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懷一代史學大師 哀悼余英時院士逝世

猶記風吹水上鱗，道統的傳遞與堅持

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於8/1逝世，享耆壽91歲。
余英時先生畢生致力於中華文化、思想史的研究，並終身堅持於民主自由之追求。他一生致力於史學研究，特別是中國思想史、政治與文化史，對史學界的影響甚深，深受各界尊崇景仰。

余英時先生出生於1930年，其父余協中亦為歷史學者，曾執教於南開大學與河南大學，並於抗日戰爭中有所貢獻。1949年，正在就讀燕京大學的余英時，於寒假探望移居香港的父親，偶然入國學大師錢穆之門，成為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後又赴美求學，在楊聯陞院士的指導下，取得哈佛大學的歷史博士學位。

余英時先生致力於觀察傳統中國的政治思想，並在1970年代歸結出道統與政統。唯有透過道統，能對陽儒陰法的政統進行制衡，這也是為何往後，余先生致力於中西傳統對話，期望道統能在中華文化圈與民主自由進行連結的重要原因。此外，余英時先生對於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的堅持與捍衛，絕對是永垂不朽，實在值得我們效仿。

余英時先生是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余先生一生著作甚多，其著作代表了中華文化之內涵，因此，稱余先生為宣揚中華文化世界級的重大推手也不為過。

余英時先生的殞落，實在悲痛不已，永懷這一代史學家，讓我們不忘且堅持錢穆及余英時兩位先生畢生所致力的價值與理念。

🇸🇬 恭喜王賡武教授獲得2020年唐獎基金會漢學獎，這個被稱為「台灣諾貝爾獎」的獎項，公信力自然比「孔子和平獎」高出無數倍。王教授的一生，正是diasporic identity的代言人，生於印尼、新加坡長大、英國博士、澳洲籍、曾在馬來西亞工作、也曾在香港擔任香港大學校長和行政局議員、也是台灣中研院院士，研究國際華僑史成為一家之言，對中土觀點以外的史觀貢獻良多，對未來香港人，也充滿啟發。

以下介紹來自關鍵新聞網：

//6月20日，唐獎基金會（以下簡稱唐獎） 公佈2020年漢學獎得主由知名歷史學者王賡武（Wang Gungwu）獲得。唐獎指出，王賡武教授自1950年代末期至今筆耕不輟，在中國史、中國與東南亞、東南亞華人的認同轉變等領域上具有影響力，也直接或間接地啟發了幾代學者。

現年90歲的王賡武在1930年出生於荷屬東印度（現印尼）泗水，其父親王宓文因受僱於泗水的華僑中學而與妻子丁儼落腳當地，王賡武出生後則再居家搬到英屬馬來亞怡保市。王賡武在2018年出版的回憶錄《Home is Not Here》提到，雖然他在怡保是接受英式教育，但父母會在家教授他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在東南亞多年的生活經歷使王賡武在中國研究上具有獨特視角。

唐獎表示，王賡武教授在馬來亞、澳洲、香港及新加坡建立他的學術生涯，並成為詮釋中國的世界觀的權威，儘管王賡武的背景無可避免地被視為「圈外人」，但正如其特殊的身分，王賡武對中國歷史的獨特見解，使其成了這時代最具原創性與啟發性的歷史學家之一。

唐獎強調，許多研究中國史的東方學者往往從中國內在觀點著手，而西方學者則是由西方相對視角觀看中國，而在馬來亞長大的王賡武，從南方觀點理解中國，開闢了一條不同的路。

而美國已故知名漢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曾表示，王賡武教授同時具有三種學術角色：「中國歷史學家、馬來西亞事務的權威性評論者，以及南洋華人問題的專家」。

通曉中國與東南亞歷史的王賡武

具有東南亞成長背景的王賡武，在東南亞華人研究上具有重大貢獻，他並不認為東南亞華人是一個對中國有著清楚認同的單一群體，因為這些華人移民有著不同的籍貫、在不同的時間點移出中國，有著不同的經濟活動，而且融入其移居國家的程度也有差異。

王賡武教授按這些歷史因素，分析了多種華人性（Chineseness，或譯中國性）的歷史建構過程，他主張東南亞後殖民國家的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打造了其公民的國族認同，包括華人在內的多元種族都接受了這樣的認同。如現今的華人不再如清末民初那些以「華僑」（Chinese sojourners）身分離開中國的先民，不再只擁有單一的祖國認同，現今海外華人複雜的國族認同已與祖輩大相逕庭。
王賡武教授自50年代末開始專研中國與東南亞華人史，做出了不少經典著作與觀點。承上所述，對於海外華人的國族認同差異，王賡武曾提出了將東南亞華人群體分為甲乙丙三個集團的理論。甲集團的華人多與中國政治保持直接和間接的關係，並關注自身與中國的命運，其政治色彩最為鮮明；而丙集團屬於小而不穩的集團，因為無法把握自身的特性，但一般都保有對當地的忠誠，進而與當地同為一體；至於乙集團的華人則處於甲丙之間，較「講求實際」，最關心的是貿易和社會團體的低姿態與間接政治，常給予不問政治的印象，很少就政治理想與政治目標表態。此理論對於許多研究各國華人社會的學者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其實一開始王賡武是以研究中國古代史起家的。唐獎指出，王賡武1957年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其博士論文《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於1963年出版，以北方諸國的視角探討中國的天下觀。

王賡武的學術成就在1960年代引起西方重要漢學家費正清（John Fairbank）的注意，當時費正清正在編纂《中國的世界秩序》，王賡武應邀撰寫〈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分析〉。王賡武近期的專書則多聚焦在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第四波崛起」的趨勢，包括2015年出版的《王賡武談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是收錄了王賡武教授的訪談，討論在這可能來臨的「第四波崛起」中，中國正面臨什麼樣的機會與挑戰，以及2019年出版《中道今來：中華傳統與天下新秩序的重建》，都引起了各界的迴響。

關注當代中國與東南亞華人關係

因此在通曉中國史與東南亞華人史的背景下，王賡武教授對探討當代中國與東南亞華人關係的意見具有影響力。唐獎指出，雖然王賡武清楚認識到中國文明的起源在北方，但在馬來亞成長的經驗，以及與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歷史的興趣， 使王賡武認知到不少的東南亞華人具有一定的政治實力，這是與他同期的歷史學家較忽略的歷史事實。

2018年王賡武教授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國的南方：視角的轉變」（China’s South: Changing Perspective）時指出，明清政權以北方為政治中心，而南方文人精英往往在北方求得權勢與政治影響力，至於其他的如商人、農民、漁民等百姓階層，則熱衷於前往南洋謀生致富。

王賡武指出，北方政權自古以來較關注北方外敵的軍事侵略，直到十九世紀中以前，都未意識到南方海域的潛在威脅。因此王賡武將這段歷史觀點與中國的現狀相比時指出，正當中國積極在東南亞拓展一帶一路策略時，其實仍未充分了解與處理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潛在矛盾。

二戰後東南亞地區紛紛從殖民地獨立為主權國家，由於境內有許多華人，而且多保有華僑身份，因此效忠爭議成了許多新興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外交難題。為解決此國籍問題，前中國總理周恩來1955年出席印尼萬隆會議時，強調中國鼓勵東南亞的華人應入籍新興國家與效忠。然而，近年來中國崛起所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引起東南亞國家的憂慮。

2018年《紐約時報》在探討中國對新加坡華人施加影響力的報導中就訪問了王賡武教授，他認為當基於種族和血緣去聯絡人們的時候，其他國家的政府是無法接受的，王賡武說「另一方面，北京認為這樣做很自然。這就是衝突所在，儘管後果可能是無心的。」

王賡武與中華民國

雖然王賡武在印尼出生，英屬馬來亞成長，在英國得到博士學位，後來在香港、澳洲展開學術生涯，並在1992年成為台灣中研院院士，但其實王賡武與中華民國有著深厚的關係。

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講師毛升在《澎湃新聞》的書評指出，2018年有兩位同年出生的重要中國史學者都出版了回憶錄，那就是余英時和王賡武，但也許王賡武的回憶錄《Home is Not Here》是以英文書寫，因此相對少人關注，而在學界有巨大影響力余英時則以中文書寫回憶錄，在台北的銷量不俗，得到了廣泛迴響。值得一提的是，余英時也是首屆唐獎（2014）漢學獎得主。

至今《Home is Not Here》未有中文版，一般中國媒體多翻譯為《此處非故里》。有趣的是，儘管該書為王賡武教授首部回憶錄，但書中僅談及其人生的前19年的歲月。

王賡武父親王宓文的大學學歷是英國文學，儘管王宓文決定讓王賡武在英屬馬來亞接受英文教育，以利於在未來得到好的就業前景，但父母仍要他在家中學習中國古文、歷史，以保有身為中國人的國族認同。王賡武父母多年來的願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舉家回到祖國-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定居，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得回國的行程百番受阻。

在中國抗戰時期，來自中國的武漢合唱團曾到東南亞各地巡演，當中包括王賡武所居住的城市怡保。這巡演目的是為了籌款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所唱歌曲包括《歌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等。王賡武記得，原本他對中國的事情不太感興趣，但隨著馬來亞華人支持抗日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使他身為中國人的國族認同更強化了。

儘管二戰結束後，王賡武全家在1947年得以返回了南京，但由於父親已久居南洋多年，已無法習慣南京的氣候，最終母親只好陪同身體不適的父親身體返回馬來亞，而王賡武則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不過接踵而來的經濟蕭條、國共內戰爆發，中央大學被迫停辦，最終王賡武在父母的催促下，只好於1948年12月再返回了馬來亞怡保。

為了完成被中斷的大學學業，王賡武選擇到位於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就讀，但當時的入學條件是必須有英屬馬來亞國籍，王賡武只好放棄了中華民國國籍。值得一提的是，後來王賡武也涉入馬來西亞的政壇，1968年他與一眾馬國的學者、政治領袖成立了多元族群政黨民政黨。

這意味著在王賡武一生的前19年，他曾是中華民國國民，而且曾回中華民國定居近2年。王賡武的父母曾希望舉家回中國大陸生活，但時代的不容許，又讓他們回到了馬來亞。王賡武沒在回憶錄中細說，為何當初不選擇繼續留在中國大陸，或選擇跟國民政府到台灣，不過也因其在大時代顛沛流離而獲得生命經歷，成就了他日後在中國與東南亞華人關係研究領域的地位。

(Source: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6731)

▶️ 北京以新加坡模式改造香港，錯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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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下架吳斯懷？
#從歷史上中國國民黨數百名叛將談起

各位一定都聽過「#下架吳斯懷」，或是「立委投國民黨，就是投給吳斯懷」這樣的說法。


而中國國民黨內部則是相當分裂，藍得發紅的一派，說投吳斯懷有什麼不對，還要吳斯懷大力巡迴輔選；但另一邊似乎人數更多，則是要求吳斯懷不能再上政論節目，要極力讓人忘記中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第四名是吳斯懷這個事實。


到底，投給吳斯懷有什麼問題？ 吳斯懷當上立委會怎麼樣呢？ 今天好過日，就要從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讓為大家解析。

#吳斯懷走上聯共之路的背景

吳斯懷今年67歲，廣東人，出生在高雄眷村。祖父、父親都是忠貞中國國民黨人，吳斯懷繼承父祖，畢業於陸軍官校後，軍職生涯大致一路順遂，於51歲時升任中將，曾官拜六軍團指揮官等職，升上陸軍副司令後，於2010年屆齡退伍。退伍後，吳斯懷擔任紅十字會秘書長、陸官校友會總副會長，開始多次和中國交流，在2016年參加「軍公教聯盟黨」活動，並力挺洪秀柱代表中國黨競選總統、中國黨主席，在民進黨勝選後，則積極參與反年改活動，開始活躍於政治舞台。


吳斯懷與中國軍方、官方的關係，在民進黨勝選後也急速拉近，2016年4月，他公開支持中共解放軍成立南海防空識別區，並教導共軍作戰戰略；兩週後，他參加「香港一國兩制研討會」，力挺中共統治外，並大力批判民主制度，還說要「和年輕人多說一些中國文化的優點」；2016年11月，吳斯懷第N次到中國參加黃埔軍校活動，並出席中共主辦，習近平主持的「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起立聆聽中國國歌和習近平致辭，引發國內譁然，後來立法院在今年三讀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明定高級政務官或少將退休後，不得參與中國政治活動，最重可以剝奪月退俸或罰1000萬。


吳斯懷對這些爭議，則表示：「#難道不能支持統一嗎？」 從此也可看出他支持台灣和共產中國統一的立場。


#中國滲透我軍採北平模式

大家都知道，陸軍官校，是培養國軍指揮幹部的搖籃，然而陸官因為歷史因素，過去非常強調「黃埔精神」，問題就來了，當黃埔淪落在敵人手上怎麼辦呢？過去的中國國民黨，認為「共匪竊佔國土」，共產黨竊佔了「屬於我們的中國」，然而現在的中國國民黨，則變成「親中不反共」，導致「敵我意識」完全消失。


這從最近破獲的幾起共諜案就可看出嚴重性，12月初，台南地檢署破獲一起共諜案，中共福建省官員收買我軍鄭智文中校，要他同意遵守「#北平模式」，萬一共軍犯台時採「#不抵抗策略」。而本週，新北地檢署則破獲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收買空軍退役中校杜永心，杜男再用現金、禮品拉攏現役蔡姓中校，希望蔡中校在台海發生戰事時「消極不抵抗」，所幸蔡中校嚴詞拒絕，並錄音自保，因此只有杜男被捕起訴。


什麼是北平模式？ 這要從另一位中國國民黨將軍傅作義說起。


#吳斯懷的叛徒老前輩

傅作義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就加入學生軍參加革命，後隨閻錫山率領，從晉軍轉投國民黨政府，並在九一八事變後成為抗日戰爭中重要指揮官，曾在百靈廟擊敗蒙古軍，參加太原保衛戰、包頭戰役、五原戰役等，不但晉升二級上將（三星將軍，比吳斯懷多一顆），獲得國民政府次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並在戰後負責華北數省的日軍受降事宜。國共內戰爆發後，他也曾多次擊敗共軍，還曾經在國民黨黨報上撰文痛罵毛澤東與中共，在內戰戰情日益不利之際，蔣介石任命傅作義統一指揮華北國軍，擔任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司令，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防衛北平。


這麼一位革命老將、愛國將軍，怎麼會「叛國投共」呢？


原來，早在國共內戰開始，傅作義身邊就已經有部下被中共滲透，包含文黨閻又文等三位少將潛伏在指揮部中間刺探情報，讓傅作義在內戰中屢次奇襲共軍的情報被解放軍破獲而失敗；連女兒傅冬菊都是共產黨員，在1948年被中共派回傅作義身邊洗腦傅作義，建立聯絡共黨渠道，並讓他覺得抵抗共產黨是徒然的，早點投降反而避免「中國人自相殘殺」。


在1949年初，傅作義和中共接觸，答應「裡應外合，不抵抗共軍」，中共則「赦免其戰犯罪，並保存其部屬」，於是傅作義一面敷衍前來督軍的國防部長徐永昌，一方面和中共達成《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而在1月23日開城投降。20多萬守城部隊不管願不願意，都被政治整訓後分散編入解放軍，日後在韓戰中被大量派赴前線當砲灰。


中共佔領北平後，傅作義原本還想保留部分軍權，且當時綏遠還在傅的部下控制下，而蔣介石也仍想爭取傅作義「再次起義」，因此傅作義仍保持騎牆曖昧狀況，直到他確認美國不會介入內戰，蔣介石已經無望，才徹底死心，並向毛澤東表示無意再掌軍權，想「去河套地區搞水利」，因而獲任中共水利部部長等高官，在文革期間被周恩來特別保護，死於文革結束前。


#投降沒有好下場

在叛將中，傅作義已經算是得享天年，更多的國民黨中低階將領，在國共內戰一結束後，就遭到清算。中共佔領中國全境3年後，1952年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對於「中國國民黨殘餘勢力」進行掃蕩，據官方統計，至少262餘萬人被捕，其中大約87萬人被處決，若是加上在土改和韓戰中被牽連的人數，在1950-53年間，中共對高達500萬人進行軍事清洗，透過濫殺無辜，剷除了潛在反對勢力，鞏固了中共政權。其中，超過50位以上國民黨投共將軍被槍斃或虐殺，數百人關押於牢中受苦，若僥倖不死，也要二、三十年後才能釋放，平反。


就連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高級投共將領，如一級上將唐生智、二級上將黃紹竑、曾經是蔣介石親信的二級上將張治中，之後在文革中也被殘酷迫害，均死於文革時期。不論事傅作義的學長、學弟還是部屬們，個個投降後不是死狀淒慘，至少也是晚景淒涼！


從此可見，共產黨是不可能相信叛徒的，假意招降後，過幾年就是殘酷的整肅與屠殺。也就是說，如果台灣的軍公教人員，還存在一絲絲共產黨來了會比較好，會發退休金，甚至投降有獎金拿的妄想，那還是去死一死比較快！


#為什麼要永遠消滅吳斯懷與國民黨？

從這些吳斯懷同黨學長們的前例，我們就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殘暴了，那麼，都讀過歷史的一堆叛將，為何還甘於做共產黨的馬前卒呢？


最大的原因，恐怕不只是太貪財，而是他們還有「#內戰史觀」，還認為台灣中國一家親，還認為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為是「內戰」，所以對方是自己人，既然打不過就加入，面子上也沒那麼難看，心理上都是貢獻祖國，比較能說服自己不是「叛徒」。而且既然都是同一國，雙方的目標都是「愛中國」，對軍人來說，哪種制度武力比較強就比較好，民主自由算什麼？這種人，自認「軍系立委」，其實是「中國軍立委」，當上立委反而會洩漏國防機密、阻礙軍售和高科技武器研發、減弱我國國防意志、戕害國家安全！


如果不把這種「內戰史觀」從國軍中剷除，建立以台灣為主體性，保衛台灣國土、保衛台灣國民、保衛台灣立國的民主與基本人權制的意志，那麼，還是會有吳斯懷出現；如果不把錯亂的中國國民黨從政壇中剷除，那麼亡國感每四年還會再來一次，因為總是有一批人，不死心的接受中國的宣傳、中國的資金，嘗試把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全民下架吳斯懷們，全民下架中國國民黨，就是台灣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

香港海防博物館的前身是舊鯉魚門炮台，是百多年前香港最具規模的防禦工事，也是1941年香港保衛戰的重要戰場之一。炮台現已活化成博物館，展示香港六百多年來的海防歷史。 鯉魚門堡壘是鯉魚門炮台的核心防禦工事，是英軍在1887年所建。堡壘內有十八間地下室，有通道相連，原用作英軍營房、彈藥庫、炮彈裝配室和煤倉。堡壘中央的露天廣場是士兵集散的地方。修復後的堡壘，裝配了現代化的博物館設備，展示香港自明清兩代、英治時期、抗日戰爭以至回歸以後的海防歷史。除了文字及圖片說明外，還展出四百多件歷史文物，再配合多媒體視聽節目，使參觀者對香港海防歷史有進一步的認識。
• 一號展廳：導言
• 二號展廳：明代海防(1368-1644)
• 三號展廳：清代海防(1644-1911)
• 四號展廳：鴉片戰爭(1839-1842)
• 五號展廳：英治時期(1841-1860)
• 六號展廳：英治時期(1861-1941)
• 七號展廳：英治時期(1861-1941)
• 八號展廳：日軍侵港(1941)
• 九號展廳：日佔時期(1941-1945)
• 十號展廳：義勇軍團(1854-1995)
• 十一號展廳：香港駐軍
堡壘上層：海防武器劇場
香港海防博物館專題展覽廳之：同禦鐵蹄 ── 香港的抗戰歲月
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三省，揭開了侵華的序幕。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中國展開全面抗戰。面對日本侵華，香港憑藉特殊的政治和地緣地位，成為海外物資進入中國的主要通道，以及向海外宣傳抗日救國的大本營。抗日戰爭期間，香港各界一直在人力及物力方面支援內地同胞，見證了血脈相連、休戚與共的緊密關係。一九三九年七月，英國政府在日本的壓力下，禁止香港輸出軍火和燃料等軍需物資，但其後仍有數以百計的車輛和飛機從香港直接運往內地，其他救援物資更不計其數，對抗日持久戰作出重大貢獻。隨着內地多個重要城市相繼淪陷，不少政界名人、作家、藝術家、漫畫家、記者、電影工作者紛紛南下香港，向海內外宣傳抗日救亡的訊息。不少名家的創作、電影及漫畫作品陸續在香港面世。著名電影工作者司徒慧敏和蔡楚生等也在香港透過製作電影，鼓動民眾參與抗日，可見香港作為抗戰宣傳中心的地位舉足輕重。是次展覽透過珍貴的抗戰文物和歷史圖片，闡述香港支援內地抗戰、抵抗日軍侵略的重大貢獻，以及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日佔時期的艱苦歲月。我們希望能讓觀眾藉此更深入認識和了解香港在抗日戰爭中所擔當的重要支援角色，以及香港與愛國人士、游擊隊及國際友人共同寫下的抗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