、李子雄三位明星主演。故事描述了三位個死黨，在六七暴動期間因為一場與匪徒的糾紛，而產生的恩怨情仇。

這是吳宇森第一次嘗試以歷史和戰爭題材的電影創作，也是當年港產電影相當稀少的電影作品。電影不僅還原了六七暴動的場面，甚至還有以越戰作為背景的大場面，非常精彩。然而，電影上映前一年，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關係，香港民眾對這種動作、戰爭類型的電影不感興趣，而並沒有讓本片在香港上映期間受到討論，但這部電影在當年的香港金像獎以及金馬獎上，獲得了包括導演、男主角、攝影、剪輯等獎項入圍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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