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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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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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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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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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夏啟｜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啟，史稱夏啟，生卒年不詳，大禹子。禹病死後繼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由「禪讓制」變為「世襲制」的第一人。在位9年，病死，葬於安邑附近。

屈原的《天問》中說，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與塗山氏相遇於台桑，旋即分別。懷孕的塗山氏女在傷念中生下啟後就死了。所以，啟生下來就失去了母親，是個苦孩子。禹死後，啟破壞了禪讓制，自行襲位，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從此，原始社會宣告結束，開始了奴隸社會，啟也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帝王（有的史學家認為禹是第一個帝王）。他放棄陽翟，西遷到大夏（今汾澮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

「夏啟」身份新說

許風申

一、從對「夏啟」評價的分歧說起
夏啟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無論是從歷史文獻記載還是從學者研究的角度來看，啟為禹之子似乎已成定論。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歷史評價卻褒貶不一。

《孟子·萬章上》說：「丹朱（堯之子）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與不肖，皆天地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還提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中也說，夏後啟與有扈氏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後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上述啟賢的說法，經過司馬遷《史記·夏本紀》固定下來，在大多數人看來，啟稟承天命，贊繼大禹之道，順利地實現從禪讓走向世襲，實在是眾望所歸，啟無疑是歷史一個重德修賢的聖明君主。

即使在神話傳述中，啟也是一個神通廣大，能與天帝交通的聖賢之神。《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說：「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補註》對此解釋說：「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能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贊敘其業，育養品族，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故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但我們同樣注意到歷史文獻與傳說中對啟的評價卻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戰國策·燕策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墨子·非樂上》說：「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用弗式。」《淮南子·齊俗篇》中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總之，夏啟似乎又成了一個不足以任天下的德薄之人，他破壞了原有的禪讓制度，將天下變成私有，繼位後又淫逸無度，黨同伐異，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恥之徒。

為什麼歷史上的啟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除了古史辨學者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先秦諸家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思想而「競奇鬥巧」的因素外，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呢？



二、「杜宇、鱉靈」神話的啟示
古代蜀地，同樣流傳著一個「鱉靈」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漢時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為杜宇妻。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鰲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至蜀復生，蜀王以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鰲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關於這則神話，早有學者懷疑它和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傳說之間的關係。童書業先生認為這段故事顯然就是雜採中原神話編造而成，所謂杜宇就是禹，而鱉靈就是鯀。近來又有學者懷疑鯀、禹、啟就是該神話中的鱉靈，並判定鯀、禹治水和鱉靈治水的神話是同一神話分化的結果。

探討兩則神話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顯然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此則神話中提到的杜宇、鱉靈禪讓的原因：鱉靈治水，望帝卻乘機與其妻私通，自以為薄德，於是委國授鱉靈而去。其它歷史文獻上也有相大致相同的記載，《說文解字·四上》說：「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巂（規）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雲望帝。」《華陽國志·蜀志》也說：「望帝使鱉冷（靈）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

杜宇與鱉靈作為蜀人的祖先，同為後世人們所敬重。至今在郫縣西南一里多路，還可見到望業地祠的遺蹟。有望帝陵和業帝陵，兩陵相對，以前人們在這裡祭祀望帝（杜宇）和業帝（鱉靈），祀典極為隆崇。但兩人關係實在曖昧難辨，上所引《蜀王本紀》說：「望帝去時，子歸鳴，故蜀人悲子歸鳴而思望帝」。《說郛合刊》卷六十輯《寰宇記》說：「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為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後人多疑杜鵑有冤，恐怕杜宇、鱉靈禪讓故事背後隱藏著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所謂杜宇和鱉靈妻私通的說法，難道是承繼杜宇的鱉靈或其開明王朝為貶低杜宇而偽造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事？古史渺遠，我們不得而知。但無疑，禪讓傳說並非像我們以前想像的那麼簡單。

再回到我們先前的話題，結合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堯舜禹禪讓傳說來看，如果說《蜀王本紀》中所記載的鱉靈就是禹的原型，那麼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杜宇又會是誰呢？我們不妨假定他就是舜，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三、舜禹「禪讓」傳說的推原
舜在承繼堯的帝位以後，首先借治水無功、不用帝命的名義除掉了意欲造反的鯀，將其殛之於羽山。這也就是《書·洪範》所說的，「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關於禹興的原因，《淮南子·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由此可見，禹通過思父之非，修德保民，又重新獲得了民眾的擁戴。這使舜又重新感受到了來自禹復興對自己權勢所帶來的嚴重威脅，為了根絕後患，舜於是精心策劃了一場「借雞生蛋」的好戲。

舜命禹繼續治水，《書·皋陶謨》大禹曾這樣說：「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關於其中「辛壬癸甲」四字，孔安國解釋為：「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後來學者多從此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大禹為了完成治水任務，新婚三天便捨棄婚妻子，急急忙忙踏上治水的徵程。而後，啟十月而生。世上難道竟然有這樣的巧合？

我們推測，實際上可能是禹難違帝命，間不容髮。《史記·夏本紀》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舜借治水之故，將禹支開，乘此機會機與禹的妻子塗山氏私通，生下了後來的啟。原來所謂的「啟」竟然是舜帝之子！

重新明確了啟的身份，那麼以後的諸多迷團也就迎刃而解了。《楚辭·天問》洪興祖補註引《淮南子》說：「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清代學者馬驌《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也說：「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轘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實際上，這則母死子出的神話核心並不是啟的出生，而在於禹妻的化石而死。塗山氏見到自己的夫君，羞愧於自己的行徑，觸山而死，這才是事情的真相。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舜帝因為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亂，所以便作個順水人情，「薦禹於天，為嗣。」這樣既滿足了禹的要求，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舜帝這一看似完美的計畫不幸被禹的同姓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極力反對禹傳位於啟。這時的禹進退兩難，雖然懷疑啟的出身，但遠古時代不像現在可以有條件作個親子鑑定，況且自己只有啟這一個名義上兒子，只得盡力平息這一謠傳。所以《莊子·人間世》說：「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至於啟是否真為自己所生，只能憑由天命了，如上引《戰國策·燕策一》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啟由於得雙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夏啟作為「兩君之子」便順利地繼承了王位。

可是那個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繼續散佈啟為舜的所謂「謠言」。這是夏啟絕不能容忍的，這也就是《書·甘誓》所說的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啟）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故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故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淮南子·齊俗篇》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其實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無非是想借此證明自己才是禹的真正後代，從而獲得對整個部族的控制權，但由於實力不濟，最終被夏啟所滅。

說到這裡，我們同樣可以明白，歷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國」以後，為什麼少康最終借助舜的後代姚姓有虞氏國的力量來實現復國的願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啟的特殊身份上罷了。

必須聲明，啟為舜之子只不過是我們根據古史傳說材料所提出的一個假說，雖然有擺弄古史材料之嫌，但這樣的一個假說對於我們理解傳說時代的歷史是不是毫無意義呢？



四、「夏啟」身份假說的意義
舜是神話中的帝嚳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這一點已被郭沫若等學者通過甲骨文研究所證實，大多數學者認為舜就是東夷殷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鯀禹是西羌夏民族傳說中的祖先，也被許多學者通過禹的出生地與巴蜀關係所證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兩個民族的交合融匯以及相互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是「禪讓」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與共同對付南方三苗集團則是他們聯合的基礎。我個人認為，所謂「禪讓」制無非是兩個民族輪流執掌權力的形式。

其實，這一看似「和平」的禪讓形式背後隱藏著卻是雙方民族勢力的對比。即使堯舜禪讓的傳說，也並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傳的那樣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史載堯帝統治時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堯帝實在沒有辦法來安定天下，只得讓位於舜。而舜也決非一般平民，《史記·夏本紀》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據《史記·正義》引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如果我們按一夫一家四口來計算，舜儼然是一個擁有萬人之眾的部落首領，這在當時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新興勢力集團，所以《屍子》上說：「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親信。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堯舜之間正是通過聯姻這種方式順利地實現了權力的轉接與過渡，至於後來的舜逼堯之說，可能只是出於堯邦頑固分子的一種藉口罷了。

而在東夷民族首領舜即將執掌權力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夏民族的首領鯀企圖憑藉自己的實力打破這種平衡局面，如《呂氏春秋·行論》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舜帝在平息鯀的叛亂之後，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勢，成功地自己的親生兒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後通過禪位與禹的方式，從而確立了啟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兩個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個貌似合理的統一體系之中，進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腳步。同時，也順利地實現了從「禪讓」到「世襲」的轉變，為中國早期第一個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至於，我們前面提到的關於啟的不同評價，現在也許有了一比較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後來夷夏民族對早期歷史的不同陳述。在理解古史傳說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們應該可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採行徑完成了夷夏兩個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融合。從長遠角度來看，有點「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畢竟這種所謂的「和平」演變比血腥的民族爭鬥和互相屠戮更為可取一些。本文所謂「夏啟」身份新說雖然難免紕漏，但對於我們理解古史中「禪讓制」向「世襲」的轉變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進程，無疑提供了一條可能借鑑與重新思考的途徑。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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